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的答案

龍在田 2014-04-03 00:20:05
近一百二十年,任何一个多少接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当然并不限于此),大约都曾思考过一类问题(也许内心有过疑问但不曾表达,也许只在某个时期思考后来将之搁置转而去做自己认为更重要的事情)。这类问题有一个共同的句式,可提炼为:

  「为什么____中国____?」

这类问题中的典型代表是一些历史层面的疑问,比如——
* 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为什么近现代科技和工业文明没有产生在中国?
* 中学历史教科书式的疑问:为什么近代的中国会遭受如此多的战乱和屈辱?
* 促使黄仁宇从事历史研究的个人疑问之一:为什么内战时的国民党失败了?

也包括更贴近生活的疑问,比如——
* 小清新式的疑问:为什么中国人活得这么累?
* 现实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空气、水、食品让人不放心?
* 现实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护照不好用?
……

这样的问题似乎有点过于本位,有的问题也并非中国特有,而且提“大问题”在专业日益精细化的如今是很业余、很不实际的做法。然而对于历史的业余爱好者,对于生活在中国或者与中国有文化纽带的人,这类问题却是实实在在的疑问。

一篇文章当然承载不了这许多问题,黄仁宇的历史结论也不会直接涵盖以上所有“为什么”。不过从他的答案中得到的启发,可以在较粗糙的层面解答其中许多个人的疑惑。以“解惑”来说,这是一个历史业余爱好者的自我通识教育。


※ 【黄仁宇的著作地图】

黄仁宇先生著作众多,其中的某些时常出现在历史类通识阅读的推荐书目中,从而广为人知,几乎可算是历史畅销书,另外一些则相对低调,不常被人提及。初次接触的读者看到书架上装帧风格相近、书名各自不同的一排黄仁宇作品,也许会有无从下手的困惑。

若以通识的角度,择其要,可勾勒黄仁宇的著作地图如下:

1. 《万历十五年》和《中国大历史》

这两本中的前者,闻名遐迩,十足堪当历史畅销书。英文原名为《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The Ming Dynasty in Decline》(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衰落中的明朝),而全书旨在说明,这一年表面看来无关紧要,“全年并无大事可叙”,实际上却是意味着明王朝走到尽头的时刻。这种表达方式有点现代文学中“无意义所象征的意义”的味道;在严肃的历史学者看来似乎有点故弄玄虚。不过书的内容确实通俗而严谨,从皇帝、重臣、道德上的模范官僚、军官、思想家各个方面展现明万历十五年前后的历史断面,像故事一样轻松可读,却都有史料依凭、不做夸张和发挥。读完之后,读者不仅可以增加对明代许多习俗、轶事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能够了解到帝制时代末期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这正是黄仁宇历史思想的初步体现。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年轻时曾经历过一段军旅生涯,他笔下描写军事因素时的专业和细致,与别的历史学家作品相比自有独到之处。
《万历十五年》展现的是横向的历史断面,而《中国大历史》则是纵向的历史脉络。后者从中国文明的起源一直梳理到变革中的现代中国,可以当作一部简明的中国通史来看。当然,这本书对史料“高度地压缩”,重思维而忽略大量细节,所以并不是一部好的通史。但此书是黄仁宇标志性的“大历史观”的集中展现,而且直接表现在书名里。它试图向读者阐明,中国历史并非仅仅是朝代的更迭、治乱的交替,而是在长时间尺度的演进中体现着历史的长期合理性(下文详述)。这种宏观视角对于理解中国以及理解历史的整体逻辑很有帮助。
这两本书是作者写给美国大学生关于中国历史的通识课程的参考书,这样的写作目的决定了两本书是名符其实的通识读本。作者主张略去一些对非专业研究者的读者来说不甚重要的历史细节,“利用归纳法将现有的史料高度地压缩,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并和西欧史与美国史互相比较,以这种方式呈现的知识和思想在通识教育中更有裨益。作为中国读者,读书中那些与西方的因素相比较的段落,与作者最初的写作目的恰恰相反,不过这种反向的比较仍然可作为阅读的趣味和开拓视野的契机。

2. 《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

这本书是回忆录,我一开始抱着读历史书的目的因而将这本书忽略了很久,后来大学一位历史教授推荐,她认为这本回忆录是黄仁宇作品中最应该读的一本。
作者在回忆录中回顾了早年的军旅生涯和中年以后在美国历史学界的种种遭遇,记录了亲历二十世纪中国巨大社会变革的个人命运以及在这个过程中面对的问题和困惑,以此说明他何以走上历史学的道路以及如何形成“大历史观”。这本书当然从内容上不能算是历史学,而是一部历史的个人亲临记。由于黄仁宇历史观点与美国学术界研究标准的不合,加上时代因素造成的学术潮流转向,他晚年遭遇了被大学解聘、著作辗转难以出版等困难,这本回忆录正是他选择的用来与一般读者对话的方式,试图说明其“大历史观”的合理、不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书中关于晚年经历的诸多描写难免流露出些许的怨气,然而这本书的特别价值在于,作者把他的历史观整体、详尽、直接地总结出来,尤其是「寻找对历史的技术辩证」一节,既是作者对其历史作品的注解,也是作者对历史的结论。

3. 《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

读过黄仁宇作品的人,对他反复提及的“数目字管理”自然不会陌生。这个概念经常被人误解(下文详述)。这本书,是作者把目光放至世界史范围,通过分析比较威尼斯、荷兰、英国、美国、日本、德国、法国、俄国、中国这些各不相同的案例,来解释一个国家如何转变为能够“数目字管理”的阶段、以及这种转变所面临的问题。

以上四本书结合起来,可以作为黄仁宇著作和历史观点的代表。他还有其他许多作品,体裁、角度各不相同,而阐述的观点大体上都已经体现在以上四本代表作品中。当然,并不是说其他作品不值得读,这些作品涉及不同层面的细节,扩展的阅读会带来别的收获和乐趣,而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则会发现这些作品不断地印证以上作品中的历史观点。

4. 其他作品
* 《明代的漕运》《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前者是黄的博士论文,后者是一本关于明代财政制度的专著,这两段历史研究的收获对于黄仁宇大历史观的形成至关重要,作者在回忆录中都有说明。
* 《放宽历史的视界》:论文与散文集,大致从明清叙述至现代。
*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前后连贯的历史散文集,从孔孟(春秋战国)叙述至元顺帝(元末明初)。“赫逊河”(Hudson River)现通译“哈德逊河”。
* 《地北天南叙古今》:见闻和忆旧散文集。
* 《关系千万重》:见闻和忆旧散文集。
* 《长沙白茉莉》《汴京残梦》:两部长篇小说。
* 《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
* 《大历史不会萎缩》:论文与散文合集。
* 《现代中国的历程》:黄仁宇过世后由其家人和研究者整理出版的论文与散文合集。
(这个列表并不完整,以上列出的为大陆已出版的比较常见的黄仁宇作品。)


※ 【“数目字管理”是什么意思】

黄仁宇的历史观点,(除了更短更标志性的“大历史”之外),最有名的一条论断可以简单化地表述为:“传统中国的问题在于不能进行数目字管理”,但“数目字管理(mathematically manageable)”这个概念含混不清,经常被人误解为“数字化管理”“用数字管理国家(manage the country by number)”,于是会反问“古代中国也有数字”,或者批评这种数字化严格化的管理会导致集权、追求单一化标准、“人的物化和机械化”、政府过分注重统计数字而扭曲实际甚至数据造假,而这些恰恰是黄仁宇所总结的不能进行“数目字管理”的表现。
黄所说的“数目字管理”指的是社会资源可以准确计算,“如果社会可以接受财产权绝对且至高无上,一切就可以加加减减,可以继承、转移及交付信托。因此,物质生活的所有层面,不论是私人或公共,就可以在数字上处理。财富的可交换性利于财富的累积,创造出动态的环境,随着经济成长和扩张,分工就像连锁反应和螺旋动作一样紧接而来。”
在黄的本意里,“数目字管理”和资本主义、整个社会范围内的货币经济、社会资源的准确高效地运转,是一样的意思。黄从各国社会转型的史料中归纳出资本主义的一个特征是“数目字”,同时为了避免“资本主义”这个词的意识形态争议,于是发明了“数目字管理”这个概念,却没有加以明确定义。而且“管理”二字尤其是误解的渊薮,其本意更多指的是社会的自发运转机制,而并不仅限于政府对国家的管理方法。
然而如果说传统中国的问题在于社会资源无法准确高效地运转,或者直接说问题在于无法实现资本主义,这样的表述是一种循环论证。事实上,“数目字管理”只是黄仁宇对历史问题的概括,并非对原因的解释,只是因为它容易理解(误解)而被广为传播,更为重要的历史观点反而相对被忽视了。


※ 【“大历史”:历史的长期合理性】

黄仁宇的历史观点,被他压缩整理在《黄河青山》一书中「寻找对历史的技术辩证」一节。黄经常使用一些特别的术语以区别他所反对的观点,但又不加解释,比如“技术辩证”(technical interpretation),他指的是不纠缠于历史人物的善恶忠奸,不过早涉及道德判断,进而从社会整体面貌和较长的时间尺度分析历史的演进,这里的技术并不仅限于科学技术,而是包括制度和思想在内的一种社会运行机制。

书中总结了中国历史长期演进的特点,概括如下(《黄河青山》P345-354):

1. 自然和地理的因素对中国的早期历史影响巨大:a. 黄河的高含沙量极易造成淤塞而酿成水患(水利);b. 十五英寸等雨线的分布,使得适宜农耕的区域和适宜游牧的区域大面积接壤(边防);c. 季风气候和平原地带的降水依赖于冷热气流的会合,因而导致降水的不确定性,旱涝无常(赈灾)。这三种主要因素,强化了对一个能够统合大量资源的中央集权政府的要求。

2. 由于这样一个中央集权政府形成过早,因此管理上需要借助意识形态和伦理诉求,以弥补技术上的不足。这样的管理思想包括若干特点:a. 对所有人进行伦理诉求,要求减少个人利益以顾全整体利益,对整体的责任比自己的权利重要;b. 重视社会习俗,强调君臣父子长幼夫妻的纲常关系之稳定;c. 用概要笼统的手法处理实际事务,其中的细节误差则需要靠执行的人员通过忠心、操守、威望等私人办法来解决;d. 神话、迷信、伪装等诉诸意志力和信念的手段成为传统,当国家成为天下独大的整体而不需要很强的竞争力时,所有人知道和相信的事就等于真实。

3. 这样形成的管理思想导致:a. 除了有利于农耕的天文水利技术和有利于思想传播的印刷技术之外,对客观真实和科学技术的探索被抑制;b. 国家致力于维持单一、同质的经济单位,并需要借助庞大的官僚体系进行管理,在此二者之间,地方机构和民间管理少有发展的机会;c. 无法持续地积累资本和改进生产流通方式,也无法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由此,当近代历史上中国失去原有的非竞争性地位时,对外界对比之下表现出明显的“贫”和“弱”。

中学学习中国历史时很多人都有背诵朝代表的经历,非历史专业人士在忆及中国历史时常常也会是朝代更迭治乱交替的印象(这种印象也因为罗贯中和鲁迅的两句名言而被加强)。黄仁宇认为“对一般读者而言,从头到尾详述朝代史或只呈现罐装的抽象概念,都没有太大的帮助”,因此他通过一些重要的事件和特征把中国的帝制历史划分为三个段落(《黄河青山》P362-375):

1. 第一帝国(秦、前汉、后汉)确定中国历史的主调。
这一阶段,统一的中央政府形成,儒家伦理被确立为治国的思想,中国历史形成一个永久(至少至今仍未完全改变)的机制:人数庞大的农民由数目众多的开化官僚来管理。这一阶段制度的弱点在于国家机器无法规范、控制民间势力的成长,这些势力影响力增长,侵蚀地方政府,乃至撼动中央,最终开启了长期的无政府状态。

2. 第二帝国(隋、唐、北宋、南宋)尝试货币管理,但功败垂成。
这一阶段,帝国采取了整齐的农业法规来改进行政管理,科举制的实行促进了社会流动,佛经和古籍的需求促进了印刷术的普遍使用,南北朝时期由战乱导致的人口南移促进了南方的发展,造成农作物多样化、城市化的范围扩大以及水路运输的空前利用,社会更加繁荣富庶,这个时期也成为文化创造的巅峰。
到宋代时,中国的农业官僚面临经济管理能力的考验,因为社会上创造出大量的商品和货币。王安石变法是政府对货币管理的尝试,但由于成功的货币管理需要一整套的法律体系、商业机构、社会习俗的配合,这些条件在当时都不具备,而且与传统的农业社会管理思想相冲突。
尽管王朝所掌握的资源多于北方的异族,但由于缺乏有效的管理机制,军事上反而不及经济较落后但单一化的经济模式更能有效动员的北方国家。

3. 第三帝国(元是过渡期,明、清)的退缩符合历史模式。
与前一阶段相比,政府依赖意识形态的程度更胜以往,并有意让中国成为一个均匀的村落的聚合。以此避免第二帝国无法有效管理的错误,却导致整个国家在即将与西方产生的冲突中不具竞争力。

正是从这样大时间尺度的历史梳理中,黄仁宇总结出了中国不能进行“数目字管理”的表述,这指的是“宋代尝试货币管理失败、明清为了修正错误采取的退缩、进而导致中国与西方的冲突中不具竞争力”这一长串的历史事实,其原因则可归溯于早期地理环境的影响导致中央集权政府过早的形成,进而促成“庞大官僚+均匀单一小农经济”的社会结构和依赖意识形态伦理诉求进行管理的传统,这些因素制约了向货币管理(“数目字管理”)的转型。

黄并未止步于解释和归因,而且也尝试理解发现中国仍在进行的“长期革命”的方向。他在与西方历史的对比中归纳一个国家能够进行“数目字管理”的条件(《黄河青山》P380-385,以及《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的第一章及全书也是在阐述这一问题):

1. 财产权至高无上,凌驾于皇室特权和传统道德观之上。

2. 实现“数目字管理”的必要条件包括:a. 私人所有权,并使得剩余资本可通过信用贷款方式彼此往来;b. 不带人治色彩的人才任用;c. 相关服务机制(包括交通、通信、法律、金融等)的通盘使用。

3. 要实施这些条件,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必须能够确保执行,这也需要全国上下人心必须有所改变。因此这种一个国家整体转型的难度,不亚于“一只走兽进化为飞禽”,必然要经历长期的调适。国家愈大,农业的比重愈高,进行“数目字管理”的难度越大。

黄仁宇的大历史观点最受诟病之处便是他的大时间尺度以及由此不可避免带来的粗线条、忽略细节,而以上概括则是在黄仁宇高度浓缩的概括之上再度简化,因此表述上难免在专业人士看来漏洞百出。不过我认为这是一个能够代表黄仁宇的答案(至少是我读出的结论)的简要梳理。


※ 【与其他观点的对照】

近代中国的命运,如开篇所说,是数代人们关注和思考的对象。民族主义者归咎于帝国主义的入侵打断了中国的发展进程(所谓“明清资本主义萌芽”),这种观点能够自圆其说的成分在于近代中国在与完成转型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国际交往中的确损失了大量的土地、资源和财富,两种制度的效率差距以及外交规则上的被动使得合作的收益明显不对等,黄仁宇将两种制度的接触形容为“技术最精进的管理技巧和当地经济中最欠缺组织的成分一起同台竞争,并以国家天然资源作为奖赏”,而中国在近代历史中的这种接触完全是被动的,如果仅着眼于这段历史中的收益不对等和损失,民族主义式的敌视并非毫无道理。
当然,所谓“明清资本主义萌芽”,从货币经济的规模上看,仍远远达不到“数目字管理”——整个社会范围内的货币经济和高效运转——的3个条件。如果中国的非竞争性形态不是被地理大发现和入侵所打断,第三帝国的退缩之后能否调适出新的组织方式、需要多久、会是怎样,这些或许可以想象,而历史是无法假设的。
民族主义观点的问题在于,单纯以被入侵、被掠夺、被打断的思路看近代史,忽视了近代外交中许多合作和互利的因素,而且这种历史态度对于理解历史和面对当下的国际交往毫无益处。

启蒙主义者认为国人的愚昧是造成落后(和挨打)的主因,这种观点由于鲁迅的“民族劣根性”在教科书中的传播而广为人知。经过数代人的努力,现代读者在初次读到近代中国与外界交往中的细节时可能会惊讶而叹息痛恨于其“愚昧和迟钝”。对现代价值观的追求是正确的方向,然而却不能对特写境遇下的历史人物过于苛责。从宏观历史的尺度来看,当时人的思想和反应恰恰是适应当时(第三帝国)需要的,也是长期传统教育的结果,并不应以“愚昧”来指责。思想观念的适应性因国际环境的变化、国家非竞争性状态被打破而改变了。而整个社会反应的“迟钝”也反映了社会层面思想转型的困难,必然需要经过长期的调适过程。

包含黄仁宇观点在内的许多借助西方概念和价值观以研究中国的观点,可能遭受“西方中心主义”的指控,因为“先进-落后”的评价以及是否存在放诸各国皆准的“普世价值”并不是自明的、先验存在无可质疑的。这一部分暂且搁置,放在本文最后一节讨论。

加州学派挑战了“西方中心主义”,突破了不少传统成见,也有研究方法上的创新。专业角度无法评论。从外行人看来,对19世纪之前中国经济生产效率以及人口数量、GDP的肯定,并不能否定人均收入低下(“贫”)和19世纪外交与战争中的挫败(“弱”),针对中国某个地区的考察研究也不可避免会忽略在统一帝制国家中来自该地区之外的行政和思想的影响。


※ 【不足之处、不涉及的问题】

1. 历史的多样性

大历史是对史料高度的压缩,忽略了许多细节。比如对帝制中国的划分,每个阶段的不同朝代、每个朝代的不同阶段,以及同一时期的不同地域,都有细微多样的差别。这些细节并非不重要。人的认识无法面面俱到、宏观和微观兼得,大历史选择的是宏观而忽略细节的视角,然而作为自我通识教育的读者,在得到简明的启示之外,不应忘记历史的多样性。

2. 实用主义的历史观

黄仁宇认为他“历史观点中的实用价值”让他无法维持缄默,这是促使他写出史学回忆录《黄河青山》的重要原因。在他的作品中,读者也很容易感觉到他的实用主义色彩:为了解自己的疑惑而走上学习历史之路;为了让所教授的中国历史课对美国大学生更有用,从而发展出宏观历史的观点。而专业的历史强调“从史迹还原史实”的发现本身,轻率得出简单的结论和“古为今用”的实用态度是不被允许的。阅读中有时甚至略微惊讶于黄仁宇这种看起来“不专业”“民科”的观点竟然最终得到了史学界的认可(当然这过程中作者付出了很多代价)。从积极的方面看这种差异,黄仁宇的大时间尺度和技术角度解析历史,似乎提供了一种介于讲故事的通俗历史和着重微观分析的专业历史之间的通识教育方式。

3. 思想史

黄仁宇主张在研究历史时不应过早进行道德评价,却仍然坦言“在尝试就物质面诠释中国现代史时,不知道如何消除道德冲突”,他在许多本作品的最后都附上的一个螺旋式的图示,似乎并不能解决道德层面的疑问,他所借用康德的“物自身”(又译“物自体”)概念也并不准确。
黄仁宇的历史观点中很少涉及思想史,但他的结论中,转变为能够进行“数目字管理”,需要全国上下人心必须有所改变。这个过程中必然伴随着思想观念的转变。

4. 文学艺术史

社会史与文学艺术史自然有分野,不必多说。需要补充的是,黄仁宇的观点,如传统中国不能进行“数目字管理”、中国历史应该融入世界历史、中国经过长期革命正在逐渐转变为能够“数目字管理”的国家,这种物质层面的价值倾向并不必解读为对传统中的文学艺术的美学价值的否定。如果在“古-今”“中-西”之间不是只有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这点不难理解。


※ 【放宽历史的视界】

Gapminder(一个瑞典的NGO)曾发布一个短视频:4分钟展示200个国家在200年间的变化(原视频中文字幕版官网上有更多可操作的数据),这是一个数据可视化的精彩示例,同时也是世界近代史的一个侧面展示。
荷兰和英国,最早实现“数目字管理”的国家。
荷兰和英国,最早实现“数目字管理”的国家。

漫长的探索历程。
漫长的探索历程。

共同的趋势。
共同的趋势。


图示中的横轴是人均收入,纵轴是人均寿命,气泡尺寸代表国家的人口,再上时间轴,所以这是一个4D的数据展示。这个图示包含的信息量非常大,如一战、西班牙大流感、1920年代的大萧条以及红色大球的某些异常举动等等。

图示中展现了世界近200年的一个指向右上角(视频中称之为wealthy-healthy corner)的清晰趋势。撇开意识形态的争议,图中两个坐标轴所代表的价值观:富有、健康,可以确定无疑是一种最小限度的普世价值。如果把这个趋势与黄仁宇的答案联系起来,这个趋势正是黄所说的“世界历史的融合”、以及各个社会转型为能够“数目字管理”(市场机制和货币经济、资源高效运转)的过程。当然这个过程中,科技水平、区域资源的多寡、国际贸易的参与程度等等,也都是不应忽视的影响因子,历史是由多种因素推动的,然而通过不同区域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人的组织方式(包括制度、思想、技术条件共同影响下的群体行为方式)对历史进程起着关键性的影响,而且影响着科技的开发、资源的利用、国际贸易的进行等相关因素。这也是黄仁宇的“技术角度解析历史”对通识读者最大的启发。

当看到“加强财产权”的结论时,亦可联想到奥尔森的《权力与繁荣》、索托的《资本的秘密》,这些来自历史、政治学、经济学不同领域的研究思考,却得出了殊途同归的结论。

无论是不是“西方中心主义”,富有、健康,这些基本的价值观超越意识形态、概念术语。上面的结论表明,在历史经验已知的范围内,财产权,以及推而及之的法制、市场、货币经济,是有效追求这些价值的必要条件。当然,黄仁宇的答案(以及上述殊途同归的答案)只是起点,而非终点。关于法制的建设、经济的增长,都有相关专业的大量详实具体的研究和实践,而基本价值观只是必要非充分的价值,思想、艺术等很多方面的价值观同样宝贵且必要。世界的问题永穷无尽,这里只是自我通识教育走出的一小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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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是文章下面胡明亮的回帖,对“数目字管理”的理解非常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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