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评】我们心中的恶与善——谈李沧东的《薄荷糖》和《诗》,兼及其他(上)

沁云 2014-03-20 09:05:41
(谨以此文向伟大的李沧东导演致敬。)


        除了最早的《绿鱼》以外,李沧东截至目前自编自导的五部电影里,我已经看过四部了。每次看到银幕上那些在日常生活中挣扎的最普通不过的人们时,深切地感动之余,都会想起鲁迅先生的一个说法,“直面惨淡的人生”。

        初次接触李沧东的影片是《密阳》。看过电影后去查导演的资料,发现他是作家出身,我一点也不觉得吃惊。看过四部之后大概可以概括出,视觉表达上的克制和节制,情节在舒缓的节奏中慢慢展开、然后抵达一种平静而强大的叙事张力,还有贯穿于每一部影片中的意味绵长却难于加以准确描述的抒情性,这一切都近似于我们在深刻的文学作品中能够看见的品质。(说起来我觉得他的这些片子给了我一些类似于阅读马尔克斯作品的感受,比如《礼拜二午睡时刻》,比如那几部寓疯狂和哀伤于平静的著名的中篇小说。)

        能够被称为大师的那些导演在作品中都有一些一以贯之的关注点,并因其在作品序列中的反复出现而使自己的所有或大部分电影在整体上构成“对话录”式的一种存在,而且在这一对话录的内部形成丰富的表达性和互文性(尤其当一位导演喜欢重复使用某些演员时,作品序列内部的丰富性很可能会因而变得更强大)。比如伯格曼对天主教的不断发问和对人与上帝关系的反复质疑;比如基耶斯洛夫斯基对机遇性和偶然性、对沟通的可能性、对现代社会中伦理问题的探索,以及他对冷战后的欧洲政治格局的隐晦思考;又比如杨德昌之执着地表现人的孤独——不孤独是可能的吗?——和被压抑的身份感、认同感以及由此引发的普通人内心中那些绝望的呼喊,而这一切,同时也夹杂着他对台湾人的政治身份和当代命运的隐喻。

        与此相类似,李沧东的影片里也有着一些反复出现的主题。例如《密阳》和《诗》中的赎罪,而和赎罪相关的,是《薄荷糖》及《绿洲》对善与恶的探讨。更显著的共通之处,则在于李沧东始终将他的视野对准了生活在偏僻外省的最最平凡的韩国中下层百姓,他一定相信,戏剧性和意义感是可以从这些普通人的生活中发掘出来的。不论《绿洲》之中对“畸人”之纯爱及他人对他们的态度的表现,还是《诗》片中六十六岁的杨美子为了筹钱送给自杀女孩的家人而向瘫痪的老头“出卖肉体”,又或是《薄荷糖》全片结束后再忆起甫一开篇时,金永浩站在铁轨上对着迎面驶来的火车发出痛彻肺腑的呐喊,都会引发观众的思考:究竟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罪?恶是如何诞生的?我们如何去面对生活中的恶?善有没有可能让恶得到拯救/救赎?……这些问题,构成了李沧东的电影在主题上的交响效果。

        


一. 身边的恶与善

        李沧东在电影中所表现的恶,乍看不太像我们在一般意义上所理解的、在其他大量影片中常常看到的那种多少带有夸张性质的恶。其实一种恶与另一种恶本身并无不同,带给人的伤害也大同小异。做警察时的金永浩,在审讯疑犯的时候手段毒辣,对他人的痛苦——包括自己妻子的——丝毫无感。杨美子的外孙伙同其他青春期男同学凌辱一个女学生,导致后者投水身亡,事后却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看着河里漂来的身体无动于衷,以至于连这件事本身,都是杨美子从其他孩子的家长嘴里听说的。这样的恶分别出现在《薄荷糖》和《诗》中,导演并未对它们加以渲染,甚至刻意突出了它们的平淡,不配煽动性的音乐,也没有花哨的机位和镜头运动。1987年的第一场审讯过程中的暴虐是在一个长达两分十秒的略有推拉的慢摇镜头中展示的,除了几个耳光,大部分其实是通过对话,并且和后面的两场一样,没有一点血迹出现在镜头里;对女孩的凌辱也仅仅在一位家长与杨美子的谈话中被点到为止地提到,仿佛它所引起的后果也仅是难度不大的一件事,完全可以靠钱来摆平。两件事都因平淡而看似平常,也因此显得安静,就像李沧东所使用的那些带有特定的安静感的镜头。

        李沧东处理这两桩恶行的方式,已经在告诉观众,他没有将恶当作一类行为在表达和重现,而是把恶作为了一个哲学命题,他所做的,是唤起这个命题在观众内心中的感受,从而让观众自己去思考。

        把《薄荷糖》与《诗》并置于同一篇文章中来谈论,当然是由于我在它们对恶的表现上发现了上述相通之处。但另一个原因则在于,金永浩和杨美子分别是这两部影片中唯一的主人公,二人一男一女,一个的年龄跨度是从青年到中年,故事是在二十年中发生的,另一个是老年,情节开始和结束于一个月之内,这些区别会使他们形成有意义的对照关系。

        这两个人的生活的共同关键词,便是“惨淡”。

        金永浩出现在《薄荷糖》的第一和第二个叙事时段上的时候,是身无分文且走投无路得想要自戕的社会渣滓,随着故事倒叙展开,就像一颗在泥水里浸泡过的卷心菜一层层地被剥开,作为个体小老板、警察、士兵和学生的金永浩渐次出现在我们眼前,最终呈现出来的,是卷心菜毫无污染的洁白内部。青年金永浩本应成为社会大有机体内的一个部件或至少一个分子,然而在1980年的“光州事件”后,他沉沦、堕落,从有同情心的士兵变成凶狠的警察,又变成麻木、游戏人生的小老板,因投机而在金融危机中失去一切,最终不可避免地被社会作为垃圾和毒素排出体外。从光明到惨淡,这个变化的过程,应由谁来负责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应该再仔细看一下金永浩是如何堕落的。1980年作为士兵在“光州事件”中稀里糊涂地参与镇压学生运动时,害怕暴力的金永浩良心未泯,对学生持同情态度,却在自己脚部中弹后的震惊和痛苦中误杀了一个女生。到了1984年,初当警察的他被迫要在资深的同僚面前刑讯犯人,抱住犯人费力狠扭时的他看上去反倒像在乞求对方。就是在同一天,以一双刚刚犯下暴行的“脏污”了的手为象征,他粉碎了来探望他的初恋情人顺任的爱情,也从此告别了自己人生的光明面。于是分别在1987年、1994年和1999年出现在观众眼前的金永浩,就是一个越来越沦落的人了。在1984年的那一天,因同侪压力而加入“暴力机器”、成为暴力的一部分,是金永浩被迫做出的行为,但拒绝女朋友的感情则是他的主动选择。在被迫与主动之间,有耐人寻味的心理机制,有最后那一丝丝的善意。

        对于前述的问题,李沧东没有在《薄荷糖》这个影片的内部给观众提供一个能轻易获取的答案,而我认为,这个答案可以向《诗》片中去找寻。在我看来,《诗》是比《薄荷糖》更复杂的一个文本,因为它探讨的是恶之上、之后的那个问题:赎罪。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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