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答案的问题:关于民族关系演讲的旁听笔记

维舟 2014-02-23 19:54:38
昨日去上海政法学院听了姚大力先生的一场演讲。事先得知其题目是《中国民族关系的历史渊源——兼论中国国家建构的两种模式》,预想中以为主题当是就其本人所专长的中古以下北方民族史而谈宋元以来民族关系及边疆政策的变迁,不料两小时听下来,其所谈内容与这一预期颇有不同,但确也获益良多。

姚先生一开始就先说,中国境内族群关系有“自南向北”、“由北到南”、“从东到西”这三个“空间节奏变化”,“中国”是一个既古老又年轻的超级共同体。接下去便分论这三点,但听起来这三者却又颇不相同,大抵“自南向北”是远古人类之进入中国、“由北到南”是三代以降黄河文明向南扩散、“从东到西”才是中原力量西进以整合西北边疆各族。这在结构上倒也顺理成章,只是一开始听到他竟从分子人类学、遗传学讲起,追溯到几十万年前,实在令我一时愕然,但旋即理解他讲这些,用意在于讲中国境内族群的“多头起源、多元发展”(说实话,连日本这样的单一民族国家都是,遑论中国?),以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立足点作铺垫,或不如说,正是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反向推导出来的。第二段“由北到南”讲的其实是以汉人为主体的中国国家建构过程,即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华北中原文明如何逐渐扩散,尤其是永嘉、安史、靖康三次南迁移民,以及南方的开发与兴起,由此才谈到明代科举进士、三鼎甲地理分布。这一节重心落在南中国的开发与汉人这一超级群体的定型化,几乎未涉及边疆异族。

到第三节“从东到西”,才进入到中原与内陆亚洲各族的互动,也就是我原先预期中的开端部分。姚先生的演讲从15:34到17:11,历时97分钟,而讲到这里时,已过去四分之一的时间(25分钟)。而在谈这一点之前,他先引了Ernst Gellner的一句话:“凡要造就一个民族,必以历史学的错误为前提。”——这是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一句话,因为现实族群政治中虽然确实常以错误的历史作为民族主义诉求的合法性基础,但学者们却常会在潜意识中认为,正确的历史认知,是好的民族主义或好的民族关系的基石。实际上,学者对族群历史的研究,常具有解构的力量。当然,姚氏提到这一句,目的在于说明:带着现代国家的民族观念去观看历史,会造成一些荒谬的认识。他举唐极盛时期的疆域地图说明:唐控制西域110年、蒙古高原仅40年(故杉山正明称唐为“瞬间大帝国”也是对的),但那地图本身会给人一种唐之国势延续甚久的印象,且掩盖了郡县制内地与边疆松散的羁縻控制之间区别。这个观点他之前曾详加陈述过,他这里的用意想是在表明:不能将传统中国的控制地域视为是均质的现代政治体,相反,它的边界(如果那时有“边界”这一现代政治概念的话)之内,内边疆长期存在,外儒内法国家治理的模式不能解释中国何以有如此辽阔的疆域。

这样,到第36分钟时,他切入到重点:与“外儒内法的国家治理模式”相比,内陆亚洲帝国模式是更有解释力的。这一模式起源于契丹族开辟的征服王朝,寻求保持多样性,到清代之理藩院而集大成,满清为稳定蒙古而进军外蒙、西域、青藏,“没有元朝和清朝,中国的版图与现在比将会有重大差别”,他并引周锡瑞Empire to Nation中的观点,“中华民国以承认列强的不平等条约为代价,换得国际上承认它继承清帝国”。

这里说到的两种模式,窃以为更确切地说,是源出于五服制的郡县制+羁縻制模式,与内陆亚洲帝国的二元统治模式(源出辽代的南北院“一国两制”,即对中原与内地采取不同的统治方式,至清代乃有理藩院集其大成,与掌管朝贡羁縻的礼部分开)。在我看来,这两者也不完全对立,因为它们共同的基础是:假定汉文明的郡县制地区与边疆地区,不能用同一种行政体制治理,只是后者对边疆谋求更积极的控制,不像羁縻制在现代国际法看来恐怕连宗主权都未必算得上。这两种模式的讨论既列在副标题内,本可再行申论,但姚先生可能觉得他著作中早已谈过类似问题、或这一断语之确定无须讨论,故未展开,只讲了6分钟便转入下一节。我认为这里至少还可以谈到一个问题:即这两种机制背后的内在动力很不一样。五服或羁縻制,虽包含“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意识,但它对荒服则并不谋求积极控制,其目的仅在获得边疆异族不侵攻核心区,而在礼仪上承认天子权威;内亚帝国的二元统治模式则不同,因为它本身源出边疆(故蒙元是“内北国而外中国”)而为天下共主,故它可以丧失中原而回退(一如蒙元之退守蒙古故土)还有活路,但如失去边疆军事力量支持则大抵亦不能保有中原(北魏因六镇之乱覆灭、辽灭于金、金灭于元,都在于其这方面的失败),清代之强调国语骑射、极力巩固与蒙古的联盟,根本原因当亦在此,此即清朝挺进内陆亚洲(或濮德培所谓China Marches West)的内在驱动力。明代虽也有永乐帝北伐至蒙古高原,但这个汉人王朝因其立足基石的不同,无可能采取北族的二元统治模式,明朝的边疆政策因而偏向消极防御,因为其内在目的是消极性的(少受或不受侵攻),而非生死攸关、须积极控制,缺乏这种强大的内在驱动力——如果不是出于对与蒙古结盟的极高重视,清朝也不大可能进军外蒙、西域与青藏,且每次都极其坚决而不惜一战;蒙古局势的安危,对它是动摇国本的心腹之患,而对明朝而言,则只要长城管用,蒙古局势最多只是疥癣之疾。概言之,自中唐安史乱后,因东北边疆势力的兴起,中国的政治中心逐渐向东北方移动,最终定在北京,对西北则全取守势,因此,如果有一个“由东向西”的空间运动,那在我看来纯因一个偶然事件:即满清入主中原带来了控制内陆亚洲边疆的内在驱动力;而满清之所以能完成这种空前的历史性事件,在于它正具备某种既亲游牧又亲农耕的双重性,最适合扮演这样二元统治中的共主角色。

此外,因为姚先生谈的是“国家治理模式”,或许也会让人误以为那类似现代政治语境下的官方政策,但追本溯源,在传统时代,无论在羁縻制还是二元统治模式中,边疆各族更多的应是对皇帝个人权威的承认,而非对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实体的原则认可。这两者经常混同,但却有微妙而重大的差异。无论在唐代“天可汗”称呼还是在清朝时对“博格达汗”、“大皇帝”的陈词中,均能看到这一点:边疆民族首领遵循的是庇护原则,而作为天下共主的中国皇帝即他们所有人的庇护者。在这样的理解中,天下在一定程度上是皇帝的私产,与“国家”难以截然分开,双方组成的是庇护-追随的共同体。不难看出,这样的观念中,在意的是人与人的关系,即谋求控制的是边疆的族群,而不是其脚下的领土边疆,那往往还在其次——这是与现代观念又不同的一点。从国家行政制度上稳固控制边疆地区,可能只能追溯到清代中叶,尤其是雍正、乾隆二朝,虽然这种控制也以皇帝为纽结。

以上两段是受姚先生议题激发而所感,他之后转入另一议题,即“中国”作为一个共同体的构建历程与两种相互矛盾的民族主义。这么说也可理解,因为前面所谈的历史大势都还只是前现代的族群互动,即便是清代的理藩院治下,边疆各族大概有的也是对皇帝的认同,而非“中国”这个超级共同体的认同,而这却是现代政治不可或缺的。他从“中国”含义的变化开始,谈到在18世纪之前,藏、维语中均无既包含本族(或本族世居土地)又包括中原的大共同体的词汇,满语dai-ching gurun显然音译自汉语,而tulimbai gurun则是对汉语“中国”的意译,蒙古语tumdadu ulus(“中国”)则可能从满文借入。说到这里,他又借用了欧美汉学家的观点:即中国是一个“文明”、“帝国”,而不是一个“国家”(=民族国家),所谓现代中国“将民族主义的紧身衣套在帝国身上”或“中国是一个假装成国家的文明”(白鲁恂语)。

他接下去引述了许多欧美汉学家或研究民族主义的学者的观点,尤其是《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一书,一时话题又转向各国不同的民族主义上去了。虽然他显然认为中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与英法美德俄五国都不同(这五条道路无不与各国特殊的历史经历紧密相关),但并没有说中国的民族主义是第六条道路,而是将这五条道路与中国的状况做一定的对比(窃以为还有一点或可一谈:即民族主义话语的兴起,本身与现代性进程交织在一起)。进而他谈到nationalism为何进入中国的语境后,演变出两种不同的民族主义,即族裔民族主义与国家民族主义,前者在晚清时催成满清合法性的崩溃(排满),但一旦民国建立,即转向后者,诉诸“五族共和”、“中华民族”。至傅斯年和顾颉刚笔下,即压抑族裔民族主义,担心这引发国家诉求,所谓“中华民族是一个”。他这里所说的自然远非中国所特有,我之前曾将极端的国家民族主义称之为“反民族的民族主义”,因为它以锻造无差别的共同体为核心,常无视事实上的差别,别说是一国内部,连葡萄牙在一些西班牙学者看来,也只是“面向大西洋的一支西班牙人”,以至有许多所谓“人口普查再定义引起的种族灭绝”,这类例子,老实说比比皆是,中国的状况与苏联时期最相似,既非唯一的,也不是状况最糟的;固然它确实有自己的特殊性,以至于西方有些学者在谈及中国的民族时,索性就写成Minzu,表示这一中国语境中的概念,与ethnic group不一样。

不过,从姚先生所说的来看,他本人其实也是一个“国家民族主义者”。他说到“边缘族裔人群的认同是被主流人群认同动员激发的”,故不应说“炎黄子孙”,以免引起刺激,即是明证。他是一个善良的学者,多次讲到应自省(“我们经常伤害到别人”——比如现在说“外蒙古”也对该国不大尊重,不过话说回来,希腊至今都不肯承认马其顿的正式国名呢);他也不赞同“民族主义去政治化”,认为民族自决权不能局限于文化、经济上的诉求,因为,“一个缺少政治权力的文化自决权何以能实现?”虽然没点名,但这话自是针对马戎2004年提出的观点;不过在他看来民族自决权又不是无限的,底线是不能走向政治独立和分裂。他演讲的最后一句话便是:中国是多民族国家,错误的认识将导致“万劫不复的分裂”。——换言之,演讲所言都在坚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中国”的完整框架是如来佛的手心,不能跳出,但在此基础上,则应赋予一定权利,实现民族平等(他提到民族平等是“英明”的)。事实上,他所说的,与马戎说的“去政治化的民族主义”(值得注意的是,马戎本人就是回族)并无本质的区别,至少前提是一致的,是正统的和调和式的,有点类似于一个仁慈而开明的家长。

他总体上是乐观的,因为他看来相信只要有正确的政策,实现民族平等,没有民族压|迫,即可消弭许多悲剧。我不这么乐观。民族主义政治之所以常常一团乱麻,正是因为层出不穷的问题,无论什么举措都不能摆平,打个或许不恰当的比方:夫妻之间吵得厉害了,到最后心结已深,你会发现对她不好固然已不行,对她好却也未必就能挽救这段婚姻。尽管道理大家可以讲得头头是道,落实在实践中,那真很难说怎么做才最好,当然,你应当尊重对方的主体性和自由意志,可如果她就是想离婚,你偏又觉得不离婚是底线,你怎么办?尽管姚先生以塔吉克斯坦为例说,它独立的代价很大,但人们常不相信自己会那么倒霉,何况,是因为可以过得更好才独立的吗?那过得不好时岂不也可以放弃独立,蒙古国重新回归中国大家庭算了,还可共享繁荣,这样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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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就到这里结束。从17:12到18:00,是近一小时的讨论环节。我其实有满腹的问题,不过自己原只是来旁听学习的,总不好喧宾夺主。而往来问答了一阵,更不好意思拖场,毕竟都到吃晚饭的时间了,原定这场开幕演讲是17:30就应结束了。

提问环节,予我印象最深的这个是这个问题:“如果现代中国是将民族主义的紧身衣套在帝国身上,那么,不套这件紧身衣,套什么?”这个问题很难答,姚先生看来也未直接回答,毕竟有很多也极敏感(例如联邦制在中国是不能讨论的),但这让我想起近来复苏的一个话语:即关于中国的帝国话语。这当然也是西方的一种视角,不少人一直将中国看作最后一个帝国。白永瑞的文章也讨论过这一点。当然,“帝国”在当下语境中也不受欢迎,因为中国人常将之联想到负面含义的“帝国主义”,但实际上不可否认,现代中国无论在领土还是政治治理模式上,追溯起来主要继承自清朝,无论这一遗产是好是坏。在我看来,现行的民族自治制度,正标志着“改土归流”的最终完成,固然因为汉族与各族之间文化亲缘性的不同,这一进程各地不一,但毫无疑问,其中最棘手、最难实现文化均质化的,正是文化亲缘性最差的藏、维二族。回头说,不套民族主义的紧身衣,套什么?大概正是”多元一体“这个模糊的词,既强调多元又强调一体,颇有”民主集中制“的味道。

又有人提问,何故中唐以后中国的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分离。这其实原是个历史地理学的问题,不过这次演讲引入了许多交叉学科(可看出,其中的分子人类学、族群基因追踪研究、历史地理学、移民史等等,都是复旦擅长的,看来姚先生从南大调到复旦后,汲取了许多理论资源),也就有人这么提了。姚先生的答复是认为“越是经济中心在南,越应政治中心在北”,以维持“领土结构的平衡”。这个答复蛮奇怪的,安史乱后中国政治中心偏在东北,自是政治局势逼迫使然,并非这样对”平衡“有什么好处。他也谈到明朝原定都南京,迁都北京有一定偶然性,因朱棣原是燕王,”明朝像他这样能亲自带兵进军到蒙古高原的皇帝也没几个,后来还有一个,是武宗吗?后来被抓起来了”——那是他记错了,是英宗。

这场演讲,纳入的话题极多,又都极大,很多是介绍性的,绝大部分观点和论据,我之前也知道了,如单纯从学术性来说,实说不上有几分创见。不过那大概也因为它的定位是一次开幕演说,何况,一场演讲能激发人讨论和思考,原也就够好了。

杂记:
1)因有人提及姚先生批评《心灵史》的文章,他说起还曾与同门,因张承志硕士导师是翁独健,而“我自己当时导师(应是韩儒林)去世”,也转入翁独健门下;他说张一直是自己最喜欢的一个作家,“我对他是太尊敬了,都有点嫉妒他了”。当然意见不同也本属正常。
2)内蒙当初想建一个蒙古学中心,规划编制200人,姚觉内蒙并无这许多人才,何况这编制也太庞大,当时笑问:“能养活吗?”当时亦邻真(他提起时说的是其汉名“林沉”,“他是和我老师一辈的”)便沉下脸来:“你中央把大兴安岭还给我,我不要你中央一分钱,你看我们养得活养不活?”
3)去年去塔吉克斯坦,公路在中国境内很平坦,一进入塔吉克就坑洼不平了,那边基础设施还是苏联时期的遗产,“独立的代价很大”;到了一处,问:“is this a village?”答:“No, it's a city.”那边现在还有一些粟特人的后裔(按:应指操Yaghnobi语的族群),他们可以按拼音文字读粟特文,但已不认得古粟特文的确切含义。他在那里受了一次“毁灭性打击”,因为那儿有人告诉他,他所景仰的中亚学家,塔吉克的卡富罗夫(Б.Г.Гафуров?)竟是个"stealer“,其一些著作是窃取自他人的。
4)前一阵来了一塔吉克族,要姚先生帮忙找高尔锵,此人当年帮塔吉克族设计了文字,”哎呀,他们塔吉克族把他当神一样,非常尊敬,拜托我一定要找到“,结果找来找去,问到上海社科院,听说有这么个人,但早退休了,不知道住哪儿,”我说你们给他发工资、发退休金,怎么会找不到人呢?后来终于找到了,在南京西路一个老房子里,生活很艰苦,住在一个亭子间里,照顾自己病弱的儿子。我去看了,非常难过,国家遗忘了这些老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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