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Science Fiction, or, the Most Typical Genre in World Literature" by Brian McHale

Regina Iqus 2013-10-27 21:05:34
昨天的PM上讨论到了到底哪样才算科幻这个问题,于是默默翻出上学期专英课的论文,把翻译概述贴出来,这篇文章的论点大概就是我现在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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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Hale在他的文章《科幻小说,或者说,世界文学中最典型的类型(Science Fiction, or, the Most Typical Genre in World Literature)》中,首先承认了他的标题是对Viktor Shklovsky的戏仿。Shklovsky在他关于劳伦斯•斯特恩(Laurence Sterne)的《项狄传(Tristram Shandy)》的文章中称其为“世界文学中最典型的小说”。事实上,《项狄传》非但不典型,甚至可以说是奇怪。只有在Shklovsky眼中它才显得典型,因为它“揭露”了小说的诗学并且使模仿服从于其自身的审美法则。
McHale试图对科幻小说做一个类似的论断,他首先从反面论证了科幻小说为什么不典型。原因有三:科幻小说直到19世纪初叶才作为玛丽•雪莱(Mary Shelley)和爱伦•坡(Edgar Allan Poe)的作品出现,在各文学类型中显得相当年轻;科幻小说是一种被称为公式文学或类型文学的边缘文学,除了跨越了边界的少数作品或作家,似乎无法同正典文学相比;科幻小说很容易被改编成诸...
昨天的PM上讨论到了到底哪样才算科幻这个问题,于是默默翻出上学期专英课的论文,把翻译概述贴出来,这篇文章的论点大概就是我现在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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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Hale在他的文章《科幻小说,或者说,世界文学中最典型的类型(Science Fiction, or, the Most Typical Genre in World Literature)》中,首先承认了他的标题是对Viktor Shklovsky的戏仿。Shklovsky在他关于劳伦斯•斯特恩(Laurence Sterne)的《项狄传(Tristram Shandy)》的文章中称其为“世界文学中最典型的小说”。事实上,《项狄传》非但不典型,甚至可以说是奇怪。只有在Shklovsky眼中它才显得典型,因为它“揭露”了小说的诗学并且使模仿服从于其自身的审美法则。
McHale试图对科幻小说做一个类似的论断,他首先从反面论证了科幻小说为什么不典型。原因有三:科幻小说直到19世纪初叶才作为玛丽•雪莱(Mary Shelley)和爱伦•坡(Edgar Allan Poe)的作品出现,在各文学类型中显得相当年轻;科幻小说是一种被称为公式文学或类型文学的边缘文学,除了跨越了边界的少数作品或作家,似乎无法同正典文学相比;科幻小说很容易被改编成诸如漫画、电影、电视、电子游戏等其他的大众娱乐媒体形式并大获成功,它似乎本质上就是一种可视化的、跨媒体的文学类型,仅仅是由于偶然而产生,并不具有历史必然性。
McHale之后的论证分为了三个部分,首先他举出了一个例子来进行分析,然后他分析了这个例子中乃至所有科幻小说中最核心的部分,最后他将这个核心放大到其他学科和文学中进行论证,指出其典型性。

在第一部分《<群星,我的归宿>,或者说,我们是否能预测未来?》中,McHale首先挑明了选择例证的困难性。一方面,最为人熟知的科幻小说成功跨越了的边界,符合正典文学的标准,像《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1984(1984)》等,这也就使得它们作为科幻来说最不典型。另一方面,科幻小说也有自己的标准,但这标准约束力弱而且在不断变化,很少能达成共识。所以他没法选择一个广为人知而又典型科幻小说文本来进行分析,只能选择一个看上去典型,同时又经得起仔细分析的文本。
阿尔弗雷德•贝斯特(Alfred Bester)的《群星,我的归宿(The Stars My Destination)》恰恰符合上述两条标准。这本书在英国以《老虎!老虎!(Tiger! Tiger!)》的书名出版,是典型的科幻“黄金时代”产物。本书在两方面都有着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科幻小说的特征,创作和出版方面:于1956年陆续连载并在1957年集结成书出版;改编到其他媒体方面:有漫画改编版本,一直有传言说要改编成电影,作者本人的职业生涯也跨越多种娱乐产业媒体——漫画、电视、杂志。
《群星,我的归宿》在很多方面都是典型的,但它又有一些非典型的地方。尽管被诸多科幻作家成为最喜欢的科幻小说,同时被认为是赛博朋克(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后现代科幻小说流派)的前身,但它相对那个时代的其他美国科幻小说却具有很强的文学性。小说情节是以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为模本的,英国版标题暗示了英国诗人布莱克的的诗《老虎》,开头段落戏仿了狄更斯《双城记》的开篇,在某段情节中甚至使用了先锋文学的布局和排印。
尽管有着非典型的文学性,《群星,我的归宿》在那个年代的科幻中还是相当具有典型性的,因为它具备了通俗文学的各种要素:动作冒险、犯罪、情节剧、隐晦的色情描写,也结合了科幻文学中已经形成的那些常见主题:星际旅行和地外殖民地、外层空间战役和反重力光束、机器人和赛博人。这部小说着重渲染了超能力的主题,这在20世纪50年代的科幻小说中被广泛使用,在超级英雄漫画中则沿用至今。小说中的人物有着心灵感应、红外紫外视觉和永久放射性等特殊能力。
而且,在挪用《基督山伯爵》式的复仇情节时,贝斯特并非像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那样使用互文的纯文学技巧,而是试图达到一种再认知。阅读《群星,我的归宿》会让读者读到曾经遇到过许多遍并且给他们带来愉悦的情节,这使得《群星,我的归宿》成为了典型的类型小说文本,而不是排斥公式化的纯文学。
McHale在前几段论述了为何《群星,我的归宿》是典型的类型文学,下面他则论证了作为典型历史语境产物的《群星,我的归宿》。这本书写于20世纪50年代,反映的是所谓“过去的未来”,也就是在那个特定历史时点所想象出的未来。故事是以太阳系内行星和外围卫星之间的未来战争开始的,行商飞船被深空敌人击毁,北美被核火箭夷为平地。小说的关键情节围绕一种叫做PyrE的终极武器展开,这种只用思想就可以触发的超级炸药失窃了,获得它的人就会赢得战争。小说中的反面英雄Gully Foyle获得了PyrE,成了要摆脱两方势力的逃犯。故事在PyrE的微量残渣爆炸时达到了高潮,这一点微量残渣效果就已惊人。在抓住之前,Foyle将PyrE分发给了街上的男女,让他们来掌控自己的命运。
这是另一种熟悉和可知的东西。尽管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在25世纪,却向读者展现了投射到外太空和未来的1956年的世界。《群星,我的归宿》无疑是冷战叙事,它反映了当时的历史情况,敌对的两大超级势力,核武器威胁,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恐慌。小说主角Foyle偷了超级武器并被两方追杀的情节也体现了冷战时期美国对于核间谍和外国势力破坏的焦虑。Foyle把超级武器分发给普通公民的举动则像是对冷战现状的抗议,让人想起了奥本海默和其他核科学家的反对。
把《群星,我的归宿》作为一部冷战小说来读,是不把科幻当成一种关涉未来的思索性文学,而是当作反映现实的一面镜子,这是一种当代现实主义。这种对科幻的看法与目前文学阐释中的历史主义是兼容的,同时它也提出了一个关于历史主义解读的问题:科幻能不能超越历史语境。
McHale接着引用了Fredric Jameson的观点,科幻在创造真正陌生的、不可认知的事物方面有着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不仅存在于类型小说中,而是更广泛地存在于一切文学中。所有的科幻小说都不可避免地依附历史,只能从当时历史时点的视角出发来有限制地进行想象,别无他法。所有想象出来的未来都是以存在于我们身边的材料来构造的。Jameson问到“我们能想象未来吗?”并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他写道“科幻小说的天职就是一再证明我们无法想象未来……这并不是个人在想象上的失败,而是因为系统性、文化和意识形态都构成了一种封闭,我们都是其间的囚徒。这种历史的封闭在McHale眼中正是当代文化研究中历史主义的主要模式。
历史主义是对当今文学的默认理解方式,它被限定于一系列未经检验的假设中:文学怎样在历史观点上产生意义、如何在历史观点上被理解。当我们“历史化”一个文本(包括我们所处的历史时点的文本)时,我们试图把它还原到那个时代的阐释视野,我们假定文本只能涉及到它所处的时代已有的东西。如果我们假定文本可以涉及超越它的时代的东西,那我们就犯了时代错误,这是被历史主义的偏见所禁止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即使是《群星,我的归宿》这样似乎在思考25世纪的科幻小说也只能被作为反映它所处的20世纪50年代冷战时期的作品来正确解读。
McHale又提出我们或许应该像Terry Cochran那样怀疑这种默认阐释方式的存在,或许应该质疑目前占据文学研究主导地位的历史主义理解方式。Terry Cochran 认为在历史主义的框架下,文学“被剥夺了唤起未知的、不可知的、未预见的、甚至不可想象的东西的能力”。如果科幻只能作为反映当代现实的镜子,那么它就无法逃脱历史语境的束缚,那么《群星,我的归宿》就只能是一部冷战小说。这排除了我们超越已知的、熟悉的、可认知的东西的可能性,也排除了创新的可能性。
McHale对历史主义提出了质疑,接下来他通过证明科幻小说超越历史语境和类型限制的能力来维护这一文学类型。他在这里承认之前刻意隐藏了关于《群星,我的归宿》的关键信息。公式化的科幻小说背景主题和冷战主题都不是主要的,真正使《群星,我的归宿》中的世界得以独立于我们所处的世界而存在的关键是远距离瞬间移动,在小说中这被称为jaunting。

在文章的第二部分《新意,或者说,五十分钟环游四分之三的世界》中,McHale首先解释了jaunte。《群星,我的归宿》中的人都会jaunte,这是一个双关语,既指向其发现者的名字,又意味着日常生活中快乐的短途旅行(jaunt)。在贝斯特笔下的25世纪中人人都有瞬间转移的能力。这种转移通过意念就可操控,但也受到一些限制,只有事先知道某处的空间坐标并且可以将之具象化才能jaunte,也没人能借助jaunting穿越宇宙真空。贝斯特以此为基础设计了许多细节,涉及到jaunting对人类生活方方面面所产生的影响。小说的多重情节叙事,包括《基督山伯爵》式复仇情节和冷战间谍情节看起来都像是展现被jaunting所彻底改变了的世界的途径。故事的背景和前景被颠倒了,引起读者兴趣的是世界的架构,而非发生在这个世界中的事件。
科幻理论大师Darko Suvin认为,任何科幻要成为科幻,都必须设定一些新的东西,有一种“新意(novum)”,它可以是一个地方、一样东西、一个物种、一种事态,在当代现实中无法找到,却可以被想象成存在或发生在未来或是遥远空间的现实中。McHale认为Jaunting就是《群星,我的归宿》中的新意。每一部科幻小说都必须提出“如果……会怎样?(What if?)”的关键设问。如果人类生活在火星上会怎样?如果我们能超光速旅行会怎样?如果人类繁殖都在试管中完成会怎样?如果所有书都被禁止会怎样?如果我们可以通过意念瞬间转移会怎样?围绕着一个或数个核心新意,科幻小说架构起它们的世界。世界架构才是科幻小说的前景、关键、与众不同之处。
在这里McHale又发现了一个科幻的根本性矛盾。作为一种类型小说,科幻依靠那些现成的、为人熟知的主题和模式,但这种类型小说的特征关键又是新意,没有新意就没有科幻小说。
科幻小说的新意,或者说“如果……会怎样?”的问题并不同于预测未来,两者时常会被混淆。科幻小说很少能够准确预测现实世界中出现的创新和事件,甚至总是预测错误(比如二十一世纪初的月球殖民地没能出现),也总是没能预测那些重要的变革性创新(比如没有预测到个人电脑的普及)。成功的预测只是偶然的幸运,一种科幻的副产品,并非科幻架构世界的方法。作为一种字面上的预测,jaunting毫无意义,几乎永远不可能出现在现实世界中;作为一种科学,jaunting是荒谬的。贝斯特自己也深知这一点,在小说的序言中叙述这一发现时,他戏仿了科学发现的过程:jaunting是在事故中被发现的,通过残酷不人道的活体实验发展,科学家自己也不理解它的运作原理。
既然jaunting作为一种字面上的预测是毫无价值的,那它是否还具有认知价值呢?McHale的回答是肯定的。
贝斯特在小说中展现了两次通过jaunting完成的环球旅行,而整个过程不过发生在几小时之内。一次是故事进行到半程,主角Foyle冒充一个富裕的花花公子穿行于全球各地的新年晚会;另一次是在小说结尾处,他在各座城市间逃避追捕,把超级武器PrE分发给世界各地的普通公民,McHale特地引了这段文本。此处出现了《群星,我的归宿》的第一个再认知价值。
“十分钟环游四分之三的世界”所暗示的环游主题是对凡尔纳(Jules Verne)《八十天环游地球(Around the World in Eighty Days)》翻新。凡尔纳的小说预测了二十世纪早期新兴交通技术使得世界变小,贝斯特则更激进地预测了迫近1956年的全球收缩。McHale强调这并非对于当时空间时间收缩的反应,而是全然领先于技术的预测。
贝斯特通过jaunting这一新意构造了“全球化”的范式,而“全球化”的概念是到1989年之后才被提出的,包括了全球快速交通通讯网络、经济一体化、文化单一等特征。贝斯特在1956年无法预知全球化的来临,他构造那个由于速度和旅行便捷而缩小的世界的模式显然是对他从真实世界中获取的经验的改变,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世界是两极化的,东西两大超级强国分庭抗礼。贝斯特所表达的全球化世界给了他自己和他所处的时代带来一种反思,通过一个完全相反的世界反思冷战现实。从这个角度来看,也许贝斯特的思索模式依旧是受他所处的历史时代束缚的,他只是将现状翻转,而非真正摆脱历史。但McHale认为贝斯特对于空间时间收缩的预测其实跳出了冷战,进入了后现代。
McHale认为,比起全球化,贝斯特笔下的Foyle更应被称为世界主义。故事开始时,他只是一个平凡、懒散、未受教育的普通人,但当他被唤醒后,马上堕入了一种丰富暴力的犯罪人格,最终当他获得自我良心救赎后,便升华为了超人。小说的最后,Foyle变成了一个世界主义者,一名世界公民,他做到了前人做不到的事情:他通过space jaunte把自己瞬间移动到了深层空间,群星成了他的归宿。
小说结尾对于space jaunte的描述被McHale认为与电影《2001太空漫游(2001: A Space Odyssey)》末尾的“星之子(star child)”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群星,我的归宿》更预测了后现代的另一特征,贝斯特是通过其新意的内在逻辑矛盾来体现这一特征的。Jaunting有着许多限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McHale上文所说的,人们只能jaunte到事先去过、看到过的地方。这里就有一个暗示:如果要成功瞬间转移到某个地方,就要事先通过传统方式去过那个地方。McHale引用了小说原文“你必须先通过传统交通去过那儿,即使3D照片也不能作假”。
矛盾出现了,jaunting的出现使得传统交通方式被废弃,尤其是地面交通,只有富翁们才会使用地面交通。那么,人们怎样在能够jaunting之前去到他们想去的地方?这个内在矛盾就像贝斯特编织的想象世界中的一丝缝隙。要jaunting到某处就要亲自去过、亲眼见过那里,要知道自己在哪里、要去往哪里,但普遍存在的jaunting又使这变得很困难。Jaunting消解了自身。
McHale认为贝斯特又一次预先抓住了全球化的内在矛盾。小说中通过jaunting主题预测的全球化使得世界变小,但也使得旅行变得困难,因为这个世界中的人无从得知自己到底在哪里、要去往哪里。换句话说,《群星,我的归宿》戏剧化了Fredric Jameson所说的后现代的“认知地图”问题。这是全球化的弊端:后现代世界遍布网络,变得更小、更平了,但这使得人们很难具体得知一个人到底在哪里。

接着,文章进入了第三部分《思想实验,或者说,用另一种方法简•奥斯汀》
McHale首先引用了人类学家Clifford Geertz三十余年前提出的理论——模型(model)有两种意义,“模型自(model of)”和“模型作(model for)”。“模型自”通过捕捉事先存在的现实来处理符号,而“模型作”则是为使现实同符号模型相一致而操纵现实。Geertz举了两个例子:通过画一张流程图或者提出一种液压理论来展现水坝起作用的方式,这是“模型自”;用流程图或者液压理论的内容来建造一道新的水坝是“模型作 ”。McHale由此衍生,认为重复利用商业大众娱乐传统和科幻主题是“模型自”,把冷战时期的当代现实置于科幻场景中是另一种“模型自”。而瞬间转移或者说jaunting及其所引起的多种后果,则是“模型作”。某种意义上,模型既包括重复利用和再认知已知的、已读的(模型自),又包括对新认知的表达,至少是潜在表达(模型作)。
科幻小说一方面重复利用传统情节主题、反应当时历史现实,一方面有试图超越类型化模型和历史语境。《群星,我的归宿》这样的科幻不懈探讨一个“如果……会怎样?”的问题,架构一个世界的相似模型,并由此发展出可能的结果。问题本身有无意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上架构一个世界的相似模型。在“如果……会怎样?”的问题前提下,科幻小说在进行的是一种“思想实验”,系统地外推出一个世界,挖掘各领域(材料上、社会上、心理上、哲学上等)的关键创新点,由此构建一个可以容纳“如果……会怎样?”的世界。
McHale接着指出思想实验不仅存在于科幻中,更存在于其他学科。物理学史上,伽利略从没有真的从比萨斜塔上丢下两个球,牛顿也没有把桶拴在长绳末端,麦克斯韦妖没有违反热力学第二定律,薛定谔的猫也从未存在过,物理学家都只是提出思想上的假设。思想实验在人文学科中也被广泛应用,在历史中被叫做“或然历史”,在政治学上叫做“反事实论证”。某些情况下,思想实验力图创造新的知识,是一种“模型作”,有着创新的潜力,而不是仅仅重复利用已有模型。
早在1987年,Ernst Mach就已经认识到了科学思想实验和文学思想实验中间的关系,McHale引用了他的话:“空中城堡的设计者、建造者,小说家,社会和科学乌托邦的创作者,在用思想进行实验;受人尊敬的商人,严肃的发明家和学者也是如此。所有人都想象出一些条件,由此进行预测,推测出特定结果。他们都在进行思想实验”。Mach所说的“社会和科学乌托邦”指的就是科幻,尽管当时还没有科幻这个词。
McHale认为Mach的话提醒了我们,所有实际实验都是从思想实验开始的,只有现在脑海中设计好了实验才能实际操作。但是,实验室里的科学家们却不喜欢思想实验,过于主观,过于简单,可能会遭滥用。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就更不喜欢了,他们认为这更像一种想象性的文学。Terry Cochran认为物理学家的思想实验与文学想象本质上是相同的,McHale认为他虽然不全对,却指出了两者的关系。
科幻小说家厄休拉•勒古因(Ursula LeGuin)曾经将科幻小说称作“不是为了预测未来,而描述映现实”的“思想实验”,McHale则认为科幻并不完全是描述现实,而是疏离现实,科幻想象世界存在的其他方式,通过“模型”而非“个人”系统性地表达与我们的现实世界所不同的世界。如果只有个人的不同,那么科幻就无法区分于现实主义小说。科幻小说把我们所熟悉的现实模型丢到远处,刻意疏离现实。因此,Darko Suvin把科幻小说定义为“认知疏离”的小说。
科幻小说让我们抛弃当代现实是给定的想法,而是把它作为诸多改变中的一组可能性来看待,当科幻在进行“如果……会怎样?”的外推时,也是将其作为一组可能性,尽管它们可能并不会发生。已经有许多理论家发现科幻与历史小说有着相同机制。历史小说同样创造了与现在不同版本的世界,不过这种疏离与异化是通过历史距离事先的;科幻做的是同样的事情,但往往却通过另一个方向做到,科幻把世界放在未来。两种类型结合就形成了一种混合类型——“或然历史小说”,科幻中“如果……会怎样?”的前提被置于历史上的过去中。如果美利坚联盟赢了南北战争会怎样?如果轴心国在二战中战胜会怎样?如果19世纪20年代巴比奇完善了蒸汽动力计算机会怎样?这些分别是沃德•摩尔(Ward Moore)的《把银禧带来(Bring the Jubilee)》、菲利普•K•迪克(Philip K. Dick)的《高堡里的男人(The Man in the High Castle)》、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和布鲁斯•斯特林(Bruce Sterling)的《差分机(The Difference Engine)》中所做的假设前提。
由此,McHale得出了结论:科幻和历史小说都是思想实验,并由此推及其他文学门类。前文中已经提到Terry Cochran试图复兴文学的认知论意义,因此他要把文学和思想实验的概念联系到一起。与Terry Cochran一样,Catherine Z. Elgin也强调了文学的认识论意义,她认为小说和实验选择、孤立、操控特定环境,以使特定结果得以显现,如果思想实验可以提供认知要素的方法,那么小说作品也可以。
Cochran与Elgin都把所有文学作品看做是思想实验,这是对左拉的自然主义的一种复兴,自然主义将文学看做实验性的。美国小说家John Gardner在《关于严肃文学(On Moral Fiction)》中指出“真正的严肃文学是难以在现实世界中尝试的危险实验,但在作者脑中的现实镜像中实验却很安全,也很重要。只有一个疯子才会为了验证超人理论杀掉一个放贷的老太婆,不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却可以让笔下的拉斯科尔尼科夫在想象中的圣彼得堡完全准确地进行这一实验。”
如此说来,《罪与罚》岂不是一部科幻小说?也许在某种意义上确实如此。McHale引用了科幻小说家Samuel R. Delany说的一则轶事:一位科幻迷在多年后第一次重读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时,发现读法变了;原来第一次读时,他读出了在小说被创造出来的那个时代,世界是怎样的;重读时,他却不断问自己:在怎样一个世界中奥斯汀的故事才会发生?这位读者原来将《傲慢与偏见》理解为“模型自”19世纪的现实、一种对历史现实的反应,重读时却将其理解为“模型作”一个世界、一种世界架构、一种思想实验。Delany认为这位读者开始将《傲慢与偏见》当做科幻来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所有小说都是在架构世界而非“模型自”现实世界,至少可以用这种读法来读,所有小说都像科幻一样是一种思想实验。
科幻小说理论家Carl Freeman指出“所有小说都是科幻小说”,原因有三:小说表达的是不同的世界;所有小说世界都或多或少与它所处文化的世界模型有所不同;所有小说都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认知疏离。Freeman甚至说可以把小说作为科幻小说下属门类,而不是相反。
McHale认为这过激了。他认为小说有两条路。一条是“模型自”,使用那些为人熟知的内容,重复利用已知模型,在个体人物上做改变。另一条则是“模型作”,去表达和思索新的东西,进行认知疏离,架构与现实不同的世界。世俗文学(科幻读者口中的传统文学)是因为拉斯科尔尼科夫和伊丽莎白而与现实世界不同,科幻小说则是因为jaunting和jaunting所改变的世界而非Gully Foyles与现实不同。
即便如此,科幻小说的思想实验仍可以使它从边缘文学门类趋近中心,由此,McHale认为“科幻小说是世界文学中最典型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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