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理学的想像力

维舟 2014-05-11 23:39:31
下午在上海古籍书店聆听“海上博雅论坛”的讲座《中国历史政治地理研究些什么?》,演讲者周振鹤先生可能是国内最有资格讲这一题目的学者了。自二十多年前初中时代读他与游汝杰先生合著《方言与中国文化》(当时真令我大开眼界)以来,他的书,细数下来我看过十一本,但今日始见真容。现场坐了100多人,还在加座,期间也无人离席,想来不少人和我一样都是慕名而来。

周先生的开场白先从时事说起:乌克兰的局势便是关涉到政治地理及地缘政治学的问题,“你看到的热点经常都有政治地理的背景”。但在这里他未明说的是,在国内,时政中的政治地理尤其是地缘政治,通常是国际政治学者关心的问题,与历史地理几乎不相关联。因此看似矛盾的是,在暗示政治地理与现实息息相关后,他转而又说,政治地理的研究本身其实“有点生僻、冷门”。在复旦,历史地理这门交叉学科不招本科生,只招研究生,少为人知;它研究的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人没有出现以前叫古地理,我们研究的是人出现以后到现代之前的地理现象”。

从现在教育部划分的研究生学科设置来说,历史地理属于历史学科的二级学科。但国内这门学科的三个开山祖师:谭其骧(他每次提到都只说“我老师”,旁边有人问:“他老师到底是谁?”)、侯仁之、史念海,前两人都是中科院院士,但众所周知中科院没有历史学部,他们其实都属地学部,在这里,又承认历史地理学是属于地理学了,故其交叉的边缘位置有类于伊索寓言中的蝙蝠。但在过去,地理本身就从属于历史学,不论中外皆然。四库全书中,地理类在史部下。中国重视史学,地理被视为历史上发生的各种事件的舞台;而在西方早期,地理类书也属于历史书的附属部分。

由于历史牵涉到时间而地理关注空间,故而,历史地理是时空结合的学问。说到这里,周先生笑说,“我们的研究生显然比较苦,你到历史系去看看,没多少人在老老实实看书,我们的研究生则要多看一倍的材料,得对地理和史料都非常熟悉”。他也坦率地承认:“不是没有人考,招到好的比较少”,他说,“我们喜欢理科的学生,做出成绩的也比较多,这门学问既需要理科思维,又得有比较多的史学知识积淀。正史中只有地理志,但你得要挖空心思地从资料中看出问题,要从只言片语的地理材料的字里行间发现问题。”——这番话可想也是周先生本人的经验之谈,他本科原读的是矿冶,自是理科生无疑,而其治学则如中国史学传统的那样强调对材料的吃深吃透,可谓“沉潜者尚考索之功”,而不强调理论模型与问题意识(不是说没有问题,但这里的问题,是从吃透材料中来,而非“带着问题找材料”)。

因此可以理解,他强调读书一定要深入,要反复读、比照读。他说前一阵看到一篇《细节的魅力》,比较《史记》和《汉书》中的高祖本纪,认为后者有许多细节,对刘邦的描述胜过前者,“但《史记·高祖本纪》中没写的在《项羽本纪》里写了,班固本来多是抄自司马迁的,自己看书不细又去苛责前人,好像别人都不看书似的,还‘细节的魅力’!”更可气的是那文中还说司马迁是主旋律的职业史官,班固是“个人写作”故敢刻画刘邦真实的一面,“这更可笑了,司马迁是私修的”,甚至被称为“谤书”,哪里“主旋律”?【按:这里提到的可能是这篇,原题是《给力的细节》,作者似非专业学者】

回到历史地理学本身来说,德国人讲历史有两个眼睛:Chronologie(年代学)与Geographie(地理学),故不明地理即不明历史。在中国,地理学到晚明才独立,最重要的是《徐霞客游记》和王士性《广志绎》这两部书,前者重自然地理而后者重人文地理。明代后半期,读书人跑出书斋,涌现出大量游记,徐霞客过去不大有人注意,是丁文江重新发掘出来的,“这两部书为我们中国人争了面子,也就是我们不是在外国的影响下、而是独立地发展出地理学的”。至于西方,大航海时代后地理学有迅猛的发展,19世纪后,人文地理学出现更细的分类,如政治地理学、经济地理学等,地理学在19世纪发展成为领头学科,影响了其他学科的发展,故19世纪有“地理学转向”之说,正如20世纪有语言学转向。

现代的政治地理学,肇始于1897年拉采尔出版的《政治地理学》一书。“政治地理学”(Political Geography)研究的是政治过程的地理学,原是地理学科的正常学术分支,但二战前瑞典的霍斯豪夫将之改造成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一度在国际政治中被视为“伪科学”(按:pseudoscience,这是汉斯·摩根索对地缘政治学的著名评语),政治地理学亦受牵连,1960年代后政治地理学复苏,地缘政治学在世纪之交也重新成为一门学问。【按:这一段讲述实问题极多,见下】

周先生强调,“政治地理学的概念,中国过去也有”,并举出1902年湖北乡试考题中涉及政治地理学之一例。他当然意在表明中国的政治地理学有自己独立发展的系谱,但显然,晚清这一科举考题中的“政治地理学”,其定义及内涵,与现代政治地理学大有不同,不过名词一致而已。不过他随即指出的一点确实耐人询问,即“历史地理的学科定位中外不同”:西方是作为人文地理学的一个分支,与经济地理学等并列;在中国则定义为研究历史时期的地理学,故有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两大分支,后者可再细分为历史政治地理与历史经济地理(其下又可再分历史人口地理等)等等。而历史政治地理学,从学科谱系看,“我研究的是很小的一个部分”,其谱系如下:历史-->历史地理-->历史政治地理-->中国历史政治地理。

概言之,“中国历史政治地理”研究对象主要是:疆域、政区、首都、海权、政治区和自然区、文化区关系等等,以及这些对象的历史过程与地理变迁,即“政治原因引起的地理结构的变化”。例如:疆域地理的结构;行政区划层级为何有循环的变化;政区边界为何有犬牙交错和山川形变;政区幅员为何由大变小,又由小变大。这些大抵在其所著《体国经野之道》中都已阐明过。

他说:“一般误会中国疆域地理是单一的结构,其实大多数情况下是多元结构”:西汉有郡县制与西域都护府的并存;唐宋有正州体系与羁縻府州;辽代部落制与郡县制;清代最复杂:郡县制、将军辖区、盟旗制、伯克制、政教合一地区(按:此处似还漏了土司制度这一“内边疆”)。这些都是因“管理制度不同,而在地理上表现为不同的结构”。不过他也强调这一政治地理结构为多元统一体,因而着力批判“本部”(proper China)的概念:“中国历来无本部概念,只有藩部”。——或许可以这么说,从历史政治地理学的视角来看,周先生的眼光是从中原向外投射,而非从周边向内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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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至此戛然而止。周先生今日所讲,大概是因为考虑到面向公众的缘故,实甚浅白,属于对历史地理、更进一层是对中国政治历史地理这一学科的介绍,可算得是科普性质,而非学术专题演讲。周先生原是厦门人,一口闽南普通话听来亲切——其实口音并不甚重,但我在厦门呆了四年,不免敏感些,比如听到他把“法显”说成“花显”,以及“荷兰苦得不得了,为什么八大菜系里也有豫菜呢,因为河道总督在荷兰”,听到下半句才知道是“河南”。他又幽默,讲着讲着不时歪个楼插几句笑话,不时引起一阵笑声。比如他说:“北京城市一直摊大饼,七环都要到山洞里去了,这样的做法,就使得城市地理研究有饭吃了”,以及《舌尖上的中国》“这两期是没吃过什么菜的人写出来的。当然,我这是攻击了。”意外的是他好像还看综艺节目,因为他说一次歌手选秀中评委问歌手知不知道科举是什么时候开始的,这超出了歌手的知识范畴,说到这里,他说:“你听她唱歌就可以了,她要知道科举什么时候开始干什么?结果评委还卖弄说:‘你不知道,我告诉你,汉朝就开始了’,还又讲错了。”他的这讲座风格,倒让我想起19世纪的地理学大师Carl Ritter,他在大学讲授两三次课程后,发现教室变空了不少,来听课的学生越来越少,此后,他的讲座变得十分通俗。

【插一个小故事:周先生的长女,是我在厦大时的学姐,高我两届,名为“东暆”,“暆”读如怡,“东暆”是古朝鲜地名,周先生这也算爱历史地理如子女,但这难为了当时系里的老师,好几次全系点名时,都有老师误读成“周东施”,底下顿时充满了欢乐的笑声。其实周学姐形貌颇不恶,温文尔雅,举止极是得体,再说又有哪个家长将女儿取名为“东施”?据说周先生次子名“旸谷”,也与地理名有关,真是偏爱东方日出之地】

提问环节有人问周先生对民族识别的看法(因为最近“穿青人”上身份证的事),这个似乎问同是复旦史地所的姚大力先生更适合;又有人问旅游中如何结合历史地理、有什么书可看,这倒不失为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不过周先生似乎没太细想过普通人如何在旅行中想像历史地理,拉杂谈了一堆自己旅行时的感受,至于参考书,他说Lonely Planet和DK不错,弄得一些人在讲座后询问古籍书店是否有售这两个系列的书。当然,更多的人(足有一二十人)是在那拿着周先生的新著求取签名。

一场讲座前后两个多小时下来,周先生似相当疲惫。他今年已73岁,两鬓斑白,讲座期间吃了两次药。下楼时碰巧又是同一个电梯,他说很累,下午状态不好,已二三十年没在下午讲过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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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听课感想:

今天这场讲座,激发我最多感想的,是对历史地理学这门学科本身的反思。周先生今日的梳理,让我意识到,历史地理学在中国确实有其不同于西方的学术系谱与发展脉络。他今日提到Friedrich Ratzel于1897年提出“政治地理学”概念等等西方这一学术的理路,反倒对《读史方舆纪要》和民国时禹贡学会等略而不讲,似乎他也惑于“政治地理学”这一现代名词而将西方的这段含糊地嫁接过来谈,但其实如他所言,中西之间确实颇有不同,Ratzel的政治地理思想,甚至可说对中国的政治地理学无甚影响,中国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包括历史政治地理),自顾颉刚到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等,所续接的其实仍是《禹贡》、正史地理志与食货志、《读史方舆纪要》这样的学术系谱,与西方则判然有别。这其中,《禹贡》、正史地理志是一个系统,开政治地理学之先河;正史食货志是另一系统,那自是经济地理学、人文风俗之异等。

历史地理学在中国的三位奠基人: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其学术理路与德国的政治地理看来都不沾边。周先生作为谭氏高足,虽专力于政治地理学,但看来对德国的这一学术脉络不甚了然,因此这一段介绍,也是今天讲座中问题最多的一段。他试图将“政治地理”与“地缘政治”分开,强调前者是“地理学科的正常分支”,而后者不幸卷入了太多政治是非。但在Friedrich Ratzel本身的思想中,这两者其实并不判然有别,盖其地理学思想起于一种民族精神共同体的设想,因此将国家假想为一个不断生长的、有生命的实在体,一种占据空间的抽象意志的存在,他由此才强调这一存在包含社会的地理总量(社会实际占有的空间范围)和精神总量(社会能以思想掌握的空间区域)。既然如此,那么他便顺理成章地认为国家和民族共同体也会随着“生长”而扩张其空间范围,这是他提出“生存空间”(Lebensraum)之说的理论根基——这一理论,随着Karl Haushofer(他出生在慕尼黑,还曾任德军旅长,周先生不知为何将他说成是瑞典人)将之传授给纳粹,而变得臭名昭著。至于地缘政治(Geopolitik)的概念,那也不是Haushofer提出的,而是出自Ratzel的学生Rufolf Kjellen;地缘政治学之所以遭冷落和轻视,除了这段“黑历史”,还因为它常被视为历史决定论的变种,这是自由主义学者不能容忍的。从这一学术脉络来看,它与历史地理学或政治地理学在中国的发展,完全是不相干的事。中国对地缘政治感兴趣的,通常不是历史地理学者,而是研究国际政治问题的那些人。

这些年来研究近代以来学科史或学术思想史的甚多,关于文学史、史学史的梳理都早有其人,连社会学、人类学这样舶来的后起学科,也都有人溯源其学术传承,试图建立中国学派,但历史地理学近代以来在中国的发展也非波澜不惊,又有极悠久的古代学术史可承接,却似乎无人梳理其脉络。如明了这一点,我们或许会发现:政治地理学乃至历史地理学本身,在方法论、治学方式和问题意识上,其实都深深地打上了中国传统学术的烙印,而很少受到西方相关理论的渗透。在“历史地理学”或“政治地理学”的相同名词之下,掩盖着诸多差异。很明显的一点是:中国的历史地理学几乎没有地理决定论的味道,似乎不认为地理能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所谓“地理宿命”或如Robert D. Kaplan所说的那种“地理的复仇”(the revenge of geography)几乎不出现在中国这些学者的问题意识之中。

本于此,亦可理解周先生今日讲座的一席话,他说,历史地理“以史料来研究问题,如赤壁到底在哪里——这是属于小的问题,但大家要知道的;而如黄河河道如何变迁,那是涉及到国计民生的大问题”。这里所论问题的“大”与“小”,在某种程度上乃是以其政治重要性为标准衡量的吧?这是一种“国家视角”的问题意识,即国家如何管理和治理一个存在着诸多差异的地理空间范围——实际上,这也是先秦文献《禹贡》的基本思想,也算是Seeing like a state。即使讨论的是黄河河道变迁,其更多着眼的其实是“黄河治理”而非纯环境角度出发的生态史。

这门学科的现代史,应可上溯至顾颉刚、谭其骧编《禹贡》,顾氏治学领域甚广,其对历史地理的贡献主要在于历代疆域沿革等方面,这是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学延续至今的主要课题之一。谭其骧之秦郡考等,都是在中国学术传统内的发展,概言之,这里的“政治地理”,实际上可说是源于一个大一统帝国在空间管理统治制度上的“行政地理”,还不完全是“政治地理”,现在周先生主持修编的《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大概也算是集大成了。谭其骧等所开创的学科门类,大多也有传统渊源,如水道与海岸变迁、人口移民等,谭门弟子众多,大致亦各自发展本师之一端,如周振鹤主攻历史政治地理、邹逸麟之历史环境变迁与区域经济研究/黄河史、葛剑雄之人口史、曹树基之移民史与疾病史、吴松弟之移民史与区域经济地理。相比起来,侯仁之的范围似更窄,主要是北京城市历史地理,其弟子唐晓峰将之扩展到城市历史地理,以及地理学思想史。三老之中,史念海的治学范围亦甚广,相对更注重自然环境变迁,但他所开辟这一支,如辛德勇,对这一点似着意不多。当然,除这三老的系谱外,其实还有西南地理研究的一支,如方国瑜之云南历史地理,蓝勇也是后起之秀。颇耐寻味的是,这些研究本身,竟也似乎隐隐有某种“地理划分的味道”(如谭门著名弟子几乎都出自华东),而其研究范围有时也有偏重自己所在区域的味道。

周先生今日讲到一件旧事: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是怎么来的?那是因为毛“看《读史方舆纪要》要图,所以让吴晗等找人改绘杨守敬《历代疆域图》(应是《历代舆地图》),结果我老师接到任务后,他是个‘疙瘩’(较真)的人,发现不能改,只能另起炉灶,原以为三五年,结果搞了二十多年(按:实际上从1955年立项到1988年出齐,整整33年)”,等完成时,毛已经看不到了,“文革时都没有停”。关于这,我想起还有一件事可补:夏鼐曾说,冯家昇生前参与《中国历史地图集》新|疆部分编绘,1970年他所在单位的同志几乎全都下了五七干校,“家升是特许留在北京者之一,以便继续编制这部历史地图集”。这样说来,那也就难怪了。

坦白说,我有一个印象,在谭其骧等三老奠基后,其门人弟子多未能突破前人划下的格局,更多是“继往”,而非“开来”;是把前人开辟的园地越耕越细,而非另辟一个洞天。有些,在国外研究领域的刺激下,似有新见,如环境史、疾病史,但方法论上亦少创新(自然,这原本绝非易事),而且几无例外地是在中国的版图内研究,未见跨出去去做区域对比的。如与德国的政治地理学对比已可看出,中国学者不谈共同体精神在地理空间中的占有与发展(这确实是非常德国式的)、不太以环境为中心(多仍地理为历史事件的舞台,只不过为帮助读史而擦干净这一背景罢了)、更极少发展出施坚雅这样的理论模型出来。如看布罗代尔的著作,那时让我惊叹的是,他在地中海史和《法兰西的特性》中,有许多地图,是我原先从未见国内学者绘制过的,他的方法在今天看来似也不新鲜了,甚至颇受批评,其立足点只是:脱离地理条件就不能理解历史,但在这其中,他可说将历史地理学的想像力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像“长时段”这样具普遍意义的概念,我怀疑在中国式的历史地理学之下是无法提出来的。

作为一个局外人,我或许没资格说:中国的历史地理学缺乏想像力;但确实,我很少感受到那种突破。曾经读张伟然著《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张氏师从谭其骧、周振鹤,现是复旦博导),也算梳理清楚,作为博士论文总是合格的;但五年后,张氏又著《湖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其方法论竟似如出一辙。苛刻地说,如果循此方法与模式,就算后人把每个市、每个县的文化地理都研究一遍,除了供人便于作资料检阅,又如何呢?当然,那或许只是我不明甘苦的妄语,周先生在《湖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序言中说:“就一般人看来,文化地理研究好像并不太难,因为其中似乎没有艰难的考证,到目前为止也还没有形成一套独特的理论与方法,但一旦投身进去,就知道难在其中了。”我自然并未投身其中过。

今日我也向周先生提了一个问题:除了对学科的一般性介绍外,中国历史政治地理目前有哪些前沿研究、有哪些新的问题意识和新的认识?——这是我真想知道的,因为我想了解,在《中国行政区划通史》这种大部头的书编成后,这门学科如何继续前行?但略感失望,周先生并未正面回答我的问题,他只淡淡说了几句:“1980年代之前基本是疆域研究,现在也还是属于粗浅的阶段,我研究的也是,只是一直有人说,应把粗浅的东西拿出来供人批评,所以我才把《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十六讲》印出来给人看。”或许他的意思是暗示:你们如果有兴趣,那自己去找答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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