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余华——重读《黄昏里的男孩》

至秦 2013-09-12 20:59:23
这两天在微博上看到有人转刊登于近期《纽约客》的余华旧作,《女人的胜利》,网友的评论很有意思,有的说如果不署余华的名字,怕是连地级市的文学刊物也不会要,还有的评论说像极了刘心武的风格,总之恶评远远超越了好评。我第一眼觉得熟悉,但说不出在哪儿看过,把全文看完了,也颇觉得乏味,经人提醒,才想起来是收在《黄昏里的男孩》里,而《黄昏里的男孩》,是我大学时代最珍爱的短篇小说集之一。

其实也不过六七年前,刚进大学的我迷恋上余华,一发不可收拾,和众多余华的拥趸一样,我们捧回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那套血血红的余华集子,先是《活着》,然后是《许三观卖血记》,再是《在细雨中呼喊》……白天夜里,分秒必争,一字不落,每阅毕一章,拍案叫绝,惊为天人。那时恰好碰上余华来复旦做客,我们更是借着这股子劲道去围观偶像,我还记得那个晚上,中文系的学生忽然成了拥有无上荣耀的校园宠儿,碰到的每个人都像中秋节在老字号门口倒卖月饼票的黄牛,不过说的不是“票子有哇”,而是“能借张学生证哇?”

其他系的名额紧张,只有中文系的学生,只要挥一挥学生证,觐见余华的道路畅通无阻。

就是那个时候我的室友递给我这本《黄昏里的男孩》,她说是她最近一个月看过的最棒的书,我和过去一样,拜倒在余华的光环之下贪读起来,果然非凡,我还记得自己把《我没有自己的名字》复印了好多份,分发给前来文学社参与沙龙的文友,煞有介事地告诉他们,“好小说少啊!”

六七年后的今天,《女人的胜利》激起了我的怀疑,不仅怀疑偶像余华,而且怀疑作为读者的自己:是当初的自己阅读旨趣不高,还是被一种朦胧的好感遮蔽了基本的判断力?

重读《黄昏里的男孩》的过程简直像在凌迟自己的文学之路,我发现自己如今暴露在小说中的种种缺陷早在我迷恋上余华的那一刻就决定了。写作从模仿大师开始,重读余华令我发现自己当年的写作自信,余华的东西我也写得出,这种无知者无畏最终引发了一场自我教唆乃至自我蒙骗。

余华的作品不构成阅读障碍,说通俗一点,识字的人都能看,虽然寓意似乎不是每个人都能百分百理解,但读完小说即使看不明白也大略知道有那么点儿寓意的意思。评论者经常将余华的语言认作是一种剥去华丽辞藻后的极简话语,如手术刀般锋利,影射着潜伏在社会中一触即发的暴力,可当我冷静下来细想,这些或许是余华在语言上的捉襟见肘所致。

“可是我不满现实,我结婚以后就开始不满现实了,我嘴里骂骂咧咧,手指敲打着遥控器,将电视屏幕变成一道道的闪电,让自己年轻的眼睛去一阵阵地老眼昏花。我咒骂夏天的炎热,我咒骂电视里的节目,我咒骂嘎嘎作响的颇电扇,我咒骂刚刚吃过的晚餐,我咒骂晾在阳台上的短裤……”(《空中爆炸》)

余华擅长利用回环复沓来表达日常生活的沉闷与无聊,然而今天看来这些在他的作品中周而复始的词汇不过是一些再平凡不过的感受,我们也随之目睹了一个再平凡不过的小镇青年形象。当然评论者可以争辩这恰恰反映了小镇青年的切实感受,描摹了小镇生活的真实状态,可是,真的,翻遍余华的小说,我没有看到任何语言出彩的部分,即便是《在细雨中呼喊》那句著名的开头,“1965年的时候,一个孩子开始了对黑夜不可名状的恐惧”,也不过令人联想起它与《百年孤独》间的相似。

这是余华的风格。

当然,你完全可以说,历史上许多伟大的小说家语言都是如此精炼,从海明威到卡佛,我同意,可是一个写作起步者倘若以此为借口疏于语词上的反复练习,他半只脚一定已经踏进了棺材。

我想我就是这样。长久以来,我用语言和诗意不可兼得推脱自己在语言风格上的训练,最终你会看到自己的文章淹没在人群之中,面目全非,不可辨识,并且,简单的语言风格是最容易模仿的,是的,我随便点开一个帖子都觉得那位作者的语言和自己是如此相似。

我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

再看我多年前醉心的余华式的故事,时至今日,我仍然钦佩这个集子中的《我没有自己的名字》,这个短篇让我体会到了那种接近诗的境界,从情节设置,人物塑造到小说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如传世美玉一般挑不出瑕疵。

小说从翘鼻子许阿三的死开始,为什么要从这里开始,余华在叙述上设置了圈套,他将叙述时距拉长,“我”失去名字的那段往事发生在翘鼻子许阿三生前,如果翘鼻子许阿三的死是叙述的原点,那么“我”在人性之恶下苟活的人生经历便生发出一种史诗般的浩瀚之感。

故事本身也丝毫没有令读者失望,傻子“我”一直遭人嘲笑,欺负,有一次嘲笑的结果是“我”多了一条雌狗作自己的人生伴侣,然而那些欺负“我”的人喊“我”的名字骗“我”哄出自己的狗,接着眼睁睁地目睹他们把自己的伴抓走,想象他们“放上水,放上了酱油,放上了桂皮,放上了五香”,在火里炖上一天,然而吃掉。

这是巅峰时期的余华,冷静得教人迷醉,也是凭借这份才华他有了先锋时期的那些著作。不过,如果平静下来重读《黄昏里的男孩》,更多的短篇不是《我没有自己的名字》,而是《女人的胜利》。

《蹦蹦跳跳的游戏》充满了画面感,但是交代叙述者林德顺的经历时采取了最为方便的方法,“很多年以前的一个晚上,在滴滴答答的雨声里,他抱着一件大衣,上楼去关窗户,走到楼梯中间时突然腿一软,借着就是永久地瘫痪了。现在,他坐在轮椅上。”这段经历和之前他的视觉影像是断裂的,可以解释他为何聚焦男孩的蹦蹦跳跳,但除此之外呢?毫无关联。这个短篇就像两架形同陌路的纸飞机,硬是靠一根细线拉扯在一起,别扭而滑稽。

这根细线在余华其他描述生活类的小说中索性改制成一个圆环,他用叙述技巧弥补故事的先天不足,《为什么没有音乐》里,吕媛和郭滨的出轨事件只是一个弧形,最终小说的起点就是小说的终点,“郭滨依然穿上灰色的风衣,双手插在口袋里,走完城里那条最长的街道,来到马儿的屋门前,弯起长长的手指敲响马儿的屋门。”《他们的儿子》里小说父母俩劝服了很久最终还是默认让儿子继续坐出租车。《女人的胜利》中女人发疯般的侦查欲始自嫉妒,最终当她在情敌面前成功让丈夫亲吻了自己,她微笑地对丈夫说:“我们回家吧。”

这很容易令我们想起那部伟大的《在细雨中呼喊》,同样的技法,最终叙述的终点和叙述的起点合二为一,这也是那部小说得以成功的原因之一。

然而,如果一个作家永远运用同样的模式,像流水线上的操作工一般弥补自己写作的局限,最终读者定能洞察出他的懒惰。在我看来,余华迈向穷途末路早已由这部收集他1986年到1998年“写作旅程”的《黄昏里的男孩》决定,彼时的余华已经在拆东墙补西墙,用故事的寓言来弥补语言的贫乏,再用叙述的炫技来弥补情节的缺憾,他在小说叙述上的才华可以支持他写出《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和《在细雨中呼喊》,却无法支持他走过《兄弟》、《第七天》——基本功不扎实所致。

成熟的小说家可以有他最为擅长的一面,但应当保证他在其余的所有写作基本功上没有缺憾。写作是有门槛的,我认为白先勇就是这道门槛,语言、情节、寓意、叙述、技法等项的功夫应当如他一般扎实才得以入门。

有时候我很后悔自己当初为何没有迷恋上苏童、张炜甚至莫言的早期短篇,至少我不会对自己在小说语言方面的锤炼忽略如此之久,不过之后想来也罢。每个作家有每个作家的局限,这几位作家亦是,我可能会走向另一个极端,要么沉迷于反复书写疯女人和尸体,要么沉迷于反复在夜色茫茫的荒野里构建一座座欲望迷宫,再或者就是把自己的原乡努力打造成拉美魔幻现实的模样。

我想这是自己需要警惕的另一个信号,一旦陷入自我循环的境地,写作者势必会沦落成那条永远吞噬自己尾巴的蛇,接着,就如余华惯用的叙述伎俩里预言的:起点就是终点。

我愿就此告别余华,告别我年轻时代的偶像,像武侠小说里渴望成为武林高手的少年一般,日日苦练,就算成不了武林高手,至少也能有门武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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