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石门坎纪行

trats-i 2014-03-14 09:57:54
柏格理
柏格理


双重地图:
        7月,去贵州石门坎。
        途中经贵阳。因为正值暑假,加上连日来气温迅速攀升,贵阳市里挤满了像我们一样的旅游居停者和避暑客。不过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待一两晚就迅速流向黔东南各个民族村寨:凯里、镇远、雷山、丹寨等。这早已是贵州旅游一条成熟而经典的路线了。去往火车站的路上,司机也兴奋地向我们推荐黔东南。他夸的方式很特别,也不说哪里好玩,只说前几天才往凯里方向拉了几个澳门人,那些人告诉他说澳门虽然发达,但还是这里生活舒服,天气凉爽,有山有水。他自己也是这两年才回到贵阳,对他而言:“出去转过了,就知道还是家乡舒服。”有趣的是,这些年旅行者四处在寻找和打造的“田园幻想”,在去到当地之后经常会落空,但在一定程度上却被当地人接受下来,变成一种真实的体会。
         “师傅,我们是去黔西北。”
        “是织金洞吗?”他迅速反应。
        “不是,是乌蒙山里一个叫石门坎的地方。”
        他一愣,有些不可理解:“没听过,那地方有啥好玩的?”
        那地方有啥好玩的?这一问也使我们一愣。大抵每一个旅行目的地,都有一份自己的文化地图和地理地图,这两者大多是重合的。但在贵州石门坎,却分裂得厉害。在地理地图上,它不过是云贵川三省交界处、乌蒙山腹地的一个普通村落,山高水远,又穷又破,不仔细找都很难发现;而在文化地图上,石门坎却是耀眼的,作为本土山地文明和西方基督教文明的一场融合实验,有着很多光环。自从上世纪英国传教士伯格理去那里传教之后,石门坎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现代乡村建设运动”。不仅开辟了教堂,“一天可为三千人受洗”,信众数以万计,还兴建了西南苗疆第一所中学,创建了苗文,首创双语教学,开了男女学生同校的先河,发育出20世纪上半叶中国西南最大的基础教育网络。石门坎一跃成为中国西南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为此,西方人称它为“文化圣地”和“海外天国”。据传,在当时的石门坎,海外邮件只要简单写上“中国石门坎收”,这信就能寄到,可见声名之盛。只是到了现在,在急剧的衰退之后,石门坎似乎被重新还原成了一个地理小山村,它所在的毕节市威宁县已是贵州省两个重点扶贫县之一,慢慢退出了大众视野。
        然而,也还有一群不肯忘却的人,他们是中外的传教士、朝圣者、背包客、文化研究者、NGO工作者等等,因为迷恋着那段文化史上的奇观,开始一次次走访石门坎。此次,我们也算是旅行者之一,并对那个曾经的旅行者伯格理感到好奇。他不像汤若望、利玛窦这些传教士,每天出入宫廷,耳提面命,而是一路上溯扬子江,深入内陆。我们都知道,在这条江的下游,清朝与西方文明是熟悉的、礼貌的,就像一个客厅。而越上行,就越蛮荒,客套与花招的东西就越少。作为第一个踏上凉山土地的西方人,他既是冒险者又是野心家。
        去石门坎之前,伯格理先是到了昭通。昭通地处四川盆地向云贵高原抬升的过渡地带,曾是西南循道公会的中心。我们到达昭通时,已临近半夜。昭通火车站地理较为奇特,是建在一个高台上,在吹得作响的夜风里,旅客们裹着衣服纷纷挤上那条通街的路,是一排很陡的台阶。因为到处是黑暗的灯火,几乎看不见脚下,所以只能凭着感觉往下踩。这一切使我对昭通产生一种边境城市的错觉。而在这些台阶上同时还挤满了报车讯、餐馆和旅店的揽客队伍,他们穿着各种各样的民族服装,散布在一级级的台阶上,黑压压的,比火车站里出来的旅客还多。“旅馆,住旅馆啦。”“彝良、彝良。”“黄华啦,有去黄华的吗?”你要顺利穿过他们,就得表现出丝毫没兴趣的样子。稍有一丝意志上的松懈,流露出一丁点意向,它就会迅速把你裹紧、盘问、劝说并带走。
       从昭通到石门坎,原先只有一条从四川古县、云南镇雄县到昭通来回的商道,物品全靠人背马驮,走一趟得好几天。如今,坐车只需3个来小时。沿途地势一路抬升得很快,但几乎看不到什么野地,山坡上全是成片成片齐整的烟叶地。一路坐火车从北往南,也很少看到一个地方对土地利用得如此密集。同行的高姐说,夏初她来这里的时候,山地上全盖着塑料薄膜,白花花的就像漫山遍野的人工雪地。这种高度利用的土地形态,一直延伸到乌蒙山高处才停顿下来。
        乌蒙山,无论是对石门坎的地理地图还是文化地图都是关键的。在人类学圈里有这样一种划分:从越南中部高地到老挝,到中国的云南、贵州、广西三省,再到泰国、缅甸,一直到印度东部,这个地带被称之为“Zomia”,意指“山区的人”。而石门坎正处在这个地带上。一路,我都在想张坦先生在《“窄门”前的石门坎》中提出的那个有趣的问题:为什么儒家文化两千年都没能进入石门坎苗族,而基督教文化却只花了20年就做到了?

寻找知情人:
        到石门坎之后,我们向很多当地人打听伯格理的事情,出乎意料的是,对这段历史清楚的人并不多。即使知道一些的,也大多抱着一种陈年旧事的心态。相比外人的遗忘,他们生活在这个现场却对这段历史如此冷淡让我们略微有点惊讶,对那段历史一无所知在他们或许并不觉得遗憾,相比而言,他们总是更愿意谈谈眼下的事情和机会。
        走在石门坎的街上,不难看出有些路段仿的是仿城市步行街的样式,只是要简陋些。统一样式的房子是前年新建的,路面也才修了四五年。走不远就能看到旅馆招牌,林总大概能有十来家。住宿很便宜,30元一晚,还是双人间。但老板说每天大概只能租出去两三个房间。“既然没人住,为什么要开这么多旅馆?”“早先不这样,愿意住的人多着呢,全是外边过来倒煤的。”从商店老板那里,我们也得到了验证:“以前生意好做,人们有钱也愿意花,现在上边禁止采煤了,慢慢人一散,生意就淡下来了。”石门坎的山里藏着大量的煤,原先都是村民自挖自烧,后来一传开,山村里慢慢也就挤满了从周边过来倒煤的机会主义者,把小矿不断开到山里,不少人发了财。还有的就留在街上赌,据店主说一晚上能输一辆小轿车。如今,煤禁采之后,石门坎更换了另一批外来者——在村子周围可看到不少施工,很多人选择到此务工和经营。石门坎的旅游开发对他们而言是另一次机会。
        而对村里另一些人来说,石门坎的历史才是机会,而且是一种更大的机会。新中学校的陶绍虎老师,今年73岁,小时候一直在这里生活,对老一辈人的历史很清楚。他带很多人参观过石门坎,其中还包括不少国外访客。在某种意义上,他像是这里的一个导游,近些年他也一直在呼吁当地的文物保护:“游泳池间隔上的大石板被人撬走了,拆下的老校舍大柱脊檁被烧掉了,石房子坎下的那片松林中的许多树枯死了,树皮已被剥掉……够叫人焦心的。我们应该想一想,一个外地游客来石门坎要看什么?”同时他也是一个“被旅行者”,那些从各个地方来到这里的人,都带来了他们自己与石门坎的故事。人类学里,这类人被称做“知情人”,他们阅历丰富,是沟通当地人和外来者的节点,也是当地文化娴熟的翻译者和解释者。这类人在人类学中往往被视为问题人物。然而,对旅行者而言,要迅速了解当地,找到这样的“知情人”是最便利的方式。
        一路为我们讲解时,陶老师经常会说到两个词,一个是“同胞”,一个是“社区”。这很有意思,“同胞”的用词很明显带有20世纪初的民国印记,而“社区”却是改革开放后才慢慢在中国流行起来的。由这两个词,一个既现代又停滞的石门坎面貌便可见端倪。
陶老师先带着我们去了教堂。原先的老教堂破败得厉害,已经无法使用了,这一座是外来的NGO组织帮忙修建的,靠在路边山脚下,非常便利。教堂不大不高,没有彩绘玻璃,也没有雕塑,屋顶上简单立着一个十字架,一切遵循着实用的设计,却算得上是村里最好的房子之一。每到礼拜时间,附近苗族村落的信徒就会着盛装赶来,大概有几百人左右。跟以前伯格理传教时一天三千人受洗、几万人聚会的盛景相比,确实有些凋落。而且教堂仪式也简化了很多。但跟别处乡村教堂不同的是,这里会有苗语朗诵圣经和唱苗语颂歌。
       据陶老师介绍,现在的教会基本偏于形式化,往往对经文不做解释。他跟我们说起一个例子,有一次他礼拜时,经文里有念到“施比受更有福”,他就问身边的人是什么意思。那人却告诉他“在所有动物中,狮子最凶猛,所以它能吃更多东西,更有福气”。而在之前的交流中,我们也发现有些村民对信仰的理解往往是实用性的,他们只在生病和做异梦时才去教堂祷告。这种实用性的信仰,有时候会使得这里一些苗人也同时信仰端公,这是一种早先就存在的原始巫师崇拜。据新光学校的卞校长说,有一次学校里的狗把别人的羊咬了,按照端公的老方式,就必须把这只狗带到羊面前,用羊槽子将狗压着扣在地上,让羊走过去。陶老师反复说到的一点是,仅仅靠单纯信仰是不够的,还需要学习。确实,有时候越是圣迹的地方,信仰就越稀薄。这跟旅游生态圈是一致的,就好比丽江、大理等越是作为田园古城的面貌出现,商业味也就越浓。这是某种意义上的空城计。
        由教堂左拐上山,是伯格理和高志华的墓地。这两个墓地已经成为贵州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所以路修得很漂亮。墓碑上写着中英苗三种文字,伯格理墓碑上写着:“牧师真是中邦良友,博士诚为上帝忠臣”。词句是当年一个老秀才的笔法。陶老师说:伯格理去世后,安葬的费用都由苗人自愿承担。同行的高姐告诉我们说,伯格理墓地周围的土地,虽然没有墓碑,其实都是苗人的坟墓,他们自发环葬在伯格理墓地四周以示追随。后来我们不断听到这样的传奇叙事——比如伯格理牧师当年建学校,向土目索求一块牛皮大小的土地,土目以为微不足道,便慷慨应允,不料伯格里把牛皮切割成细条,圈出了整整60亩,在这里,伯格理似乎成了另一个山地版的阿凡提。然而就像高姐怀疑当时的邮路一样,认为除非教会那时已经有了自己的邮政系统,不然在当时的环境下很难收到那些只简单写着“中国石门坎收”的海外邮件。而关于牛皮圈地,也有人指出很多疑问。其一是认为当时并没有将一张牛皮割为长达12公里细线的能力,故不可取。
         不过,传奇叙事和科学索证在石门坎本就是相互交结,难以划分的。早年伯格理来石门坎传教时,就带上了幻灯机,用来播放耶稣基督的受难影片。这给我的感觉就像是《百年孤独》中那些带着磁铁和玻璃珠走进马贡多的吉普赛人。磁铁和玻璃因为前所未见所以被当成神奇之物。伯格理当年沿着扬子江进入西南腹地时,也有不少类似记录。山里的人会把望远镜当成望远枪,认为它可以杀死所有通过它看到的人,而且具有一千华里的有效射程。而照相机,它的作用被设想在必要时可以发挥机关枪的作用,还具有一种奇特的魔力,魔力的指向全把握于那个缩在黑布之下的摄影师。伴随着传教,伯格理其实也引进了科技和教育作为石门坎现代文明的启蒙,这就像陶老师口中反复说到的“社区”用语。
        伯格理、高志华、朱焕章,还有费立波,这四个人的墓地其实可算是石门坎近代文明的一部简史。因为原先的路坏了有两年,去往费立波墓地的路如今已长满了杂草和棘刺。一路走的时候,我们能很清晰地感觉到,在陶老师的脑海中也存在着两幅地图,一幅是现在的,一幅是过去的。陶老师一会儿指着一片树说这些都是当年伯格理等人栽下的,至今已有几十上百年,一会儿指着远处说那就是原先麻风病院的地址。每到一处,都丝丝入扣。其实,在石门坎,像陶老师这样的“知情人”还有不少。村子里的杨华明先生,就在自己家中办了一个石门坎百年简史展,里面收集着一些苗族老服饰、老一辈人用过的器具,以及一些当时的资料。这个展办得很有点业余,并没有固定的开放时间。有人乐意去看,恰巧他也在家,他便领你转转,时不时在你好奇和疑问的地方做些讲解。

感动的可疑:
        虽然在1948年的地震中受毁严重,但石门坎多少还保留着一些原先的老建筑。除了用作政府办公的石房子,最大的一块建筑群就在威宁石门民族学校。威宁石门民族学校就是伯格理早先创办的石门坎小学(1912年更名为光华小学),也就是所谓“牛皮圈地”的地方。
        学校内,长房子、老教堂、教师宿舍、足球场、游泳池,还有早先年他们栽种的古树也都还在。起初为了鼓励孩子过来上学,伯格理把学校的地分成2-3平方米的小块,送给学生。在学校的路上,我们时不时还可以看到这些划分的痕迹。学校的游泳池,现在已处于废置状态,分左右两池。小池较浅,专供女人和孩子。池子边上原先是花园,现在已经不在了,不过有一块被农人开辟出来种了些花,倒也应景。学校下方的足球场,长满了草皮,因为地形原因,虽不很规则,但面积足够大,陶老师告诉我们说,当年在这里踢足球的时候,一脚把球踢出去了,就得带着干粮下去找。后来学校开运动会慢慢形成了传统,经常有从云贵川等地100来支运动队前来参加,到1934年时,加上观众,场上足有2万多人,比赛项目更是繁多,包括团体操、田径、跳远、撑竿跳高、掷铁饼、标枪、足球,高年级还有国术十三路弹腿、拳术等,十分兴盛。
        就全国范围看,20世纪上半叶都是中国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的一个风潮期。1920年,晏阳初回国后编成《平民千字课》作为教材,分别在长沙、嘉兴、烟台几个城市进行扫盲试点。1926年晏阳初以河北定县(今定州)为根据地,推行了广为人知的“定县实验”。同时期还有梁漱溟在邹平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陶行知等人在江苏的“南京平民教育促进会”等。但相比而言,发生在中国西南山区石门坎的这场教育运动,无论是在时间还是在规模上都可圈可点。
石门坎在伯格理办学之前,数数能数到100的人都不多,识字的更少。当地有赶场,这个习俗至今仍在,每月逢1、4、7的日子,周边村落的人都会聚集到街上,各家把自产的农产品依路铺开,足有一里来地。一个云南来的大妈告诉我们:在赶场这一天她能卖300来斤豆花,而且村里和她一样卖豆花的还有7-8家。可见规模不小。而在当时,每个村寨只有几个能计数的人,赶场时没有这样的人在场交易都无法进行,所以通常是由这几个人代整个村子买卖东西。
        石门坎小学建起来以后,参与到学习中来的人越来越多,到1946年,涵盖云、贵、川三省20个县都有学生来这里上学。有的学生得背着干粮在路上走半个月。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大花苗地区建校多达100多所,形成了整个西南地区最大的基础教育网络。而石门坎正是这个网络的中心。据陶老师介绍,当时各个学校的校长都是由这里委派的。而且,石门坎每年都会召开一个会议,各个学校都会过来讨论一年的教学情况。这里不仅实现了苗、英双语教学,还培养了不少博士。而培养出来的这些人又重新回到这里教学,形成了以苗教苗的传统。石门坎因此也成了“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据说,现在石门坎60岁以上的老人都可以实现英语对话。
        有教堂的地方就有学校,这是石门坎的一个传统。关于石门坎光华小学,当地流传着很多故事。在教学楼有一个校史展览馆,里面收藏着大量关于伯格理和后来者建校的感动轶事。高志华牧师为了保护相关的建设经费,被强盗用刀刺死,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陶老师讲到这里时显得很伤感。他现在自己任教的学校叫“新中学校”,校址在山坡顶上,这个学校也是外来者支持创建的,参与教学的都是一些外来的志愿者,服务期一年到两年不等。之所以取名“新中学校”,大概也是想建成另一座光华小学。我们到学校时,正赶上放假,一批志愿者老师正要离开。旁边围着一群学生哭得稀里哗啦的,离愁正浓。卞校长对这种年复一年送别的感动场面并不是很喜欢,她认为这样会给学生造成一种不安定的心理暗示。但她似乎又不愿把它制度化。她觉得在这样的环境里,更倾向于情感管理,而非制度管理。
        志愿者走的那天我们都在,学生追着车一路唱《一路顺风》,志愿者们不断往外探头挥手告别。其实,对他们来说,这里不过是一个中转站。当初他们选择来这里就是带着情感来的,所以走的时候收获这一份感动是一次重要的自我认同。这或许就是卞校长虽然不认同却不愿实行制度管理的原因,因为需要感动的不是学生,而恰恰是来到这里的志愿者们。送走志愿者,卞校长显得非常疲惫。这种感动的重复,对于志愿者来说是一次性的,可对于长待在这里的她而言,却已经和学生一样是反复在经历了。
        谈起这个学校,卞校长自己也有一肚子委屈,她迫切想要帮助这里的人,一门心思想把教育做好。学校对于学生不收取任何费用,可尽管如此,当地人似乎并不认可,时不时还有过来捣乱的村民。她说这些的时候,我又想起了伯格理办石门坎小学的情形来,那时候苗人为了支持建校,每天跑七八十里山路去扛木头。相比而言,新中学校缺少的或许并不是感动。只是到了如今的时代,仅仅是感动已经不够了,甚至就连外来者的感动本身在当地人眼里也是面目可疑的。

创制苗文:
        石门坎环绕在乌蒙山的山凹面。虽然是夏天,可因为风刮得狠,冷得也厉害,只好找新中学校的老师借了厚外套。看山坡上一路走动的人,全都前顶着头,衣服被吹得鼓鼓的。相互之间说话,都只能扯着嗓子喊。据学校的人说,这里一年之中大半时间都是这种大风,很有点飞沙走石的样子。这里的松树也因为常年风吹,普遍矮矮的,都快成灌木形状了。不过看着乌蒙山势一层一层卷出去,倒很是壮观。毛泽东当年写诗:“乌蒙磅礴走泥丸”,很有人定胜天的魄力。只是到了实际的日常生活里,这种人定胜天的气魄要卑微得多。我问过一些村民,他们说乌蒙山里气候并不好,多数时候雾很大,而且湿气重,寒气深,东西潮得快,跟淋了雨一样,他们管这种天气叫白雨。“长时间碰着这样的天气,玉米全霉烂在地里,土豆开始发芽,连猪都养不肥。”
        石门坎山里大片种植的作物只有玉米和土豆。玉米是葡萄牙人在16世纪引入东南亚地区的,它的优点是可以在海拔500-1000米以上种植,而土豆则是当年伯格理亲自引入石门坎种植的。相比稻作,它们都被称为“逃跑的植物”。美国人类学家詹姆斯•C•斯科特认为,“稻米长在地面上,看它的样子就知道它熟没熟,啥时该征税了。假如王国对人们不高兴,也可以轻易地把粮食烧了,把人赶走。如果一个人想要拒绝王国的力量,他会用什么法子?我猜他会种植根茎的植物,因为根茎植物成熟期不一样,它随便种,随便长,而且也不可能被人看到,很难观测出来。例如一种根茎的植物,一年可以熟,成熟以后埋在地里,两年以后再来挖它,都可以,所以你可以跑掉,国家要想获得这个粮食,他也得像你一样把它挖出来,而且挖掘的成本很高,这也不怎么值钱。”所以,他认为像石门坎这样的“Zomia”(山区)地带,是由“逃跑的植物”构成了“逃跑农业”和“逃跑的社会结构”。而这样的社会结构是很难被国家文明所征服的。这也是法国史学家布罗代尔曾经说过的一个观点:“文明可以在水平线上扩张,却没办法垂直扩张,哪怕是两三百米都不行。”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儒家文化长达两千年也没征服这里的原因。
        在斯科特的理解中,Zomia地带的人都没有文字,只有传说。在伯格理来到石门坎之前,大花苗也是如此,历史全靠古歌传承。但随着基督教文化的深入,伯格理开始创制苗文。为了创制苗文,伯格理牧师跟苗人同吃同住,学习苗语,常年不缀。此外,他还和杨雅各等人翻山越岭到各个苗寨去听语调,并试着在文字中融合罗马拼音和苗族服饰花纹。当时,在葛布教区的党居仁牧师也创建了一套苗文,于是伯格理便把这两个苗文系统都拿到英国语言研究学会去比较,英国那边传来消息认为伯格理系统的苗文简单易学,更本土化,这才流传开来。伯格理不仅编印了《苗文基础》和《苗文原始读本》,还用这种文字翻译了《新约》,苗文开始迅速遍及苗族、彝族和傈僳族等地区,甚至到后来彝族和傈僳族也用苗文字母来拼写。当时在贵州毕节地区、云南昭通地区和四川宜宾地区的川苗和大花苗等学习热情都很高,有几万人可以读写苗文。
        因为影响面广,苗文受到了民国官员杨森的抵制。后来在“文革”期间又中断了十几二十年,期间大量资料被烧毁,到如今石门坎60岁以下的大部分人都不知道苗文了,也没看过苗文的样式。据陶老师说,至今还能读写这套苗文的已不到100人,大多也都是当年离开石门坎如今再回来的。虽然除了石门坎苗文,大花苗人现在还有另外5套文字:拉丁苗文、规范苗文、完善苗文、改革苗文和设想苗文。但陶老师这一批历史见证者坚持认为石门坎苗文更具历史价值,也更值得珍惜。陶老师原先是医生,退休之后一心一意致力于石门坎苗文教育。他反复修改教材,自己花钱编印资料去四处讲学。对此,外界给与了很大的热情,不仅常有国内外的学者过来找他讨论,更有很多NGO组织想把它做成视频放在网上。这其中有没有猎奇心理不得而知,但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新光学校,因为苗文并不在考试升学之列,所以学生普遍比较懈怠,而且当地苗人对此反应也比较冷淡。
        加上历经时代动荡之后,石门坎苗文本身也处于一个残缺的形态,以前创制的文字有些部分已经消失了,而新时代出现的一些新词汇也没有找到对应的用语,所以一直处于还没有完成事物命名的阶段。为此,陶老师所在的石门坎苗文促进会,大概有20人左右,他们试图编纂一部苗文词典,规范石门坎苗文。但他们并不愿只是简单根据汉语发音来复制苗文词汇,而是试图重新把词汇置放在苗语文化语境里来重新创造,因而这项工作显得既艰难又有趣。比如谈到最近常发生的泥石流,原先石门坎苗文中并没有这个词,陶老师他们创制的时候取的就是苗语中“龙王嫁女”的意思,因为在他们的文化中,龙王出行经常是动静很大,山崩地裂的。而关于新近出现的事物,如何命名也是一大难题。好比电视,现在已经慢慢普及到苗人的生活中了,可是这个词却是原来从没有接触过的。为了创这个词,陶老师翻遍了苗文圣经和一些原先记录的古歌,后来他找到了“天女绣花”这个词,因为电视是电波信号传播图像,所以他在此基础上变更一下,用了“雷女绣花”来表达电视,这样一来既能包含电波又能想到图案。
        创建文字,在我的印象中,这似乎更贴近于一件发生在远古的事情,所以在听着陶老师讲述时,就像是自己在同一个时间序列里置身于另一种时间形态。自古文明难上山,但山上也自有自己的文明。在外来者的热情和当地人的淡漠之间,陶老师有着足够的清醒:“能做多少就做多少,不可强求”。对他而言,那个之前存在过的巨大景观毕竟是美丽的。

                      工作稿 刊于 《旅行家》杂志2014年2月刊 转载请注明出处

关于石门坎,王炜和申舶良在“各种未来”中有一个主题会专门涉及:
走向荒野的哲学 http://multifuture.wix.com/info#!untitled/c1h4e
(诗)柏格理的异梦 http://www.douban.com/note/326420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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