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视野的美国“汉学三杰”

168 Hours 2014-05-12 21:38:12
事实上,在欧陆传统汉学已趋式微的现时代,似乎只有两大领域,即北美的近现代中国史研究,及英伦(剑桥)的中国科技史研究,比之中国本土仍具学术优势。因此,人称“汉学三杰”的史景迁、孔飞力及魏斐德,作为费正清之后的第二代汉学家典范,就不仅是当今美国汉学的代表,亦可视为西方汉学的标志了。

我个人对“三杰”的总体印象,大致是:史景迁以叙事和文笔见长,孔飞力以方法和视角见长,而魏斐德以选题和史料见长;相对说来,我更认同魏斐德。从专业角度看,史景迁花拳绣腿,孔飞力偏锋取胜,而魏斐德更接近名门正派,看似平淡,胜在平实。

过去,只有欧陆那种以古代中国为对象、以古典文献为重心的学问,才称之为“汉学”(Sinology);而美国那种以近现代中国为对象、以档案史料为重心的学问,只能称为“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但近半世纪以降,带有政治实用背景的近现代中国研究已蔚为大观,跃居上流,于是妹仔大过主人婆,“中国研究”也顺理成章地正式戴上“汉学”的冠冕了。

事实上,在欧陆传统汉学已趋式微的现时代,似乎只有两大领域,即北美的近现代中国史研究,及英伦(剑桥)的中国科技史研究,比之中国本土仍具学术优势。因此,人称“汉学三杰”的史景迁、孔飞力及魏斐德,作为费正清之后的第二代汉学家典范,就不仅是当今美国汉学的代表,亦可视为西方汉学的标志了。

“三杰”的著述繁多,我知见未遍,细心阅读过的更仅有寥寥数种。故以下仅就个别文本略作辨证和批评,并提出个人的一般印象,或可以举一反三,终不免以偏概全。

史景迁:学术原创力不足,选择材料有功力,写作优势独特明显

对史景迁,我最早留下相当深刻印象——相当恶劣印象——的作品,是翻译得一塌糊涂的台湾版《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大陆版作《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全书以年代为经,以人物为纬,以康有为、鲁迅、丁玲三人为主线,旁及梁启超、梁漱溟、闻一多、沈从文、王实味等人的事迹,藉此表现现代中国革命史的风雷激荡。基本只是白描笔法,材料挖掘浮浅,也卑之无甚高论,唯一可取之处是体裁新颖。这不过是一部编年式的知识分子群体传记,一本让西方学生了解中国的入门书,而费正清居然誉为“西方研究中国问题的一座里程碑”,实为戏台里喝彩,声大夹薄准(意为相去甚远,说话夸张)。

自此,就对史景迁失去信心,其多种译作,也都没有购读。直到看了新刊的《中国纵横:一个汉学家的学术探索之旅》(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年版),才算对他有了基本的敬意。

《中国纵横》是史景迁的论文及书评选集,据说是其一生论述的精粹所在。跟他的专著一样,其论文的写作方式也是非学院派的野狐禅;在这方面,他可与黄仁宇相提并论。书中《明代生活的活力》一文评论《万历十五年》有谓:“很多历史学家都只专注于对重大历史时刻、关键文献、意义重大的政策转变的研究,而黄仁宇却与众不同,他深究的是那些虚伪的外表之下的东西、那些看上去很无聊的事情、那些传统的惯例,以及那妨碍皇帝及其大臣们进行统治的恐惧感。”从此角度而言,史景迁本人的《王氏之死》,还有孔飞力的《叫魂》,也都可以说继承了黄仁宇的思路,由小人物、怪异事件以见宏大历史。

文集中最有价值的文字,我觉得是第三部分《食》、《药》及《鸦片》几篇综述,这是法国年鉴学派式的社会经济史、日常生活史,让我联想到布罗代尔那本无所不包的《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这在中国学界近乎空谷足音,故物以稀为贵。总体而言,史景迁既欠缺原始史料的考掘,也罕有历史思辨上的发明,即学术原创力不足;但他在综合、概括及选择材料细节方面自有相当功力,加上其独特的写作优势,在普及汉学方面并世无人可出其右。我最有阅读兴味的篇目,则是第五编关于芮沃寿、阿瑟·韦利、费正清、房兆楹四位汉学家的忆述。知人论世,正是史景迁所长;最低限度,至少要承认他是出色的传记史家,尽管钱钟书曾讥刺他是“失败的小说家”。

孔飞力:以惜墨如金闻名,政治学有相当素养,可惜求之过深

史景迁以下笔如挥著称,孔飞力则以惜墨如金闻名,这在“不出版,则死亡”的美国学界实为异数。孔飞力的主要著作仅《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两种,但学界地位及声誉却高出群侪,以其少少,胜人多多。

其中《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这一精心之作,尤其赢得满堂叫好,连硕果仅存的清史名宿王钟翰先生,也专门写过书评称誉有加。所谓“叫魂”,系流传于中国民间的黑巫术(妖术),施术者通过削割他人的少量辫发,即可操纵其灵魂精气,并置人于死地;1768年,因为“叫魂”谣言而引发了全国性的大众恐慌,孔飞力由此不经的事件入手,层层深入,梳理民众、乾隆皇帝、官僚知识分子的不同反应,最终勾勒出清朝盛世中政治生态的阴影。这跟黄仁宇通过万历十五年这一横切面,写出明清的历史败局,颇有异曲同工之妙。最后两章纯为分析,揭示出君主专制与官僚制的互动关系及潜在冲突,更显示出政治学的相当素养,尤非一般中国历史学家所能。

不过,他主要见解之一,是将割辫妖术的起源,归结为清初满人强迫汉人削发的血腥记忆与历史恐惧;这样,就等于从政治和历史角度,而非从社会心理和民间信仰角度理解“叫魂”事件。这是引人入胜的阐释,可惜求之过深,反而难以成立。

孔飞力的假设至少有两个明显的反证:一、满人削发的要点是剃光前额,是否蓄辫倒无关紧要,而“叫魂”所割的却是脑后发辫的末梢;二、乾隆在“叫魂”事件发生的初期,始终未提及作为满汉冲突标志的削发问题。对于第一个反证,孔飞力一个蹬里藏身,轻轻避过;对第二个反证,他不得不翻来覆去地强调:因为乾隆忌讳涉及满汉之间的种族问题,才会在批示密奏时有意识地自我掩饰——这显然是对不利证据的曲解。当其时,满人对中国的统治大局早定,满汉的种族矛盾已非主要的政治危险,削发恐怖也逐渐淡漠,一国之君又何须对此遮遮掩掩?更何况,还是在君臣间的秘密批示之中?

实际上,孔飞力对辫发巫术的追溯显然不充分;对于此论题而言,他没有引证一本最切题的著作:现代中国民俗学家江绍原的《发须爪:关于它们的风俗》,是最严重的疏漏。根据《发须爪》提供的大量文献资料及线索,可知至少在南北朝时期,已有“叫魂”式的巫术事件。仅举二例:《魏书·灵徵志》:“高祖太和元年五月辛亥,有狐魅截人发……熙平二年,自春,京师有狐魅截人发,人相惊恐。”又《北齐书》:“(武平四年)邺都、并州并有狐媚,多截人发。”1768年乾隆朝,以及1810年嘉庆朝、1876年光绪朝的“叫魂”恐慌,不正是中古时代“狐魅截人发,人相惊恐”的重演吗?孔飞力将“叫魂”法术溯源到清初削发令,显然是方向性失误,尽管尚不至于影响到全局成败。

魏斐德:比孔飞力高产,比史景迁专业,方面既广,质量也高

魏斐德比孔飞力高产,又比史景迁专业,方面既广,质量也高。不过,我认真读过的仅有新近的《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团结出版社2004年版)一种。戴笠及其军统局,向来是民国野史的热门题材,却极少成为大陆学院派史学的研讨对象,更没有相关的专业论著。魏斐德此书,相信是至今为止关于戴笠的最详尽综述,在相当时期内大陆学人都将瞠乎其后。秘密警察实在是蒋介石政权一个关键性的侧面,戴笠在抗战前后更成为蒋政权的第二号实权人物,其隐性影响极大;故此书的价值不在戴笠个人,而在透过戴笠,深入讨论国民党的秘密警察现象。不理解戴笠的军统,就不能真正认识国民党政权;正如不理解盖世太保,也不能真正认识纳粹德国,不理解克格勃,也不能真正认识斯大林主义的苏俄。

更值得留意的,是第五至十章关于蓝衣社的述论。除了易劳逸的《流产的革命: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1927-1937)》以外,这应是此间汉语学界对蓝衣社最细密的总结了。所谓“蓝衣社”,其实是约定俗成的非正式命名,源自外部舆论及民间社会的讹传,真实的组织称作“中华复兴社”,核心组织是“三民主义力行社”,创始于内忧外患的1932年;力行社由蒋介石嫡系的黄埔军校青年军官发动,初始动机是回到黄埔时代,恢复失落的革命精神,扫荡官僚政治的腐败,以意大利、德意志法西斯主义为榜样,强化领袖权威,倡导民族复兴,对外抗衡日本的侵削,对内消灭中共的威胁。而戴笠的政治起点,正是力行社所属的特务处,魏斐德指出:“如果将力行社视为在其前沿团体中筑巢的话,那么特务处便是它孵化的产物,尽管这一点使力行社的创建者们非常不快。”等到力行社因国共合作而解散,特务处转型为军统局,戴笠遂独当一面,成为蒋介石最得力的政治打手。

如果说蓝衣社是国民党的冲锋队,那么军统就相当于后来居上的盖世太保,而戴笠也被称作“中国的希姆莱”。军统势力的迅速崛起,正是蓝衣社运动失败的替代品;戴笠在特务政治上的局部成功,其实也正是蒋介石在总体政治上的失败。一场本来充满理想主义狂热的青年运动,一种“迷人的法西斯主义”,如此轻易地就蜕化为功利而嗜血的暗杀政治,这是民国史上的悲剧。魏斐德为我们认识这出悲剧,提供了坚实的文献基础和历史剖析。

此外,他的《上海歹土:战时恐怖活动与城市犯罪(1937-1941)》(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也是可观之作,全书实际上也以戴笠特工的战时行动为主题,并有关于蓝衣社的专章,正可与《间谍王》并观。还有,《间谍王》第十三章“行刺”,可视为近代中国暗杀的概述;如果加上《上海歹土》对孤岛时期暗杀的大量描述,那几乎就是一部现代暗杀史了。

我个人对“三杰”的总体印象,大致是:史景迁以叙事和文笔见长,孔飞力以方法和视角见长,而魏斐德以选题和史料见长;相对来说,我更认同魏斐德。从专业角度看,史景迁花拳绣腿,孔飞力偏锋取胜,而魏斐德更接近名门正派,看似平淡,胜在平实。

美国的中国学,与中国的美国学,正成一种参差的对照:在大众知识层面,一般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远不及一般中国人对美国的了解;但在学院知识层面,美国人对中国历史认知的深度,却远过于中国人对美国历史认知的深度——美国的“汉学”,远胜于中国的“美学”。仅此一点,我们确应对汉学家群体肃然起敬。

当然,另一方面,美国汉学家在中国,业已赢得太多的关注、太多的喝彩与太多的引用。我们固然不应闭门造车,但同样不必唯洋是尚。我们应当明白:正如美国的霸权放大了好莱坞的霸权一样,美国学术的强势也放大了美国汉学的强势,汉学家的形象也因此显得比实际上更高大,汉学家的学术成绩也有名过其实之处,以至于史景迁也被我们的出版者贴上“史学大师”的标签。这不过是学术美元坚挺的表现罢了。(顾思齐)



史景迁,世界著名汉学家,现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1936年生于英国,曾受教于温切斯特大学和剑桥大学。1965年获美国耶鲁大学博士学位,现为耶鲁大学教授。史氏以研究中国历史见长(从他取名蕴含景仰司马迁之意可见他对此专业的热爱)。他以独特的视角观察悠久的中国历史,并以不同一般的“讲故事”的方式向读者介绍了他的观察和研究结果,他的作品敏锐、深邃、独特而又“好看”。


孔飞力,美国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历史与东亚语言研究所所长,主持过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工作。主要从事中国晚清以来的历史研究,著有《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清代资料》等论著,并参与了《剑桥中国晚清史》、《剑桥中华民国史》的编写工作,被认为是继费正清之后,引领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走向新方向的一个重要学者。



魏斐德,先后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国政治学院、柏克莱加州大学。现为柏克莱大学亚洲学哈斯基金教授。曾任美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柏克莱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美国历史家学会会长。他出版并又译成中文的著作包括:《大门外的陌生人》、《历史和意志》、《中国帝制的衰落》、《洪业——清朝开国史》、《上海警察》、《上海歹士》等(上图为魏斐德代表作《间谍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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