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永远灿烂。

顿河 2013-08-05 11:50:47
没有什么时候,比在阳光灿烂得发指的夏日,更适合谈论《阳光灿烂的日子》了。

在《阳光灿烂的日子》威尼斯首映十九年之后,这部电影被重新修复入选电影节“大师经典”单元。十九个夏天过去,纵使当年青葱少年马小军,如今也该为人夫为人父了,但他的青春故事,仍旧安抚着一代又一代少年躁动的心。

关于这部电影诞生背后的故事,其实在叫《诞生》的书里,讲得非常详细,这里和大家分享的,是我所知道的几件有关《阳光》的小事。


马丁斯科塞斯:“Just Do it”

跟随姜文导演拍《让子弹飞》时,导演初次见面,问我年龄之后感叹鼓励说:“二十八岁,是人生关键的一年啊。不年轻啦,能不能做出点儿成绩,就看二十八岁了”。导演感叹得坚定,我感动得更坚决,瞬间被打了鸡血。

导演转身走后,我身旁的剧照师悠悠地跟我说:“我二十八岁那年,导演也跟我说了一样的话”。后来,我发现,组里许多人,都被导演打过同样的鸡血,于是乎,“二十八岁啦,很重要啊”,成了剧组里流传的的经典段子。

直到两年后,我突然觉得,这句话,似乎可以有另外一种解释。
 
2012年夏,《让子弹飞》应邀在纽约翠贝卡电影节展映,姜文借出席影展,顺道见了一堆老友,其中重要一站,是去拜访马丁斯科塞斯。

与斯科塞斯的会面,在美国导演协会大楼,斯科塞斯的个人工作室就在这里。两人的见面亲切、自然,几乎省略了所有礼节性寒暄,直奔主题交流电影创作,让人很难相信,这只是他们第二次见面而已。斯科塞斯给姜文看了还在后期剪辑的《雨果》,兴冲冲地说:我想试试3D和特效能给电影带来什么。很自然的,斯科塞斯将自己的特效团队介绍给了筹拍《一步之遥》的姜文。

这不是斯科塞斯第一次给姜文提供实质性帮助。二十多年前,他们第一次见面时,就做了同样的事。

1991年,姜文受美国有关机构邀请赴美参观访问,其中包括去斯科塞斯片场探班。当天拍摄结束后,与姜文一见如故的斯科塞斯,邀请他去最好的意大利餐厅晚饭,席间姜文给他讲了“阳光”的故事,也表达了对初做导演及故事把握的一些担心,听得入神的斯科塞斯毫不犹豫地鼓励他:任何事最重要的就是“Just do it”。

更令姜文意外的是,他回到中国后,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马丁斯科塞斯给他海运寄来《出租车司机》的分场大纲,及许多片场手记,这些连同那句“just do it”,成为照进《阳光灿烂的日子》的第一抹阳光。

是的,收到斯科塞斯漂洋过海寄来包裹的那年,姜文正好也是二十八岁。


沃克尔施隆多夫:“来我这儿吧”

到明年此时,离《阳光灿烂的日子》在威尼斯电影节首映并获奖,就整整二十年了。

二十年间,很多人都曾为《阳光》修复重映的事情奔走,但姜文本人不在其中。对他来说,见到便做,做完便放下。其实,凡有关《阳光》的采访,他也大多推脱,他常说:拍完一部电影,就要完全清空。人生的记忆是有限的,要不断清空,才能装下更多新东西,不要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无用的回忆和感叹上。

还好,当年电影上映后出了一本叫做《诞生》的书,详细记述了电影从无到有诞生的全过程。书中有所有剧组成员的手记,姜文导演自己的话,甚至还有剧组因资金不到位停拍时发给投资方的催款信,被许多网友打趣摘引的手绘版分镜,也是来自这本书,有兴趣的朋友不妨翻翻看。

但也许是因为太过诚恳又不加掩饰,许多关于姜文的误解和传说也据此而来。比如“疯狂”,姜文确实曾提到连续不知疲倦地拍了一天一夜戏;比如“霸道”,姜文确曾为拍片,把租来飞机场的飞机喷涂改了颜色,又比如“不惜成本”——在90年代的中国,一部电影花掉1000多万,这几乎是个天文数字,而剧组也的确屡次陷入弹尽粮绝的境地。

《阳光》最后一次停工,是因为资金短缺无法完成后期混录。当年偶然来京的德国影人让路易,看完尚未混录的样片非常激动,立刻推荐给好友——在德国拥有后期制作厂牌的大导演沃尔克施隆多夫。同样兴奋的施隆多夫,看完样片对姜文只说了一句话——“来我这儿吧”,他以名义上购买德国发行权的方式,给予了《阳光灿烂日子》所需的最后一笔资金支持。

姜文和施隆多夫的最近一次见面,也很戏剧性。

2011年冬,《让子弹飞》在法国中法电影节放映,姜文被请去参加观众见面会。导演抵达影院时,本来直奔后台的他突然停住脚步——在排队入场的观众中,他认出那个熟悉的矮小但矍铄的身影,没有事先告知,年过七十的施隆多夫前来捧场观影了。

“我没想到你会来”,这是施隆多夫见到姜文的第一句话,姜文的回答是:“我也没想到你会来”。两位大导演,在握手拥抱之后,一起走到影院门口抽烟闲聊,隔着玻璃,没有人知道他俩聊了啥。

巴黎冬天的天气很冷,一支烟的功夫,两人就进来了,照例是握手拥抱,又话别离开。

见到便做,做完便放下。
不必担心遗忘,真正放不下的人和事,如同阳光,永远都在那里。


姜文:“被误解的人一点也不吃亏”
《阳光灿烂的日子》威尼斯电影节首映后,在一片赞扬声中擒得影帝,在等待了一年之后,席卷了1995年的国内市场:5000万的票房纪录,保持了国产电影票房冠军位置近十年之久。当时媒体评价是,《阳光》第一次突破获奖电影叫好不叫座的魔咒。

只是后来《太阳照常升起》的文艺小众,才让观众忘了,姜文早就是一个证明商业价值的导演。对于这点,姜文没那么在乎, 他说:“被误解的人一点儿都不吃亏,误解别人的人,是他丧失了机会。”

时至今日,《阳光灿烂的日子》同样承受着不少误解。比如,许多人看完《阳光灿烂的日子》,一口咬定马小军是姜文的自传,追米兰、爬烟囱、洗澡打架,一定有其亲身经历的影子。这个误解其实并不难被消除,姜文和王朔笔下的马小军有着五年左右的代沟,但姜文自己,从未刻意澄清他与马小军间的虚实界限。

“在我心中,艺术是超越政治和现实的,所以真正好的电影,和绘画、音乐一样,可以超越时空的限制”。姜文自己这么解释,他推崇《教父》,其中一点就是:这部电影多久以后看,也不会觉得旧——有经典戏剧的故事张力,也有触动观众内心的普世情怀。

毫无疑问,《阳光灿烂的日子》也是这样一部经得住时间的电影。

去年夏天,上海一所国际学校重映《阳光灿烂的日子》。这些来自不同国家的少年,和姜文有着三十年的年龄差距,但放到那场马小军雨夜冲向米兰表白的戏,马小军面对米兰改口成“我车掉沟里了”,全场爆发出会心又充满暖意的笑声。映后交流,照例十分火爆,语言和时间的隔阂,并没有减少学生们对这部电影的喜爱。

过去几年中,我陪导演参加过数次这样的放映。观众从耄耋老者,到黄发少年,有着不同的人生经历,但都有同样的狂热和感动。到底是什么,让所有喜欢《阳光》的观众,都觉得记忆中年少的夏天“有着烧荒草的味道”呢?大概,是我们都有过焦灼无望的年纪,都曾如同铁皮屋顶上顶的猫,都曾焦躁不安地等待着可能发生却从未发生的大事件。

倒是媒体和影评人,更热衷于更符号化地去解读它,这似乎在姜文的每一部电影都会发生。

关于《阳光灿烂的日子》,一个常被提起的话题是涉嫌修改了集体记忆,美化了特殊年代。还是那场上海放映,交流结束后有个小女孩儿,跑到后台堵在门口,问姜文一个问题:“(文革)那段年代,那么多人都不幸福,你的记忆里为什么这么快乐?”。姜文看着她,缓缓地说:“我看得出,你现在也很快乐,可能等你长大了再回头看,你才知道你现在是多么快乐,但又生活在一个多么糟糕的年代里”。

小姑娘心满意足,又似懂非懂的离去。我很不确定她是否真正听懂这句话的含义,但我希望她不会忘记这句话,我希望再过十年二十年,有一天她突然想起来,会明白那是多么有意思的一个夏天的下午,那又是多么有意思的一段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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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顿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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