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赛亚·伯林《卡尔·马克思》第六章(下)

艾弗砷 2014-03-21 16:38:14
                                     第六章 历史唯物主义(下) 艾弗砷 译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本书里,马克思逐一检验了新黑格尔派们的观点,并给了他们各自应得的“奖赏”。鲍威尔三兄弟布鲁诺、埃德加和艾格伯特则在《神圣家族》这本书里遭到了简短但却野蛮的对待,尽管读这本书的人并不多。他们三人被描述为兜售低劣的形而上学商品的肮脏小贩,相信只要存在一小撮擅于批判的精英,因其知性的天赋而高高在上,脱离庸俗的大众,单凭这些人就能够、也理应影响人类的解放。这种相信脱离社会和阶级斗争也能影响社会变革观点,被看作愚蠢的学院派,以为视而不见就能免于危险,但革命的到来指日可待,它会连带它从属的那个世界一起,被真正的革命狂风扫落叶般抹去。这本书更长的篇幅用来对付施蒂纳。在《圣麦克斯》(St Max)这一章,足足七百多页都充斥着嘲弄和侮辱。施蒂纳相信,所有的程序、理想、理论,以及政治、社会和经济秩序都是为思想和精神人为划定的监狱,是抑制人的意志、遮蔽住人无限创造的能力的手段,因此,所有的系统都应当被摧毁,不是因为它们是邪恶的,而是因为它们是系统,向它们屈服是一种邪神崇拜的新形式;只有清除了一切系统,人才能从他的非自然的拘束中解放出来,成为自己真正的主人,获得作为一个人应该有的地位。这个学说对尼采有很大的影响,可能也影响了巴枯宁(也许是因为它在马克思提出自己的异化经济理论之前,就详述了这一理论),它被当做一个病态的现象对待,被当做备迫害之下神经质的呐喊,应当归入医学范畴而非政治理论。谈到费尔巴哈,马克思的语气温柔了些。相比起来,他的写作更清醒,即使有些粗陋,也还是诚实的,他尝试着揭露了故弄玄虚的理想主义。这十一条《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马克思写于同一时期的作品,他宣称早期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已经正确认识到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但他们没有更进一步,没领会到环境本身也被人类的活动改变着,而教育者本身同时也是受教育者。这个学说(这里马克思主要是想到了罗伯特•欧文)人为地把社会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无助地暴露于任何影响,等待着解放的群众;一个是设法在环境的各种影响中独善其身的导师们。但是精神与物质、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相互渗透的;否则历史就被简化成物理过程了。费尔巴哈曾指出,宗教信仰完全是自欺欺人,通过发明一个虚构的世界来缓解现世的痛苦——这是一种逃避,一个黄粱美梦,或者用马克思的术语来说,是人民的鸦片;因此,对宗教的批判必须是与人类学相适的,其形式应当是对宗教之世俗起源的揭露和分析。但马克思指责费尔巴哈半途而废,没有触及主要的任务:他只看到宗教从充满矛盾的物质世界中不知不觉地产生,是治标不治本的止痛剂,但他没有看到,这些矛盾必须被清除:否则致命的错觉和抚慰还会继续蔓延:只有革命才能让云开雨霁,雾散天青,革命不应该发生在上层建筑——思维的世界里——而应当发生在物质基础上,在人和事物的真实世界里展开。迄今为止,哲学都认为信仰和理念自身拥有内在有效性,但这绝不是真理;一个信仰的真正内容蕴含在行动之中。行动是人和社会之原则和信念的表达。信仰和行动是一体两面;如果行为并不表达自己的信仰,那信仰就是谎言——就是“意识形态”,不管它是否有意遮掩其对立面。理论和实践是,或者理应是一致的。“以往一切哲学都在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

    而那些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像格律恩(Grün)和赫斯——也好不了多少。确实,他们曾分析过现实形势;但他们认为理想比利益更重要,同样远没把住现实的脉搏。他们相信,那个时代的政治不平等和精神挫败感都能从经济矛盾中找到源头,如果把私有财产整个废除,一切都会得到解决。但他们也认为,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技术进步不是目标,而是手段;只有道德理想才能证明行为的正当性;否则不管其理由多么冠冕堂皇,一旦诉诸武力,就等于失败,斗争双方两败俱伤,即使斗争结束,也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如果人真的被解放,那也必须赶在工业化还没传遍全世界,血腥的阶级战争还未呈现不可阻遏之势以前,仅依靠和平和文明的手段,尽可能迅速而无痛地完成。事实上,如果不这样,就只剩暴力这一条路了,那就等于自我毁灭了;一个在刀剑下建立的社会,就算最初是正义的,不可能发展成战胜阶级——即使是工人阶级——对其他人的暴政,也是不能与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孜孜以求的人类平等相容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反对阶级战争之必然性的说法,认为战斗会遮住工人的双眼,使他们忘记他们追寻的权利和理想。只有从一开始就牢记人人平等,把人当人看——就是说,放弃武力,唤起人类团结、平等正义的信念和宽宏大量的情操,才能得到永恒的和谐。最重要的一点是不能把无产阶级身上的负担转移到其他阶级的肩膀上去。他们认为,马克思和他的政党只是想颠倒现存阶级的社会角色,剥夺资产阶级的势力,毁灭和奴役他们。这不仅道德上不可接受,还会让阶级斗争持续下去,根本无法缓和现有矛盾。可能的途径只有一个,就是把矛盾熔合为一个共同的理想。

    马克思认为这些观点除了痴人说梦,就是伪善之言。他爱答不理地指出,这些讨论得有个前提,就是说人们——即使是资本家——得肯坐下来理性地论证,并在合适的情况下,为了道德原则和一个更公正的世界而放弃他们的出身、财富或权利。对马克思来说,这是所有理性主义里最古老、最熟悉、最陈腐的谬误。在法国大革命之后的黑暗时代里,马克思曾见识过它最糟糕的形式,他的父亲和同代人曾坚信理性和道德最终会取得胜利,但一系列事件彻底打碎了这镜花水月。要是现在还有人活在十八世纪的迷梦中宣扬这类观点,逃避到单薄的文字世界里去精心构筑他的乌托邦的话,简直可以说是罪恶,愚蠢得一塌糊涂,因为这时需要的是对实际情况的科学分析。马克思很谨慎,他自己并没有陷入相反的错误:他没有就人的天性反对这个理论,而是换了种说法,说尽管这些理论假设人是宽厚而公正的,他却发现自己贪婪、利己,不能做到公正无私。这等于指出他的对手们的假设是主观的和非历史的。这些人的观点有个共性的谬误,即人的行动取决于一个相对独立于其生存环境的东西——人的道德品质。虽然最终结论跟黑格尔相左,但在方法上马克思是忠于黑格尔的,他也认为,人是被社会塑造的,不管他知不知道,经济和局势其实已经划定了他的位置。不管一个人的观点是什么,他的行为总不可避免地受利益和物质需求的引导;大部分人的明确的目标都没有冲突到他们的实际利益,也即他们所属的阶级,虽然有时候许多目标伪装得独立、客观而公正,但其内里仍跟政治、道德、审美、情感等等脱不了干系。大多数人隐瞒自己对环境,尤其是阶级属性的依赖,他们甚至把自己都欺骗了,相信如果改变心意,自己就会过上完全不同的生活。这是现代思想家最贻害无穷的错误。某种程度上说,新教的个人主义促发了与这种“意识形态”相对应的自由贸易和生产的发展,还让人们相信,只要有信心和力量,幸福就把握在自己手里,依靠自食其力,每个人都能精神幸福、物质康乐,如果因为个性软弱而遭遇不幸,那只能怪自己。针对这种说法,马克思坚持说,行动的自由和个人选择时能够行使的自由意志,其实都在社会环境的地图上精确地划定了。所有什么对与错、正义与非正义、利他主义和利己主义的种种观念,其实都无关紧要。就像什么都撇开不谈,只谈“精神状态”本身一样,尽管出发点是真诚的,但说来说去谈的只不过是其主人的实际症状而已。行为,尤其是某个群体的客观行为,群体中成员的主观动机不是重点,实际的行为才是要点。有时候,病人自己熟悉了病理学就能准确诊断自己的症状;所谓久病成名医,指的就是社会哲学家的真正洞察力。但更常见的情况是,症状占据了患者的全部注意力,成了患者唯一的现实。 这种情况下的症状属于精神状态范畴,正是它让令人费解的谬论大行其道,即认为实际现实与精神或心灵是相符相依的,单靠孤立的决策和“无拘无束”的自由意志就能改变历史。原则如果不能与真实利益相结合,就只能是一纸空文;想让人们死心塌地地接受领导,必须让他们处于背水一战的境地,那种情况下如果他们不能理解自己的真实境况,他们将面临混乱与毁灭。

    要改变这个世界,必须要弄清楚他必须面对的物质是什么,资产阶级想维护现状,不希望世界有所改变。行为和思想的一系列概念都是特定发展阶段的产物,无论这些概念有什么样的外表,它们都是资产阶级保有的工具。而无产阶级必须改变现状才能获得利益,他们被中产阶级的需求和限制包围了,盲目地接受中产阶级思想中巨细靡遗的繁琐程序,哪怕完全与自己的阶级利益背道而驰。公正和自由等短语从中产阶级口中说出来时,不管其真实态度有多偏颇,其实际意指的群体与社会中其他阶级有多大关系,多多少少都带着种共通的意涵。但当这些短语从“异化的”无产阶级口中说出来时,则像漫无边际的空话了,因为这些短语跟他们的生活没有一丁点关系,根本是背叛了他们的想法,远不是他们想要表达的意思,短语的催眠能力把问题混淆了,让他们不仅不能改善自己的境况,还阻碍甚至瘫痪了他们行动的能力。所谓的互助论者、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神秘的无政府主义者,无论动机有多纯粹,他们都成了无产阶级的敌人,甚至比资产阶级更危险:不管怎么说,后者还算是公开的敌人,工人们可以接受教导而不受其欺骗。而前者则声称他们跟工人团结一致,还臆断人类之间存在着普遍的共同利益——独立于或超过了他们的阶级归属——这些人在无产阶级阵营中四处散布错漏百出的愚昧之论,因此会在即将到来的斗争中削弱无产阶级的力量。必须让工人们明白,现代工业体系同之前的古老体系、跟其他社会系统一样,是受阶级控制的;只要统治阶级还想延续自己,还需要它,那它就仍是资本主义生产和分配体系强加的专制的镣铐,不管是主人还是奴隶,都挣不脱它的羁绊。什么个人自由天赋的极大发展啦,自发地生活和创造啦,不用依靠其他人就能自由地行动,随心所欲地思考啦……所有这些人类自由的幻梦,只要争夺生产资料控制权的斗争还在继续,就仍是遥不可及的乌托邦。鉴于现代发明和发现已经让我们告别了自然的匮乏,斗争也不再是争夺生存手段的斗争了:这是人工的匮乏的时代,为了获得新工具,社会尺度内的斗争必定会导致权力集中在垄断的创造者手中,而其他人则变得越来越贫困。这场发生在被经济决定了的群体之间的斗争,让人们形同陌路,让他们看不清其真实处境,成了惯例和规则的奴隶,他们不敢去质疑,因为历史的解释轻易能就把这些成规捻得粉碎;只有一个补救方法才能填上这越来越深的裂隙——让阶级斗争消失。而阶级的本质就是与其他阶级竞争。因此,要达到这个目标,不是通过阶级之间的平等化——一个乌托邦——而是把阶级本身整个取消。

    马克思跟早期的理性主义者一样,相信人应该是聪明、自由、善于创造的。如果人的个性泯灭了,那是因为他和他的祖先从早期的共产主义社会走出来之后,——根据最近的人类学的研究,这是“社会的进步”——进入了有着长久而残忍的战争的阶级社会。在人类再次到达这个阶段之前,即使征服了一切技术和精神上的难题,也只能继续在荒原上徘徊,不可能拥有和平和自由。法国大革命是一次想仅仅通过改变政治形态来获得和平与自由的尝试——但它只是回应了资产阶级的需求,因为那时资产阶级已经掌控了经济现实:因此,大革命取得的胜利(它确实完成了那个历史阶段赋予给他的任务)是摧毁了堕落腐朽的封建政体,建立了资产阶级主导的制度。这个任务在拿破仑手里搁浅了,拿破仑根本没有人类自由的憧憬;但无论其个人动机是什么,他的所作所为也是历史环境的必然要求,他是社会变革手中的工具;就像黑格尔洞察到的那样,拿破仑作为历史的代理人,使欧洲进一步意识到了自己的命运。

    人类正缓慢而坚定地向走向自由:每一个新新纪元都是通过受压迫阶级的解放而开创的;没有一个阶级在被完全摧毁之后还能成功复辟。历史不会倒退或者陷入轮回:它的每一次征服都不可撤销。以前的大多数空想组织之所以没有价值,是因为它们忽略了历史发展的实际规律,并且以思想家自己主观任性的想象取而代之了。从古代世界到中世纪、从奴隶制到封建主义,又从封建主义发展到工业资本主义。这些转变不是平滑的过渡,而是从战争和革命中突然出现,因为要是不经历一番挣扎,任何既存秩序是不会让位给继任者的。如今,只有一个阶层居于其他阶层之下,只有一个阶级仍然被奴役、没有土地和地产,它就是无产阶级,技术进步造成了他们的境况。一直以来,无产阶级都在协助上层阶级挣脱他们共有的镣铐,而一旦成就了共同事业,无产阶级就被之前的那些盟友们、刚刚翻身摆脱了镣铐的人转过头来奴役和压迫。在社会的天平上,无产阶级的地位已经低到不能再低了:它下面没有别的阶级了;只要解放了无产阶级,全人类都将获得解放。不像其他阶级,无产阶级没有特殊的诉求,没有不能与其他阶级共融的特殊利益,因为除了人性,它被剥夺了一切;正是它的极端贫困使它能代表全人类——它的权利最少,但它能拥有的权利,所有人都能共有。也因此,无产阶级的战斗不再是社会的某个特定截面争取自然权利的战斗了:自然权利是资产阶级为了其私有财产而设立的理想规划;唯一真实的权利是历史所授予的,一个阶级不能逾越历史分配给他们的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说,资产阶级的确有权利面对民众做最后的抗争,但结果是无望的:它一定会失败,就像在它的鼎盛时期封建贵族曾经历过的一样。而对于民众来说,他们选择战斗并不是出于他们的自由意志,而是因为他们必然这样,或者说他们必须做出这种选择:只有投身战斗,才能生存;未来属于他们,在战斗中,他们同以往所有的新兴阶级一样,为了全人类,抗击一个注定腐朽崩塌的敌人。但是获得这些胜利的阶级自身也注定会消失,这个冲突结束后,阶级将告废除,不会再有任何冲突了;到那时,通过消解这个状态本身,没有了阶级,人们就来到自由的社会了。无产阶级必须明白,他们不能容许任何妥协:当然,为了打败某些共同敌人,它可能需要一些暂时性的盟友,但最终也势必与这些盟友刀锋相见。而落后国家的情况稍有不同,那里的资产阶级仍在为权力而斗争,为了自己的理想,除非在特殊情况下被逼无奈,无产阶级必须忍辱负重,适当调整自己的策略,与资产阶级同甘共苦。而且,尽管历史是被决定的——不管某个特定个人的意志动机如何,胜利也必将属于新兴阶级——但是其进展是快是慢,如何有效地无痛地进行,它会在多大程度上顺应民意,是取决于人的能动性的,也取决于民众对其任务的理解程度以及领导者的勇气和效率。

    为了更清楚地表述这一点,马克思认为,当代哲学家的全部责任就是教育公众,让公众明确他们担负的命运。但是人们会问了:一个训诫、一项行动的命令是如何从历史理论的真理中推导出来的呢?的确,历史唯物主义可以对事实作出解释,因为它关注的是实然( what is),但它不能为价值的问题给出答案,也就是告诉我们应然(what ought to be)的结论。尽管休谟和康德已经把这种分野带入了哲学的视界,马克思并没有就这一点做明确的区分,但看得出来,他跟黑格尔一样,认为事实判断不会明显偏离价值判断:一个人的所有价值判断都受制于给定社会环境中的实践活动,反过来,它们也反映了一个阶级所达到的历史阶段本身:一个人对存在的认识和他意愿对存在采取的行动,是相辅相成的。如果道德判断宣称其客观有效,那么前提是它必须可以被经验验证。他不承认有非实证的、纯粹冥想的道德直觉和道德理性的存在。只有看它是否符合历史进程——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才能判断出一件事物是好的还是坏的,是对的还是错的。在人类复杂的、同时也被历史决定了的向上攀登的路途上,一切失败的事业本质上都是坏的和错的,是它们架构起了上述术语的意义。但这个经验准则也是危险的,因为有些事业表面上看来是失败了,但可能只是遭遇了暂时的挫折,最终还是会获胜的。

    马克思对真理的看法也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他坚持认为,人的社会环境支配了其想法,即使人的某些陈述是客观而正确的,他也不能凭自己确信其正确性,因为物质实在会限制他的判断。他的这个观点时常招致批评。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叙述极其模糊;但总的来说,他也可以接受自然科学或官能感觉上的普通解释,会同意一个理论或命题正确与否的一般判定。但他的兴趣不在这里,他也不关心当代哲学家们喜欢讨论的那种最普世的真理。他的关注点是社会、历史和道德之裁决的内在理性,在这里,争论的双方不能通过援引双方共同接受的经验事实,而简简单单获得解决。他可能会同意,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历史学家都会接受“拿破仑死于流放”这个直接命题。但他接下去会说,没有一个历史学家会把自己限定在一张事件和时间的表格上面:这些对过去的记录,如果想声称其不只是光秃秃的编年史,至少需要在基本观念的选择、描述的详略和谋篇布局上展现出不俗的实力;历史学家对材料的筛选过程中往往会暴露他的倾向,即他会强调某些事件或行为,而把其他的看做是微不足道、无关大局的,他会区分出它们是否顺应了人类的进步,是好还是坏。这种倾向会让历史学家的社会起源、环境、阶级归属和个人趣味显露无遗。

    这种看法似乎支撑起他这个想法:要认识必然规律,黑格尔式的理性观点是必不可少的。马克思几乎从不进行任何形式的哲学分析;所以他的知识、道德和政治理论的主线必须从他作品的细微末节中,从被他自己想当然地轻易接受的观点当中推断出来。他对自由或理性这些观念的使用,以及他的伦理术语,似乎停留在下面的这些看法上(这些看法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找不到原话,但已经体现在他正统的门徒普列汉诺夫、考茨基、列宁、托洛茨基,和更独立的追随者卢卡奇和葛兰西的思想里了):如果你知道世界发展的方向,那你就有权选择是否认同它;而如果你不知道,如果你反抗它,那你的罗盘就指向了必然的毁灭,历史巨轮一定会击败你。故意选择逆潮流而动是非理性的行为。只有完全理性的人才能在二选一命题间自由选择:如果其中一个会导致他自己的毁灭,他就无法完成自由的选择了,因为当马克思称一个行为是“自由的”时,他指的是这个行为跟理性是不相冲突的。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注定要消亡,但资产阶级中的个体成员可以在它完全垮掉之前,遵循理性的指引,拯救自己(马克思称,他自己做到了这一点)。在整个社会达到理性之前,也就是说,在驱散滋生幻觉的矛盾,揭开主奴之分的扭曲认识之前,不可能实现真正的自由。但是人们可以通过发现一个各种势力共通共融的国度,并付诸行动,为自由世界奋斗;因此,自由之路需要有历史必然性的指导。上述这些历史和社会理论轮廓构成了“隐式”的共产主义形而上学的基础。这是一个广泛而全面的学说,其结构和基本概念来源于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其能动性原理借鉴了圣西门,它所信仰的物质第一性来自费尔巴哈,而它对无产阶级的看法则来自法国共产主义传统。尽管如此,它依然是原创的;这些元素的组合并没有导致混合主义(syncretism),而是形成了一个大胆而连贯的系统,一个广泛而巨大的知识体系,它是一个卓越的成就,同时也跟所有形式的黑格尔式思想一样,有着本质性缺陷。但它没有犯黑格尔的错误,即以鲁莽和轻率的态度对待当代的科学研究;相反,它试图跟随科学实证的指引,并将其一般结果纳入自己的体系中。马克思在实践中并没有严格遵循这个理论理想,而他的追随者们有时偏离的更多:即使没有扭曲事实,也会把事实作一番特殊处理,以使它能被安插到复杂的辩证中。这绝非一个完全实证的理论,因为它没有把自己限定在描述现象上,也不只是针对表象的结构和行为作出假设;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绝不是一个由事实证据决定其可行性的假设,而是一个由非实证的历史方法建构的模式,它的有效性不容置喙。用马克思的话说,否定这一点,就等于回归到庸俗唯物主义,忽略了黑格尔和康德的关键发现——只有那些关系(connections)才可以纠正生理感官的错误。

    这个理论以它锐利清晰的语言阐明问题,用严谨的方法推演出结论,广泛地援引细节,又能作出全局性的的概括,可以说,它无与伦比。即便它得出的所有结论都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其重要性也不会磨灭,它为社会和历史问题创造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并因此为人类知识开辟了崭新的大道。对经济关系之历史进化论的研究,以及对经济关系在群体及个人生活的其他方面之影响的科学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解释的初试啼声。以前的思想家——比如维科、黑格尔、圣西门——也描绘过它的一般性轮廓,但是他们像孔德和斯宾塞一样,建构了太庞大的系统,直接结论被淹没,以至显得太抽象、太模糊了,所以到现在,除了观念史家,没人还记得他们这些观点。真正的现代经济学和现代社会学之父——尽管不少人有觉得自己配得上这个头衔——是马克思。有那么种人:他的观点曾被视作异端,引得聚讼纷纭,如今经历了大浪淘沙的论争之后,渐渐成了自明的老生常谈——如果天才指的是这样的人,那马克思绝对担得起天才的名号。他在这个领域的成就必然会逐渐淡化,因为其成果已经渗入到了各个角落,成了文明思想之永久底色的一部分。


其他各章在这里:
第一章:导言 http://book.douban.com/review/5149928/
第二章:童年和青少年 http://www.douban.com/note/178932059/
 第三章:精神哲学 http://www.douban.com/note/322430126/
第四章:青年黑格尔派 http://www.douban.com/note/321914274/
第五章:巴黎(上) http://www.douban.com/note/324682744/
             巴黎(下) http://www.douban.com/note/326960688/
第六章:历史唯物主义(上) http://www.douban.com/note/337654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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