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z]我小龙哥哥最近的一篇讲座稿~~红楼梦与诗

大甜甜~~ 2014-03-24 15:03:40
     谢谢大家捧场,由于我也不是专家,就着这个话题,我们一起聊一聊,不用太严肃。既然不是专家,我们来个得胜头回,鹿鼎记里有一个结尾,韦小宝在娶了七个老婆之后,用书里的话说就是“艳福齐天”,隐居江南之后,康熙皇帝一直不能忘怀他的发小就去搜寻,最后一段写道:“据后人考证,韦小宝有一个属下叫做曹寅,康熙皇帝就派他做江宁织造和苏州织造,几十年搜寻韦小宝的下落”,这一段写得很好玩,用古人评点的话来说就是“闲中着色,精神百倍”,给后人很多话题,不知道红学以后会不会加一个“韦学”。(笑)当然呢,这一段虽然是随便加进去的,但是否跟《红楼梦》有关呢?好像也有。比如说韦小宝从小和康熙的关系,实际上真可能与曹寅和康熙的关系差不多,据很多专家考证,曹寅的母亲是康熙的乳母,他从小是和康熙一起长大的,当然是不是像韦小宝那样就不好说了。另外,在《鹿鼎记》中有这样一句话:“为人不识陈近南,就成英雄也枉然。”这句话我倒觉得和《红楼梦》流传史上的一句话相关,很可能是从那里得到启发的,就是嘉庆年间流传的“开谈不讲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很可能是脱化的。当时人们在聊天时,不说《红楼梦》就缺典,就像现在我们聊天不说流行文化就缺典,否则不知道别人在你说什么。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诗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读尽诗书也枉然”,实际是一个很心虚的说法,用诗书做陪衬,其实还是以诗书为核心。这就把我们今天要讲的话题都包括了。

    首先,我先谈谈诗,我不研究诗,但是很喜欢。最大的一个感想,很多年来我都坚持一个看法,我认为中国小说和西方小说是不一样的,同时我也认为中国诗和西方的诗是不一样的,但至今仍未得到很好的修正。中国的文化分类和西方文化对接时产生了很多错位,这里面小说和诗歌是最严重的。西方认为,小说是叙事文学,诗歌是抒情文学,但中国的诗歌抒情吗?

当然诗歌自然有抒情性,我们读杜甫的“三吏”、“三别”、《咏怀五百字》,它里面有多少抒情的成分呢?里面写到“幼子饿已卒”,他转而评价另一面,别人的孩子呢?如果西方的诗或现代诗读多了,这种写诗的方式,会觉得很奇怪,其实差别就在这儿。我们的核心不是抒情,这个核心,第一位是“言志”,抒情是一个层面的话题。我还是个文学青年的时候,很喜欢西方的诗,就不喜欢把三吏、三别选入杜甫集,钱钟书先生就说选集像政协委员,要保留名额。我当时就想如果让我编集子,就不选这些,只选杜甫清新的、有诗意的小诗,还曾经为这个想法很激动。但如果现在让我去,就会和以前的想法没什么差别,我以前的观念是有问题的,中国的诗言志,言志是外向的,抒情是内向的,西方的诗人,即使抒情会关注社会,他首先也会忠实内心,所以他向外的那一面很少,但中国的诗是外向的(狭义的诗,词另当别论),朝向社会、朝向人生,即使我们反复称扬的李商隐,我们都说李贺打开了内心世界,李商隐在内心世界全力开拓,但我们读李商隐那些扑朔迷离的诗,也是朝向社会的,只是他把社会投向心灵世界的压力放在诗里,仍然是言志的。所以中国诗和西方诗都叫“诗”,但他们文体的界限差别还是很大。

    说到我们写诗就要考虑这样一问题,如何写呢?这与儒家的诗学观就有关了,我们不能评价它是对是错,文化系统就是这么残酷,你生活在里面,其实并没有能力去评价,就好像你坐在一把椅子上,自己把自己端不起来一样。因为我们每个人评价任何东西都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正是你的文化系统给你的,再反过去评价,这个逻辑是行不通的。现在很多人敢发出很酷的评论,把孔子和儒家说得一钱不值,那是因为我们的文化出问题了——我们的文化产生了很大的裂缝,很多人坐在西方文化的椅子上来指手画脚,这个其实是很不好的。

    儒家文学观,孔子在说诗经时就说了四个字:兴、观、群、怨,这四个字对于写诗、欣赏诗很重要。“兴”就相当于西方诗抒情的范畴,抒发出来就叫“兴”,叶嘉莹先生就说吴文英有“兴发感动”的意味,也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的生活一定要取得某种平衡,不能郁积一定要抒发出来。当然这个“兴”是抒发什么呢?我个人觉得还是“志”,抒发志向,情感只是其中一部分,所以抒情只是“兴”的一部分。当然“怨”也是抒情的,但儒家指“怨”主要指负面情绪,而中国文化向来是反对过激的行为,儒家思想有一个核心是“中庸”,现在中庸已经有贬义在其中了,在儒家是道德修养的至高境界,执中适合、不偏不倚,儒家的“怨”是发泄出来,但不造成伤害,也就是“怨而不怒”。原来读书很喜欢抒发感情酣畅淋漓的诗,但是看诗话会发现,古代诗论对这些评价都不高,他们更喜欢含蓄蕴藉、温柔敦厚的诗,原来我总觉得这些诗隔靴搔痒,还是受西方诗的影响太大了,还是不了解中国的文化传统。叫嚣的诗人在文学史上都不会有很高的评价,因为违背了诗歌传统,那诗歌传统到底好不好?还是那句话,我们不能说传统文化好不好,只能说特点、不同,好与不好都是站在别人的角度,价值判断很容易下,也很容易失误,读了很多书就知道要谨慎下判断,所以这个“怨”是有限度的,不是嚎啕大哭的。“观”和“群”是西方诗歌传统里没有的。《汉书·艺文志》有这样一句话:“古有采诗之官”,以“观风俗、知得失”,让当政者看,上通下达是任何一种政治都需要的,西方有自己的方式,我们现在“民主”看作普世价值,民主是最好的吗?我个人持怀疑态度,我们现在把民主神话了,它的实质是多数人扼杀少数人,那少数人就一定要被扼杀吗?现在的民主制度也有很多问题,因为选票多少就可以决定一件事情,但是选票方式是可以运作的。所以我们不能把西方文化当做最好的,大家都在摸索。回过头来,先秦时期就要看诗,这个就是“观”,实际上这种东西现在也有,只不过当政者不观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流传的民间歌谣类的东西,古代的帝王一定要看这些,因为要看民情,这时我们也就明白了为什么白居易、杜甫要写那样的诗,就是柳宗元在《捕蛇者说》中说的“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把杜诗称为“诗史”,也是基于这个意义。这些诗在我们新的文化色彩下好像就失去了它的色彩,在中国文化传统下就不是这个样子。最后一个“群”,即用文化作为纽带把大家维系起来,西方诗歌恰恰相反,在抒发很极端的、反传统的、普遍价值的情感,反而是使人不合群。古代的诗人似乎跟大家关系都不错,现当代诗人似乎就不那么正常。我们当代的诗歌也是接续的西方文化传统,是敏感、神经质的,中国古代文人阶层都是诗人,这就是中西诗歌传统不同。中国诗歌有社会性和交际性,比如祝寿诗、送别诗,这就是“群”。孔子说兴观群怨,咏物诗就是后面的“鸟兽草木之名”,也就是博物。汉赋、文言小说也有博物的色彩,中国的小说喜欢写宝贝,像《封神演义》《西游记》《红楼梦》都有。曹雪芹就写了西洋的物品,比如镜子、自鸣钟,这在当时普通人是见不到的。所以,我们看诗、写诗运用西方传统,就出问题了。

    我自己写诗有一些感觉,一方面是格律的问题,用韵、入声字是当代人写诗比较大的问题,启先生认为用韵可以宽,平仄要严守,我个人一致认为韵、平仄和入声字都要严守,不然就不是诗。文人习惯的套子,已经有了模式。我是北方人,语言中没有入声字,只能根据经验,或者查韵书。这个问题可以讨论,现代文体非常多,四行也可以,两行也可以,不用把它叫做古诗。但古诗就要遵循,因为它已经固化了,就像文言文已经在先秦就是固化的口语。这样做有什么逻辑吗?有。平仄不对,韵律感就没有了,中国古代的诗都是可以歌唱的,不能唱了,自身就有了节奏。元代入派三声,大家还在用这样的韵,也是固化的原因,这是消极的原因,积极的原因则是不同的韵表达情感的差异性很大,包括典故、韵词。如果我们用九韵十八折,诗的营造就变了,所以很多诗写得很好,但怎么看都不像。入声字也是一样。读诗读多了就会知道,比如“国”是入声字,用错了就会很刺眼。我们写诗,一是自娱自乐,另一方面会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古诗,不写诗的人,我一直觉得很难懂诗,会把古人创作的精华一笔抹杀。“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我们一写也会理解所谓“苦吟”。

    等我们写诗的时候,韵、入声字、平仄调好了,简直不愿意再看第二遍,这就是诗意出了问题。中国的文学,有沿袭性,是诗意叠加的过程,这是我们的文化传统。西方则不同,不看任何人的诗也可以写好诗,要把自己最天真的一面抒发出来,中国的每一首诗背后,都是诗歌史的影子。这也是诗歌研究困难的地方,不懂诗歌史的人,他理解这种感情基因,即使对于《静夜思》《春晓》这种大家耳熟能详的诗,也阐释不出里面的味道,用典的诗也是一样,有情感典故,有诗意典故。即使天才如李白,也有很多前人的影子。中国的诗歌,是学术的诗歌、书卷气的诗歌。我们调平仄调不好,也是诗读的少,一种说法,对古人可能会有千百种,我们可能只知道三五种,近代的钱钟书、陈寅恪先生写诗也是信手拈来的。这一点对于我们确实很难,要靠常年的积累,所以中国诗有“笺注”传统,每一个好的笺注,都是诗的复杂的背景的投射。唐代类书发达,也跟唐人写诗有关。古人评价宋人以学问为诗,认为很不好,其实不是这样的。

    中国古典诗歌还有一个自我完形的功能,由于这种模式,对于我们抒发情感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大家可能也有体会,写一首现代诗是很难的,目的性、体系性都要想好,但古诗只要有一个零散的想法就可以固化到里面。但在西方,零散的东西无法铺排成一首诗。我们生活中的东西、那段心情,能够固定下来,这是一种非常好的记录方式。李贺的诗歌写作,就背个锦囊,我一个朋友,就提出了“锦囊句”的说法,这也是中国诗歌的一个特点,只要有一句很精彩的,想好放在哪里,写成什么诗体,平仄、用韵出来了,剩下几句就可以出来了,而那一句就是“锦囊句”。所以中国诗歌有“摘句”,我们读莎士比亚的诗却不能。每次在诗话里读到韩愈的句子都很好,但再看全诗就会有点失望。“有句无篇”是中国很多诗人的通病。李白一泻千里就不说了,杜甫的整合能力也很强,用力很均衡,我却觉得他的末句会弱下去或者平下去,并不是每一首都是“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的状态,也许杜甫是有意如此。我们这里讲的就是锦囊句的营构方式,中国的诗不一定要从第一句开始写。

    中国的小说也不一定从第一回开始写。胡适有一个很著名的观点,说《红楼梦》只有二十八回,后来又认为只有甲戌本的十六回。这个看法是有问题的,庚辰本就八十回,但艺术质量很平均,不过曹雪芹的分阶段写是可以确定的。脂本,尤其是庚辰本,十七、十八回没有分回,显然作者还没有敲定,十九回没有回目,第二十二回最后的诗没有,脂砚斋的批语就有“俟雪芹”之说,对于曹雪芹来说写几首很简单,另外,第六十四、六十七回没有,后来稿子借出去了,所以六十四、六十七有两种版本,故事差不多,却明显不是一个人写的,艺术味道完全不同。后十四回也有写的好的,其中很可能也有曹雪芹的原稿。

    当代人如何写诗,我们也可以从《红楼梦》中看。我个人认为,大观园的诗是写着玩儿的,带着文雅的气息。我们写诗也是一样,在这个充斥的雾霾的时代,生活还可以有一点点的不一样,起码主观上是这样的。当然,我们还要考虑《红楼梦》中的诗歌究竟怎么样?我个人是很喜欢的。客观上讲,里面的诗若单作诗来看,水平未必很高,因为它们都带有不同的身份。我们之所以觉得它们不错,是因为《红楼梦》被经典化了,里面有无数的背景在渲染它的诗意,本事太强大了。西方的诗就没有本事的传统。而《红楼梦》的诗用百万字来做注脚,艺术能量是巨大的。另外,我们觉得好,也是因为书中的人互相评价都很好,我们也会有代入感。《静夜思》《春晓》写得好不好?一个《皇帝的新装》的小孩子可能会说不好,但我们会受经典化的影响,也是中国文化的客观选择。唐诗也有很多没有被经典化的。《红楼梦》的经典化没有客观原因,是由作者把握的。有时候我们看贾宝玉的诗也不错,但书中不这么说,开始我还为贾宝玉不平,后来就越看越觉得他写得不行,其实未必如此。贾宝玉的诗和林黛玉她们的,诗的气味差不多,写诗方式、艺术风格都是曹雪芹式的。差别比较大的,就是香菱刚开始学诗,能够明显感觉到从不会写到学成,这一点曹雪芹真的很厉害,他可以很好的模仿。

    《红楼梦》里的诗究竟怎么样,我们可以做一个很有趣也很无聊的对比。元春省亲的时候,贾宝玉写诗,宝钗给了他一个典故,“绿蜡春犹卷”,这个典故很可能来自曹雪芹一个朋友的诗。敦诚和敦敏都用过“绿蜡”的典故,敦敏有一句非常像的“绿蜡烟犹冷”,贾宝玉在大观园题联时有一句“幽窗棋罢指犹凉”,也很像。他这一句很可能是从敦敏处来的。那我们说敦诚、敦敏的诗怎么样?在红学界的定评都是很差的,其实整个清代宗室的诗评价都不高。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再看《红楼梦》诗的质量,它们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叙事成分,而不仅仅是诗歌成分。曹雪芹自己的诗真的流传下来两句:“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这还和一个故事,这两句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现过原诗,一首律诗:“唾壶崩剥慨当慷,荻月枫江满画堂。 红粉真堪传栩栩,渌尊那靳感茫茫。 西轩鼓板心犹壮,北浦琵琶韵未荒。 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当时红学界是非常高兴的,但十几年后,真相慢慢浮出水面,是周汝昌自己补的。他把这首诗给吴文玉,说是曹雪芹的逸诗,后来这首诗就发表了。另一位红学家吴世昌先生还做了很长的笺注,周汝昌先生才站出来说是自己写的,就发生了很长的论证。直到有人找到证据,“慨当慷”是毛泽东“慨而慷”的变体,之前是没有人这样用的。通过这个故事,我们也可以看出曹雪芹的诗到底好不好。这就是经典化。但在《红楼梦》中,我们不能仅以诗的眼光就去评价。中国的小说和诗歌结合是很紧密的,诗放在小说中,是一种提升文体的表现,但在《红楼梦》之前,一直糅合不到一起。我们无法想象,《红楼梦》中的诗都删掉会是什么样子。诗和小说能够融合,是一件很不简单的事情。小说走到清代,产生了两部文人化色彩很强的书,一是《红楼梦》,一是《儒林外史》,可惜的是,《儒林外史》没有诗,前后各有一首词,权勿用的诗也是前人的。吴敬梓把他的诗都留在《文木山房集》,小说中却没有,曹雪芹把诗都放在小说里,自己的诗却几乎没有留下,是非常可惜的。其次,《红楼梦》作为一部小说,整体上是诗意的,就是中国传统诗歌的诗意,浓郁之处放眼世界文学都很少见。《红楼梦》有很多经典场景都是诗意的,在中外小说都少有这种能够反复回味的场景,这里带着中国绘画的意味和诗意,同时期还有一部小说也做得很好,就是《聊斋志异》,小说与诗意在那个时期已经可以融合了。喜欢写诗的同学看《红楼梦》会觉得里面写诗的过程很好玩,但它很可能是假的,比如联诗,真正做起来是非常难的,这就有点像我们开头提到的韦小宝,有很多小诡计,有人采访金庸都是怎么想起来的,金庸说韦小宝随便一句话都是他想了很久才想出来的,《红楼梦》可能也是如此。我们不用沮丧,小说中是一种强调作用,真实的写诗,是她们写海棠诗,烧一炷香,时间很长,对一个普通文人是可以做到的,真正的文人也有人做不到,《儒林外史》中就有,写成的也未必写得好,中国文人能达到口占的不多,好的诗歌都是琢磨出来的。千万不要相信冲口而出就是好诗,那是李白。反复调平仄的过程是重新思考感情表达的过程,在刚一开始,我们未必思考的很完整。中国的诗都是改出来的,西方的诗就不是这样,他们的灵感是改不出来的。说到这里,也希望大家写出让自己高兴的诗,我也很期待看到大家的诗。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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