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林的《卡尔·马克思》第五章——巴黎（上） 来啦！

    这一章比较长，一共四十多页，所以分成上下两次贴上来吧（其实真实原因是后面的二十页还没有翻译……）。这一章对伯林来说是比较重要的一章，因为伯林写这本书的30年代，马克思的早年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刚刚被发现，而这两本书恰恰都是在流亡巴黎时写就的。其中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今天还是马克思文献中被引用最多，同时又最难懂的文本之一，这本书术语新旧参差，内容庞杂。对它的文本的解读是几十年来争论不休的话题。所以如何梳理这些新材料，描绘这一段时间内马克思的思想轮廓，是很有挑战的。
    但是我也不剧透了，大家自己看吧。这一章分为四节，这次的是I、II两节。剩下的春节前肯定贴上来！还是希望大家多多指出错误。谢谢！
                                                                   第五章 巴黎 （艾弗砷 译）
    一个时代即将到来。那时，太阳将只在自由人的世界上闪耀，他们除了理性不承认任何人的主宰；那时，暴君和他们的奴隶、牧师和他们愚蠢伪善的工具，将只能封存进历史或者重现在戏台。
                                                         ——孔多赛
I
　　　十九世纪的巴黎对社会、政治和艺术的狂热，是整个欧洲历史中绝无仅有的。诗人、画家、音乐家、作家、改革家和理论家全都群集在这个法国的首都，路易·菲利普相对宽松的统治，使她成为流放者和革命者的庇护所。一直以来，法国都被视为知识分子的天堂；三四十年代，复辟的阴影覆盖了欧洲，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和思想家涌向巴黎这片薄暮中的光晕，他们发现，这里既不像柏林，把他们这些外乡人拒之门外；也不像伦敦，冷冷地转过身去，留下他们在孤立的群体中相互取暖。巴黎热情地接受了他们，他们自由地出入艺术和社会沙龙，在巴黎，这些沙龙在多年来君主复辟的氛围中得以幸存。他们浸淫在这里的知识气氛中，兴奋地讨论，理想主义地写作，他们充满激情地反对旧秩序，反对国王和暴君，反对教会和军队，尤其是对那些不可理解的庸众、奴隶和受压迫者，那些自由人生命和权利的敌人，他们深恶痛绝。这个动荡的极度异化的社会里，凝聚起了一个令人兴奋的情感联合体。这些情绪密集地酝酿着，个人感情和信仰以激烈的短语迸发出来，人道主义的口号此起彼伏，革命主义者随时准备用生命孤注一掷；短短十年里，观念、理论和个人情绪的冲撞比此前任何一个时代更频繁；它们在此时生发，在此地生长，互相吸引，又排斥和改变着彼此，此时此地聚集了比文艺复兴时期更个性突出、更具穿透力、更准确有力的天才。每年都有新的流放者跨过君主和沙皇的国境线来到这里。意大利、波兰、匈牙利、沙俄和德国的移民们在这充满同情与尊敬的气氛中成长起来，他们建立国际委员会，编写小册子，组织集会，参与密谋；而更多的时候，他们在私人住宅、咖啡馆和公共宴会上不停地谈论和争执。巴黎的整个情绪是乐观和昂扬的。
　　　革命作家和激进政治家的信心和力量正处于顶峰，他们的理想主义还没有被扼杀，革命者的措辞也不像崩溃的1848年那样黯淡无光。在此之前，这种以追求自由为目的的国际联合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成功过：诗人和音乐家、历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都不约而同地感觉到，他们是在为自己写作，也是在为全人类写作。1830年，一场与反动主义的斗争取得了胜利，他们到40年代还生活在这次胜利的幻觉中；1839年布朗基主义者那次被镇压的谋反，倒是在大多数浪漫的自由主义者的记忆中渐渐模糊了。但是这绝不是一次孤立的爆发：这次狂热而仓促的密谋发生的背景，是繁荣的金融和工业进步的表象之下的无情的腐坏堕落，这期间无数的财富转瞬间聚积起来，又在大量的破产中化为乌有。
　　　新的统治阶级由大金融家、铁路巨头和大工业家组成，他们大肆贿赂，耍弄诡计，法国经济的前途被投机者和冒险家握在了手里。南部工人的频繁暴乱说明，造成这种动荡局面的原因部分是由于雇佣劳动力的莽撞行为，更多地则是因为工业革命：它使整个国家的运行变得更快，也更无情，尽管跟英国比起来，法国的工业革命在规模上要小得多。严重的社会不满和对软弱、欺诈的政府的不信任，加重了人们的危机感，他们普遍期待一场政治转型，对一个有足够天赋和能量的敢作敢为的人来说，似乎没有什么是遥不可及的。巴黎点燃了想象力，为某些精神旺盛、野心勃勃的人提供了机会——这类人可以在巴尔扎克的作品中或司汤达未完成的小说《吕西安·勒万》中找到；五月革命已经摸清了审查制度的底线，测试了政府的容忍度，这里的政治环境相对宽松，使得风格尖锐的政治报章有机会公开他们的态度，参与辩论。这个时代，印刷文字有更多的力量去左右理解和挑起感情，能使一触即发的气氛变得更加紧张。诗人、画家、小说家和音乐家留下的回忆录和信件——缪塞、海涅、德拉克罗瓦、瓦格纳、柏辽兹、戈蒂埃、赫尔岑、屠格涅夫、维克多·雨果、乔治·桑、李斯特——传递了环绕着这个时代的魅力气息，让我们感受到这个天才辈出的社会的敏锐清醒的感觉和旺盛的生命力，这个时代专注于分析自己的病症，也为自己的高贵和力量而自豪，它一下子从陈规陋习的羁绊中解脱，来到了一个可以自由支配和创造的广阔的空间。到1851年的时候，这种情绪死去了；但是伟大的传奇已经铸就，从此，谈到革命进程，没有人不想到巴黎。
　　　但是，马克思来巴黎绝不是寻找新奇的经历，他天性是一个非感性的，甚至是古板的人，环境对他的影响微乎其微，他的处事方式在任何环境中都固守不变。他不信任热情，尤其蔑视靠华丽的词句补充能量的人。他的同胞海涅和俄国革命家赫尔岑和巴枯宁初抵巴黎时，兴奋地写信宣告他们来到了欧洲文明的中心，马克思却似乎没有感觉到这种释放。他之所以选择巴黎而非布鲁塞尔或者瑞士的某些小镇，是因为某些具体和实际的原因——他认为巴黎更适合《德法年鉴》的发行，这本杂志并没有按国别划分它的目标读者群。此外，他仍然期望找到一些问题的答案，在百科全书的作者们、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那里，在他1843年囫囵吞枣式地大量阅读的社会学和政治学著作里，他并没有找到令他满意的解答。谁要在根本上对法国大革命的失败负责？是那些实践或理论的缺陷导致了督政府或帝国的诞生，最终使波旁王朝的复辟成为可能？对于那些苦苦寻觅了半个世纪，至今仍在探索的人来说，要建立一个自由公正的社会，哪些失误是必须避免的？真的不存在社会变革的规律吗？如果找到这些规律，大革命是否会得到挽救？百科全书的作者们相信人类的本性可以在一夜之间受到全面的启蒙教育，统统变得理性，这无疑是把人类的本性过分简化了。黑格尔的答案同样没有朝问题的解决接近一步，他认为大革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绝对理念（Absolute Idea）并没有到达合适的阶段，既然没有恰当的规范去拯救这些林林总总的事件本身的偶然性，也没有替代正统解答的新药方（formulae）——像人类自我价值的意识、具体的答案或严苛的批评——来为它增加任何说服力，就更别提使它变成更坚实的实在了。
　　　马克思用他特有的方式面对这些问题：他研究了这些事实，阅读了革命本身的历史文献资料；还一头扎进法国人对革命和其他问题的论战性文章里，这些文章观点偏激，并且数目相当庞大。他以突出的毅力在一年之内彻底完成了这两项工作。从学生时代开始，他的休息时间就主要花在读书上，而在巴黎，他的阅读面更是前所未有地广泛：他像当年转向黑格尔主义时的那段时间那样，以一种疯狂的方式日以继夜地阅读，他的笔记本写满了摘录，题满了梗概，穿插着大段的评论文字，这些文字将在日后出现在他自己的著作里。到1844年底，对法国和英国主流的政治和经济学说，他已经完全了然于胸，他用自己半正统的黑格尔主义观点来审视这两类学说，并最终在这两种不可调和的倾向中间明确的确立了自己的立场。他的阅读以经济学为主，从魁奈和亚当·斯密一直读到西斯蒙第、李嘉图、蒲鲁东和他们的追随者。他们明晰、冷静、不掺杂感情的风格，跟讲究辞藻、感情泛滥的德国人形成了明显的对比。他们实用的智慧和对经验主义研究的重视，大胆而有独创性的普遍假设，都吸引了马克思，并加强了他天生的拒斥任何形式的浪漫主义的倾向，他只接受一种对现象的解释：有科学证据作支撑的自然主义解释。随着对法国社会主义作家和英国经济学家的著作的理解，那笼罩一切的黑格尔主义的迷雾被渐渐驱散了。
　　　他把法国的整体现状和他自己的祖国进行了对比，深深地感受到法国人高卓的智慧和政治思维能力。“在法国，各个阶级都受到了政治理想主义的熏染，”他在1843年写道，“并且都认为自己是代表社会普遍诉求的阶级……而在德国，实际生活和智慧两者是截然二分的，现状像铁链把人们缠在一起，他们只有在物质必需品的驱使下才会起来反抗。……但是单靠革命热情和自信心不足以使一个阶级成为社会的解放者——它必须找到对压迫感同身受的其他阶级……在法国，它找到的是贵族和僧侣。这种戏剧性张力在德国社会是不存在的……这里，只有一个阶级的不公正不是特殊的而是整个社会共有的——它就是无产阶级。”他认为，德国人是西方所有民族中最落后的。英国和法国的过去如实地反映着德国的现在：德国人——就像无产阶级与其他阶级的关系一样，他们与更先进的民族站在同一边——的真正解放，必然会导致在政治和经济压迫之下的整个欧洲社会的解放。
　　　然而，如果说那些作家的政治现实主义确实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他也对这些人历史观念的缺乏感到震惊。对他来说，可能正是这一点造成了他们的简单和肤浅的折衷主义，这一点也让他们在其系统中随意地引入修正和增补，而对自己系统中明显的知识上的不适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在他看来对这种瑕疵的容忍，就等于表明他们丧失了严肃和真诚。这种知识灵活性（intellectual elasticity），恰恰是由对历史进程的严格框架的不充分把握造成的；他自己的观点则是始终轮廓鲜明、猛烈有力，从前提到结论的推理严丝合缝，不允许丝毫的暧昧不明。古典经济学家做出的假设——政治经济学目前的分类（contemporary categories）在任何时间和地方都是适用的——他认为是彻底荒谬的。就像后来恩格斯说的，“按现在这些经济学家的说法，要是狮心理查懂点经济学，设立起自由贸易体制，而不是浪费时间去进行十字军东征的话，就不会有后来这六个世纪的停滞不前了”，在他们看来，好像所有以往的经济系统都是资本主义粗糙的近似，都要按资本主义的标准进行分类和评估。每个时期只能它本身独有的的概念和类别下才能进行分析，空想社会主义之所以产生，就是因为把握不了这一事实，他们煞费苦心的方案，无非就是把资产阶级或封建社会中的不良方面排除在外的理想化说法；不过问题并不是某人希望发生什么，而是历史允许什么发生，在目前的趋势中，哪些命定会进步，哪些注定会灭亡；经济体系必须严格依照经验主义的调查方法得出的结论来建立。
　　　尽管如此，马克思与这些作家在精神上发生了共鸣。他们也同样不相信天赋观念，同样不诉诸超越逻辑和实证观察的感官情绪：他们把这看作非理性主义复辟的最后防线；他们也激烈地反对教会和反对独裁。他们中间不少人持有“人类利益的自然和谐”这样古怪又过时的观点，或者相信个人凭借自身能力就能从国家和君主的干涉之下解脱出来，并确保自己和他人的幸福。以他的黑格尔主义的教育背景，这些观点是完全不可接受的；不过总归来说，这些人是他的敌人们的敌人，他们的目标是进步的，他们也是推进理性的斗士。
　　　
II
　　　如果说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了历史的构架的观点——也就是人类历史组成元素之间的有条理的联系（formal relation），那么，他对这些元素的认识则是从圣西门及他的门徒，尤其是蒂埃里和米涅那里得来。圣西门是一个大胆而独创的思想家：他是第一个提出经济发展水平是历史进程的决定性因素的作家——在他的时代提出这一点就足以让他不朽了——并且他在进一步的分析中把历史的进程看做经济等级（economic classes）之间不断冲突的过程，在任何一个时代，这种冲突都发生在主要经济资源的占有者和没有资源优势、但又依赖前者得以生存的人之间。根据圣西门的说法，统治阶级不关心或没有能力理性地使用它的资源，或者制定一个规则，让那些最能胜任这项工作的人去使用社会资源并使其增值，统治阶级很少灵活地适应它本身和它所控制的机构，或者适应它自己的行为导致的新的社会条件。因此，它往往追求目光短浅又自我中心的政策，形成封闭的等级制度，把大量财富积累在少数人手中，而且通过它的威望和权力，迫使无依无靠的大多数人居于社会和经济的奴役地位。这些受压抑的被统治者自然愈发躁动，以致为推翻少数残暴的统治者而捐身徇义；当社会的中间派支持他们的时候，他们最终会取得胜利。但是他们在长年的奴役状态中堕落了，他们不能构思出比他们主人更高级的理念，所以一旦他们掌握权力，他们不会比先前压迫他们的人更理性和公平，他们会制造出新的无产者，而新一轮的斗争又会重演。人类的历史就是这种冲突的历史，这根本上——就像亚当·斯密和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家说的——是由于主人和其附庸两者的无知，他们如果合理分配经济资源，原本可以使两者就最大利益达成一致。事实则恰恰相反，统治阶级试图阻止所有的社会变革，让无所事事的人们虚掷生命，妨碍技术创造形式的经济发展；然而，这些技术创造只要合理地开发、科学地分配并大规模地应用，就能很快确保人类永恒的幸福和繁荣。圣西门，一个眼界远超百科全书编纂的前辈的历史学家，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人类社会，他不是把古代当做对当今文明来说遥远的客体，而是把它当做对其时代的社会和经济需求有着健全应对机制的社会；因此，比起大多数与他同时代的自由作家，他对中世纪的解释更深入，笔尖也融着更多同情。当时的社会秩序为应对一时的实际需要而出现，它可能会阻碍后来的发展，变成一个紧身拘束衣，被那些有赖于社会秩序的保护的阶级穿在里面，故意隐匿起来。那些军队和教堂等中世纪等级制度的有机组成元素，现在仍在苟延残喘，在现代社会它们的运行依靠银行家、实业家和科学家来完成；结果牧师、士兵和食利者（rentiers）只能作为闲汉和社会寄生虫存在，他们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阻碍了新阶级的发展，因此必须被清除。取而代之的应当是勤勉而娴熟的专家，这些人因为其卓越的执行能力而必须是社会的领导者：政府应当是由任职于集权式大型工业或农业企业中的金融家、工程师和管理者构成的。最终，由继承权导致的财产的不平等是必须被革除的：但这一点不能被延伸到普遍的私有财产上：每个人都有权利享受其个人劳动的果实。像那些大革命的发起者和他们之后的傅里叶和蒲鲁东一样，圣西门坚信私有财产所有制是使人积极劳动的唯一动机，同时也是私人和公共道德的基础。国家必须按银行家、公司发起人、实业家和发明者的效益给予他们充分的回报：一旦这些专家使社会的经济生活变得合理化，人类的善的本能和万有的和谐将带来普遍的正义和满足，所有人的机会都将是平等的。
　　　圣西门生活的这个时代，资产阶级企业家逐渐崛起，新的机械设备获得了广泛的应用，西欧封建主义的残砖断瓦逐渐消失。他对技术发明及其改变人类社会的巨大可能性深信不疑：在能干又有活力的中产阶级身上，他看到了正义感和无私利他主义，而地主贵族和教会则出于无知的敌意阻碍它的崛起，抱紧自己的特权和财富瑟瑟发抖，因此他们成了一切正义的敌人，成了所有科学和道德进步的绊脚石。
　　　用那时的眼光看，他的信仰并不像现在看来那么幼稚。就像马克思后来常说的，在那个年代，为了争取社会地位，资产阶级的先驱们自然而然的把他们自己的事业向广大的受压迫者靠拢，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新理念无私的拥护者，战斗在进步阵线的最前哨。在新兴资产阶级慷慨的理想主义氛围中，圣西门是最雄辩的先知：他提出产业、首创精神和大规模计划生产具有最高的价值；他也一针见血地表达了阶级斗争理论，但他不知道自己的这一学说将会在未来以何种方式付诸实践。他本身是一个十八世纪拥有地产的贵族，大革命时家道中落[1]，他转而支持这股崛起中的力量，并为自己所处阶级的没落的正当性作出解释。他最著名的思想上的对手，夏尔·傅里叶，是一个旅行推销员，十九世纪上半叶定居巴黎，那段时间里，圣西门最给予厚望的金融家和实业家并没有促进社会和解，反而通过集中垄断加剧了阶级对抗。通过控制贷款和雇佣规模史无前例的劳工，他们使大生产和货物的大规模集散成为可能，因此得以在不同的平台上与小商人和工匠竞争，把这些小生产者排挤出自由市场，这些人的孩子则成为他们工厂和矿井里的雇工。工业革命对法国的社会影响，是造成了垄断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之间的裂隙，引发了两者间持久的怨恨，这种对抗从那以后一直没有消弭。傅里叶就是其中没落阶级的典型代表，他猛烈抨击“资本家是社会的救世主”这种说法。稍年长于他的瑞士经济学家西斯蒙第，以大量历史证据为佐证指出——在那个时代只有天才一类的人才能认识到这一点——以前所有的阶级斗争都起因于世界上商品的短缺，而如今新的机械生产手段的应用导致的生产过剩，如果不加以制止，这种情况本身将引发更大规模的阶级战争，之前所有的冲突在它面前都相形见绌。因为必须把持续增加的产品投入市场，资本家之间展开了不间断的竞争，他们降低工资，增加工人的劳动时间，以确保拥有哪怕暂时性的优势，这些资本家团体间两败俱伤的战争，反过来又会导致一系列的经济危机，最终引发社会和政治混乱。这种人为造成的贫困的蔓延与商品的增加成正比，这些对大革命曾承诺过的基本人权的无礼践踏，只有依靠国家的介入去剥夺囤货居奇的资本家的权利和生产资料，才能得到解决。但是，鉴于西斯蒙第是个信仰中央调控和人类社会之理性管理的可能性的自由主义者，他把自己仅仅限制在提出宽泛的建议这一点上，傅里叶则不信任任何的中央权威，宣称如果政府单位过于庞大，那么这些专横的官僚主义必须被革除，他提出地球应当被划分为以“法朗吉（phalansteries）”为基层组织的小团体，每一个“法朗吉”都独立自治，并在较大的团体之下结成联邦；所有的机器、土地、建筑和自然资源必须归集体所有。他的观点是古怪的想法与天才的灵感的混合物，在它最具启示意味的时刻仍不失于精心与细致：一个中央发电厂为“法朗吉”的所有机械供给电量：利润的分配按照劳动、资本和才能的比例为5:3:2计算[2]，“法朗吉”的成员每天工作时间很少，因此可以自由学习，使这个团体的知识、道德和技能发展到迄今史无前例的高度。他的观点有时会被突发的幻想所打断，比如他预言不久的将来会有新的猛兽物种出现，它们外观上不同于现存的物种，但是更强大，种类也更多——“敌狮（anti-lions）”、“敌熊（anti-bears）”、“敌老虎（anti-tigers）”，不同于它们与人为敌的祖先，它们跟人和谐共处，依存于人类，它们依靠自己的本领、智慧和预见力帮人完成工作，能弥补单纯机械的缺陷。他观点的重要性在于其破坏性。其中传达着强烈的义愤，散发着对金融家及其跟班——法官、士兵和行政官们——组成的残暴社会制度对个人生命和自由的大规模破坏的真实恐慌，傅里叶的控诉是后来所有针对自由放任（laissez-faire）主义学说的攻击的原型，是马克思和卡莱尔的那些伟大的谴责文书的原型，甚至我们可以说，它也是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基督徒对新形式特权取代旧特权的反对的滥觞，是反对机械对个人的奴役——尽管采用机械的本意是为了解放他们——的源头。
　　　1830年的革命把查尔斯五世赶下台，把路易·菲利普扶上了法国的王位，这又一次掀起了公众对社会问题的兴趣。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中，新闻媒体不间断地印刷书籍，散发小册子，攻击现存秩序的恶魔，寻找各式各样的解决方案：从温和的拉马丁和克莱门梭，到更激进的马拉斯特和勒德鲁·罗兰的半社会主义需求以及路易·勃朗的完善的国家社会主义，最终结束于巴尔贝斯和布朗基狂热激烈的规划中，在《人的自由》（‘L'Homme Libre’）这份杂志里，他们呼吁废除私有财产，开展一场暴力革命。傅里叶的门徒孔西得朗宣布了现存的财产关系系统的必然灭亡，同时，当时闻名遐迩的社会主义作家贝魁尔、路易·勃朗、德萨米，以及他们中间最具独立性和独创型的蒲鲁东，也在1839~1842年间发表了他们对资本主义秩序最著名的抨击，他们的学说也同样被一群鹦鹉学舌者稀释和流行化了。1834年，天主教牧师拉梅内出版了他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著作《一位信仰者的话》（Words of a Believer），1840年阿贝·康斯坦特的《自由圣经》（Bible of Freedom）面世，这鲜活地证明了即使是在教会，也有人抵抗不了风靡一时的新革命理论的吸引。
　　　路易·勃朗《十年》——这本书对1830-1840年这十年进行了才华横溢和尖刻怨恨的分析——取得了轰动性的成功，显示了舆论的走向。文学和哲学的共产主义开始流行：卡贝写了一个深受欢迎的共产主义乌托邦《伊加利亚旅行记》(Voyage en Icarie,1840)。皮埃尔·勒鲁向小说家乔治·桑鼓吹一种神秘的平均主义，海涅则在他关于七月王朝时期巴黎的社会和文学生活的著名小品文中，用赞同的笔调讨论了这个思想。
　　　这些运动后来的命运是微不足道的。圣西门主义者们，在断断续续地存在了若干年之后，像一场运动一样悄悄消失了；他们中间有的人成了铁路大亨和食利者，算是尴尬地实现了他们导师某个方面的预言。而更理想主义的傅里叶主义者们，在美国建立了共产主义合作社，其中的一些，像奥奈达市社区，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的繁荣，吸引了美国一流的思想家和作家；六十年代通过他们的报纸《纽约论坛报》，他们有过相当大的影响。
　　　马克思熟悉了所有这些理论，他通过梳理近代社会历史的细节，尽其所能验证它们。他从所有可获得的资源里，从书籍和报纸中，通过与作家和记者的会面，以及通过在小革命团体中与德国熟练工们（journeymen）彻夜长谈获得这些细节。在共产主义煽动者的影响下，这些小革命团体碰头讨论他们组织分会的事务，甚至更隐晦地讨论在自己的祖国举行革命的可能性。在与这些技工的交谈中，他发现了一个阶级的需求和愿望，圣西门和其后辈曾在他们的作品中多多少少抽象地描述过它的轮廓。他几乎对具体细节不假思索便认为，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将会扮演推进理性和改善社会的角色。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不稳定的非阶级元素，它们由边缘人物组成：像小商贩、波西米亚人、待业士兵、演员、知识分子，他们既不是主人也不是奴仆，独立生活却仅维持在勉强糊口的水平，他们的存在很少引起社会历史学家的注意，更少地被计算在内或拿来分析。他对社会主义经济著作——它们构成了法国改革政党的左翼派别——的兴趣让他转向了这些问题。
　　　
　　　
　　　[1] 注：这里伯林有错误。圣西门（1760－1825）在大革命前就家业衰落了，他本是圣西门公爵的最近嫡亲，由于公爵与他父亲决裂，遂取消了他的继承权，他家不得不向朝廷领取补贴。他在《生平自述》中说：“我没有从任何人手里继承财产，我除了劳动收入以外，没有其他财产。”大革命时破产的是他的母亲（同样出身于圣西门家族），而圣西门早在大革命爆发十二年之前就和家庭脱离了关系，大革命前有一段时期，他靠母亲供给他的钱财过活。
　　　[2] 傅里叶“必须使分配这样决定：资本占十二分之四，劳动占十二分之五，才能占十二分之三”。（《傅立叶选集》第4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