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晓芒犯了逻辑错误吗?

Bacchant 2013-11-12 06:35:05
这是一篇反驳邓晓芒先生《评刘小枫的“学理”》的文章,链接如下:
http://site.douban.com/lovedaily/widget/notes/852552/note/315523948/

因为作者只挑了邓文的两点来批驳,我也就只谈这两点。

一、

刘小枫原话:“(有人)把‘中国梦’说成‘宪政梦’的意思是,没有实现代议民主制就还没有实现‘中国梦’。可是,把‘宪政’等同于代议民主制,至少在学理上说不通,因为‘宪政’的历史形态并非仅此一种。”

邓晓芒原话:

先不说谁在把宪政等同于代议民主制,所谓“没有实现代议民主制就还没有实现中国梦”,意思是把实现代议民主制视为实现“宪政梦”的必要条件(没有……就没有……),这怎么就是“把宪政等同于代议民主制”?如果我说“A是B的必要条件”,就相当于说“B等同于A”吗?从概念上说,现代的宪政当然不仅是指代议民主制,还包括政体的问题,以及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和限制政府权限的一系列制度设施,但代议民主制无疑是实现宪政的最重要的手段,在学理上,它是由洛克的《政府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孟德斯鸠的《法的精神》奠定其理论基础的。至于历史上的宪政,当然也可以是没有现代的代议民主制的,例如13世纪时英国的“大宪章”;但它首次提出了用宪法限制最高权力(王权)的“学理”,这一学理在英国“光荣革命”时期被吸收进洛克的宪政理论中。从学理上说,宪政不论是它的历史形态还是现代形态,其精髓都在于限制政府权力以保障人民(最初是一部分人民即贵族)的基本权利,通俗地说就是“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这点是一脉相承的。而代议民主制所做的正好就是这件事,即谁滥用权力,我们就把他选下去!——这里面有什么“不通”呢?

作者原话:

刘小枫这里想说的是,A:的确存在着一些人,说“中国梦”是“宪政梦”,并且说“代议民主制”是“宪政梦”,进而说“代议民主制”是“中国梦”;B:这些人把“宪政”等同代议民主制是不对的,“至少在学理上说不通”。

那么,邓晓芒要批驳刘小枫,就应该否定这两点。邓晓芒一开始说“先不说谁在把宪政等同于代议民主制”,言下之意,A不是他在此要否定的,那么如果他旨在批驳刘小枫,他就要否定B。问题在于,他之后说“现代的宪政当然不仅是指代议民主制”,无疑于说他承认了B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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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能说,作者阅读理解不过关。他所理解的刘的观点无误,但邓的观点是,不管谁把宪政等同于代议民主制,刘以为“把中国梦说成是宪政梦”、“没有实现代议民主制就还没有实现‘中国梦”就是将代议民主制等同为宪政是理解错误,“没有实现代议民主制就还没有实现‘中国梦‘”仅仅是说代议民主制是宪政的必要条件。这里有两个命题。P1:没有实现代议民主制就还没有实现‘中国梦‘。P2:代议民主制等于宪政。邓不是在反驳P2,而是在反驳P1=P2。而邓认同的观点是P1,即代议民主制是宪政的必要条件。



刘小枫原话:“如果认为实现代议民主制才能实现民族复兴,从历史来看同样有问题。魏玛民国是标准的代议民主制,其结果是纳粹上台。”

邓晓芒原话:“刘小枫的“学理”是:如果说实现代议民主制“才能”实现民族复兴,那么历史上只要有一个国家的代议民主制没有实现民族复兴,就说明这一命题“有问题”。看来出“问题”的又是刘小枫的“学理”,这里显然是把必要条件偷换成了充要条件。说没有代议民主制就不能实现民族复兴(必要条件),这不等于说有了代议民主制就必定能够民族复兴(充要条件)。”

作者原话:

刘小枫的意思的确是,C:有人认为只有实现代议民主制,才能民族复兴,这是不对的。亦即,有人认为代议民主制是民族复兴的必要条件,他们错了。

邓晓芒若要批驳刘小枫,就要反对C,那么,他就该或是论证代议民主制就是民族复兴的必要条件,或是论证刘小枫的表述不符合事实。

但是邓晓芒实际上通过纳粹上台下台的案例,论证的则是:D:并不是说有了代议制就能够民族复兴,因为人民会犯错误或其他原因。亦即,邓晓芒论证的是,代议民主制不是民族复兴的充分条件。

那么,问题出来了。通过证明A不是B的充分条件,就能够推导出A是B的必要条件吗?“人会走路”当然不是“人会死”的充分条件,那么“人会走路”就是“人会死”的必要条件吗?邓晓芒先生精通逻辑,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那么我们只能认为,邓晓芒教授这样的表述并不是不符合基本的逻辑,而是并没有在试图否定刘小枫教授提出的命题C,即“有人认为只有实现代议民主制,才能民族复兴,这是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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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认为邓从P3:代议民主制不是民族复兴的充分条件后,推出P4:代议民主制是民族复兴的必要条件,是彻底错误的推理。但看下邓的原话:“刘小枫的“学理”是:如果说实现代议民主制“才能”实现民族复兴,那么历史上只要有一个国家的代议民主制没有实现民族复兴,就说明这一命题“有问题”。这句话稍微形式化的理出来就是:刘的观点是如果P4为真,而P3为真,则P4必然为假。所以邓并不是要和刘争论P4是否为真,更不是要从P3推出P4,而是指出刘的推论有问题:不能以P3为真就证明P4为假。邓有没有错误的理解刘的话?我看没有。刘说“如果认为实现代议民主制才能实现民族复兴,从历史来看同样有问题”,他就是要以历史上代议民主制未能实现民族复兴的事实来证伪代议民主制是民族复兴的必要条件这个命题,无论他是否接受代议民主制是民族复兴的必要条件,他的推论都不成立,就像我们今天不能以无数民主失败的案例来证伪民主是保障个体权利的必要条件这个命题。邓并没有犯逻辑错误,而是作者的理解混乱。

抛开逻辑上的问题,如果我对刘以往观点的理解没错的话,他和邓的分歧就是在是否接受P1和P4上。刘的观点“把‘宪政’等同于代议民主制,至少在学理上说不通,因为‘宪政’的历史形态并非仅此一种”修改一下,也可以用来反驳P1:宪政的历史形态有很多,有许多都不是以代议民主制为条件,所以把代议民主制视为宪政的必要条件在学理上说不通。不过,邓并没有考虑这一点,因为刘也没有为自己可能的观点提出论证。至此就涉及到怎么定义宪政了,按照刘的一个观点“儒家典籍中的礼就是中国古代的宪法”,他其实可以把很多都装进宪政这个概念。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宪政广义上就是指所有关于政治机构的组织、国家暴力的功能和个体之权利地位的成文及未成文法律的整体,无论是古希腊城邦的僭主制或是直接民主制、古罗马的共和制还是帝制,以至中世纪的领主制,都有各自的宪政秩序。刘当然可以“从学理上”说,有这么多种宪政,在历史上都各自让不同的民族实现了其伟大振兴,中国为什么一定要选择以代议民主制为前提的宪政?邓其实要明确自己的观点:他所说的宪政不是任何一种宪政,而是今天西方国家通行的现代民主制。要反驳刘不仅要指出,“从学理上”确实有很多种宪政的可能性,但并非任何一种都可能在今天的中国试行,更重要的是要论证,宪政虽然有很多种,但宪政需要维系,其关键一是保证宪法至上,二是不能自败,即不能够让自己允许的某种权力推翻自己。这就不是每一种宪政都可以满足的了,比如有些人幻想的“党主立宪”能够保证宪法至上吗?以代议民主制为基础的宪政也不能完全满足这两点,纳粹上台的历史说明第二点可能做不到。但至少可以去论证,经过纳粹的历史教训而改进过的现代民主制是目前所见最可能满足上述两个条件的宪政。这些就是实质性的政治学争论,不是理清“学理上”的逻辑能够解决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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