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秦晖说起———评刘彦伟《两个幼儿家中死亡,不能只怪孩子母亲》

奥沙利武 2013-06-23 17:56:07
在很长时间内,我衡量一个知识分子是否有脑力活动的迹象,就看他是否迷信秦晖那一套。这个标准我曾为黄章晋和刘彦伟动摇过。但今天看了刘彦伟的新帖,只能忍痛把他去掉。秦日军啊秦日军,你果然有功力,眼瞅着进老年活动中心的岁数,也能让陪护变成病友。

众所周知,秦晖这位中国良心知识分子界的代表人物,虽然口头也会说几句“小政府大社会”,可是一落实到具体对策上时,就成了恶政的帮凶。比如他整天鼓吹“问责福利”、“权责相应”,殊不知,福利从来都是政府扩张的借口。而要求福利,更不是在行使权利,因为福利的本质就是政治分赃。只有追溯可以举证的个人财产才是正当的。除此之外,这位传说中的人类行为学全才,还犯过很多低级错误。例如在计划生育问题上,乱讲什么“民主程序”与“资源约束”,扮演上了社会工程师。我党收税靠灵感,秦晖论人口危机就靠运算,而这个运算的程序,就是民主,是投票。如果说那是秦晖多年前的观点,尚可谅解,那么秦晖的新作《十多年后,关于计划生育的新认识》,其一以贯之的思路,则说明这个人真的是痴呆了一辈子。

从刘彦伟的新作《两个幼儿家中死亡,不能只怪孩子母亲》中不难看出,这位秦晖的忠实簇拥,继承了其导师的志向,以自由为名,呼吁恶法剥夺他人权利。把胁迫和侵犯当成正义,把剥夺和监视当成良知。

在专题开篇,刘彦伟凭借着出色的预测能力,判定“吸毒人员无法合格的监护孩子,甚至不能监护孩子”。问题是,父母对子女的监护是否合格,其界限本身就很模糊。拿家长虐待子女来说,除了人身伤害容易判断,隐性、消极的“虐待”,几乎无法界定,很难做出事实判断。至于刘彦伟所言“甚至不能监护孩子”,从专题里给出的新闻链接可以看出,他暗指两种情况,其一是孩子父母本身存在精神疾病,比如文中的吸毒者在毒瘾发作时,可能精神失常。其二是监护人被强制戒毒,导致“监管缺失”。真是匪夷所思,服食毒品是人的自由,法律强制要求戒毒是侵犯个人权利。新闻链接里的例子,分明是个人受到恶法侵害,怎么到刘彦伟这里,反而本末倒置,将其归咎成“吸毒人员无法监护孩子”?!

在接下来专题的第二部分,刘彦伟学着秦晖,大声问责“为何放任两个幼儿陷入险境”,看起来很有良知,可开出的药方却是:“按照法律规定,孩子母亲应该接受社区治疗,可社区戒毒实际上是缺失的”。乍一看,这话没什么问题,是在谴责政府不作为。而且又没要求强制戒毒,不提倡人身侵犯。可是实际上呢,社区戒毒本身也是一种强制戒毒,这种规定的弹性在于,吸毒者可以拒绝社区戒毒,但是会由此变成强制戒毒———整了半天,两者的性质相同,只是强度有别。

刘彦伟说孩子的死不能只怪母亲,政府也有责任,政府应该及早剥夺孩子母亲的监护权。其实,这句话的前半句我是赞成的,政府确实有责任,只不过其责任不在于缺乏监管,而在于权力之手伸的过长,侵犯孩子父亲吸毒的权利在先,导致家庭出现状况,才产生了恶果。至于是否应该剥夺孩子母亲的监护权,这点我想不明白,不过我想或许可以参考母亲有无抛弃或严重伤害孩子的不良记录。假如没有,就只能采取事后追究的方式。否则就是纳粹。

最后,我本想引用几句名言做陈词,可实在是墨水有限。我就用自己的话说吧。刘老师一边为民间缺少慈善机构而扼腕,一边又为儿童没有享受到官办福利待遇而问责,这个在学术界叫左手要福利,右手要自由。在民间叫“良心知识分子”。但是在专业的主治医师看来,这个叫精神分裂。原因是,官办与民办有着不可调和的对立性,官办机构手中掌握着权力,天然具有扩张性,官办的兴起,必然抑制民间慈善。官办越作为,民间越缺少空间。具体例子我就不举了,刘老师是搜集这方面数据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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