死不死,这不是个问题

文尔尔 2014-06-01 20:59:48
by 文尔尔

在我打过交道的人里,到目前为止,就我所知,有三个自杀了。一个初中的,一个高中的,一个大学的。

谁没想过死呢?我相信不止他们三个。

“自柏拉图以来,许多西哲都把死亡看作人生最重大的问题,而把想透死亡问题视为哲学最主要的使命。在他们看来,哲学就是通过思考死亡而为死预作准备的活动。”这是周国平在散文里提到的关于思考死亡的问题。

思考死亡,不是哲学家的专利。除了我,一定还有很多的人,曾经彻夜难眠地想过很久,想着怎么死,想着为什么死。其中一部分把想法变成了行动,这里面再有一部分把行动变成了确凿的结果——比如文首我那三位同学。

父母给了我大把大把哲学家和诗人的气质,却偏偏没能赐予我哲学家和诗人的头脑。结果便是,对于死和生的问题,我用了我那榆木脑袋从初中想到现在也了无头绪,没有任何有益的思维产出,只是让我对死亡都已经想得习以为常了。

通常从这个问题开始想:如果决意一死,要留点什么样的“最后的宣言”才好?我想过一些版本,可能是一篇严肃的文章,阐明轻生的选择并非因为某种现实刺激所致;可能是一封平静的信,里面分门别类地解释自己的观念;可能仅是一句最简单的“最后一条状态”:比如“已挂”,比如“来过”,无论什么状态,只要表示死亡一直都在我的预期和掌控之中,只要表示那是我凭借自由意志最后做出的主动选择。

然后开始想如何实施的问题,在很久以前的日记里,我提到最令人遭受良心谴责的,是最在乎自己的家人(我把那称作“干系人”)得知消息后的痛不欲生。因此,如果真的要实施,也要想尽一切办法不让家里人知道真相,比如执意要独自去某处,进行一场可能有意外的旅行。

直到有一天,当我又在极端的痛苦中开始彻夜进行上面这关于死亡的意淫时,我突然问自己,既然要避免让家人知道我的动机,那么那些“最后的宣言”又是给谁看得呢?仔细一想,在我所构想过的具体内容里,的确有一部分是针对认识我的“外界”的。

进一步的问题,如果我不能留下任何针对外界的“最后的宣言”,我还会去死么?这个问题意味着我是否只是想“死给别人看”?意味着“主动求死”是否只是源于意识深处某种哗众取宠的动机?

这个问题让我浑身一颤,不得不对自己的“求死欲”进行一番更加仔细的审视。

第一个要想的,是关于焦虑的问题。就我能意识到的层面而言,似乎现实因素从未引起过我的焦虑。我只为一件事情焦虑,那便是我还活着。是的,我所有的痛苦,正是源于“存在的焦虑”。对“存在”的摆脱,唯有经由死亡得以实现,至少我一度是那样以为的——也许很多选择轻生的人也是这样以为的。

接着,我开始想象这样一种情境:一方面,对家里人,我不会透露自己的真正动机,就说心情不佳也好,想冒险也罢,只是想断了联系,彻底独自一人去某个地方远行。这无疑有生命危险,但对家人而言,这危险源自可能的意外,并且,如果可能的话,到最后我对他们而言,都只是“在旅行中失踪了”而已;另一方面,对外界,我不会留下任何“最后的宣言”,只是手机会变成“空号”而已,只是所有的IM头像都不会再亮了而已,只是SNS永远不会有更新了而已,考虑到我一贯少有联系人的作风,这些现象平常的很,不足为奇。

在以上这种情境下,如果我死了,也只有我自己知道是怎么死的,轻生的,或是意外的,或是自然的。

然而,当我开始想象这种情境,我发现我最深处的动机已经达成了。我甚至已经想象到,当这种情境得以实现时,我已经不用杀死自己的肉体,便已经摆脱了“存在的焦虑”;在这种情境下,“我”已经死了,至于剩下这具肉体的死活,它只是代表有没有生物活性而已。

我在毛骨悚然间突然恍然大悟!我终于明白,自己的“求死欲”并不是为了满足哗众取宠的愿望,也不是跟自己的肉体有多过不去,我所期待的,只是一种理想意义上的彻底的“去社会化”。如果“存在”导致焦虑,要摆脱“存在”并非意味着要杀死自己,事实上,当没有人知道你是不是还存在时,或者说,当只有你一个人知道自己是否存在时,你已经“不存在”了。至此,焦虑解除。


死不死,不是个问题,因为我已找到了一种介于死、生之间的第三种状态:我活着,但我已经不复存在。我是在这一瞬间,突然对“离群索居”这个词有了一种透彻心扉的认识。


看过一部电影,叫《Into the wild》,我到这时才终于了悟了主角的心境。


那天,当我想到这里,我知道自己终于安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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