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致柯希莫男爵的歉意——2009/4/23书评报告会手记
此致柯希莫·皮尔瓦斯科·迪·隆多男爵阁下:
2009年4月23日,我还是为原本在轻逸中跃起的阁下戴上了意义的枷锁。最后,我生怕自己和无聊的世人一样,对你犯了过度诠释的罪行,所以只节选一些情感较为真切的段落,聊以告慰那些付诸于纸页的荒唐与酸辛。
《群体环境下的个体诗性自由——论小说<树上的男爵>中蕴涵的生存命题》节选
文/顾一心
1 通过某种刻意设定的规则——绝不下树,这种生活演变成了一种漫长的自我证明的过程,它象征着诗意个体争取自由的努力,以及由此所激发的各种创造欲和可能性;而大地上的生活,则相应地象征着整个繁芜丛杂的文化世界,一片被血缘、政治、契约和思维规训所束缚的群体环境。——第一节
2 外在的叛逆者,往往是事物本质更忠实的守卫者。因为浪漫化的个体比之任何庸众都更像一个真正的人,他的生命势必受到内心那种深深的激情的决定性影响,他的忧欢哀乐也必定超于旁人。当他在世俗的教条之内无法得到自由之时,便不得不选择外在的叛逆,也正在这种叛逆的形骸之中,他心灵的真挚才被千倍地呈现出来。(至少在卡尔维诺的这部小说中是如此)——第二节
3 它揭示出诗意个体立足于世界上的深层意欲——即同时追求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统一。这里所指的“社会性”,并非个体对社会契约的片面服从,而是个体在人与人的联系间寻找人生意义之确证的需要。他首先渴望成为自我,同时也渴望成为英雄甚至贤哲,惟有如此,他的行动所蕴涵的意义才是丰富的:首先是个体如何获得独立生存的问题,其次是情感、政治和宗教问题,最终是人的尊严与自由问题。 也惟有如此,小说才不至于被“树上”与“大地”彼此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所局限,从而释放出一部叙事作品所能容纳的更多的意趣。——第二节
4 他真正挚爱的情人薇莪拉,是一个在情感上绝对自我而贪婪的女人。卡尔维诺对这一人物的设定具有某种必然性,她必须有着与柯希莫分庭抗礼的强烈个性,否则,她就不可能令男爵产生在爱情与尊严之间抉择的痛苦,从而无法彰显出男爵那充满了孤独与偏执的一生中最大的不幸。柯希莫之所以不为了爱人而下树,是因为一旦作出妥协,必然意味着蕴藏在理想爱情中的对等性完全破灭。生活在不同世界里的爱人,往往最终无法跨越彼此之间的障碍,难道是因为爱情不够炽烈,或者说对爱情的放弃不够痛苦么?也许恰恰相反,因为唯有在深沉的爱中,才会激起人纯洁的自尊与高尚的情感,而在那些诗意的个体身上,这一剂魔药的效力更要强烈得多,以致于他们即使承受巨大的痛苦,也不愿丧失那种在爱情中升华了的自我的尊严。正如男爵在导致两人分手永诀的那次谈话中所说的:“如果不充满力量地保持自我,就不可能有爱情。”——第三节
5 这是小说中两个绝美的段落,它们共同构成了一种时间性关系。从古罗马到“我”的少年时代,再从“我”的少年到暮年,古老的森林、田园的居所、人类的青春,难道不正是被大地上的世代变迁所日益消灭了么?而男爵恰恰是一位惟有在树上才能力量充沛的精灵,他采取一切现世反抗的意义、可能性与限度,都与那片在整个翁布罗萨连绵不绝的茂密森林不可分割。在柯希莫的时代,树木连绵不绝,他能够一生居住在树顶却依然具有广阔的生存空间,正是这种空间上的广阔,赋予了他施展勇气与才华的可能,故而那仍是一个容许人跃立而起并创造奇迹的时代。而树木的消失隐喻了古老时代的终结。假如必须赋予小说时代背景以一种确指性的话,那么,作为背景的十八、十九世纪之交,正是人类不断趋向于湮灭个体诗性自由并迈向群体性的时代,那种天真、烂漫、充满传奇的生活渐渐一去不返,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全人类的整体步伐,正如侵入翁布罗萨的那些来自各大洲的树木一样。——第四节
6 写作过程中的“轻逸”特质,是卡尔维诺编织这一梦境世界的前提;但同时,它又仅是针对“写作”而言的。从阐释与接受的角度来说,无论作者与读者,都存在着赋予这部小说以一种严肃的现代意义的倾向。“我希望他们被看成是现代人的祖先家系图,在其中每一张脸上有我们身边人们的某些特征,你们的,我自己的。” 这是卡尔维诺写于三部曲后记末尾的结束语。无论有意或无意,《树上的男爵》都成了一部从田园时代遥遥指向现代的寓言,并且,作者通过那个奇迹时代的一去不返,将个体在现代环境中生存的危机反衬得更加深刻,这就是卡尔维诺小说回溯于过去的尝试所触发的令人惊异的效果。它将叙事过程从沉重的表现现实的原则中解放出来,勾勒出一幅具有无限意味的图景——柯希莫式的个体行走在一段不确定的历史之中,因而,他也就行走在人类的全部历史之中。——第四节
7 每当我思索与前进得越深,我便越发领会到柯希莫式的生存命题的现代性。对于追求诗性自由的个体来说,他们永远在群体之外寻求着自我意义的独立与完整,而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之一,正在于巨大的群体性湮没了个体性,从而迫使人生活在日益狭隘的散文化环境之中, 在浪漫哲学看来,那是没有自由可言的生活。《树上的男爵》试图为我们敞开一种事业的蓝图,那是诗意个体在日益群体化的世界中争取完整生存意义的事业。最终我们能够说:它在挑战世俗的意义上成功了,但它在追求完整性的意义上失败了。即使它在这一意义上也取得了成功,它在更大的意义上也依然是失败的——因为树上的男爵是不真实的,因为时至今日,人类已生活在一个不再有连绵树荫的世界。——结语
刚才有意查看了这篇书评文档的属性,修订次数是433次(当然不是修改了433次,而只是“保存”了433次),总编辑时间也只有20多个小时,显然,它的写作还远远算不上艰苦和冗长,至少从时间上来说,一定有人付出得比我更多。那么我究竟把太多的时间消耗在了什么地方?对于手头所有的卡尔维诺作品:从《我们的祖先》三部曲到《看不见的城市》,抑或是六章天才洋溢的《美国讲稿》,我都并未真正反复地完整阅读过;太多的时候,我只是借这部小说给我的记忆以及某些随意翻阅并重温的绝美章回,来编织一部自己对世界和人生的狭隘的经验之谈。无论如何,我竭力在作者叙事的轻逸和意义的沉重之间寻找一种默契,似乎最后看到了一丝成功的微光 ——假如确实如此,那当然是我最大的慰藉。
2009/4/23
谨以这一天中关于文字的一切
纪念塞万提斯与威廉·莎士比亚(无论他究竟是否死于历史上的今天)
2009年4月23日,我还是为原本在轻逸中跃起的阁下戴上了意义的枷锁。最后,我生怕自己和无聊的世人一样,对你犯了过度诠释的罪行,所以只节选一些情感较为真切的段落,聊以告慰那些付诸于纸页的荒唐与酸辛。
《群体环境下的个体诗性自由——论小说<树上的男爵>中蕴涵的生存命题》节选
文/顾一心
1 通过某种刻意设定的规则——绝不下树,这种生活演变成了一种漫长的自我证明的过程,它象征着诗意个体争取自由的努力,以及由此所激发的各种创造欲和可能性;而大地上的生活,则相应地象征着整个繁芜丛杂的文化世界,一片被血缘、政治、契约和思维规训所束缚的群体环境。——第一节
2 外在的叛逆者,往往是事物本质更忠实的守卫者。因为浪漫化的个体比之任何庸众都更像一个真正的人,他的生命势必受到内心那种深深的激情的决定性影响,他的忧欢哀乐也必定超于旁人。当他在世俗的教条之内无法得到自由之时,便不得不选择外在的叛逆,也正在这种叛逆的形骸之中,他心灵的真挚才被千倍地呈现出来。(至少在卡尔维诺的这部小说中是如此)——第二节
3 它揭示出诗意个体立足于世界上的深层意欲——即同时追求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统一。这里所指的“社会性”,并非个体对社会契约的片面服从,而是个体在人与人的联系间寻找人生意义之确证的需要。他首先渴望成为自我,同时也渴望成为英雄甚至贤哲,惟有如此,他的行动所蕴涵的意义才是丰富的:首先是个体如何获得独立生存的问题,其次是情感、政治和宗教问题,最终是人的尊严与自由问题。 也惟有如此,小说才不至于被“树上”与“大地”彼此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所局限,从而释放出一部叙事作品所能容纳的更多的意趣。——第二节
4 他真正挚爱的情人薇莪拉,是一个在情感上绝对自我而贪婪的女人。卡尔维诺对这一人物的设定具有某种必然性,她必须有着与柯希莫分庭抗礼的强烈个性,否则,她就不可能令男爵产生在爱情与尊严之间抉择的痛苦,从而无法彰显出男爵那充满了孤独与偏执的一生中最大的不幸。柯希莫之所以不为了爱人而下树,是因为一旦作出妥协,必然意味着蕴藏在理想爱情中的对等性完全破灭。生活在不同世界里的爱人,往往最终无法跨越彼此之间的障碍,难道是因为爱情不够炽烈,或者说对爱情的放弃不够痛苦么?也许恰恰相反,因为唯有在深沉的爱中,才会激起人纯洁的自尊与高尚的情感,而在那些诗意的个体身上,这一剂魔药的效力更要强烈得多,以致于他们即使承受巨大的痛苦,也不愿丧失那种在爱情中升华了的自我的尊严。正如男爵在导致两人分手永诀的那次谈话中所说的:“如果不充满力量地保持自我,就不可能有爱情。”——第三节
5 这是小说中两个绝美的段落,它们共同构成了一种时间性关系。从古罗马到“我”的少年时代,再从“我”的少年到暮年,古老的森林、田园的居所、人类的青春,难道不正是被大地上的世代变迁所日益消灭了么?而男爵恰恰是一位惟有在树上才能力量充沛的精灵,他采取一切现世反抗的意义、可能性与限度,都与那片在整个翁布罗萨连绵不绝的茂密森林不可分割。在柯希莫的时代,树木连绵不绝,他能够一生居住在树顶却依然具有广阔的生存空间,正是这种空间上的广阔,赋予了他施展勇气与才华的可能,故而那仍是一个容许人跃立而起并创造奇迹的时代。而树木的消失隐喻了古老时代的终结。假如必须赋予小说时代背景以一种确指性的话,那么,作为背景的十八、十九世纪之交,正是人类不断趋向于湮灭个体诗性自由并迈向群体性的时代,那种天真、烂漫、充满传奇的生活渐渐一去不返,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全人类的整体步伐,正如侵入翁布罗萨的那些来自各大洲的树木一样。——第四节
6 写作过程中的“轻逸”特质,是卡尔维诺编织这一梦境世界的前提;但同时,它又仅是针对“写作”而言的。从阐释与接受的角度来说,无论作者与读者,都存在着赋予这部小说以一种严肃的现代意义的倾向。“我希望他们被看成是现代人的祖先家系图,在其中每一张脸上有我们身边人们的某些特征,你们的,我自己的。” 这是卡尔维诺写于三部曲后记末尾的结束语。无论有意或无意,《树上的男爵》都成了一部从田园时代遥遥指向现代的寓言,并且,作者通过那个奇迹时代的一去不返,将个体在现代环境中生存的危机反衬得更加深刻,这就是卡尔维诺小说回溯于过去的尝试所触发的令人惊异的效果。它将叙事过程从沉重的表现现实的原则中解放出来,勾勒出一幅具有无限意味的图景——柯希莫式的个体行走在一段不确定的历史之中,因而,他也就行走在人类的全部历史之中。——第四节
7 每当我思索与前进得越深,我便越发领会到柯希莫式的生存命题的现代性。对于追求诗性自由的个体来说,他们永远在群体之外寻求着自我意义的独立与完整,而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之一,正在于巨大的群体性湮没了个体性,从而迫使人生活在日益狭隘的散文化环境之中, 在浪漫哲学看来,那是没有自由可言的生活。《树上的男爵》试图为我们敞开一种事业的蓝图,那是诗意个体在日益群体化的世界中争取完整生存意义的事业。最终我们能够说:它在挑战世俗的意义上成功了,但它在追求完整性的意义上失败了。即使它在这一意义上也取得了成功,它在更大的意义上也依然是失败的——因为树上的男爵是不真实的,因为时至今日,人类已生活在一个不再有连绵树荫的世界。——结语
刚才有意查看了这篇书评文档的属性,修订次数是433次(当然不是修改了433次,而只是“保存”了433次),总编辑时间也只有20多个小时,显然,它的写作还远远算不上艰苦和冗长,至少从时间上来说,一定有人付出得比我更多。那么我究竟把太多的时间消耗在了什么地方?对于手头所有的卡尔维诺作品:从《我们的祖先》三部曲到《看不见的城市》,抑或是六章天才洋溢的《美国讲稿》,我都并未真正反复地完整阅读过;太多的时候,我只是借这部小说给我的记忆以及某些随意翻阅并重温的绝美章回,来编织一部自己对世界和人生的狭隘的经验之谈。无论如何,我竭力在作者叙事的轻逸和意义的沉重之间寻找一种默契,似乎最后看到了一丝成功的微光 ——假如确实如此,那当然是我最大的慰藉。
2009/4/23
谨以这一天中关于文字的一切
纪念塞万提斯与威廉·莎士比亚(无论他究竟是否死于历史上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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