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若蘭:女性入史——正史列女傳之編纂

月詠 2013-07-31 09:50:17


  一、前言

  人物傳記是中國史籍記載史事的重要形式,在中國有長久的歷史。紀傳體史書中的人物,包含了社會的各個層面,舉凡將相、功臣、外戚、文人、婦女、宦者、方技等等,史有備載。這些名留青史的人物,豐富了歷史的記錄,也為我們研究過去史實提供相當豐富的線索。傳統史書中人物傳記體裁,大體上可分為單傳、合傳、附傳、類傳等類型,梁啟超認為,集合性質相同卻無主從關係的人物而成之類傳,比起單獨敘述一人之單傳更能顯示歷史的真相;尤其是足以代表社會一部份現象的普通人物之傳記,其專寫某個團體或階級的情狀,所注意之點不在於個人,而是社會發展的某一面向之趨勢,特別值得注意。[1]本文討論的〈列女傳〉即屬於以性別作為區隔的一種類傳。

  女性在中國史冊中是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目的被選擇性地呈現。自從劉向《列女傳》問世後,陸續有女性類傳的出現,然將〈列女傳〉置入體例完備的紀傳體史書,則自南朝宋范曄的《後漢書》始,女性從此被集體地、刻意地安排在史冊的特定場域示人。

  概言之,歷代正史〈列女傳〉的編撰形制與立傳標準是足以顯現中國女性史傳書寫發展的軸線,本文即以二者為主題,嘗試從傳記的發展來探索女性史傳之承變。一方面由外部的編輯方式,一方面由內部傳主、內容之採錄,考察廿四史〈列女傳〉編纂的傳承與創新。編撰形制方面,筆者著重傳記在全書的編排與配置,以明各朝列女列傳的編輯與寫作方式;其次以各傳編纂的時間為序,歸納分析哪些女德傳記是後朝史家認為值得記載的主題,其類型有何變化,以一窺史家將女性入史傳的重心。關於個別正史〈列女傳〉的分析,本文討論止於帝制中國所修的最後一部正史—《明史》,因柯劭忞《新元史》(1920-1930)與趙爾巽《清史稿》(1914-1928)為民國時代所修,學者認為其中錯失頗多,加以修纂二部史之時有許多爭議,修成之後,對於是否將之納入正史,也有不同之看法,這些可能涉及時代交替下的新、舊史學之爭,非本文所能處理,待將來對近代中國史學史有進一步瞭解時,再深入探究。

  二、諸史〈列女傳〉編撰之形制

  首先,我們概述正史裡兩性類傳的發展,以觀察〈列女傳〉在紀傳體史書中產生的意義。自從馬、班奠定了紀傳體史書列傳的基礎,最早出現的類傳是循吏、酷吏、儒林等傳,此後歷朝史書之類傳各有因革損益。《後漢書》除有〈循吏〉、〈儒林〉、〈文苑〉等傳以外,其並以道德為區分之準則,將男性編入〈獨行〉與〈逸民〉兩傳,有德之女性置入〈列女傳〉。正史中列女類傳的出現比〈孝友傳〉(有的或稱孝義、孝行、孝感傳)、〈忠義傳〉(或節義、誠節、死節傳)還早,〈孝義傳〉至五世紀的南朝梁纂修《宋書》(448)時才首創,繼《後漢書》〈獨行傳〉,《宋書》〈孝義傳〉記載別具孝行、忠義、友信之男性類型,北齊魏收(506-572)的《魏書》(551)則設立了〈節義傳〉,並成為後世〈忠義傳〉的先驅。兩性在史書被表揚的空間,至《魏書》定型,即將男性歸入孝、義兩傳,女性置入列女列傳。[2]稍後的《梁書》、《陳書》二書,孝義類僅列〈孝行傳〉而無節義。(參表1-1)

  唐人所修之《隋書》(629-636)、《晉書》(646)與《北史》(750)承繼《魏書》,同樣設有標舉男性節義、孝友的傳記與褒獎女德之〈列女傳〉。李延壽的《北史》以《魏書》、《隋書》為徵,設有〈列女傳〉,然其《南史》則將14名女性傳記納入〈孝義傳〉,[3]不別立〈列女〉;章學誠對此曰:「遂使一卷之中,男女無所區別,又非別有取義,是直謂之繆亂而已,不得妄託於馬班之例也。」[4]批評他將男女混雜於一傳,又沒有特殊的採錄義理於其中,可謂「繆亂」。由此我們可以看到,李氏《南史》是以道德為劃分標準,章氏則認為當以性別為歸類。李延壽不以性別為劃的主要理由,恐怕不是認為人物德行之相類重於性別的區隔,主要還是因為無南朝相關〈列女傳〉可資參考的緣故。唐代所修之八部正史,略有損益,但仍多強調孝道倫理。除了《北齊書》之外,其他諸史皆有〈孝友〉或〈孝行〉列傳。總之,自《後漢書》增設〈列女〉、〈獨行〉、〈逸民〉三傳,男女兩性的類傳,可說首次備置,六世紀《魏書》又將過去〈獨行〉、〈孝義傳〉改為〈節義〉、〈孝感〉兩傳,為後世孝義類傳奠下根基,表彰女德的〈列女傳〉與男德的孝義傳記,至此抵定。

  兩《唐書》不僅備置了孝友、忠義與列女傳記,還增置〈卓行〉與〈公主傳〉,《舊五代史》完全刪去上述相關類傳,《新五代史》則將宗室后妃、外戚等男女入〈家人傳〉,別立死節、死事,未獨列女性。《新五代史》何以不立〈列女傳〉,歐陽修並未說明,劉靜貞推測,可能因為歐陽修太專注在士大夫官僚於國家秩序,女性的節烈只是對比之意,沒有獨立存在的價值。[5]元人所修之遼、金、元三史,《遼史》沒有孝友、忠義傳記,金、宋二史孝友、忠義與列女傳記體例完備。此外,關於公主傳的設立,《後漢書》在后紀附有皇女的記載,[6]實為後世史書〈公主傳〉開先河,及至北宋,〈公主傳〉才見於史冊,[7]而承於《新唐書》,《遼史》與《宋史》立有〈公主表〉與〈公主傳〉,《元史》、《明史》承之,貴族婦女更增加一被獨立書寫的場域。

  其次,就各史列女傳排列的順序論之。《後漢書·列女傳》被安排在本書八十篇列傳之第七十四,居宦者、方術等傳之後,僅先於外族的東夷、南蠻、西羌、西域、南匈奴與烏桓諸傳,這樣的序列,可能蘊含了史家對於人物史事中心次序的概念。此後紀傳體史書多繼范書之排序,除了后妃、貴戚以外,女性一般都置於史籍的較末端。《魏書》將〈列女〉提至〈恩倖〉、〈閹官〉之前,諸史多沿之,惟《北史》、《新唐書》、《明史》等書之〈列女〉位於〈佞倖〉、〈姦臣〉之前;而《元史》更將〈列女〉升至〈釋老〉、〈方技〉、〈宦者〉、〈姦臣〉、〈叛臣〉、〈逆臣〉與〈外夷〉前。比起僅將〈列女〉列於四夷傳之前的《晉書》、《隋書》等,《元史》雖被視為編纂倉促,內容雜亂,但其將女性類傳次序提前的作法,或另有深意,對宋濂來說,列傳設置之先後順序,有其義理,他修《元史》時曾歸納歷代史傳類目的排序之意義,他說:

  史傳之目,冠以后妃,尊也;次以宗室諸王,親也;次以一代諸臣,善惡之總也;次以叛逆,成敗之歸也;次以四夷,王化之及也。[8]

  表示就他而言,傳記的排列是有尊卑、親疏、善惡、成敗、華夷之分的。而元明以後無論私家修史與地方志,總是將〈列女傳〉編列於人物志傳之尾,幾成為編纂慣例,由此不難看出列女傳記編輯的格式化。

  以下試析論個別正史中女性傳記之編輯特色。其實,專為女性設一歷史空間,非始於《後漢書》,《史》、《漢》中亦有專屬於女性的場域。《史記》的〈呂后本紀〉與〈外戚世家〉即是;《漢書》則設有〈高后紀〉、〈外戚傳〉與〈元后傳〉,這些女性都是皇后嬪妃,而非閨秀民婦。[9]其後《三國志》專記女性的傳記是〈后妃傳〉,也是記錄與皇室相關之婦女。《後漢書》並無〈外戚傳〉,他把皇后、公主編入〈皇后紀〉中,勢家大族的婦女若值得立傳者就併入家傳,其餘有賢德的女性置入〈列女傳〉中。章學誠頗贊成范曄的作法,認為「列女宜分傳例也」,[10]如此一來,女性以性別作為一種分類方式,在紀傳體史書中,形成個別性質的列傳,而且已具相當性別與身份(非宮室貴戚)的歸類概念。其後梁、陳、北齊、周書與新舊《五代史》無〈列女傳〉之設外,《晉書》、《魏書》、《隋書》、《北史》、《舊唐書》、《新唐書》、《宋史》、《遼史》、《金史》、《元史》、《明史》、《清史稿》、《新元史》諸史沿之,皆纂有〈列女傳〉。

  學者曾指出,范曄將后妃入紀,「表現魏晉以來女性的社會地位已相對提高,正史〈列女傳〉就是在這個基礎上出現的。」而將蔡琰入〈列女傳〉,則打破了東漢以來在名教統一下,以實踐儒家道德規範為標準的貞婦、孝女範圍,是新的轉變。[11]姑不論《後漢書·列女傳》的出現是否可以直接證明魏晉女性社會地位的相對提高,范曄將這些女性群體,別立一獨立場域書寫,確實是女性史學史上的創舉。此舉與漢魏以來的史學發展相關,當時史籍裡相關的女性記錄有了獨立化的傾向,例如:《東觀漢記》已出現了婦女的單傳;又據《隋書·經籍志》著錄有關女性的傳記,可知在范曄以前也已有劉向及西晉皇甫謐之《列女傳》、纂毋邃之《列女傳》、項原的《列女後傳》、佚名氏之《列女傳要錄》,以及杜預的《女記》;而劉歆與曹植亦各先後曾作《列女傳頌》,吳的繆襲《列女傳贊》等等。[12]這些皆為《後漢書·列女傳》的產生,提供了有利的條件。不過,即使有類似的傳記背景,西晉陳壽的《三國志》卻沒發展出〈列女傳〉,僅有〈方技〉、〈后妃〉等傳記;西晉常璩的《華陽國志》也將「諸賢士女」合而傳之,而非單獨描寫女性歷史。《後漢書·列女傳》的內容雖然多非自創,各有所依;[13]然范曄新立門類,為往後紀傳體史書婦女的集體傳記奠定基礎,確實顯現了蔚宗獨特卓越之史識。[14]

  繼范曄之後,《魏書》是第二部將列女入傳的正史,魏收蒐集了官方檔案與世家大族的資料,[15]完成了17位女性的傳記,學者認為傳記集中在北魏遷都之後的上階層婦女之因,在於早期並不重視女性的史料,而魏收只好從世家大族的紀錄尋找。[16]七、八十年後,魏徵(580-643)修的《隋書》隨之將包含公主、王妃在內的16名女性編入〈列女傳〉、房玄齡(579-648)主纂的《晉書》則在〈列女傳〉中,不分胡漢、正統政權與階級,增錄為37個別具才德的女性傳記。其後,李延壽就在魏、隋二書的基礎上增加兩個西魏婦女的傳記,成為《北史·列女傳》。

  《舊唐書》修成於後晉開運二年(945),為劉昫(888-947)等人所撰,《新唐書》(1060)則由宋祁先纂列傳150卷,再由歐陽修續紀、志、表,最後由歐陽修刪革為一體。兩《唐書》〈列女傳〉共記載56名女性的傳記,《舊唐書·列女傳》有30傳,31人(竇伯娘與仲娘合為一傳),《新唐書·列女傳》則計有54人,其中有28人與《舊唐書·列女傳》(以下簡稱舊傳)重複,而亦有三篇傳記在新傳中不再收錄,分別為魏衡之妻王氏、宋廷瑜妻魏氏與李玄真。王氏可能因為其事蹟發生在高祖建國之前,而且她亦曾屈服於房企地,已非守貞之身,所以被刪除;魏氏則或許由於對丈夫時遷外職表達不滿,又是善為文采之女,不符合宋代儒者認為女性不必吟詩作賦的想法;李玄真則為王族之後,而新傳中新增的孝女多以平民階級為主,可能是其被換掉的主要原因。[17]然就史料的來源而論,《舊唐書·列女傳》中錄有許多篇幅並不短的詔令,資料來源可能以官方的實錄為主,而《新唐書·列女傳》則不同,本書增以文人傳記與小說為史料來源,其中〈楊烈婦傳〉、〈竇烈婦傳〉分別是李翱、杜牧所著,[18]〈謝小娥傳〉則是源於唐代的傳奇,[19]因此,徵引資料之差異應也是造成兩唐書蒐羅入傳異同的重要因素。

  十四世紀的元朝政府花了兩年半的時間,完成了遼、金、宋三史,《遼史》(1344)先成、《金史》(1344)次之,《宋史》(1345)殿後。修纂《遼史》的史料較為缺乏,〈列女傳〉中僅錄5人傳記;《金史》的編纂以元好問、劉祁等用力最勤,[20]〈列女傳〉中錄有22名女性。《宋史》的列傳則本於實錄、國史、行狀與碑志而成,[21]日本學者小岩井弘光曾以宋代方志、筆記等資料作為對照考察《宋史·列女傳》,檢討〈朱娥傳〉徵引的國史列傳與其他資料之間的推移,並發現〈徐氏傳〉參考了《諧史》,〈丁氏傳〉則根據《梁谿漫志》而來。[22]明初所修《元史·列女傳》之卷帙,首次超過一卷,附傳及其述及者,共超過兩百人,其修纂是由高啟執筆第一卷,入傳女性的生存時代為金末至元文宗天曆年間;卷二則是第二次史局補修,為文宗至順帝朝的婦女,主要記載是至正年間死節之女性,[23]該傳主要取材來自《經世大典》中的〈禮典·旌表〉,以及元人文集中的碑銘、墓志、行狀等等。[24]

  武英殿本《明史·列女傳》共三卷,其中約九成的傳記承自康熙末年王鴻緒編纂《橫雲山人明史列傳稿》,其編採來源有實錄、文人傳記野史與地方志,以方志為大宗。或由於資料的緣故,傳主里籍分佈半數以上集中在江浙地區。又除了列傳整體的排列有序以外,殿本《明史·列女傳》中個別傳記的編輯,亦得其法。《明史?列女傳》序云其排列「或以年次,或以類從」(頁7690)。基本上,殿本〈列女傳〉明確標示出時間的傳記並不多,概觀整篇傳記所收錄的時間範圍,是從元末至清入關之初約280年期間,[25]此三卷傳記的時間斷限分別如下:〈列女一〉首載元末明初的女性月娥,繼而寫洪武至正德年間的節孝婦女;〈列女二〉除部分未標明傳主所生存的時代,本卷人物集中在嘉靖至萬曆年間;〈列女三〉除少數時間不詳者,所載全為崇禎年間的女性事蹟。仔細考核可以發現,〈列女傳〉中人物的先後排次,是以時間為經,再以性格特徵為緯,將之緊密排列,以達到強調人物事蹟的效果。[26]

  三、諸史〈列女傳〉撰錄之主題

  章學誠在論及志書該如何修纂的〈列女傳〉時,對過去女性史傳的發展,發表了看法,他說:

  後世史家所謂列女,則節烈之謂;而劉向所敘,乃羅列之謂也。節烈之烈為〈列女傳〉,則貞節之與殉烈,已自有殊;若孝女、義婦,更不相入,而閨秀、才婦,道姑、仙女,永無入傳之例矣。夫婦道無成,節烈、孝義之外,原可稍略;然班姬之盛德,曹昭之史才,蔡琰之文學,豈謂不及方技、伶官之倫,更無可傳之道哉?劉向傳中,節烈、孝義之外,才如妾婧,奇如魯女,無所不載;及下至施旦,亦胥附焉。列之為義,可為廣矣。自東漢以後,諸史誤以羅列之列為殉烈之烈,於是法律之外,可載者少;而蔡文姬之入史,人亦議之,今當另立貞節之傳,以載旌獎之名。其正載之外,苟有才情卓越,操守不同,或有文采可觀,一長擅絕者,不妨入於列女,以附方技、文苑、獨行諸傳之例,庶婦德之不盡出於節烈,而苟有一長足錄者,亦不致有湮沒之歎云。[27]

  他認為後世都誤將「烈女」入〈列女傳〉,實有謬誤,提倡將節烈以外的女性入〈列女傳〉,而別立貞節一傳來表彰貞烈女性,可見他對女性德行多樣化的肯定。那麼,歷朝〈列女傳〉入傳標準何在?

  過去許多關於歷朝〈列女傳〉的研究,往往略言正史〈列女傳〉的記述目的與採錄標準,大抵不出劉向《列女傳》的勸誡範圍,卻未詳加分析並予以例證說明。[28]諸史〈列女傳〉中婦德的範圍,雖大體沒有超越劉向分類之類型,但是,各朝著重的女德類型卻有所不同。女性史傳發展的過程中,有哪些傳統婦德被持續提倡或增強,又有哪些女性傳記的主題不為史家稱頌,是有待深入探討的問題。

  首先需加說明的是,將傳記加以分類、立下德目,並明辨各自之界線,已是困擾研究者的一件事。人的行為表現,本來很難以某一種(或一些)標準來度量,今日學者對傳記的理解各殊,分類也就常有歧異,以學者關心的兩《唐書》〈列女傳〉的討論為例,山崎純一曾將之分為孝悌、守節、貞烈、母儀、忠烈五項討論; Richard L. Davis僅區分為貞節、母儀、孝行與其他共四類。對於傳中的楊三安妻李氏與獨孤師仁姆王蘭英的類型,兩人有不同的看法;Davis將兩者列為母儀類,山崎則將李氏視為守節寡婦,王蘭英為忠於主家而犧牲自己的「忠烈型」人物。[29]到底該如何區分此二傳,若言正史〈列女傳〉承自劉向《列女傳》的標準,則其分類方式值得我們參考。王蘭英傳記的主題與《列女傳》〈魏節乳母〉相似,魏公子的乳母,盡忠主人,被列於〈節義傳〉,因此,或可將王蘭英置於仁義類;又李氏姑舅與夫皆亡,獨力撫孤,並葬姑舅及夫兄弟,既貞亦孝,是否適合列為母儀類型,仍待斟酌。因此,筆者對傳記中女性實踐道德之歸類,則趨向參考唯一有區分類別的劉向《列女傳》之女性七目(母儀、賢明、仁智、貞順、節義、辯通、孽嬖),再加上新的類型為之。

  再者,由於〈列女傳〉中傳記的多寡懸殊頗大,如果以量化之後的百分比來作分析比較,不一定能顯出意義,加以有的〈列女傳〉裡只有十多個傳,甚至更少,在數量如此少的情形下,若僅根據數字說話,恐亦不適當。而且,有的傳記所提及的道德類型,不只一項,到底應分別計算,還是僅以傳中強調的某項特質納入考慮,其實都是將列女傳中女性德目分類量化所遇到的棘手問題。[30]基於上述考慮,本文在此僅將傳記中曾提到女性所實踐的德行作簡單的分類勾選,至於史家所強調的重點,則需再參閱史文。以下即以修纂的時間為序,依次分析各史〈列女傳〉的收錄特色,並夾以該傳較特殊的類別下之長時段觀察。

  (一)賢妻與才女:《後漢書·列女傳》

  首先,以《後漢書·列女傳》為例,傳中共記敘了19位東漢時代的女性(含附傳曹豐生與馬芝),其入傳的標準,見於傳序,范曄曰:

  詩書之言女德尚矣。若夫賢妃助國君之政,哲婦隆家人之道,高士弘清淳之風,貞女量明白之節,則其徽美未殊也,而世典咸漏焉。故自中興以後,綜成其事,述為列女篇。如馬、鄧、梁后別見前紀,梁嫕、李姬各附家傳,若斯之類,並不兼書。餘但搜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專在一操而已。[31]

  一個最明顯的改變是,范書中的「列女」,指的是賢德高秀的女性,劉向《列女傳》的「孽嬖」一類,已被刪除,女性史傳專記高行美德的婦女傳統,在南朝奠定,從此歷朝之〈列女傳〉都仿《後漢書》,編入有才德之女性。唯范曄認為賢哲足以隆家的婦人與貞節之女性,都可以入傳,然後來卻演變成「專在一操」的「烈女傳」。

  回顧《史》、《漢》當時描述婦女的焦點大抵不以貞烈為主,書中包括以富顯天下的巴寡婦清、上書天子以才智救父的緹縈,至范書大體則以女性輔助男性的貢獻與身體力行氣節者為尚。不論〈皇后紀〉或〈列女傳〉,范曄筆下正面形象的女性尤以「賢妻」為多,這種構想可能源自劉向《列女傳》第二卷〈賢明〉。據學者統計,女性類傳的鼻祖劉向《列女傳》中,有18%的故事是描述賢妻輔助丈夫有道,5%的傳記甚至記載婦女給予男性在政事方面的建議。而《後漢書·列女傳》全傳則約有24%是記錄賢妻事蹟,18%是妻子對丈夫在家庭事務以外的建言,顯示《後漢書》較不重視母職,而賢婦輔助的角色。[32]《後漢書·列女傳》16篇傳記中有13傳述及妻子的形象,例如:首傳即以渤海鮑宣與其妻的對話為開頭,描述桓少君是「生富驕,習美飾」,卻能不愛財貨,「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頁2781-82),實為一位棄富安貧的賢妻順婦。傳中尚有樂羊子之妻,諷夫不昧拾金(頁2792-93),善待前房之子的李穆姜(頁2793-94),以及呂榮「(夫)升少為博徒,不理操行,榮嘗躬勤家業,……。數勸升修學,每有不善,則流涕進規。」(頁2795)等等,妻子扮演了勸勉品學、輔助家業的角色。此外,這些賢妻的形象還反映了「隱逸為賢」的思想在漢魏六朝的女性傳記中得到體現,如劉向《列女傳》的楚接輿妻、楚老萊妻、楚於陵妻,以及《後漢書》的梁鴻妻孟光、太原王霸妻等,都是勸夫或與夫隱居的顯例。

  西元六世紀所修的《魏書·列女傳》則未繼承劉向與范曄編纂的部分想法,賢妻的事例大幅刪減,規勸與輔助的賢妻形象,被仁義與忠勇妻子的形象所取代,例如傳中為夫報仇的孫男玉,與代夫出征、對抗南方蕭衍攻圍的苟金龍妻劉氏二傳即是。而唐代史家所編纂的賢妻傳記則是指有所識鑒,能夠撫慰、勸諫丈夫的婦人;《隋書·列女傳》裡「陳義理以慰諭」的華楊王楷妻元氏,以及《晉書·列女傳》中「可以語大事」的周氏、仁慈輔助劉聰的劉娥、勸苻堅勿輕入江左的張氏。而兩《唐書》選錄的女性傳記類型,比起十世紀以前所編之女性傳記較為窄化,賢妻與良母至此少見入傳,賢妻的典範,全部轉換為忠義的類型,〈竇烈婦傳〉可為代表。元代所修的遼、金、宋三史〈列女傳〉,已專注強調婦女的節烈事蹟,母儀、賢明、才識等類型的女性事蹟,往往成為附帶一提的語句。元、明史列女傳更罕見賢妻的傳記,女德典範中,賢妻一類持續消退。

  然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劉向所選的典型以外,范曄所取之女性尚有新的類型出現,也是後世對范書〈列女傳〉褒貶不一的主要項目:「才慧」。范書收錄了別具文采的女性班昭、曹豐生、馬芝、皇甫規、荀采、蔡琰與有辯才的馬倫共七位,其對有智婦女的稱頌,不是僅侷限於使夫族或國家趨吉避凶的女性,也不在意她們是否守節或再嫁。後世搜錄列女的標準,卻愈加狹窄,章學誠批評說:

  列女之名,仿於劉向,非烈女也。曹昭重其學,使為丈夫,則儒林之選也;蔡琰著其才,使為丈夫,則文苑之材也。劉知幾譏范史之傳蔡琰,其說甚謬,而後史奉為科律,專書節烈一門。然則充其義例,史書男子,但具忠臣一傳足矣。是之謂不知類也。[33]

  他抨擊人們不知史傳的分類意義,以《後漢書·列女傳》為例,班昭、蔡琰若為男子,則是儒林與文苑之選,入「列女」絕無誤;如果按照劉知幾的狹見,那麼男子入傳的準則豈不是只有忠臣?以上足見他對〈列女傳〉選錄的準則有獨到的見解。

  往後正史〈列女傳〉專言女性文采者,尚有《魏書·列女傳》的陽尼妻高氏,《晉書·列女傳》的劉臻妻陳氏與蘇若蘭;但是關於別具才識的婦女,相較於《晉書·列女傳》,《魏書·列女傳》之描寫,顯得單調而無生命力,或許由於魏收對於描繪有智婦女並無多大興趣所致。《隋書·列女傳》更缺乏才識過人的女性,代之的是合於禮法與節操的婦女,唯一具賢才的鄭善果之母,史載她「博涉書史,通曉治方」(頁1804),但卻與貞節、母儀的事蹟相結合。

  (二)忠義與貞節:《魏書·列女傳》

  范曄認為,女性的節操可記者,為區別遺風餘烈,都應載之於史,其贊曰:「端操有蹤,幽閑有容。區明風烈,照我管彤。」(頁2803)雖沒有特別提及妻子的角色,卻有不少賢妻之例。而魏收則云:

  夫婦人之事,存於織紝組紃、酒漿醯醢而已。至如嫫訓軒宮,娥成舜業,塗山三母,克昌二邦,殆非匹婦之謂也。若乃明識列操,文辯兼該,聲自閨庭,號顯列國,子政集之於前,元凱編之於後,隨時綴錄,代不乏人,今書魏世可知者,為〈列女傳〉。(頁1977-1978)

  他以為婦人只要做到「主中饋」即足矣,先聖之賢妻良母等女性,興家昌邦,皆非匹婦,值得尊敬,而過去關於各種賢明、才識辯通之女,亦代不乏記載,所以他也繼之搜錄。然《魏書·列女傳》似未繼承劉向與范曄(杜預的女記今已失傳,無以考察)編纂女性賢明的傳統,賢妻的事例至此大幅刪減,取而代之的是忠義之婦女,[34]例如代夫對抗南方蕭衍攻圍的苟金龍之妻劉氏,她與拓拔澄的母親孟氏,同樣因為忠勇之義行而入傳。劉氏於夫病無力守城時,「率厲城民,修理戰具,一夜悉成。拒戰百有餘日,兵士死傷過半。」並將意圖叛逆的軍官斬首,教喻城民以忠節,人心益固,因而渡過難關。(頁1983)而孟氏則於子出討揚州無暇反擊城中逆黨,史載:

  孟乃勒兵登陴,先守要便。激厲文武,安慰新舊,勸以賞罰,喻之逆順,於是咸有奮志。親自巡守,不避矢石。賊不能克,卒以全城。(頁1983)

  如此重視忠義的記載,與《魏書》特別將〈節義傳〉由〈孝義傳〉獨立出來,相互呼應。

  然女性忠勇作戰的新類型,在稍早的西晉末年即可見,如:荀灌率勇士突圍替父求救兵;東晉張茂妻陸氏為報夫仇,征討叛晉之沈充,惟其事俱見於唐人所修之《晉書》,正史女性傳記首見率軍抗敵者,可說約在六世紀的北齊。另《隋書·列女傳》更長篇介紹一位女戰士「洗夫人」,她是南越少數民族裔,被封為「譙國夫人」,曾親自領兵討伐李遷仕、歐陽紇,譙國夫人先忠於陳,隋一統天下後,夫人又歸順於隋,並為之平定境內反叛勢力。此傳是歷朝〈列女傳〉中所佔篇幅最長者,足見唐代史官保存其事蹟的用意。再者,隋傳中亦出現兩位忠義之女性:伏波將軍鍾士雄之母蔣氏,以及尹州寡婦胡氏,恰符合傳序所強調的「仁」與「義」。蔣氏曾為陳國之人質,楊廣平江南時,遣蔣氏歸,其後她曾勸子勿響應虞子茂等人亂事,以報答皇恩;胡氏則於江南之亂時,諭宗黨勿起事。她們義勇並忠於一統政權、不從於逆叛的行為,正是唐朝政府所欲提倡者,或許是她們被詳述於史傳的重要因素。由此觀之,誰說天下興亡「匹婦無責」?唐代史官制度完備,忠義女性的入傳,顯現官方修史者利用女性傳記傳達忠於國家的意識型態。[35]

  然而《魏書·列女傳》裡共計17個傳記,就有8個與貞節有關,這樣的比例是《後漢書》的兩倍、劉向《列女傳》的四倍,因此六世紀史家對貞節烈女傳記的編纂,不得不引起我們的注意。據澳洲學者Jennifer Holmgren的研究,此傳顯現的是北齊史家比南朝史家更重視寡婦的自殺與自殘,而且影響了七世紀《隋書·列女傳》的編纂,[36]傳中所記華陽王楷妃元氏自毀其面,並絕食死節,以及鄭善果母親的割耳截髮以明志,都是其中之顯例。過去女性傳記中較少歌頌婦女因嚴守貞節而自殺的例子,《列女傳》中女性的死亡,通常都是最後不得已才行之,如齊杞梁之妻在父、夫、子死後,因為生命沒有依靠而投水自盡,並非於夫死後即刻殉夫。《史記》所載勇於認弟之屍首的烈女聶榮,其自盡顯現的是友悌和膽識,與貞節無涉。《後漢書·列女傳》寫婦女自盡的例子有諫夫不成以死謝罪之趙阿;尋父屍不得,投江而死的曹娥與叔先雄;其中和貞節相關者,為受盜人以殺姑母威脅,不從其辱,自刎而死的樂羊子妻,以及拒絕再嫁、自縊而卒的荀采。可見史傳裡因逼嫁而死的例子始於《後漢書》的〈荀采傳〉。但是,《魏書·列女傳》則無一因逼嫁自盡身亡的例子,雖有房氏的割耳之自殘行為,然其矢誓不嫁與《後漢書·列女傳》中所記劉長卿桓氏的割耳自誓、劉向《列女傳》所錄梁寡高行刈鼻的志節,實同出一轍。因此,《魏書·列女傳》雖然與貞節相關的傳記比例增多,然寡婦自殺或自殘的事例,在此傳的轉變似不那麼突出。

  至於節婦傳記的數量,在《魏書·列女傳》中比例雖增加,但這些傳記除了寡母房氏和以死自誓守貞的魯氏之外,被兄長逼嫁的劉氏、無子卻獨守貞操的張氏兩傳對其守節的情形並未加以詳述,追亡撫存的李氏傳記之重點更擺在她孝行之表現而非堅守貞節,這些傳記再度顯示本傳所見的貞節事蹟,在歷代〈列女傳〉的發展中,尚有所承繼。不過,在這些貞節烈女的事蹟中,《魏書·列女傳》則出現了一新的故事子題,即是喪夫哀泣而亡,而非被外力強暴與或為守貞而自殺的例子。Jennifer Holmgren 認為這是史家比較容易製造的情節,他們只要知道這位女子是在夫或父母去世後而死,不必知道她確切死亡的時間。[37]這些哀泣而死的例子至少反映了女性因喪夫之哀痛,而非毫無理由(或不明就理)的殉夫或殉親,顯示北朝史家對女性守貞殉節之「真情」方面的關心。

  此外,《魏書·列女傳》尚值得注意的貞節故事有二:一是〈兕先氏〉,該傳可說是歷代〈列女傳〉中,聘畢尚未成禮而守貞之首例,官方旌其墓為「貞女」。但是這位貞女的貞操威脅卻是來自己身的未婚夫,與後世因未婚夫死而欲守身者的情形不同,可視為另一抗辱之「烈女」。二為〈魏溥妻房氏〉,此傳沿襲、模仿劉向《列女傳》中消極的女性形象(如絕食抗議以教子的雋不疑母)與貞節觀念,包含了過去列女傳記貞節故事的主題,如自殘、有正當理由之不順從父母、隱居於家與實踐母職等,只有「侍奉翁姑」一事是新的主題。學者認為這個傳記是第一個將喪偶的寡婦與撫孤事蹟結合之例,[38]容後再述。

  (三)貞婦與美女:《隋書·列女傳》

  同樣重視貞烈的主題,唐初所修之《隋書·列女傳》直言女德以「溫柔與貞烈」最為重要,序曰:

  婦人之德,雖在於溫柔,立節垂名,咸資於貞烈。溫柔,仁之本也;貞烈,義之資也。非溫柔無以成其仁,非貞烈無以顯其義。(頁1797)

  其傳末史臣曰也強調「柔順為先」,並再次褒揚忠壯義勇與冰霜志堅的女性,顯示史家撰著本列傳的動機。傳中類似韓覬之妻于茂德截髮自誓等守節的故事並不少,〈王舜傳〉更是為報父仇而拒嫁的首例。隋傳記載拒絕再嫁的事例則佔了31%,並有43%的傳記與貞節的主題相關。[39]貞烈的例子在隋傳中比例較高,而且這些傳主無論是自盡或他殺,都死得相當慘烈,對於女性所遭受的性暴力,傳中也首次有比較具體地描述,史載趙元楷之妻崔氏,「為賊所拘,……群賊毀裂其衣,形體悉露,縛於床簀之上,將凌之。」(頁2526)將女體暴露於讀者眼前。其次,《隋書·列女傳》也顯現了特殊的貞節觀,首篇傳記〈蘭陵公主傳〉最後雖以死自誓,拒絕改嫁而入傳,然其忠貞的對象柳述乃是她的再嫁之夫,蘭陵二適卻仍以節義受褒揚,顯示唐代史官之貞節觀念,似不如後世部分史家對女性貞操嚴格到幾近「潔癖」的程度。另外,隋傳中的女性有近三分之一的傳主被強調「美姿儀」,此乃繼劉向《列女傳》之後,女性傳記再度述及女子的容貌,不同的是,在劉向筆下,美貌與才德往往是難以並存的,美色常是與禍國相關,而有辯才之女性則多「狀甚醜」,例如其載無鹽女鍾離春「肥碩」、「皮膚若漆」。[40]另《晉書·列女傳》也不吝於讚美女主人翁的姿容,甚至以「美艷有義烈」來形容呂纂之妻楊氏。(頁2526)然而,後世〈列女傳〉中所出現「色美」,通常成為賊人欺凌女性的慾望來源,中國史家對女性的容貌與才德的描述,值得將來進一步探討。

  (四)義烈、才識與賢母:《晉書·列女傳》

  讓我們再回到強調貞節烈女之史傳。唐代史臣房玄齡等所修的《晉書·列女傳》並無因逼婚而立志守節的例子,然拒辱之節烈事蹟為數不少,若以比例來看,約占三分之一,可視為由「列女」而「烈女」的蒿矢。[41]這些女性中,除了張天錫二妾閻氏、薛氏在夫病篤之際即殉夫死亡,其他的傳記都是記載她們面臨敵人欲納其為妻室,婦女因拒為「賊妻」,留下「義不為賊(胡)辱」遺言,後自裁或被害身亡。傳末史臣曰:

  自晉政陵夷,罕樹風檢,虧閑爽操,相趨成俗,荐之以劉石,汨之以苻姚。三月歌胡,唯見爭新之飾;一朝辭漢,曾微戀舊之情。馳騖風埃,脫落名教,頹縱忘反,於茲為極。至若惠風之數喬屬,道韞之對孫恩,荀女釋急於重圍,張妻報怨於強寇,僭登之后,蹈死不迴,偽纂之妃,捐生匪吝,宗辛抗情而致夭,王靳守節而就終,斯皆冥踐義途,匪因教至。聳清漢之喬葉,有裕徽音;振幽谷之貞蕤,無慚雅引,比夫懸梁靡顧,齒劍如歸,異如齊風,可以激揚千載矣。(頁2528)

  史家再次重申晉室陵夷之後,節操風化日下,而傳中的王惠風拒妻喬屬,謝道韞使孫恩為之改容等等節義的行為,實為幽谷之清音,可以激濁揚清,垂名萬世。唐代纂修《晉書》的史家對女性的貞節表現,主要放在女性忠於前夫,抗拒他族或賊匪強娶的行為上,其著重「義行」的選取,或也符合為政者想要傳遞的「忠義」思想,但重要的是,顯現出有別於強調夫死立即殉節的另一種貞節實踐。

  繼范曄之後,《晉書·列女傳》收錄了14篇與才識婦女有關的傳記,約占全傳的五分之二,數量僅次於貞烈類型,可說是歷朝〈列女傳〉中對有智婦女褒獎最勤者。這些女性或識鑒高明,或聰辯無礙、文才過人,收入傳中,正符合其序所言,只要「一操可稱,一藝可紀,咸皆撰錄。」(頁2507)此後才識型的女性傳記斷斷續續入傳,《金史·列女傳》以後則罕見,至《清史稿》才又再重新出現。

  《晉書·列女傳》之記載,除了有才識、忠勇(如壯勇善騎射的毛氏)與貞烈類型之婦女,傳中賢明婦人與母親的形象,也值得注意。作者於序言提供我們一些訊息,其列舉虞興以來,「禮極中闈,義殊月室者」,如昌化周室的妊姒二母、楚子發母,以及孟母、楚樊姬、桓少君等「既昭婦則,且擅母儀」的女性。而傳中確也編纂部分母儀與賢明的傳記,例如養育前妻子女、視同己出的石氏、尹氏,嚴於母訓的湛氏、宋氏;可以「語大事」的周氏,仁慈輔助劉聰的劉娥,勸苻堅切勿輕率入江左的賢妻張氏。其中嚴憲與孫氏二傳更是集貞節、母儀與識鑒三德於一身的例子,這樣結合的傳記在隋傳即可見,鄭善果的母親崔氏即是;又《隋書·列女傳》中,于茂德養前妻之子,陸讓之母馮氏傳更專載其躬自至朝堂為其孽子請命之事,也是母儀之例。綜合上述二書對母儀的描寫,顯示七世紀的史家對女性為母的角色相當有興趣。自從《魏書·列女傳》將母儀與貞節的楷模結合後,隋、晉兩傳〈鄭善果母〉、〈杜有道妻嚴氏〉與〈虞潭母孫氏〉亦專書此主題,稍不同的是,《魏書》的例子比較強調女性如何實踐貞節,而隋、晉二傳則強調識鑒過人的賢母形象。這些輔助男系的婦女傳記,顯現的是既合於禮法,又不疏於母親職守的女性。

  另,《新唐書·列女傳》54人的傳記中,有4位是母職的形象,而《遼史·列女傳》的陳氏、宋傳的桂氏也都是賢母;《元史》述及的母親,則皆在亂世中保護幼子或守節撫孤的婦女。論者或曰,「母親」是女性扮演的角色之一,並非一種道德標準,然而「母儀」所強調的是,作為母親之行為合乎法度,「慈母」、「嚴母」、「賢母」等即是對一位擔任母職者的讚揚。若分析女性傳記,忽略了女性為母的角色,將難以對中國文化中的女德,以及女性傳記的書寫有全面地認識。[42]又學者曾提出女性史傳中「賢明」與「忠勇」類型的驟減,顯現的是女性社會角色日益淡化與家庭角色之強化。[43]但是我們可以發現屬於「家庭角色」的賢妻與良母之相夫教子,在女性史傳之中的描寫也逐漸消失,看來女性史傳中賢明類型的驟減,顯現的恐怕不僅是「家庭角色之強化」之意義,當有另一深層的文化、性別意涵。

  (五)合併魏、隋傳的《北史·列女傳》

  繼隋、晉兩書的修纂,李延壽於唐高宗初年合宋、齊、梁、陳四書為《南史》,又刪增魏、齊、周、隋諸書而為《北史》。《南史》無〈列女傳〉,《北史》〈列女傳〉合併魏、隋〈列女傳〉全33傳,再加上西魏的趙氏與陳氏二例而成,或為勉強符合本書以西魏為正統的想法。但是或囿於資料不足,或限於李延壽之史才,傳中僅僅補了此二傳,其餘的傳記除局部史文有所刪減之外,完全抄錄自《魏書》與《隋書》,連序與論都是拼湊二書而成,毫無篩檢之功。[44]李延壽顯然十分贊同魏隋二傳以貞、烈、才識與賢母之內容,又由其自行增加的二例:趙氏為忠義之婦,陳氏則為仁慈之楷,雖難以推斷其收錄女性傳記的新看法,但卻皆是無關貞烈之二例,有待進一步推敲撰史者之引用資料與個人選擇。

  (六)兩《唐書》〈列女傳〉主題的窄化

  《晉書·列女傳》所記載賢明與母儀的女性形象,在兩《唐書》〈列女傳〉中有了新的轉變。對照前述各朝之〈列女傳〉,我們可以發現《唐書·列女傳》選錄的女性傳記,比起十世紀以前所編之女性傳記類型,已較為窄化。例如賢妻良母與才識之女入傳者大幅減少,而且即使入傳,描述的重點也有所不同。以母儀類型為例,舊傳只剩下楊氏一傳,她訓誡其子董昌齡為忠臣之道,因「強明節義」以聞而被封為「北平郡太君」(頁5149)。新傳則有兩篇母訓之傳,一為勸誡為官必需清廉的李畬之母;二是常以忠義教誨安南賊帥陶齊亮的金節婦,此傳透露了唐人在意邊區民族的忠誠與否。母親的形象,至兩《唐書》轉變為以教子盡忠取代《後漢書》的慈母與《魏書》裡的勸善之母。

  再者,兩傳皆將賢妻的典範,全部轉換為忠義的類型,尤以新傳最為明顯,例如高叡妻秦氏,勸其夫曰:「君受天子恩,當以死報,賊一品官安足榮?」(新傳,頁5822)楊氏的例子最為鮮明,新傳載:

  楊烈婦者,李侃妻也。建中末,李希烈陷汴,謀襲陳州。侃為項城令,希烈分兵數千略定諸縣,侃以城小賊銳,欲逃去,婦曰:「寇至當守,力不足,則死焉·君而逃,尚誰守?」侃曰:「兵少財乏,若何?」婦曰:「縣不守,則地賊地也,倉廩府庫皆其積也,百姓皆其戰士也,於國家何有?請重賞募死士,尚可濟。」(頁5825)

  另外,新傳還編入妻子義勇救夫的例子,如竇烈婦「苦持賊袂,至中刀不解」,令其夫得脫走不死,周迪之妻則賣肉身與人食,保全了其夫的性命,在在展現了新傳重視「義」的態度。然竇氏的事蹟無關貞節,卻也被稱為烈婦,表示及至宋代,士人對於「烈婦」的意涵,並不侷限於殉夫而已。日本學者山崎純一曾指出,兩《唐書》〈列女傳〉裡特別提出女性「忠烈型」的事蹟,是為作為狐疑逡巡之悖德男性的對照。[45]無獨有偶地,Andersen也認為歐陽修與宋祁褒揚女德之典範,是拐彎抹角地批評當朝那些疏於職守的官吏們。[46]這些更引發我們進一步檢視兩傳中關於節烈事蹟的記載。

  從《舊唐書·列女傳》的序言,我們可以得到此傳著重貞烈的部分佐證。序曰:

  女子稟陰柔之質,有從人之義。前代誌貞婦烈女,蓋善其能以禮自防。至若失身賊庭,不污非義,臨白刃而慷慨,誓丹衷而激發,粉身不顧,視死如歸,雖在壯夫,恐難守節,窈窕之操,不其賢乎!(頁5138)

  且相較之下,新傳比舊傳增加更多與貞節義烈相關的例子。Richard Davis以為,十一世紀所編的新傳,顯現的是傳主之生平被壓縮,以及著重以身體的痛楚來凸顯英烈之事蹟,而且其程度是史無前例的。[47]關於傳主行為的激烈化,我們由新傳補充舊傳的第一個傳記可以窺見:

  房玄齡妻盧,失其世。玄齡微時,病且死,諉曰:「吾病革,君年少,不可寡居,善事後人。」盧泣入帷中,剔一目示玄齡,明無它。會玄齡良愈,禮之終身。(頁5817)

  傳中僅以短短54個字的傳文來寫房玄齡的妻子盧氏,傳達的卻是極其強烈的性格。[48]女性為守貞所做的自殘行為,在唐宋以前的史傳已有截耳毀面的例子,然過去這些傳記所陳述的女性,都是在夫死之後自誓持節或受逼嫁娶而以此方法抗拒凌辱,未有如此傳只因夫對妻之一語,就即刻以「剔一目」來明志的,而且傳中單單只寫了盧氏這一個事蹟的「場景」,來代表傳主的一生,完全不涉及盧氏其他方面的行為表現,史家強力地濃縮與凸顯傳主「守貞之意志」,在此傳表露無遺。

  其實,兩《唐書》〈列女傳〉中除貞烈的傳統外,最突出之女性德行類型當為孝悌。誠如新傳序中所言:「女子之行,於親也孝,婦也節,母也義而慈,止矣。」新傳之編史者已重申女性在「三從」的原則下,應有的表現,孝則為第一步。傳中新添了8個孝順的例子,而且文中描寫許多自殘的行為,李妙法的傳記就是「血淋淋」的證據,史曰:

  李孝女……安祿山亂,被劫徙它州。聞父亡,欲間道奔喪,一子不忍去,割一乳留以行。既至,父已葬,號踊請開父墓以視,宗族不許。復持刀刺心,乃為開。見棺,舌去塵,髮治拭之。結廬墓左,手植松柏,有異鳥至。後,母病,或不食飲,女終日未嘗視匕箸,及亡,刺血書于母臂而葬,廬墓終身。(新傳,頁5826。)

  傳中提到李氏不只一次的自殘,幾近自虐性的行為,以強化其孝心的至誠與孝行之激偉。[49]特別值得我們關心的是,回顧過去列女傳記關於書寫女性孝行的傳統,劉向《列女傳》並未特列「孝悌」一德目,而將兩位孝事婆母的孝婦:「宋鮑女宗」與「陳寡孝婦」,分別列入〈賢明傳〉與〈貞順傳〉;挺身救父親於難的「趙津女娟」、「齊太倉女」(緹縈)以其言詞犀利,入〈辯通傳〉,另有陷於孝、義衝突之中的「京師節女」,為曲從父親並使丈夫免於禍害,犧牲生命以全孝義,則入〈節義傳〉。而至《後漢書·列女傳》,所載孝父者有曹娥、趙娥與叔先雄,〈列女傳〉孝女殉父或為父報仇的情節自此始;[50]此後除了《魏書》以外,隋、晉、唐書也陸續載有女子為父報仇的主題。

  至於傳記裡合併貞節與「孝事翁姑」的例子,學者曾指出,在六世紀以前並沒有出現,甚至《隋書》與《舊唐書》〈列女傳〉中的傳記也很少意識到兩者之間的關連,[51]直到十一、十二世紀新儒家興起,「孝事翁姑」才成結合為寡婦守節事蹟中的一部分。[52] 我們可以看到「孝姑」與貞順的故事,在劉向《列女傳》的「宋鮑女宗」即有,宋鮑在外另娶妾室,人勸其妻離婚,她卻認為女人專一才算忠貞,更恭謹地侍奉婆母,並不嫉妒,劉向將之列為〈賢明傳〉,而非〈貞順傳〉。而范書〈列女傳〉裡孝姑的例子則有姜詩妻龐氏、樂羊子之妻與呂榮三人,雖不是孝事翁姑兩人,卻也是孝姑與守貞之例。然元代以前,孝事夫家父母與貞烈之關連性與必需性,尚未被強化,已婚婦人之入傳與否也不會因其孝順的對象是本家或夫家父母而有差別。《魏書·列女傳》中的真孝女宗李氏,「及歸夫氏,與母分隔,便飲食日損,涕泣不絕,日就羸篤。盧氏合家慰喻,不解,乃遣歸寧。還家乃復故,如此者八九焉。」(頁1984)她出嫁後因思念母親,涕泣不絕,不僅不被當作不識大體的媳婦,還成為反映其孝心之例。《唐書·列女傳》中夏侯碎金則求離其夫以終生侍養其父及後母,父死後廬墓積年,貞觀年間還得到朝廷之旌表。(舊傳,頁5143)反映此時對於已嫁婦人之孝順對象,並不拘限於夫家。新傳中所記之孝女李妙法,這位已婚的傳主,孝於本家之父母,史家對她如此之推崇,並載其以割乳來為疏於母職之補償,平衡了李氏可能會陷於孝親與育子的衝突。此傳中完全未交代其夫與夫家的情形,由史文撰述的重點看來,似無婦人夫家認同之疑慮。

  (七)列女之烈女化:遼、金、宋史〈列女傳〉

  元代所修的遼、金、宋三史更將女性史傳的書寫,推向嶄新的階段,列女傳幾成了「烈女傳」。雖然《遼史·列女傳》曰:

  與其得烈女,不若得賢女。天下而有烈女之名,非幸也。詩讚衛共姜,春秋褒宋伯姬,蓋不得已,所以重人倫之變也。遼據北方,風化視中土為疏。終遼之世,得賢女二,烈女三,以見人心之天理有不與世道存亡者。(頁1471)

  但「烈女」還是占本傳的一半以上,另外兩傳為賢母陳氏與進言時政的耶律常哥。只是,耶律奴蕭氏最終雖為賊所害,但傳記強調的是她明達事理、重夫婦之義兩方面,而非如何抗拒欺凌致死。蕭訛里本則是夫亡殉夫的典範,史載其臨終之言曰:

  夫婦之道,如陰陽表裏。無陽則陰不能立,無表則裏無所附。妾今不幸失所天,且生必有死,理之自然。朮者早歲登朝,有才不壽。天禍妾身,罹此酷罰,復何依恃。儻死者可見,則從;不可見,則當與俱。(頁1474)

  於是自刃而卒。〈耶律中妻蕭氏〉則記載蕭氏在金兵略地之時,於其夫死節之處自殺。這兩個傳記,為往後烈婦事蹟的記載塑下模型。

  考察《金史·列女傳》的序,也可發現史家特別提到寡婦節烈,其曰:「若乃嫠居寡處,患難顛沛,是皆婦人之不幸也。一遇不幸,卓然能自樹立,有烈丈夫之風,是以君子異之。」(頁2797-2798)《金史·列女傳》可視為烈婦記載的重要轉捩點,傳中烈婦的數量驚人,22傳中只有2傳與貞烈無關,並且這些傳記多是單獨描寫女性於夫死殉節或因逼嫁自殺者,且提及自盡時的年齡。其反映節烈的觀念由傳記之細微處可見,史載大兵圍城之時:

  (獨吉氏)取平日衣服粧具玩好布之臥榻,資貨悉散之家人,艷粧盛服過於平日,且戒女使曰:「我死則扶置榻上,以衾覆面,四圍舉火焚之,無使兵見吾面。」言訖,閉門自經而死。(頁2801)

  該傳特別記載獨吉氏擔憂死後可能受辱。但《金史·列女傳》的其他傳記,對於自殺的方式則幾乎都沒有如此地詳述。傳中選取的貞烈事蹟幾乎都發生於戰亂之時(尤以元兵與崔立之變為主),而且這些事蹟往往與忠於國家相連結,獨吉氏之夫曰「夫人不辱我,我肯辱朝廷乎?」(頁2801)烏古論氏卻曰「吾夫不辱朝廷,我敢辱兄及吾夫乎?」(頁2802-3)史載溫特罕氏亦曰:「君能為國家死,我不能為君死乎?」(頁2803)即是明證。

  《金史》又有忠勇之例,例如〈沙里質〉一傳,這次傳主不是為夫、父或子守城,而是自行糾集附近居民男女五百人,仗劍督戰三日。宗室女阿魯真夫亡寡居,她「治廢壘,修器械,積芻糧以自守」,萬奴兵攻之時,「阿魯真衣男子服,與其子蒲帶督眾力戰,殺數百人,生擒十餘人,萬奴兵乃解去。後復遣將擊萬奴兵,獲其將一人。」(頁2800)另外還有完顏仲德之妻在崔立之變時,率諸婦女自作一軍守城,亦是智勇之一例。然《金史·列女傳》最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傳記僅著重強調婦女的「節烈」事蹟,其他母儀、賢明、才識等類型的事蹟,不是消失,就是僅成為附帶一提的語句,《宋史》中亦如是,往後的《元史》與《明史》則承繼之且有所發明。

  《宋史·列女傳》以烈婦入傳者,約佔總數的三分之二,而且其描述的內容較過往更加激烈與「血腥」。自從唐傳開始記錄貞烈女性的苦楚以來,《宋史》對女性被強凌的情況,以及女性面臨貞操威脅時的情緒反應,有進一步細部的描繪。首傳朱娥孝衛祖母,史載其「連被數十刀,猶手挽顏衣不釋,顏忿恚,斷其喉以死」。(頁13478)譚氏之妻趙氏傳的記載則為:

  趙罵兵卒曰:「吾舅死於汝,吾姑又死於汝,吾與其不義而生,寧從吾舅、姑以死耳。」遂與嬰兒同遇害。血漬於禮殿兩楹之間,入甎為婦人與嬰兒狀,久而宛然如新。(頁13490-13491)

  又靖康中張晉卿丁氏為金兵所挾,「再三罵不已。卒乃忿然舉梃縱擊,遂死杖下。」(頁13480)唯這些例子多是敘述婦女抗辱而死的狀況,傳中對女性自殺的方式,或自殘以自誓的方法,則不如《明史·列女傳》描述之具體。

  然《宋史》彭烈女之抗虎救父,童八娜拽虎祈以身代母;《元史》之建德王氏女救父於豹,姚氏救母於虎口,成為《明史·列女傳》姚孝女與蔡孝女救母於虎口的藍本。(頁7693-7694)此孝親類型可上溯至《梁書》或者更早,《梁書》記有一孝女:「宣城宛陵有女子與母同床寢,母為猛虎所搏,女號叫挐虎,虎毛盡落,行十數里,虎乃棄之,女抱母還,猶有氣,經時乃絕。」(卷47〈孝行〉,頁648。)而孝義為父、夫報仇的事蹟,在遼、金、宋三史〈列女傳〉中不復見,僅留有忠義類之楷模:林氏與妓女毛惜惜。附帶一提的是,本傳在一片貞節烈女的傳記中,仍出現兩例與慈善義行有關的女性傳記,〈陳堂前傳〉有半幅內容是描寫她的善行,曰:

  舅姑亡,妹求分財產,堂前盡遺室中所有,無靳色。不五年,妹所得財為夫所罄,乃歸悔。堂前為買田置屋,撫育諸甥無異己子。親屬有貧窶不能自存者,收養婚嫁至三四十人,自後宗族無慮百數。里有故家甘氏,貧而質其季女於酒家,堂前出金贖之,俾有所歸。(頁13485)

  另一傳〈曾晏〉更寫其助兵給糧,賊來,「晏自搥鼓使珠婢鳴金,以作其勇」,散財與下之義舉。(頁13486-7)。

  (八)烈婦與孝婦:《元史·列女傳》

  明初所修的《元史》對女性史傳的處理又有何因襲與變化呢?《元史·列女傳》序中提及居安應淑順、臨變有貞特之操。其曰:

  元受命百餘年,女婦之能以行聞於朝者多矣,不能盡書,采其尤卓異者,具載于篇。其間有不忍夫死,感慨自殺以從之者,雖或失於過中,然較於苟生受辱與更適而不知愧者,有間矣。(頁4484)

  表面上作者不贊成殉夫,但傳記中所強調的貞節意味仍十分濃厚,首篇傳記即可顯現。本傳中崔氏「婦人臂使人執而書,非禮也」一語道出史家記錄的興趣,加以時有權貴求娶崔氏,《元史》寫氏「爬毀其面」,此處又顯其自殘的行為。傳中段氏、吳氏、武氏、尤氏等皆以自毀其面或齧指自誓不嫁而受旌表,官方的表揚,或也是這些傳記出現的重要因素。[53]《元史·列女傳》卷一記載了一些元初守節婦女的事例,卷二則幾乎都是烈婦,並充滿相當多自盡的內容。《元史·列女傳》共計約有半數以上的傳記描寫的是為守貞操而自殺身亡的女性,《金史·列女傳》全部更只有五例非自殺而死。Carltize曾指出,《宋史·列女傳》貞女節婦的部分,選的幾乎全是抗暴的故事,十五世紀明朝修《元史·列女傳》時則將抗暴與貞節合而為一。[54]可以發現,金、宋史中的節烈傳記,除了幾個不服逼嫁致死的例子,幾乎都與兵賊的暴力威脅有關;《金史》中貞節烈女抗辱被害者很少(僅三例),多為自盡身亡,《宋史·列女傳》則升高到半數貞烈傳記的結局都是婦女被殺,《元史·列女傳》所載貞烈事蹟約僅十分之一的傳主是抗暴被害,大多是自縊或投水而死。女性英勇地抗拒凌辱被害與自殺身亡,以嚴格的貞節觀念來看,其所得評價或許自殺持節會高於被害身亡,然歷史的記載往往牽涉到諸多面向,例如:強調女性對抗異族或異軍而死,恐與記錄者或編纂者當時國家民族意識的操弄不無關係。以漢儒為主編纂的《宋史·列女傳》則不避諱此,具體敘述金人、「大元」破城而引起的騷動;明初記載元末亂事對女性的傷害,特別標示出張士誠、陳友諒、毛貴、紅巾等「非正統」的勢力,均透露了他們「難辭其咎」的責難。而描寫女性英烈的事蹟,尤其是烈女教訓盜賊逆亂之語,也可以作為男性「自省」的對照吧。其次,《元史·列女傳》增加不少記載本家或夫家親人逼嫁或以死從夫之例,史載趙哇兒並以殉節受到官方之旌表。論者以為,元代殉夫人數的增加可能與蒙古人死後妻妾奴婢亦跟隨陪葬的習俗,以及寡婦擔心生活困苦、被迫改嫁、被翁姑虐待等因而不願獨活有關。[55]又本書所記女性以毀體或自盡來明志者,不算少數,以毀面、斷髮、割耳為多;傳中也出現了為未婚夫守貞之例(趙玉兒與柳氏),在在顯示貞節觀念在本傳發揮的作用。

  再者,孝親的事蹟,在《元史·列女傳》升高到約占全傳的40%,而且描述的重點異於前代。有關割股療親的事蹟,史傳中首見於《金史·列女傳》中割股為姑的師氏,以及為父的聶孝女;《宋史》朱雲孫妻劉氏割股為姑、呂良子割股為父,願以身代。《元史》的記載則增加秦氏二女、孫氏女、許氏女割股為父,以及已婚的張氏女為母、劉氏為舅吮膿血等例,並「越演越烈」。但重要的是,此傳傳達了婦人照顧舅姑責任的重要性,婦女孝事翁姑事蹟的比例占了全傳孝行的一半,本傳序中就特別提出事「姑舅之道」一語,律法也規定媳婦不可以惡意遺棄公婆。[56]論者推測孝事翁姑的強調,也可能與寡婦守節之增加,婦人和公婆相處的時間變長有關。[57]可以想像媳婦在夫家的權力位置,相形下降,女性的夫家認同再度被強化。而且傳中明顯將「節」與「孝」緊密連結,守節的女性傳記,幾乎都與孝事翁姑的行誼脫離不了關係,尤其在〈丁氏傳〉最為明顯,史載:

  大德間,伯文病將歿,丁氏與訣曰:「妾自得侍巾櫛,誓與偕老。君今不幸疾若是,脫有不諱,妾當從。但君父母已老,無他子婦侍養,妾苟復自亡,使君父母食不甘味,則君亦不瞑目矣。妾且忍死,以奉其餘年,必不改事他人,以負君於冥冥也。」伯文卒,……服既除,父母屢議奪嫁之,丁氏每聞必慟哭曰:「妾所以不死者,非苟生有他志也,與良人約,將以事舅姑耳。今舅姑在堂固無恙,妾可棄去而不信於良人乎!」(頁4494)

  傳中可以清楚看到史傳強調守節孝事夫家父母是婦人的職守,另外《元史·列女傳》所載婦女也不惜割股療姑以表孝心,郎氏、鄭氏、杜氏、楊氏、張義婦之刲肉,還有為姑滌溷舐目的聞氏等等。而作為母親的形象在此傳不僅罕見,且史家不再詳述母親如何含辛茹苦地撫養、教誨子女,而是記錄寡婦撫育夫家子嗣(不一定是親生子女),並常以夫家家族延續的利益為優先,[58]像犧牲己子以救前妻子的〈秦閏夫柴氏〉即是,撫孤至此已成為節婦評價增值的成分,脫離母儀的內涵了。這些孝婦的記載,也成為明人記錄婦人孝行的基礎。另外,我們由《元史·列女傳》記錄蘇氏的割股為夫、官勝娘救夫於虎,為夫嚐糞的惠士玄妻王氏、費隱妻王氏,可以見到婦女「孝行」對象的轉移,妻子以夫為天的表現,已幾同於對待父母翁姑的孝行。

  而《元史·列女傳》中節孝事蹟的記載,也時伴隨著「異象」的出現,例如〈趙孝婦傳〉曰:

  趙孝婦,德安應城人。早寡,事姑孝·家貧,傭織於人,得美食必持歸奉姑,自啖粗糲不厭。嘗念姑老,一旦有不諱,無由得棺,乃以次子鬻富家,得錢百緡,買杉木治之。棺成,置于家。南鄰失火,時南風烈甚,火勢及孝婦家,孝婦亟扶姑出避,而棺重不可移,乃撫膺大哭曰:「吾為姑賣兒得棺,無能為我救之者,苦莫大焉!」言畢,風轉而北,孝婦家得不焚,人以為孝感所致。(頁4488)

  鄉人傳頌節孝女性之異象,無非是代表社會人心對此種行為的肯定。而這種孝順或節義感天的奇事,自唐宋以來即流傳於民間,明代的女性傳記承襲之,相關的記載愈加繁多。特別是因為入史傳之女性通常被強調其「卓異」之處,舉凡性情之激烈,毀身手段的奇異,附加許多「異象」的敘述,更可以增強這位傳主與其事蹟之道德感召力與「卓異」。所以有學者稱中國傳統婦女孝行的特徵之一為「神學性」。[59]例如以下幾種模式:傳主死前有徵兆,死後有異象,顏面如生,自然異象,風雨大作等等。這些傳記當中的敘述,像刲股割肝、擊倒虎蟒、死後異象等等的情節,在《明史·列女傳》中亦可見。

  (九)崇尚貞烈:《明史·列女傳》

  《明史·列女傳》中女性行誼的類別,除孝、義兩項之外,最明顯的就是幾乎被視為專屬於女性德行的「節」(占13.98%)與「烈」(68.82%)。此傳中來自不同家庭背景、不同地域的女性,卻有著共同點:奉獻、曲從以實踐孝義貞烈。未嫁者為父母、未婚夫,已婚者為夫家犧牲,舉凡侍養父母、翁姑,捨身代夫、父而死,為夫或未婚夫守貞、殉死等等。

  傳中女性實踐孝道的方式以「侍疾」的人數較多,而且9 人當中,有7人是以激烈的割臂、割肝、割乳、刺血等方式為親療病;[60]救親於牢獄、水火或虎獸之口者人數次之。除了拒嫁父之仇以外,其餘幾項孝行的比重順序,大體與《古今圖書集成·閨媛典》所見明代孝婦孝行的統計結果近似,[61]然所選取的孝女案例與孝婦差不多,孝女多孝婦一例。殿本《明史》〈孝義傳〉與〈列女傳〉記載的孝行同樣多為危及生命的形式,如代死、救親、殉親,以及刲股療親等,但〈孝義傳〉無犧牲個人婚姻來實踐孝行的方式,而〈列女傳〉裡則無「萬里尋親」型態的事蹟。是故,清初史家選取男女性孝義事蹟,雖都以捨身為尚,實又各有所重。

  本傳女性行仁義的對象,除了少數為民請願、奮起抗賊外,大體上以親族家內為主,如代夫而死、捨己救夫、為家族撫孤,甚至捨棄自己的兒女、救養他人之子;相較於此,男性義舉的範圍則較及於公領域的賑濟與救難。或曰傳統社會女性道德實踐的對象,由於大多數婦女活動範圍相對狹小而有所侷限,但其實明代婦女為鄉黨服務,投入慈善工作,在女性的墓誌銘中已有相當的記載,[62]只是這些活動都不入〈列女傳〉,足見《明史》編纂者關於義女、義婦類型的選取。

  貞節烈女是本傳的大宗,也是一般對《明史·列女傳》的重要印象,然傳中守節女性人數卻僅約殉節者的五分之一,也就是說,烈女的比例極高。關於未婚女性守貞殉節的問題,學者認為,元代出現了在室女守貞與殉節的情形,此與宋代以來盛行的契約婚密切相關,[63]不過《元史·列女傳》所記室女守貞殉節者人數尚不多,《明史·列女傳》輯錄的未婚守志之女與已婚節婦的比例,則高達了1:3.33。此外,這些女子傳記中也顯現一些丈夫不才,婦人勤苦持家,夫死之後,孝養翁姑,撫孤有成,或是成就家業者,所謂的「忍苦成家」型之婦女,[64]只是這些婦女主要以節婦的形象出現,記錄者大多著重速寫傳主如何「明志」的過程,而不是細描其如何渡過漫長而艱苦的寡居生活,其「成家」的一面,也就往往為人所忽略。

  而以激烈手段犧牲生命的殉烈女性,幾乎佔了殿本〈列女傳〉全部人數的七成,承自元、明所修〈列女傳〉的特色之一,本傳烈女人數最多的是兵亂將至為保貞節而自盡者,高達本傳總人數的16.49%,殉夫者次之,傳中收錄拒絕擄辱而死,以及因抗賊而被殺害的女性,也比實踐孝道或仁義者多。還有一些是為保名節或不從家人逼婚(或再婚)而自盡,以及在室女為未婚夫殉節,也有幾例是由於國破家亡或兵臨城下而殉節者。本傳的開端就寫十位烈女守貞自盡的事例,可見編者頌揚烈行的用意。而值得注意的是,全傳中選錄的節烈類型,大體在明中葉以後有記載愈多的傾向,其中烈女(烈婦)傳記集中在寇亂頻仍的嘉靖與崇禎期間,特別是崇禎朝。

  檢視《明史·列女傳》卷三所錄124位女性傳記中,僅有20人與崇禎朝的亂事無關,可見本傳編者大量蒐集崇禎朝亂事時期的女性事蹟。本卷所錄烈女共115位,約為〈列女傳〉總人數的41.22%,占全傳共192位烈女的59.9%,而本卷更有102位女性在寇亂之中自盡或被害,占全傳烈女人數的53.13.%。史臣所採摭的烈女,集中在明亡前夕至順治初年約20年之內。而〈列女傳〉大量記錄明末烈女事蹟,除了緣於戰亂環境下實踐烈行的事蹟盛於承平時期,以及方旌表節烈的鼓勵以及明至清初節烈書寫的風氣,至清初存留不少明末的史料之外,[65]當也與編者欲凸顯崇禎朝死烈的態度有關。

  特重明末烈女、烈婦的選取,實蘊含了明清鼎革之際書寫女性烈行的特殊意涵。康熙中葉距離甲申國變已近半世紀,但在士人與官方「共創」的明亡記憶中,大順軍隊覆滅大明江山的情景似猶歷歷在目,憤恨難平的士人以殲滅弒君逆寇為首要任務,[66]清軍也打著這個名號,率領「仁義之師」入關。誠如學者所言,歷史記憶為了應付現實需要或合理化現實社會政治境況,不一定要全盤創造歷史記憶,有時只需要認識、組合或重新詮釋歷史中的某些成分,便足以達成目的。[67]官修《明史》對崇禎朝烈女的記述就反映了以下二者:一方面明清之際士人書寫女性抗辱喪命的事蹟,暗示他們以此吟詠亡國的輓歌;一方面對清廷或持官方立場的史臣來說,記載寇亂之下的烈女傳記,可說是對世人昭告「明亡於流寇」再一次記憶的加深。

  另在傳統女性史傳書寫與女德典範的脈絡中,我們發現賢妻與良母在《明史·列女傳》中幾乎消失無蹤。回顧歷代〈列女傳〉強調的女性典範,有賢能輔助的妻母色彩降低,貞烈激增的趨勢。元代修史時,賢妻與良母兩項女德幾可說已不再被當作模範,明清承之,亦以貞節烈女為入傳的主要對象,賢妻與良母傳記已邊緣化到近乎被隱沒的程度。《明史·列女傳》收錄女德的標準比方志、私家著述更為狹隘,傳中節烈的指標,更高過女性一切成就。傳中所記的內容以女性之持貞與行烈為重,夫妻的關係幾乎不被述及。若要稱賢婦的話,近三百篇的傳記大概僅有王烈婦與胡氏二傳略微提及。王烈婦之夫嗜酒廢業,王氏績麻自給(頁7716);胡氏則曾勸夫許元忱改業(頁7721)。母親形象在《明史·列女傳》中也被隱沒不見,唯一比較明顯的母儀傳記是〈洗馬畈婦〉,史載:

  蘄水洗馬畈某氏,為賊所執,不從。賊刃其腹,一手抱嬰兒,一手捧腹,使氣不即盡以待夫。夫至,付兒,放手而斃。(頁7756)

  短短四十多字的傳記,描寫一位堅守貞操且護子直待夫至而安息的母親,流露出慈母之愛,但是她之所以入傳,似乎還是被視為一位「烈婦」。

  在貞烈的價值觀凌駕其他道德,幾乎成為評價女德的唯一標準時,賢妻良母類型的女性又不在官方旌表制度的範圍內,不易被文人傳頌、史志載入的情形下,明清女性史傳中妻與母的形象,嚴重被擠壓。一方面死烈的女性,沒有機會實踐妻或母,或者擔任妻職與母職的時間相當短,因此無以述及;另一方面,既要拉長寡婦的生命時間以顯其苦節,足以描寫的,就是以孝事翁姑與撫孤來代表其存在的意義。賢明的妻母被忽略而「退化」,賢妻良母的傳記被收編在節孝的書寫框架中。節孝之婦,往往取代了賢明的妻子與慈愛母親的形象。其中賢妻的定義,納入了節孝之意涵,賢慧常等同於孝事翁姑,婦功也轉換為節婦德行的一部分象徵。而母親的角色則漸漸與慈母的形象疏離,一位寡母之撫育遺孤,被與孝道、貞節的概念相連結,收編在苦節的書寫之中。從此角度來看,或許也可提供何清初史臣在《明史·列女傳》中以「守節」類型的女性傳記居次的一部分解釋。

  此外,其敘事方式值得注意者有二:其一、傳中主人翁的表現並不都是哀婉的,我們可以見到許多激烈的情緒反應之描繪,尤其是哭泣與辱罵。據學者統計,《明史·列女傳》描述哀慟的表現最多,如「泣」、「哭」、「哭泣」、「痛哭」、「涕泣」、「號泣」、「流涕」、「大聲慟哭」、「仰天大哭」等,共計102次,這種哭泣的場面已經佔全篇的1/3,次則為憤怒的表現,共85次。[68]其次是大篇幅、鉅細靡遺地敘述婦女毀體的過程,貞節烈女的自虐方式,十分多樣,傳中文並詳細交代婦女毀傷自虐的部位與方式,有刺指、斷指、刲腕、毀面(倪氏,頁7724),以碎食器刺喉(黃氏,頁7725)、刺目,或以石灰拭目;齧釘(馮氏,頁7714)、齧脣(淩氏,頁7708),齧手,肱(柴氏,頁7744)等等。傳中女性自裁的方法則有:自縊於床楣(鄭氏,頁7716)、上吊於樹梢,或是絕食而亡(葉氏,頁7715),待火焚死(李氏,頁7729)、剖腹、咽髮而死(楊氏,頁7715-6),撞石死(張氏,頁7758)。又載明末許多刎頸(蔡烈婦、孫烈女,頁7716;7718-9)、投河死(王烈婦,頁7717)、投井死(倪氏、邵氏,頁7752)等等,不一而足。暴力與血腥的情狀,更增添傳主遭遇的「慘烈」。這些傳記將傳主遭性侵害的細節,圖像式地描繪女體如何被去衫與欺凌,不免令人聯想男性記載者在書寫烈女傳記時所暗藏男性凝視下性意識。

  四、傳主之階級

  此外,我們試著瀏覽歷代〈列女傳〉搜錄對象的階級成分。自《後漢書》以來,女性史傳多以士人階級以上的婦女為主,19人僅有3人非來自士人階級以上。《魏書·列女傳》所收錄的許多是世家大族女眷的傳記,如魏溥妻房氏即是魏收的高祖母,還有孟氏為太妃。然《隋書·列女傳》序中則特別談到:

  或有王公大人之妃偶,肆情於淫僻之俗,雖衣繡衣,食珍膳,坐金屋,乘玉輦,不入彤管之書,不霑良史之筆,將草木以俱落,與麋鹿而同死,可勝道哉!永言載思,實庶姬之恥也。觀夫今之靜女,各勵松筠之操,甘於玉折蘭摧,足以無絕今古。故述其雅志,以纂前代之列女云。(頁1797)

  作者認為,王公大人妃偶等長於優裕環境之婦女,無法入史傳,不如秉持冰雪寒松之操的女性,可以永垂不朽,強調以德入傳的意義,但此傳16人中有13人出於仕宦以上之家,甚至有兩名公主與兩位王妃,與其所聲稱者不合。《晉書·列女傳》也提到其編入的對象,曰:

  或位極后妃,或事因夫子,各隨本傳,今所不錄。在諸偽國,暫阻王猷,天下之善,足以懲勸,亦同搜次,附於篇末。(頁2526)

  史家將晉朝的后妃別立傳記,但同時期其他政權下的懿德美行之女,亦羅列之,其中不少是像劉聰、慕容垂等人之后妃。以上足見《隋書》、《晉書》〈列女傳〉蒐羅的女性,並不將貴族婦女排除在外。

  據學者統計,兩《唐書·列女傳》中有近一半的女性是出於官宦之家,[69]新傳中更有85%是出於文士以上的家庭,[70]難怪山崎純一稍早即稱,新傳中除奉天竇氏是豪商、謝小娥為平民,饒娥為漁父之女外,其採錄的基準是以貴族士人階層為中心的。[71] Andersen Chiu以為,新傳所增的七個與貞節有關之例當中,有五個是士人階級,顯示歐陽修與宋祁似乎比較強調士人階級女性的貞節;[72]Richard Davis也曾注意到階級與貞烈期望之間的關係,指出新傳無論在社會階級與道德規範的廣度上都甚於舊傳。[73]不過,檢視《舊唐書·列女傳》,卻可發覺傳中的階級成分已經比之前的傳記來的多樣,上至王公之妾室、高官之妻女、軍士之女眷,下至一般平民婦女、女道士、乳母等皆著錄於其中。而《新唐書·列女傳》卻是在五代所修的舊傳所奠下的基礎,可能更重視將〈列女傳〉作為表揚中下階級的女性的場域。

  另外,元人所修的遼、金〈列女傳〉,階級成分再度緊縮,以貴族與命婦為主要對象。《遼史·列女傳》中五人有三人為蕭氏、耶律氏,皆被此二大家族所囊括(〈后妃傳〉20人夠有18人為蕭氏,蕭氏婦女在遼朝的表現,實不可小覷);《金史·列女傳》22傳中僅有3人不詳,1人為娼女,其餘為菁英階級以上家庭,而此也首開娼女入傳之先河。《宋史》則為平民入女性史傳之關鍵,傳中僅有一半傳主出於文士之家,且已不少傳中註明民婦、農家或娼家之女。《元史·列女傳》又將文士之家的女性傳記降低到40%以下,僅有一女出於宗室,《明史·列女傳》搜錄此類的比例又更低,約30.11%左右,顯示自《宋史》以來,強調「匹婦」行誼的趨勢。殿本《明史·列女傳》所記錄的女性身份,由「縣君」到婢丐皆有,但是出身有任官資格以上的家庭者,僅佔14.34%,生員與儒士之家則為15.77%。而由69.53 %的傳主出身為以庶人與賤民者,可知史家所建構的明代女性群像,更是以荊釵布裙為主要構成的成分,史家以下階層女性作為教化榜樣之目的甚明。

  五、結論

  回溯各史〈列女傳〉之書寫,綜而言之,女性傳記的發展,大略符合人物傳記的趨勢,即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歷史文獻,記載人物重在辨其郡望、世系,論其人品、口辯;而宋元人撰史則側重於敘述歷史人物的忠孝節義。[74]〈列女傳〉道德標準的窄化約從十至十一世紀開始,兩《唐書》為其關鍵;學者曾指出,漢到唐的〈列女傳〉,「列女」的內涵在類型與社會階級的涵蓋層面上,皆有所窄化。列女的多樣性已為個人家庭或國家之英烈犧牲所取代。而兩《唐書》〈列女傳〉與隋傳不同之處在於選取的階級,與《後漢書》的差別在德行的多樣性,與《宋史》則在激烈的行為表現。[75]如果說兩《唐書》為正史女性史傳事蹟窄化的轉折,《金史》始見婦德的單一化,那麼《宋史》則是史家藉由民婦的德行以諷喻世人或士人的開端。《明史》則是強調小民烈行之極致,但與元明官修勝朝〈列女傳〉不同的是,殿本《明史》〈列女傳〉對於烈女傳記的收錄,較不特重殉夫,而是強調崇禎朝抗辱死烈者。

  整體而言,歷朝列女傳記所強調的女性角色,賢能輔助的色彩,漸為貞烈所取代。歷代諸史〈列女傳〉收錄女性慷慨捐生的傳記,在比例上有漸增的趨勢,動機卻走向集中於貞操一項。過去紀錄女性死烈的原因尚有:一基於孝親,如《後漢書》的曹娥殉父等。二本於愛國,婦女報國的行為見《魏書·列女傳》北魏孝文帝時的孟氏與劉氏,《晉書·列女傳》的荀灌、張茂妻陸氏為夫討沈充等,然這些傳中,一是為子,一是為夫守城,另一更為報夫仇而舉兵,所顯現的替夫、子而非出於己身愛國的意涵,亦不得不注意。這樣的忠勇行為與忠誠之心,雖符合國家統治的意識型態,[76]然仍源自於女子三從的基本架構,與史家常強調貞節出於「天性」者不同。而元明兩朝是〈列女傳〉走向「烈女傳」的關鍵,元人所修的遼、金、元三史〈列女傳〉,因貞節而死的烈女(尤其殉夫者),比例大增,殉親的例子雖然在往後的列女傳中仍可見,但是忠烈類型從《元史》就不再出現於女性史傳中。清初修史承繼了女性史傳頌揚貞烈的採擇標準,由416卷本《明史·列女傳》所云:「自漢書至五代傳記,列女半列才藝,而王凝妻斷臂一事,歐陽修僅載之馮道傳中,若是乎貞烈之風未易睹矣。」(頁257)即可知編者想要凸顯貞烈的企圖,而這種崇烈之風,也正如殿本〈列女傳〉序所言:

  蓋輓近之情,忽庸行而尚奇激,國制所褒,志乘所錄,與夫里巷所稱道,流俗所震駭,胥以至奇至苦為難能。而文人墨客往往借俶儻非常之行,以發其偉麗激越跌宕可喜之思,故其傳尤遠,而其事尤著。然至性所存,倫常所係,正氣之不至於淪澌,而斯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載筆者宜莫之敢忽也。(頁7689)

  即使編者對這般強調「奇苦」的風氣有些微詞,可是基於這些女性至性的表現,有益於倫常正氣,秉筆者也不敢有所疏忽,故仍大篇幅的記載。

  最後,讓我們談談諸史〈列女傳〉所反映的性別意義。漢代劉向即以女性之善惡來勸誡君王對後宮的寵溺,希望以此扶正王室之衰。女性的角色定位與事蹟經由分門別類的形象塑造,原是作為君子「辨別是非」(好/壞女人)的參考,後成為女性自身行事的教科書。范曄所記載的女性雖是作為東漢歷史記錄的一部分,但類似「賢妃哲婦」的表率作用,有德之女性更取代任何一項惡德女性的記載,奠下往後千餘年來女性以美行群體地出現在史冊的根基。

  史籍至此給予女性獨立的場域,但是歷朝史家編纂〈列女傳〉,不僅僅是作為歷史記載,他還提供了女德典範以激勵世人。史家關心的往往不是婦女本身的生命歷程,而是如何藉由婦女的忠孝節義事蹟,來激勵人們(尤其是男性)向善,勸化風俗。《新唐書·列女傳》序即言:「今采獲尤顯行者著之篇,以緒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之懿云」(頁5816)明言作傳的宗旨;《元史》也提到藉著烈婦,「以示勸厲之義」(頁4484)。在女性史傳中,辨明兩性的職守,於《舊唐書》〈列女傳〉可見,贊曰:「政教隆平,男忠女貞。禮以自防,義不苟生。彤管有煒,蘭閨振聲。」(頁5152)強調男性的美德主忠,女性之良行主貞,性別角色的區分十分明顯。元人修史凸顯女性烈行之難能可貴,例如:《遼史·列女傳》序說到傳中烈婦之行為,「雖烈丈夫有不能矣」;《宋史》亦曰:「世道既降,教典非古,男子之志四方,猶可隆師親友以為善;女子生長環堵之中,能著美行垂於汗青,豈易得哉。」(頁13478)皆是以女之德激男之勵,如此也就成為中國女性傳記傳統的特殊內涵。[77]

  明清政府與士人嘗試建構理想的性別角色與關係,他們崇尚女性實踐貞烈,造成諸多文史、志書或女教書中的女性傳記,以貞烈為主要內容。《明史》中凸顯崇禎年間的女子烈行,這樣的表述方式,呈現了史家對婦德的看法,也構成史家對其社群之道德認同。[78]所謂「忠臣不事二國,烈女不事二夫」,士人不斷地以忠義貞烈故事來製造明清轉折之際的歷史,女性的道德情操與生命存亡,也就成為明末清初文人塑造明朝亡國時代氣氛的重要符號與表徵。這般具體描述明亡之際女性的節烈故事,尤其是殉節之道,或可視為史家們表明個人志向,並以此作為明遺民之間相互認同的一種語言,亦可視為清初士人群體意識的一環。

  研究中國女性在史傳中的意義,即有關傳統史學對女性史編寫之討論,在當今史學界的論著不多,若要以學術分類來歸納,此屬於女性史領域中的史學史討論,或曰為史學史領域中關於女性史的發展,姑且稱之為「女性史學史」的研究。目前此類討論的取向,約可分為兩大類型:一是將傳中的「女性」作為主體的討論;二是以「女性傳記」為主體的分析。第一種研究以文獻、文本之析論為研究主旨,著重史書中刻畫的列女形象與行誼的類型分析,女性傳記往往只被視為女性「史」(其實其討論通常不涉及時間、變動的層面)或女性事蹟的承載體,而其研究則是以傳記書寫的客體為分析之標的。研究者試圖從這些傳記當中,「看出」某些訊息,他們注意到的「時代」,多是傳記書寫對象「反映」的時代,而忽略傳記「產生」的時代,於是這類的討論較少涉及文獻產生的背景及其與史學發展之間的聯繫。例如高世瑜所論歷代〈列女傳〉的演變,即非以修纂的時間為其考察、論說的脈絡。[79]一些討論看起來像是研究女性傳記,實則將女性形象與傳記編纂混為一談。第二類研究取徑有的專作傳記的「外部」討論,有些則將傳記放在史學的脈絡下提出相關的問題。此類研究取向雖然以女性傳記為主體,但是許多仍是平面的分析,僅有少數能扣緊女性傳記的出現與史學思想、社會文化之間的關係,並具有記載與史實之別的意識。[80]總之,大部分的討論基本上還是以文獻的表面現象之歸納編排居多,且大部分的研究仍停留在女性傳主的事蹟類型分類,以及嘗試從傳文探究「反映」某朝女性的生活與形象,較少能真正觀察女性史傳的編寫與傳統史學發展的內在聯繫。

  一般而言,欲瞭解某一朝代婦女的歷史情狀,往往會先瀏覽該朝的正史,特別是其中的列女傳,然而這樣的傳記內容與歷史事實隱含有多少的真實性,常是人們質疑的起點,本文主旨非究明記載與事實之差異,而是從編纂的方式與選取的標準來看中國傳統史學如何將女性集體地置入正史,及其承襲與變革。

  本研究是一篇女性/性別史與史學史參互融合的初步探索,一方面由女性/性別史的角度來觀察中國傳統史學如何處理女性入正史列女傳;一方面則是從傳統史學史的脈絡中尋繹女性史書寫的若干問題。其次,這也是一次反省、批評中國婦女史研究成果的機會;因為現今關於中國女性史的研究已較為蓬勃,但是補遺式、歸納式或激進式地片面重建女性圖像之研究方式已經不能滿足學界,當我們依賴有限的資料來解釋女性/性別史相關的史實時,其實有一最根本性的問題即是:我們如何知道我們使用的史料是如何而來的?又該如何運用與解釋呢?恐怕回歸史料的編纂,是較能解決這個問題。筆者希望藉由以上對中國正統史學書寫女性史的長時段觀察,可以補充過去對正史列女傳的研究,將點線面結合成較為生動的立體圖像;其二、提供將來女性/性別史實證分析的基礎;第三則是突破女性史研究時強調女性的被迫害或具自主性的兩線論述方式,開拓從女性/性別史的角度來考察中國傳統史學,並回歸傳統史學之特質來分析女性/性別史的「女性史學史」。

  注释

  [1] 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台北:里仁書局,1984.10),第四章〈合傳及其做法〉,頁244-252。他還曾指出一些下層階級的人物如妓女及戲子與政治社會有很大關係,如明末的柳如是、陳圓圓、顧橫波都是歷史上極好的「配角」,若有資料,應當蒐集起來作合傳,見頁251-252。但他視「類傳」為「合傳」的類型之一,以為「許多人平列,無主無從」,例如:〈儒林列傳〉。為凸顯「以類相從」的特性,我們應將類傳與合傳分別視之。

  [2] 魏收還將〈外戚傳〉改為載后妃家族的男子,實為創舉,《北齊書》〈外戚傳〉亦繼之,專寫后妃之男性親戚。

  [3] 其中有守貞節者3人,孝悌者8人與仁義者3人。

  [4] 清·章學誠,《文史通義》,〈方志略例二·永清縣志列女列傳序〉,頁478。

  [5]但這並不代表歐陽修不思考女性在歷史中的角色與位置,見劉靜貞,〈書寫與事實之間—《五代史記》中的女性像〉,《中國史學》12(2002.12),後收入《宋史研究集》33(2003.8),頁280、289。

  [6] 漢代皇女皆封縣公主,所以范氏以「皇女」或「公主」呼之皆可。但歷代皇女並非一出生即稱為公主,有時必待成年之後才受冊封,例如明代即是,因此,後世史書皆以〈公主傳〉名之,則顯得不夠周延。

  [7] 蕭齊時江淹曾奉命撰修國史,奏上條例中亦擬定撰寫列女傳。《南齊書?文學檀超傳》云:「建元二年,初置史官,以超與驃騎記室江淹掌史職。上表立條例,開元紀號,不取宋年,……帝女體自皇宗,立傳以備甥舅之重。又立〈處士〉、〈列女傳〉。詔內外詳議。左僕射王檢議:『…..立〈帝女傳〉,亦非淺識所安,若有高德異行,自當載在〈列女〉,若止於常美,則仍舊不書。』…..如儉議。」(《南齊書》52:891-2)可見,南朝齊武帝時國史修纂除〈列女傳〉外,尚有〈帝女傳〉,因遭王檢反對,遂取消。

  [8] 明·宋濂,〈纂修元史凡例〉,收於《元史》,頁4675。

  [9] 然梁·劉勰曾批評「呂后攝政,馬史立紀,經緯失實」,見《文心雕龍·史傳》,頁285。

  [10] 清·章學誠,《文史通義》,〈方志略例二·答甄秀才論修志第二書〉,頁520。

  [11] 逯耀東,《魏晉史學及其他》(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8.1),頁55。

  [12] 《隋書》,卷33,〈經籍志〉,頁978。

  [13] 如鮑宣妻與龐淯母趙娥二傳乃源於《東觀漢記》一書,袁隗妻馬倫傳則源自吳·謝承的《後漢書》,見吳樹平,〈紀傳體史書中《列女傳》創始考〉,收於《秦漢文獻研究》(濟南:齊魯書社,1988.10),頁373-387。程文矩妻與盛道妻傳參考自《華陽國志》;樂羊子妻與孝女叔先雄傳源自《搜神記》;孝女曹娥傳參考《會稽典錄》;董祀妻蔡文姬傳則是源自《列女後傳》。見戴蕃豫,《范曄及其後漢書》(長沙:商務印書館,1941),頁14-17。

  [14] 作者一方面展現漢代之儒風,一方面其編纂也反映魏晉南朝重視個人個性之風,詳見拙著,〈《後漢書》的書寫女性:兼論傳統中國女性史之建構〉,《暨大學報》4:1(2000.3),頁17-42。

  [15] Jennifer Holmgren, “Widow Chastity in the Northern Dynasties: The Lieh-nü Biography in the Wei-Shu, ” 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 23(1981): 175.

  [16] 參Jennifer Holmgren, “Women’s Biographies in the Wei-Shu: A Study of the Moral Attitudes and Social Background found in Women’s Biographies in the Dynastic History of the Northern Wei, ”(Ph.D. diss.,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79). CH6-7.

  [17] 見Andersen Chiu前揭文,頁57-58,然作者文中所說舊傳被刪除的四人當中,實際上鄭氏於新傳中並沒有被刪除(頁5829)。

  [18] 見《文苑英華》,收於《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340,卷796,〈楊烈婦傳〉,頁13b-15;〈竇烈婦傳〉,頁15b-17。

  [19] 王夢鷗則認為一般以為謝小娥的故事最早的記載是《太平廣記》卷491,但其實在同書的卷128則有一題名為「尼妙寂」的故事與之相近。見氏著,〈新唐書列女傳—謝小娥故事質疑〉,收於《屈萬里先生七秩榮慶論文集》(台北:聯經圖書出版公司,1978.10),頁1-8。

  [20] 關於《金史》之修纂,參見Hol-Lam Chan, The Historiography of the Chin Dynasty: Three Studies. (Wiesbaden: Franz Steiner Verlag GmbH, 1970)

  [21] 柴德賡,《史籍舉要》(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5.10),頁166。

  [22] 見小岩井弘光,〈『宋史』列女傳?記載????—朱娥傳?中心???—〉,《人文學會紀要》32(1999.12):75-89。他希望以此作為討論宋代女性的根基。

  [23] 陳高舉,〈《元史》修纂考〉,《歷史研究》1990:4,頁123。

  [24] 王慎榮,《元史探源》(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頁265。

  [25] 金澤中,〈『明史』「列女傳」的收錄基準〉,《全州史學》4,1996.11,頁419。

  [26] 以上詳見拙著〈史學與性別:《明史·列女傳》與明代女性史之建構〉,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3.6,第一章。

  [27] 清·章學誠,《文史通義》,〈方志略例二·答甄秀才論修志第二書〉,頁520-521。

  [28] 如李美娟,〈正史列女傳研究〉,政大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83。

  [29] 見山崎純一,〈兩唐書列女傳?唐代小說?女性??-顯彰?勸誡?女性群像-〉,收於《中國文學?女性像》(東京:汲古書院,1982),頁159-189,但山崎誤將楊三安李氏寫為盧氏; Richard L. Davis, “Chaste and Filial Women in Chinese Historical Writings of the Eleventh Century,”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21.2(2001): 204-218.

  [30] 鄭桂瑩討論漢至元女德之轉變時,已曾將歷朝〈列女傳〉列表、統計,她的分類雖然較為細密,然分析尚不夠深入,分類基本的大項目中,「報仇」與「防禦作戰」,似難與其他的孝順、守節、才識、賢母、烈婦等趨向「德性」之類型並列,應將其報仇等行為的動機理由分別納入孝或義等類目較為適當,又以單一女性的多種德行納入計算,若是傳記只是隻字片語提到她「以孝聞」,而其他傳文根本在談其他的德行,那麼以此統計出來的數字,恐怕很難解讀。

  [31] 《後漢書·列女傳》,卷84,頁2781。

  [32] Jennifer Holmgren, “Widow Chastity in the Northern Dynasties: The Lieh-nü Biography in the Wei-Shu, ” 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 23(1981): 174.

  [33] 清·章學誠,《文史通義》,〈方志略例二·永清縣志列女列傳序〉,頁477。

  [34] 據Jennifer Holmgren研究,本傳中道德之主題主要集中在為家族犧牲方面,如:貞節、孝順、仁義,見氏著,“Women’s Biographies in the Wei-Shu: A Study of the Moral Attitudes and Social Background found in Women’s Biographies in the Dynastic History of the Northern Wei, ”(Ph.D. diss.,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79). CH7.

  [35] 盧建榮即曾指出魏、晉二書中婦女報國主題的文本,不徒只是以史書表揚模範婦女一層意義而已,另有強化國家意識之意涵,見氏著,〈從男性書寫材料看三至七世紀女性的社會形象塑模〉,《師大歷史學報》26,1998.6,頁11-21。

  [36] Jennifer Holmgren, “Widow Chastity in the Northern Dynasties: The Lieh-nü Biography in the Wei-Shu, ” 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 23(1981): 180-181. 然其文中沒提到同編於唐初的《晉書·列女傳》,可能因為《晉書》完成於貞觀二十年(646),成書距離晉朝較遠,前人所修之《晉書》相傳有十八家之多(見柴德賡,《史籍舉要》,頁57-62),所以想要辨明列傳中代表的是何朝代人的想法,較難論之。

  [37]見氏著,前揭文,頁179。其論點是基於史家十分積極搜求貞節烈女事蹟的假設上,作者不斷地強調北齊史家是因為資料有限而沒有寫自殺的女性,七世紀編《隋書》者則相關資料充足。然我們不能否認此情節或許不乏實情,並非僅僅是資料提供的條件不足所致,必需有相關資料的佐證才足以論斷。

  [38] Jennifer Holmgren, “Widow Chastity in the Northern Dynasties: The Lieh-nü Biography in the Wei-Shu, ” 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 23(1981): 172-175.

  [39] Jennifer Holmgren, 前揭文,頁182-3。她還提到傳中女性自殘與游牧民族毀面以表哀悼的習俗有關。然自殘行為在劉向《列女傳》中即有歌頌女體的犧牲,只是並不單單牽涉貞節的因素,所以,自殘是否與游牧風俗有關,尚待釐清。

  [40] 見漢·劉向撰,清·梁端校注,《列女傳校注》,台北:台灣中華書局,據汪氏振綺堂補刊本

  校刊,1972,台三版,卷6,〈辯通傳〉。

  [41] 山內正博指出,《晉書》、《舊唐書》與《遼史》之〈列女傳〉曾因傳寫之誤,寫為〈烈女傳〉,見氏著,〈『舊唐書』·「烈女傳」·『宋史』·「列女傳」-現代語譯-〉,《宮崎大學教育學部紀要-社會科學》,29(1971),頁28。他但並未指出稱為「烈女傳」的時代與版本。

  [42] 例如高世瑜分析歷代〈列女傳〉即未見此類型,見氏著,〈歷代《列女傳》演變透視〉,《中國社會歷史評論》1,1999,頁136-146。

  [43] 高世瑜,前揭文,頁142。

  [44] Andersen Chiu有關兩《唐書》〈列女傳〉的討論,於《唐書》以前的〈列女傳〉舉了《晉書》、《北史》與《隋書》三書,並以《北史》為藍本是不恰當的。一則他完全忽略了《魏書·列女傳》,二則李延壽所寫的〈列女傳〉是抄錄自隋、魏二傳,連論贊都非李氏之個人觀點,不應引以為論;再者,作者竟說《隋書·列女傳》的例子是重複於《北史·列女傳》的內容,顯然分不清楚二書成書的先後順序(但是作者卻在書名後面註明了成書時間分別為《北史》659AD,《隋書》656AD,應知其先後。)況且《北史·列女傳》的序言已明白寫著:「魏、隋二書,並有〈列女傳〉,齊周並無此篇。今又得武功孫道溫妻趙氏、河北孫神妻陳氏,附魏、隋二傳,以備列女篇云。」作者不應不查。見氏著,“Changing Virtues? The Lienü of the Old and the New History of the Tang,” East Asia Forum 4(1995): 31-33. 又Richard L. Davis的討論也引用《北史·列女傳》之序言,以為是李延壽的想法,亦為謬誤。見氏著,“Chaste and Filial Women in Chinese Historical Writings of the Eleventh Century,”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21.2(2001): 212-213。

  [45] 山崎純一,〈兩唐書列女傳?唐代小說?女性??-顯彰?勸誡?女性群像-〉,收於《中國文學?女性像》,頁169。

  [46]見Andersen Chiu前揭文,頁57-58。

  [47] 見氏著,“Chaste and Filial Women in Chinese Historical Writings of the Eleventh Century,”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21.2(2001): 206.

  [48] Richard L. Davis注意到此事蹟在兩《唐書》中相關房玄齡的記載中並沒有提及,歐陽修與其同僚對此傳的可信度,採取了一個較寬鬆的標準,見氏著,“Chaste and Filial Women in Chinese Historical Writings of the Eleventh Century,”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21.2(2001): 206.

  [49] 劉靜貞認為原來多樣性的列女書寫在新傳中成了無論孝女、節婦皆非烈女不足以入傳的單面書寫,見氏著,〈書寫與事實之間—《五代史記》中的女性像〉,《中國史學》12(2002.12),後收入《宋史研究集》33(2003.8),頁278。

  [50] 龐淯母趙娥亦為父報仇,《三國志》卷18,〈龐淯傳〉注引〈龐娥親傳〉,梁寬曾為其作傳,皇甫謐又在《列女傳》中為之立傳讚揚。

  [51] 隋、晉二書〈列女傳〉並不注意這類的傳記,《舊唐書》中則記載3個孝事翁姑的寡婦。

  [52] Holmgren, Jennifer. “Widow Chastity in the Northern Dynasties: The Lieh-nü Biography in the Wei-Shu, ” 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 23(1981): 170-171.又作者認為北齊史家不僅注意到父子關係,還重視家庭中的婆媳關係,可惜的是這樣和諧的婆媳關係,在往後越難看見,尤其是明代記載了很多惡婆母與卑屈的媳婦,頁172。筆者發現,劉向《列女傳·賢明傳》中「陶答子妻」,即是被婆母休棄之例,歷代列女傳確實少有此記載,《元史》僅曾載一例童氏「姑性嚴,待之寡恩」(頁4501)因此,《明史》與《清史稿》對惡婆母的記載,有待進一步探討。

  [53] 但若以《元史·列女傳》中被紀錄旌表比例之不高,而曰:「可見元代對女性節烈的要求與提倡不若金代,而人數卻幾近十倍,倘非史官的取材之刻意,何以如此?」如此推論則過為簡化,見陳素貞,〈史家筆下遼金元女性節烈觀綜探〉,《東海中文學報》13,2001.7,頁88。

  [54] 凱瑟琳·卡利茲,〈慾望、危險、身體--中國明末女德故事〉,收於《性別與中國》,頁161。

  [55] 鄭桂瑩,〈元朝婦女的守節與再嫁--以律令為主的討論〉,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7,頁28、71。

  [56] 《元史》,〈刑法志二·戶婚〉,頁2644。

  [57] 鄭貴瑩,前揭文,頁29-30。

  [58] 不僅如此,傳記還強調世代同門相累與「家族為節孝」的觀念,如丁尚賢妻李氏之傳,寫其六世義門等等。

  [59] 李飛,〈中國古代婦女孝行史考論〉,《中國史研究》1994:3,頁73-82。

  [60] 邱仲麟曾指出元代對於割股療親的討論,出現了孝婦刲股救姑舅的新現象,見氏著,〈不孝之孝:隋唐以來割股療親現象的社會史考察〉,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1997.6,頁166-168。

  [61] 參林麗月,前揭文,「《古今圖書集成》所見明代孝婦孝行統計表」,頁15。

  [62] 參見李媛珍,〈明代的命婦生活〉,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第四章〈命婦的社會生活〉。《明史·列女傳》中近30名命婦,卻無一載其為家族或社會服務者。

  [63] 徐秉愉,〈遼金元三代婦女節烈事蹟與貞節觀念之發展〉,收於鮑家麟編,《中國婦女史論文集》續集(台北:稻鄉出版社,1991.4),頁227。

  [64] 見李世珍,〈傳統婦女「忍苦成家」故事之研究--以明清短篇小說為主的論述〉,東海大學中文系博士論文,2001。不過作者聲稱此類為史傳與文人作品中婦所缺者,希望在傳統小說的婦女類型中能增加這個分類,似言之有過,此類女性不僅在《明史·列女傳》中可見,古代諸多〈列女傳〉中也有賢婦一類,「忍苦成家」型婦女或可歸為賢婦之亞型。

  [65] 清初可見的明末貞節烈女傳記數量相當高,《古今圖書集成》中收錄了節婦傳記中,崇禎年間(1628-1644)就佔了29.91%,而貞烈傳記更高達52.89%。關於《古今圖書集成》中明代各朝貞節烈女傳記統計,詳見安碧蓮,〈明代婦女貞節觀的強化與實踐〉,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5,頁172-174。在此所得數據乃依據其所提供的數目加以統計。

  [66] James Bunyan Parsons曾提到,對士紳來說,流賊比滿人還屬外來、異質的(foreign),見氏著, The Peasant Rebellions of the late Ming Dynasty (Tucson: Published for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by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70), p.260.

  [67] 王汎森,〈歷史記憶與歷史--中國近世史事為例〉,《當代》91(1993.11),頁42。

  [68] 金澤中,〈『明史』「列女傳」的敘述型態〉,《明清史研究》7,1998.4,頁4-9。

  [69] Andersen Chiu,前揭文,頁47。

  [70] Richard Davis,前揭文,頁216-218。

  [71] 山崎純一,前揭文,頁187。

  [72] Andersen Chiu,前揭文,頁58。此外,Andersen Chiu 也注意到〈列女傳〉中唐代婦女在生前可以獲得、享有榮耀的機率約占全傳的45.16%(《新唐書》為37.25%)比漢代的17.65%與宋代7.84%高出不少,頁52-53。他以為新舊兩傳對此記載之差異在於可能是因為個別注意不同的階級、事蹟與時地所致(頁54)。但筆者則以為,資料的來源,也不得輕忽。《舊唐書》中記載婦女受到皇帝賜與郡君、縣君、夫人者共9例,而新傳自行增加的傳記則無一受此殊榮,可能與舊傳多參考官方實錄而新傳許多採小說有關。同樣地,《魏書》〈列女傳〉中41.18 %的北魏女性傳主,在生前得到朝廷之旌表、優免刑罰或地方上的表揚,比例也不低。《魏書》撰稿來自當時官方的檔案,唐書修纂時也參考了實錄,其記載官方之褒揚的內容資料就比較充足,是故史料的來源恐怕仍是撰著成果的一大關鍵。

  [73] Richard Davis,前揭文,頁207、217。

  [74] 楊燕起、高國抗,《中國歷史文獻學》,頁321。

  [75] Andersen Chiu,前揭文,頁48、58。

  [76] 盧建榮認為魏收與唐代史家編這類女性愛國行徑,一反男強女弱的傳統性別論述,強化男子愛國的心態,主要在複製有利國家統治的意識型態,見氏著,〈從男性書寫材料看三至七世紀女性的社會形象塑模〉,《師大歷史學報》26,1998.6,頁11-14。

  [77] 歐陽修在《新五代史》雖未列〈列女傳〉,但於〈馮道傳〉中先以王凝妻之節烈行為為引子,亦展現了以女德為男性舉止的對照。關於《新五代史》女性傳記的討論,詳見劉靜貞,〈書寫與事實之間—《五代史記》中的女性像〉,《中國史學》12(2002.12),後收入《宋史研究集》33(2003.8),頁267-297。

  [78] Matthew Fryslie即以為,明末清初士人依賴正史作為建構其專業階級的方式之一,見氏著,“The Historian’s Castrated Slave: The Textual Eunuch and the Creation of Historical Identity in the Ming History”,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2001.pp.140-141.

  [79]見氏著,〈歷代《列女傳》演變透視〉,《中國社會歷史評論》1,1999,頁136-146。

  [80] 例如劉靜貞的研究。她以為《新五代史》中雖無〈列女傳〉,但她發現對於歐陽修而言,國家秩序的反正,才是他歷史書寫的主要期待,女性被納入《新五代史》中,並非由於她們的身份、個性與能力,可能只是緣於歷史變遷的過程中,紀錄女性事蹟可產生正面或負面的勸誡作用。詳參劉靜貞,前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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