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威:“信”的伦理学——跋《张爱玲给我的信件》

sogdiana 2014-05-09 19:55:43
    《张爱玲给我的信件》搜集了张爱玲与夏志清先生的通信118封,另有夏先生的回信16封半(见夏序说明)。张爱玲给夏先生目前现存最早的一封信是1963年5月9日,最后一封信是1994年5月2日,距离她逝世的时间(1995年9月8日)约一年零四个月。诚如夏先生所说,早期的通信因为搬迁之故,必定还有佚失;夏先生回复张爱玲的信也多半没有保存。但这三十一年之间所留存的信件已经足以成为文学史“张学”研究的重要材料。

1961年初夏志清先生出版《中国现代小说史》,不仅深入介绍张爱玲小说的成就,并肯定她的位置居于多数五四作家之上。当时海峡两岸的政治、文学斗争方兴未艾,夏先生对张的品题可谓出人意表,也足见他的洞识与勇气。以后的故事我们都耳熟能详:张爱玲从此进入现代中国文学史的经典,先在海外,然后在中国大陆,成为炙手可热的作家。到了新世纪之交,“张爱玲”甚至成为一种文化风尚,一种想象资源。
  由这个观点来阅读张、夏两人的通信,才更让我们觉得弥足珍贵。张爱玲于1970年代以后逐渐断绝外界联络,与读者对她的热情与好奇形成巨大反差,也因此,她所发表的作品每每带来文字以外的魅力。张过世之后,与她曾有来往者纷纷披露所持的信件,仿佛片言只字都散发出特殊荣宠。但比起夏先生所收到的上百封信件(或宋淇夫妇可能收到的信件),无疑都是小巫见大巫了。
  就传统观念而言,夏先生对张爱玲有“知遇之恩”;没有夏的登高一呼,张爱玲神话不会有如此精采的开始。张对夏的尊敬和信任,不难从她的信中看出。但张爱玲毕竟是张爱玲,她写信的姿态是矜持的,就算谈自己的作品和充满灾难的生活,也带有一种客观语调,并不轻易露出底线。在这一点上,她其实对所有的通信者一视同仁;任何想从张、夏通信中找出秘辛八卦的尝试可能并不容易。即便如此,细读这些信件,我们还是可以了解1963年以后张爱玲的行止,她的创作关怀,还有潜藏在字里行间的汩汩温情。
  相比之下,夏先生给张爱玲的回信,还有他对张信所作的批注,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全然不同的人格。夏先生的真性情多年来是学界传奇,他对于张爱玲的关怀溢于言表,也仍然不失赤子之心,如揣想张的体质羸弱来自童年生活的不幸,或建议张多作运动等。他更勇于发表自己生活的意见,从健康到养生,从文学到爱情,信笔写来,如话家常。我们可以想象张当年读夏信时或莞尔、或感动的反应。两人之间的互动让书信集有了光彩。
  我以为夏张通信可以作进一步的解读。这些信件提供第一手数据,说明张爱玲在六○年代以后创作事业的起伏。像是从1963年《金锁记》准备英译,到Pink Tears写作、出版不顺,辗转改为The Rouge of the North《北地胭脂》(《怨女》)的原委;《十八春》改写为《惘然记》(《半生缘》);与港台出版者如平鑫涛的合作等过程,我们虽然已从其他材料知其然,现在根据张爱玲的信件更知其所以然。另外如七○年代信中提及的自传创作,到了2009年《小团圆》出版,才算真相大白。早在1965年张已经对翻译《海上花列传》表示兴趣;此书成为她以后二十年最大的工程,遗憾的是身后才终于出版。六○年代末后张因为《怨女》而对《红楼梦》重生兴趣,并且一发不可收拾,写成《红楼梦魇》等作:
  我本来不过是写“怨女”序提到红楼梦,因为兴趣关系,越写越长,喧宾夺主,结果只好光只写它,完全是个奢侈品,浪费无数的时间。
  但这些翻译、考证的书写果真只是奢侈浪费?还是代表张爱玲晚期书写的一种方式,形成作家与早年创作的奇妙对话,颇有思考空间。
  与此同时,张爱玲也与夏志清交换不少文学批评意见。她对自己的作品斟酌再三,似乎没有太大自信;胡适曾盛赞《秧歌》,她却认为未必是真心欣赏。她对女作家从五四的陈衡哲到七○年代末崭露头角的蒋晓云显然都有话要说,却欲言又止;对以英文创作的同行像韩素音(Han Suyin)、张粲芳(Diana Chang)等东方采风录式风格则明显的不以为然。张期许自己的创作是,“对东方特别喜爱的人,他们所喜欢的往往正是我想拆穿的”。证诸她的英文作品,包括六○年代初已经完成,但迟至近年才出版的The Fall of the Pagoda(《雷塔》)和The Book of Change(《易经》),的确可见她创造并同时拆解有关中国家族、爱情神话的用心;她也为此付出不受欢迎的代价。当然,张的批评不乏神来之笔。她热爱张恨水的鸳蝴小说,但“除了济安没听见人说好,此外只有毛泽东赞他的细节观察认真”。因为张恨水,张爱玲、毛泽东、夏济安有缘成为志同道合的“粉丝”,也算另类文学佳话。
  其次,张爱玲的信件不断传布一则又一则“病的隐喻”。从六○年代起,她就向夏志清诉说各种大小病痛。她感冒、牙痛症状恒常不断,而长期精神状况不佳更让夏忧心忡忡。七○年代以后张的病变本加厉,类似精神官能症的症候出现。“接连跳蚤蟑螂蚂蚁,又不是住在非洲,实在可笑。”到了1984年以后,张将近三年未与夏志清联络,除了已有的病恙,甚至在路上被撞倒而受伤。以下的信最能道尽她病中滋味:
  事实是我enslaved by my various ailments,都是不致命而要费时间精力在上面的,又精神不济,做点事歇半天。过着有一年多接连感冒卧病,荒废了这些日常功课,就都大坏。好了就只顾忙着补救,光是看牙齿就需要不断地去两年多。迄今还在紧急状态中,收到信只看账单与时限急迫的业务信。你的信与久未通音讯的炎樱的都没拆开收了起来。
  张爱玲描写这些年她成了疾病的奴隶,甚至感冒也经年不愈。但是对有心读者而言,张爱玲以如此工笔白描病况,不禁要联想除了诸多身体状况之外,张爱玲的“病”也及于其他?(想想她的话,“感冒原本是一种很伤感的病。”)1952年离开大陆以后,种种考验纷至沓来,漂泊异乡,写作事业不振,经济匮乏,赖雅卧病逝世……,她的信中都一一透露,然而却都不能像她描写自己的病那样细腻入微。
  病是灾难,也是隐喻。病是张爱玲后三十年的克星,但又仿佛是盘桓不去、欲拒还迎的客人;是一种啮蚀身心的恐惧,但是否也是驱之不去的欲望?病的症状有时是发烧牙疼;有时是蚂蚁跳蚤蟑螂;有时是“精神太坏”,“浪费无数的时间”,“paranoid”;有时是自己的作品都丢掉了;是每天都在“紧急状态”。   然而张爱玲的病根是否也可能来自文字、创作本身,可是“职业病”?看看张的自白:
  我犯了眼高手低的毛病,作品让别人译实在painful。我个人的经验是太违心的事结果从来得不到任何好处。
  看别人翻译自己的作品,实在痛苦。但自己“眼高手低”,总是写不出,也翻不出,自己想要的东西。人生到了如此紧急的状态,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能把不该有的累赘抛弃再抛弃,逃难一样的迁移转进,重新开始——或重新逃脱。尤有过之,“越是怕丢的东西越是要丢,损失不起,实在不能再搬了”,只好坚壁清野,和世界断绝来往。从这个角度来看,张爱玲的“病”与病“态”几乎有了身体艺术意味。就像卡夫卡、芥川龙之介、贝克特这些现代主义的作家们一样,在人与虫的抗战里,在地狱裂变的边缘上,在白茫茫一片真干净的恐怖或欢喜中,张爱玲书写着。她以肉身、以病、以生命为代价,来试炼一种最清贞酷烈的美学。
  但更耐人寻味的是,我又以为张爱玲这些信件未尝不提供了一种救赎契机,哪怕多么微弱。原因无他,信是写来作为传递讯息,沟通人我的媒介物。尽管张爱玲的信有时写得过分言简意赅,犹如密码;或有时迟于回信以至时过境迁;或甚至不回信,以致让对方从盼望到失望。但“写信”作为一种行动毕竟不同于创作,它预设一个收信的——或更理想的,守信的——对象(甚至包括将自己作为对象)。信是一种人我社会接触,因此透露伦理向度。
  而夏志清作为收信者,与(并不可靠的发信者)对话三十余年不辍,何尝不更是一个守信者?也因为信任,张爱玲的信时不时也有了真情流露。1965年志清先生的兄长夏济安教授猝逝,张的信中写道:
  我很早听见令兄的噩耗,非常震动,那天匆匆一面,如在目前,也记得你们俩同飞纽约的话。在他这年纪,实在使我觉得人生一切无定,从来还没有这样切实的感到。
  伤逝让张爱玲写下“近来我特别感到时间消逝之快,寒丝丝的”,夏先生读了竟谓之张腔十足。到了1991年,夏志清自哥伦比亚大学退休,张爱玲来信祝福,却是这样写的,“我在报上看到《桃李篇》,再圆满的结束也还是使人惆怅。”又是一句张腔!
  相对于此,张也曾经向夏抱怨她对胡兰成《今生今世》的感受:“胡兰成书中讲我的部分缠夹得奇怪,他也不至于老到这样。不知从哪里来的quote我姑姑的话,幸而她看不到,不然要气死了。后来来过许多信,我要是回信势必‘出恶声’。”此时无声胜有声,一方面不屑对方死乞白赖,一方面也是徐图大举:张同时已经在酝酿《小团圆》了。
  更让我们见识张爱玲温柔的一面的是她对志清先生一家的关怀。她的信中总是问候夏师母王洞以及女儿自珍。她写道,“照片上看得出你跟王洞像一对玉人一样经久。”自珍从小智慧不开,她又写道,像自珍这样在自己的世界中自得其乐,“极可能是幸福的。”回顾自己所来之路,张爱玲应是有感而发。1994年5月2日她给夏的最后一封信是这样结束的:
  无论如何这封信要寄出,不能再等了。你和王洞自珍都好?有没旅行?我以前信上也许说过在超级市场看见洋芋色拉就想起是自珍唯一爱吃的。你只爱吃西瓜,都是你文内提起过的。
  “无论如何这封信要寄出,不能再等了。”比照五十年前张的名言,“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这仿佛是接下去说的话。1994年的张爱玲“不能再等了”,她把“无论如何”要寄出的信,寄给了夏志清一家人。
  认识夏先生的人看到张爱玲这封信应当会心一笑。两人不过数次见面,多半靠书信来往。但夏先生对生命的乐观执着,对每一天认真的生活,显然张爱玲已经默默体会到了。而在张爱玲逝世多年以后,夏先生决定将来往信件发表,这有可能违背了张的初衷,或者更有可能基于他与张的默契,因此以公开的方式作出对张身后友谊的招呼?
  因为与夏先生的通信,张爱玲晚期的书写有了意想不到的出口。“来日大难,口燥唇干,今日相乐,皆当喜欢。”现世的家常人生,洋芋色拉与西瓜,张爱玲从来无缘享受;但她把她的祝福与希望寄托给夏家一家人。不论她的世界是华丽还是苍凉,张夏之间的友谊有他们的通信为证,他们的通信也见证了“寒丝丝”的人间,毕竟还有互信的可能。这是我所谓“信”的伦理学了。
  [编者按:此文原为夏志清编著《张爱玲给我的信件》一书的跋,经王德威先生于今年5月份重新修改润色并发给本刊,特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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