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史上的各家学派

沐风庄主 2013-06-10 00:09:05
南北朝时期,政治上的分裂也导致了儒学的分化,当时有所谓“南学”、“北学”之分。隋唐时期,全国政治统一,唐初的孔颖达奉旨编成《五经正义》,以“南学”为主统一了南北的“义疏”之学。但是,从总体上说,南北朝至隋唐期间,儒学的学派特征并不明显,基本上是东汉古文经学的延续。

  儒学发展到北宋时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形成了儒学中的“理学”或“宋学”形态。理学产生的背景颇为复杂,它既是儒学自身矛盾运动的结果,也是在外来佛教思想的挑战和冲击之下,儒家所作出的创造性的回应。理学正式崛起于北宋仁宗的庆历之际,最初有以胡瑗为代表的“安定学派”和以孙复为代表的“泰山学派”等,这些学派对否定旧有儒学形态笺注经学有很大的贡献,基本上完成儒学从章句训诂之学向性命义理之学的转化。到了北宋神宗的熙宁、元丰之际,义理之学中的性理之学成为主流,出现了以周敦颐为代表的“濂学”,以张载为代表的“关学”,以程颢、程颐兄弟为代表的“洛学”,以王安石为代表的“荆公新学”,以邵雍为代表的“象数学”,以苏轼为代表的“蜀学”,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涑水学”等诸多理学流派。在这些学派中,相对说来比较重要的是“濂学”、“关学”、“洛学”和“荆公新学”。

  从南宋开始,二程的“洛学”蔚为理学之大宗,发展成为以朱熹集大成的“闽学”,即后世一般所说的“程朱理学”。就在讲求“道问学”的程朱理学派形成之同时,理学内部也出现了反对派,那就是讲求“尊德性”的陆九渊“心学”一派,即所谓的“象山学派”。此外,当时还有讲求“事功”的浙东学派,包括以吕祖谦为代表的“婺学”(亦称“吕学”)、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

隋唐之间

“王孔子”

  王通,字仲淹,生干隋文帝开皇四年( 584年)一说生于580年,现无考证。卒于隋炀帝大业十三年( 617年)。隋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是隋代山西的一位私人教育家,死后,门弟子私谥为“文中子”。《隋书》无传,新、旧《唐书》王绩、王勃、王质传中虽均曾提及,然皆极简略,称其为隋末大儒而已。王通出生在官宦世家,其父王隆,曾于隋开皇初,以国子博士待诏云龙门,向隋文帝奏《兴衰要论》七篇,“言六代之得失”,颇为隋文帝所称道。王氏家学渊源深厚,所以王通从小就受到儒学的熏染。《中说·立命篇》有“夫子十五为人师”的记载,可见王通少年时即精通儒学,学问极好。

 据说在隋文帝仁寿三年( 603),王通曾经“西游长安,见隋文帝,奏太平十二策,尊王道,推霸略、稽今验古”。但没有受到重用。大约是由于同乡薛道衡的推荐,才被授以蜀郡司户书佐、蜀王侍郎。王通并不满意,所以不久就“弃官归,以著书讲学为业”。

  王通弃官归乡后,便潜心钻研孔子的“六经”,据说曾经受书于东海李育、学诗于会稽夏典,问礼于河东关子明,正乐于北平霍汲,考易于族父仲华。经过一番研究,王通自觉很了不起了,便以“圣人”自居,模仿孔子,作《王氏六经》,或称《续六经》。并开始在家乡的白牛溪聚徒讲学“门人常以百数,唯河南董恒、南阳程元、中山贾琼、河东薛收、太山姚义、太原温彦博、京兆杜淹等十余人为俊颖,而以姚义慷慨,方之仲由;薛收理识,方之庄周。”这个记载大体是可信的。后世附会唐初名臣房玄龄、魏征等也是王通弟子,显然是胡拉硬扯的伪造。

  王通好自求名,模仿孔子作《续六经》,在河汾讲学时,便以“王孔子”自诩。这样一个华而不实的人,他的《续六经》自然不会有什么学术价值,所以在唐代就大多散失无存了。今存《元经》一书,题王通撰,薛收传,阮逸注,实出于伪造,前入辨之已明。

  今天研究王通的思想,主要依靠《中说》一书。《中说》一书,有人疑其为伪作,但大多数学者认为,此书虽非王通所作,但其原本是王通门弟子姚义、薛收汇编而成的,大体上是弟子们对其师言行的回忆和追录。不过,此书到了王通之子王福寺手里后,福寺对其重新分类编排,在这个过程中,加进了许多吹嘘王通的不实之词,以至后人疑其为伪作。其实,《中说》还是有一定价值的,朱熹曾说过:“《中说》一书如子弟记他言行,也煞有好处。虽云其中是后人假托,不会假得许多,须具有个人坯模,如此方装点得成。”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

  《中说》所反映的王通思想,还是有许多可贵之处的。王通在政治上,以恢复王道政治为目标,倡导实行“仁政”,主张“三教合一”;在哲学上,王通致力于探究“天人之事”,围绕“天人”关系这个核心,阐述了他关于自然观、发展现、认识论和历史观等方面的思想,表现了朴素唯物主义的倾向和主变思想,在文学上,王通论文主理,论诗主政教之用,论文辞主约、达、典、则,主张改革文风。

五经正义

  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仪之大,故称夏。”

  孔颖达(574~648),字冲远、仲达,冀州衡水(今河北衡水市)人。隋唐间儒家学者,经学家。新旧《唐书》俱有传。孔颖达生于一个世代书香的仕宦之家,自幼受到传统的儒学教育,曾从时之名儒刘焯问学,以精通五经称于世,对南北朝经学之“南学”、“北学”均有颇深造诣。尤明《左传》、郑玄注《尚书》、《毛诗》、《礼记》和王弼注《易》,兼善历算、能属文。隋炀帝大业(605~618)初年,举明经高第,授河内郡博士。隋炀帝时,召诸儒官于东都互相讨论学问,孔颖达水平最高。其时孔颖达年方32岁,是应诏诸儒最年少的大师。被他击败的“先辈宿儒”都心怀羞耻,愤愤不平,暗中派遣刺客欲加害他,幸得礼部尚书、爱才思贤的杨玄感出面保护,才使少年才子幸免于难。隋末农民起义时,孔颖达避居于虎牢(今河南荥阳)。入唐后,孔颖达被李世民聘为秦王府文学馆学士,成为李世民智囊团中重要人物,是著名的“十八学士”之一。历任国子博士、国子司业、国子祭酒等职。曾助魏征撰写《隋书》,有“良史”之称。又参与修订“五礼”,进爵为子。

  唐朝统一天下之后,“文治”成了当务之急。“锐意经术”的唐太宗,有鉴于儒经文字多有异同,经义师说多门且繁杂而歧见纷出,颇不利于政治上的一统。乃命颜师古统一经典文字,成“五经定本”。贞观十二年(638),孔颖达升迁国子监祭酒,总管“六学”训导之政令,唐太宗便命孔颖达来主持统一经典章句的义疏。孔颖达与马嘉运、颜师古、杨士勋、贾公彦、司马才、王德韶、朱长才、朱子奢等多人,参酌南北经义之歧见,以南学为主,成《五经义赞》。书成奏上,唐太宗目睹盛事,大为高兴,下诏褒奖说:“卿等博综古今,义理该洽。考前儒之异说,符圣人之幽旨,实为不朽!”不过,对《五经义赞》之名,唐太宗不太满意,于是下诏改为《五经正义》,并将它交付国子监,作为试用教材。其卷数记载颇不一致,《贞观政要》和引《旧唐书·孔颖达传》作一百八十卷,《旧唐书·儒学传》和《册府元龟》作一百七十卷,今一般从前者。

  所谓“正义”,即对五经传注作疏解,其体例大体上是一致的。先用“正义曰”标目,以总括章节经文义旨,然后各随经文解释,以阐发义理。再用“注某某”,“注某某至某某”等标志,对注文进行具体的诠释。在诠释经注的同时,或辨章句异同,或解释词语,或考证名物礼制,或讲明语法修辞等等。这样,综合古今,考订异说,定于一尊,以其义旨符合唐王朝的封建统治需要。《五经正义》所取注疏是:
《周易正义》十四卷:主王弼注,其中《系辞》取晋人韩康伯注;
《尚书正义》二十卷:主伪孔安国《传》;
《毛诗正义》四十卷:主毛公《传》、郑玄《笺》;
《礼记正义》七十卷:主郑玄《注》;
《春秋左传正义》三十六卷:主杜预《集注》。

  在注疏编纂过程中,义例的制定,是非的考论,皆由孔颖达定夺。首先,孔颖达在众多的经书章句中,选择一家优秀的注释作为标准注本,然后对经文注文详加疏通阐释。《周易》经注,西汉的梁丘、施、高氏之学,都已亡于西晋,京氏、孟氏流于谶纬灾祥,学者不传。南北朝唯传郑玄、王弼易注。郑氏讲爻辰象数,王氏详玄学义理,相比之下,王注义例明备,“独冠古今”,故孔颖达《易》用王注。《书经》,欧阳、大小夏侯也都亡于永嘉之乱,南北朝多尊郑注。东晋梅赜进献《尚书孔安国传》,号称古文,篇章也比郑注为多,时人不知其伪,大行于南朝。隋代“二刘” 也研习孔传,孔颖达初本习郑氏《尚书》,后从刘焯传孔义,认为“其辞富而备,其义弘而雅”(《尚书正义序》),遂定伪孔传为圭臬。《诗经》,齐诗亡于曹魏,鲁诗亡于西晋,韩诗虽存而无传人,唯毛诗郑笺,独行于世。孔颖达正义,《诗》用毛传郑笺。《礼》,本有《仪礼》、《周礼》、《礼记》三礼之别,但是《仪礼》、《周礼》为制度仪文,缺乏义理,亦少文采,《礼记》则事文义理兼具,因此三礼之中独取《礼记》,注用郑玄。《春秋》,亦有公羊、谷梁、左氏三传,其中公谷空言说经,不及左氏事富文美,因此以《左传》附经。孔颖达历考汉晋训贴,大多杂取公谷,为例不纯,唯西晋杜预集解,“专取丘明之传以释孔氏之经”,尊经重本,“子应乎母,以胶投漆”(《春秋左传正义序》)。更重要的是杜氏为《左传》总结有“五十凡例”,补充了左氏在三传中义理贫乏之不足,与仅重文字训诂的各家传注不可同日而语。见解最高,体例最善,故于众解,独取杜氏。

  《五经正义》的编撰方法是,首先列出经文、注文,接着串讲经文大意,然后疏通注文,说明注文之所以然。如《诗经"周南"关雎》“窈窕叔女,君子好逑” 一句,毛传说:“窈窕,幽闭也。淑,善;逑,匹也。言后妃有关雎之德,是幽闭贞专之善女,宜为君子之好匹。”郑笺说:“怨耦曰仇,言后妃之德和谐,则幽闭处深宫贞专之善女,能为君子和好众妾之怨者。言皆化后妃之德,不嫉妒,谓三夫人以下。”正义首先串讲经文说:“性行和谐者是后妃也。后妃虽悦乐君子,犹能不淫其色,退在深宫之中,不亵渎而相慢也。后妃既有是德,又不妒嫉,思得淑女以配君子,故窈窕然处幽闭贞专之善女,宜为君子之好匹也。以后妃不妒忌,可共事夫,故育宜也。”再疏通毛传说。“窈窕者,谓淑女所居之宫形窈窕然,故笺言幽闭深宫是也,(毛)传知然者,以其淑女已为善称,则窈窕宜为居处,故云幽闭,言其幽然而闭静也。扬雄云‘善心为窕,言容为窈’者,非也。逑,匹,《尔雅"释诂》文,孙炎云:‘相求之匹’,《诗》本作逑,《尔雅》多作仇,字异音义同也。又回后妃有关雎之德,是幽闭贞专之善女,宜为君子之好匹者,美后妃有思贤之心,故说贤女宜求之状。”以下接着又疏证郑笺。正义有说有证,层次清楚,释义分明,繁而有要,齐全周详。因此,于志宁称之为“万古之仪型,一代之标的”。正义为了说明注文,往往旁征博引古籍和前贤解说,体大思精,资料至为丰富。如上引为释毛氏传文,正义引用了《尔雅"释诂》和扬雄、孙炎之说。在疏证毛传关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解释时,甚至引达《尔雅》释诂、释鸟、释水、《五经定本》、俗本《毛诗》等文献资料,兼及郭璞、陆机、扬雄、许慎、李巡等人之说,还参证《诗经》江有渚、蒹葭、谷风、采蘩等篇中毛传郑笺的解释,反复周致,论证详明。人们既可以利用它来研习五经,寻求定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五经正义》是教科书,是法典;在古书佚散非常严重的情况下,人们也可以通过它保存的汉晋经说来窥探汉学风貌,研究两汉以及魏晋经学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五经正义》又是旧说府库、资料宝藏。由此看来,《五经正义》既作为标准范本有功于来学,也作为旧说渊薮有功于前贤。

  孔颖达所修《五经正义》,不仅仅是前贤经说的材料堆积,而且贯穿了他独到的经学思想,这集中反映在正义前言和卷首题辞中。其《周易正义》卷首题辞通过论《易》,阐发了系统的宇宙变化思想。首先,他揭示《易经》主旨在明变化之道,说:“易者变化之总名,改换之殊称。”(《周易正义卷首》,下同)运动变化存在于天地开辟之际,世间一切事物的存在形式即是运动:“自天地开辟,阴阳运行,寒暑送来,日有更出。”其更新不已的力量源泉即在于运动,在于“变化之力,换代之功”。“易”之称即是对运动现象的概括。其次,孔颖达认为运动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阴阳二气的消长。圣人作卦,画“一”爻以象阳,画“--”爻以象阴;画八卦为三爻,象天地人,亦即“三才”,以示运动法则贯穿天地人之中。其曰:“变化运行在阴阳二气,故圣人初画八卦,设刚柔两画象二气也;布以三位象三才也;谓之为易,取变化之义。” 其三,孔颖达指出《易》经的特征是抽象性和象征性:“易者象也;爻者效也。” 象即像,即仿照;爻即效,即效法。作《易》之圣人,“仰观俯察,象天地而育群品;云行而施,效四时以生万物。”简言之,即效法天地及自然规律以生育众生,长养万物。其四,主“易兼三义”说。易的基本意义是运动变化,但这只是易的一个方面。孔颖达从《易纬乾凿度》说,曰:“易一名而含三义,所谓易(简)也,变易也,不易也。”简易是说:天地无言,日月星辰布满天空,光明灿烂,并不繁冗,但在此“不烦不扰,淡泊不失”的背后,蕴藏着无限神机。此即自然规律的客观性和必然性。变易,指阴阳二气运行,阴阳作为无所不在而又对立统一的两种力量,实际是事物的矛盾性。天地变化,五行迭代,四时更替,乃至人世之进退荣辱,成败利钝,无一不是这一矛盾规律的具体表现。不易,指尊卑之位。天上地下,君南臣北,父坐子伏等等皆是。其五,易包有无。针对儒家崇有、老庄贵无的分歧,孔颖达采纳王弼的方法,援道入儒,提出“易兼有无”的命题。他说易之三义都是就“有”来说的,简易、变易、不易,都是有形事物的运动形式。“然有生于无”,易理中兼有“无”。因此《乾凿度》说:“有形生于无形,则乾坤安从而生?故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是看不见的气;太初是气体的开始;太始是形体的开始;太素是品质的开始。气、形、质未分之时即“浑沌”,浑沌的特征是“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循之不得”,这就是玄妙无比不可捉摸的“太易”,也就是道家的“无”。可见易理中蕴含有“无”的意义。其六,易道广大,理备三才。孔颖达为了神化《易经》,认为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易》乃圣人法天则地而作,故有天地之理;作《易》是为了垂教,故有人伦之理和王道之理:“《易》者所以继天地,理人伦,而明王道。” 不仅有修齐治平(诸如“正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的大经大法,以存纲纪;而且还有“度时制宜,作为网罟,以佃以渔”等具体的利民措施,“以赡民用”。只要遵循易理,就能使阴阳有序,百物和顺,社会安定,群生和洽,国祚就能传之无穷。其七,易历三古,人更三圣。在《周易》作者这个聚讼颇多的问题上,孔颖达综合诸家,作了总结性结论。他采用《汉书》“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的说法,认为 “伏羲制卦,文王系辞,孔子作十翼。”《系辞》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圣人”即伏羲。伏羲得河图,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画为八卦,“万物之象皆在其中”,故《系辞》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八卦虽具万物之象,但未尽万物变通之理,故圣人再“因而重之”,将八卦重为六十四卦,于是变化之理灿然明备。《系辞》说:“因而重之,爻(变)在其中矣。”《系辞》又说: “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谁有忧患呢?《史记》说了:“文王拘而演周易”,这就是“作易者其有忧患”者。具体说,即是文王作卦辞。有人说爻辞也是文王所作,但是历考文王身后之事,孔颖达认为爻辞为周公所作。《左传》载,韩宣子观书太史,“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观《易》象而知周公之德,是必《周易》与周公有关,故定爻辞为周公所作。至于“十翼”,则为孔子所作。作《易》者,实有四位,而称“三圣”者,因周公为文王之子,兼于父子,故曰三圣。孔颖达一言论定,遂成千古公论。

  其论《尚书》也颇为典实。首先,他认为《书经》是先王史料,并不神秘:“《书》者,人君辞诰之典,右史记言之策。”全是些往古帝王的诰命和史官的记录,无非历史文献资料。他认为尚书就是以先王言行来垂教后世。他说,《尚书》之中,内容多样,涉及面广,有的是帝王设为教令来统驭群下;有的是臣下敷陈礼乐以规谏君王。有时又宣明威令以严肃政纪,有时则布列和顺来调和风雨……其间不乏垂范作用。运用得当就百事大吉,倘若失之毫厘就会差之千里。真象枢机关键,不可等闲视之。他还论述了《书》的文体,认为书有典、谟、训、诰、誓五体,皆各有源起:典漠起于尧舜,誓诰始自汤武:“勋华揖让而典漠起,汤武革命而誓诰兴。”嘉言懿行,其来远矣!至于《书》的编者,孔颖达承袭司马迁之说,定为孔子。他说孔子生于衰周,有崇高的德行却无适当的地位,道之不行,遂讲求圣人之道以教化人心,取档案资料,删繁就简,去粗取精,编为《书经》。时限上“上断尧舜,下终秦鲁,时历五代,书总百篇”;内容上,都是先王“前言往行足以垂法将来”者。但是,在《尚书》问题上,孔颖达却犯了采用伪孔传的错误,历来颇受非议。《尚书》的流传,最多纠葛。相传孔子删书百篇,秦焚书,《尚书》散佚。汉兴,济南伏生凭记忆传授,仅得29篇。当时以汉隶写录,史称《今文尚书》。西汉流行欧阳、大小夏侯之学,都是今文。景武之时,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孔氏壁藏古经,其中有《尚书》,用战国古文写成。孔安国以今文校读,多出16篇,是为《古文尚书》。当时只藏于禁中,民间并无传授,孔安国是否给它作传也很难说。由于知之者稀,汉成帝时,张霸竟伪造《古文尚书》102篇,号称“百两篇”。王莽兴古文,立有《古文尚书》博士。东汉颇有传人,但都只传其中与今文相同的29篇。马融、郑玄所作《书注》,也限于此。其余16篇称《逸书》,因无传授,渐渐失传。直到东晋,梅赜献出号称孔安国作传的《古文尚书》,共59篇。经后人考定,其经文有33篇系分析今文29篇而成;另外25篇系摭拾旧文,杂糅而成。又搜罗古训,配以传注,托为孔安国所作。只要考察一下《尚书》流传情况,其作伪之迹就不难发现。特别是传文有很多作伪的蛛丝马迹,出现很多孔安国身后的地名,有些注解甚至与孔注《论语》相左,如此之类,只要稍加考订便可立知其伪。可是孔颖达根本没怀疑过它,反而称赞“其辞富而备,其义弘而雅,复而不厌,久而愈亮(《尚书正义序》),有跨郑愈马,独步天下之势!孔颖达将自己素所研习的郑玄注《尚书》束之高阁,尽弃前学而从伪孔注,舍真取赝,实在难辞其咎!但是,这不是孔颖达一人的过错,当时整个时代风气即是如此。

  其论《诗经》,曰:“诗者,论功颂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训。”(《毛诗正义序》,下同)不外乎歌功颂德、劝人从善之行吟。这些长吟短唱,作之者虽然是自我感情流露,但却有益于生民教化。对于统治者来说,《诗》还可以观为政之得失:“若政遇醇和,则欢娱被于朝野;时当惨黩,亦怨刺形于咏歌。作之者所以畅怀舒愤,闻之者足以塞违从正。”诗歌是作者情感的流露,是社会的风向标,是政治的雨晴表,观乎诗即知民情之喜怒哀乐,社会之治乱兴衰。所以诗歌不仅仅是一种艺术,诗歌还可以用于教化,眼务于政治,故圣人于六艺之中,要设诗教。关于诗歌的起源,孔颖达提出性情说。古语有“诗言志”,孔颖达认为诗歌起源于性情,情动于中,声发于外,其韵律合乎一定的节奏,这就是诗。由于诗是有感于天地万物之情而生,诗出于自然,一经产生,诗就有强烈的反作用,故能“感天地、动鬼神”,更能讽励人伦,敦厚风俗。孔颖达认为,诗理产生很古,因为性情古已有之,甚至远至人类之前。如燕雀啁噍,有烦碎忧苦之情;鸾凤展翅,有翩翩起舞之容。可见《诗》理是在开天辟地之初,动植分化之始就已具备了的。不过有形的诗歌却有其诞生的历史过程。他于是又提出世运产生诗歌之说。认为上古帝王政务质实,一切从简,无须讽谕;中古政务繁剧,有失有成,于是有沤歌的迫切需要。唐虞之时,有诗的萌芽;而黄帝之世,却不见诗迹。其后时运每降,凡经三代,故诗逾三千。诗之根本在性情,而诗之产生则在时政。今本《诗经》就是孔子从三千古诗之中,“厘正遗文,得其精华”,选编305篇而成,号称“诗三百”。

  其论《礼记》,曰:“礼者,经天纬地,本之则太一之初;原始要终,体之乃人情之欲。”(《礼记正义序》,下同)孔颖达认为,礼的终极根源是宇宙精神(太一),其直接依据则是人的情欲,具有宇宙法则的必然性和人情需要的必要性,既神圣又重要。他说:人有喜怒哀乐之志,动静好恶之心,修养好的可以克服欲望的冲动有所不为,而修养差的就会受贪欲的驱使而无所不为了。因此“古先圣人鉴其若此,欲保之以正直,纳之德义……故乃上法国象(天),下参方载(地),导之以德,齐之以礼”。可见礼的设置完全是善意的,意欲克服人性粗野的一面,发扬其良善的一面,是维持社会安定、人群和谐的设施。礼之于人,犹堤防之于洪水,缰绳之于烈马,是一种防范和驯化措施。孔颖达还进一步从自然界的秩序性和动物的嗜欲现象中,找到了礼义精神的客观依据,论证礼的产生渊源悠远。他说:“物生则自然而有尊卑,若羊羔跪乳,鸿雁飞有行列,岂由教之者哉!”尊卑秩序是生物的本性,而事物生来就有秩序,“三才既判,尊卑自然而有”。可见,礼有其客观必然性。在谈礼的功能时,孔颖达综合旧说,从声训的角度训释说:“礼,体也,履也,理也。”体是体用之体,即根本法则,统之于心;履即实践,即体用之用,指礼节仪文指导实践;理即治,指礼具有使天下走向大治的功能。具体地讲,《周礼》属于体,是经邦治国的大经大法;《仪礼》属于履,是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也就是文献所谓“经礼三百(周礼),曲礼三千(仪礼)”。经之与曲,体之与履,一大一小,一简一繁,各有专主,相辅为用。至于三礼的作者,孔颖达明确认为:“周公所制之礼则《周官》(周礼)、《仪和》也。”孔子的功劳,则是在礼坏乐崩的春秋时期“订礼正乐”。《礼记》则是孔子弟子“七十二之徒共撰所闻”,其中“或录旧礼之义,或录变礼所由,或兼记体履,或杂序得失”。《礼记》是礼乐原理的理论阐述,无怪乎孔颖达要取它来代表“礼经”了。

  其论《春秋》,曰:“《春秋》者,纪人君动作之务,是古史职之书。”(《春秋正义序》,下同)《春秋》就其本源上讲,不外乎史官记事的史书。然而记事之中有书法存焉,那就是褒善贬恶,而褒贬的标准则是礼义,故《春秋》即是礼义原理的具体运用。通过叙事来寓褒贬,通过褒贬来宣传礼法,这就是《春秋》的主题思想。孔颖达说:春秋之时,“下陵上替,内叛外侵,九域骚然,三纲遂绝”。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社会治安,伦理纲常,十分混乱。孔子生逢乱世,心怀大圣,“想垂之以法则无位,正之以武则无兵,赏之以利则无财,说之以道则不用”。圣人一无所有,只有将满腔热情与愤懑诉诸笔端,著书立说以存其正论。因鲁史所记多有得失善恶之行,故依据经法来一一加以绳正,予以褒贬。他的褒贬十分贴切准确,令人信服,“一字所嘉,有同华衮之赠;一言所黜,无异萧斧之诛!”所谓“春秋笔法”,真是威力无比,足以令乱臣贼子惧!

  《唐会要》(卷77)说:“贞观十二年国子祭酒孔颖达撰五经义疏170卷,名曰《义赞》,有诏改为《五经正义》”。考本传,孔颖达贞观六年除国子司业,七年与魏征等同修《隋书》,十一年修正礼,十二年官进国子祭酒。可见《五经正义》的编修是在十二年孔颖达做国子祭酒任内。从受诏到成书,前后不过一年,成数十万字,为170卷,真是神速!究其原因,舒大刚认为有二:一是得博学诸儒的通力合作。参加修《周易正义》的有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马嘉运、赵乾叶、王琰、于志宁等;修《尚书正义》的有王德昭、李子云;修《毛诗正义》的有王德昭、齐威等;修《礼记正义》的有朱子奢、李善信、贾公彦、柳士宣、张权等;修《春秋正义》的有谷那律、杨士勋、朱长才等。参修诸人都是当时儒学的第一流人材,博极群书,精通五经。颜师古,是颜之推之后,“少传家学,博览群书,尤精训诂”,曾奉太宗诏考订五经文字异同,撰《五经定本》,做了经书的文字统一工作;又撰《汉书》注,大重于时,至今仍是研究《汉书》最优秀的古注。司马才章传家学,通五经,为国子助教;王恭精三礼,并私撰《义证》,“甚为精博”;马嘉运兼通儒释二教,“尤善论难”,高宗朝为国子博士,侍讲殿中;谷那律淹贯群书,被褚遂良称为“九经库”;朱子奢少习《左传》,善属文,为中书舍人;杨士勋、贾公彦都是《春秋》、《礼》学专家,杨后来撰有《春秋谷梁传疏》、贾撰《周礼》《仪礼》二疏,与《五经正义》一并传为千古仪则,为今传《十三经注疏》之一。其余诸君也都以学问官至国子、太学、四门学的博士或助教。孔颖达领导的《五经正义》编纂班子,真是英才荟萃,通儒群集,难怪乎成书迅速。原因之二是,有前人成果可供借鉴。南北朝时期,儒生依照佛教讲疏的形式,对五经作有多种义疏,孔颖达对各家义疏进行比较,选择优秀底本,再融会众说、剪裁诸家,折衷以己意。善于利用前人劳动成果,站在前人的肩膀之上,自然见效快,成功伟。当时,《周易》江南有义疏十余家,但都“辞尚虚玄,义多浮诞”(《周易正义序》),于是孔颖达取其合乎孔子思想,与王弼注并行不悖的说法,著为正义。《尚书》有蔡大宝、巢猗、顾彪、刘炫、刘焯《正义》,前面数人多互相因循,义理浅略,唯“二刘”“最为详雅”。遂依“二刘”书疏为本,而删其狂傲和虚华。《诗经》义疏有全缓、何胤、舒援、刘轨思、刘丑、刘焯、刘炫诸家,也是“二刘”诗疏“特为殊绝”,于是“据以为本”(《毛诗正义序》),而匡其轻狂,补其疏略。《礼记》有贺循、庾蔚、崔灵思、沈重宜、皇侃、徐遵明、李业兴、李宝鼎、侯聪、熊安生等疏,皇、熊二家最流行,其中皇氏最优秀,孔颖达乃“据皇氏为本,其有不备,以熊氏补正”(《礼记正义序》)。《春秋左传》义疏有沈文阿、苏宽、刘炫等家,孔颖达认为:“刘炫于数君之内,实为翘楚”(《左传正义序》),故依据刘疏,补以沈氏,若两家俱失,则申以己见。

  除此之外,孔颖达自身的才华、学识和品德也是《五经正义》能够快速修成的重要条件。刘知几曾言,良史必有三长:才,学,识。才者,文笔精妙也;学者,史料精熟也;识者,选材精当也。后者加上一个“德”字。德者,品德高尚也。对孔颖达来说,他无疑是一位兼具“才、学、识、德”的博学鸿儒。史称他“八岁就学,日诵千余言”,悟性特佳,极具天“才”。孔颖达出身于有文化教养的家庭,还在少年时代,便明悉了服虔所注《左氏传》,郑玄所注《尚书》、《礼记》、所笺《毛诗》,王弼注《周易》;于儒经之外,还旁及诸子,兼善历算之学,更长于属文,显然博“学”。在孔颖达撰《五经正义》时,虽有大量前儒义疏可为依据,但孔颖达选取这些材料,态度极为严谨。除对诸家注疏详加审定,汰劣取优外,对被选为底本的义疏,也认真甄别,严格笔削,特具独“识”。在“德”上,《十八学士图赞》称赞孔颖达说:“道光列第,风传阙里。”说他道德修养很高,有当年孔子之风。验之史迹,实非虚美之辞。公元627年即位后的李世民改元贞观,孔颖达以儒业受封曲阜县男,转任给事中。给事中乃门下省要职,掌封驳政令,议论得失,孔颖达随侍皇帝左右,数进忠言。唐太宗尝问曰:“《论语》云:‘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何谓也?”孔颖达对曰:“圣人设教,欲人谦光。己虽有能,不自矜大,仍就不能之人求访能事。己之才艺虽多,犹以为少,仍就寡少之人更求所益。己之虽有,其状若无。己之虽实,其容若虚。非唯匹庶,帝王之德,亦当如此。夫帝王内蕴神明,外须玄默,使深不可测,度不可知。《易》称‘以蒙养正,以明夷莅众’,若其位居尊极,炫耀聪明,以才凌人,饰非拒谏,则上下情隔,君臣道乖。自古灭亡,莫不由此也。”太宗深善其对。屡迁国子司业,祭酒,掌管一国教育。唐太宗对孔颖达寄以厚望,将储君的教育委与他,任他为太子右庶子,与左庶子于志宁一道,共同掌教太子李承乾。孔颖达兢兢业业,克尽职守。承乾曾令孔颖达撰《孝经义疏》,颖达因文见意,更广规讽之道,学者称之。后承乾不循法度,颖达每犯颜进谏。承乾乳母遂安夫人谓曰:“太子成长,何宜屡致面折?”颖达对曰:“蒙国厚恩,死无所恨。”谏诤逾切。无奈太子承乾爱好声色,漫游无度,不听劝教;又因太宗偏爱魏王李泰,酿成嫡庶相争之祸,终被废黜。其他东宫属官也多被黜退,唯孔颖达、于志宁等由于平时对承乾犯颜直谏,尽心尽职,太宗对他们奖赏有加,信任如故。贞观十四年(640),孔颖达为国子祭酒,太宗亲临国学,举行祭祀先圣孔子的释奠大礼。会上,群儒执经宣义,孔颖达主讲《孝经》,他声若洪钟,口如悬河,义理分明。太宗令群儒发难辩驳,孔颖达“金汤易固,楼雉难攻”;排难解纷,令众儒师大为折服。太宗手诏褒之曰:“洪钟待扣,扣无不应;幽谷发响,声无不答。……思涌珠泉,情抽蕙兰。关西孔子,更起乎方今;济南伏生,重兴于兹时!”称赞他为“关西孔子”、西汉伏生,与先圣先师并辉齐明,足见孔颖达“德”望之高。

  贞观十四年(640),参与编撰义疏的太学博士马嘉运,“以颖达所撰《正义》颇多繁杂,每掎摭之,诸儒亦称为允当”(《旧唐书·马嘉运传》)。于是,唐太宗下诏“更令详定”。但次年孔颖达退休,无法再主持修订工作了。贞观二十二年(648)孔颖达病逝。终贞观之世,《五经正义》的修订未能完成。至唐高宗永徽二年(651),下诏儒臣继续重修。永徽四年(653)三月,书成,仍以孔颖达署名,正式颁行天下,作为钦定的全国性的教科书。

  《五经正义》经官方颁定后,便成为士子习经和科举考试的统一标准。自唐代至宋初,明经取士,以此为准。以科举取士取代九品中正制,是社会的一大进步,《五经正义》顺应科举考试的需要,革除儒学多门、章句繁杂之弊,又折衷南学、北学(偏重南学),形成经义统一的经学,在当时确有不可否认的进步作用和积极影响。《五经正义》的颁行,一扫了东汉以来纷纭矛盾的儒经师说,如今古文学之争、郑王学之争、南北学之争等,标志着经学史上一统局面的形成,为古代经学发展的重要阶段。从此以后,士子诵习儒经及应试,必须严格以《正义》的义理为依据,不得另立新论,否则便被视为异端邪说。在思想、文化、学术领域实行如此专制的一统,其结果是不可避免地窒息了学术空气,阻碍了经学的发展。

  唐一代,《五经正义》以五种单行本,分别流传于世,且五种《正义》与它们所依据的注本也是分开的。至南宋合刻《十三经注疏》时,才开始把《五经正义》及旧注汇合一起。今通行本的《十三经注疏》中之“五经疏”,即取之孔颖达的《五经正义》。被它选用的注本地位大大提高,得以流传至今。更由于它收录了大量重要古籍的内容,很多书在后世亡佚,后人全赖此书才得以窥其原貌。因此,《五经正义》对中国封建社会后半期的思想学术和文化,也具有极其重大的影响。

唐两大家

  韩愈(768~824)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退之,祖籍昌黎(今辽宁义县),自谓“郡望昌黎”,故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他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学习先秦两汉的散文语言,破骈为散,扩大文言文的表达功能。宋代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作品都收在《昌黎先生集》里。他是中华五圣之首——文圣,是继孔孟之后又一伟大的文学家。韩愈还是一个语言巨匠。他善于使用前人词语,又注重当代口语的提炼,得以创造出许多新的语句,其中有不少已成为成语流传至今,如“落阱下石”(同落井下石,此为另一写法)、“动辄得咎”、“杂乱无章”等。在思想上是中国「道统」观念的确立者,是尊儒反佛的里程碑式人物。

  韩愈思想渊源于儒家,但亦有离经叛道之言。他以儒家正统自居,反对佛教的清净寂灭、神权迷信,但又相信天命鬼神;他盛赞孟子辟排杨朱、墨子,认为杨、墨偏废正道,却又主张孔墨相用;他提倡宗孔氏,贵王道,贱霸道;而又推崇管仲、商鞅的事功。他抨击二王集团的改革,但在反对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等主要问题上,与二王的主张并无二致。这些复杂矛盾的现象,在其作品中都有反映。

  柳宗元(773年—819年),字子厚,山西运城人,世称“柳河东” ,“河东先生”。因官终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柳愚溪”,汉族,祖籍河东(今山西省.永济市运城、芮城一带),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散文家和思想家,与韩愈共同倡导唐代古文运动,并称为“韩柳”。与刘禹锡并称“刘柳”。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与唐代的韩愈、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和曾巩, 并称为 “唐宋八大家”“千古文章四大家”之一 。唐代宗大历八年(773年)出生于京都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

  柳宗元重视文章的内容,主张文以明道,认为“道”应于国于民有利,切实可行。他注重文学的社会功能,强调文须有益于世。他提倡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结合,指出写作必须持认真严肃的态度,强调作家道德修养的重要性。他推崇先秦两汉文章,提出要向儒家经典及《庄子》、《老子》、《离骚》、《史记》等学习借鉴,博观约取,以为我用,但又不能厚古薄今。在诗歌理论方面,他继承了刘勰标举“比兴”和陈子昂提倡“兴寄”的传统。与白居易《与元九书》中关于讽喻诗的主张一致。

  他的哲学思想中具有朴素的唯物论成分,在《天说》《天对》《非国语》《封建论》中集中反映了他的唯物主义思想:否定神秘的天,宇宙是混沌的,运动的元气构成的,所谓的天是大自然构成的冤死,根本不存在至高无上可以支配人的命运的天,天地万物的变化都是元气运动的结果。不存在神秘的外在力量。天人不相预说。在天人关系上他认为天和人是互不相干涉的,主张重视人事而不空谈天命鬼神。对鬼神迷信从认识论的根源上做出了解释,人们迷信鬼神是力量弱的表现。如果人们掌握了规范和瑰丽,人力足以支配自然,就不会相信鬼神了。


  唐中叶,柳宗元和韩愈在文坛上发起和领导了一场古文运动。他们提出了一系列思想理论和文学主张。在文章内容上,针对骈文不重内容、空洞无物的弊病,提出“文道合一”、“以文明道”。要求文章反映现实,“不平则鸣”,富于革除时弊的批判精神。文章形式上,提出要革新文体,突破骈文束缚,句式长短不拘,并要求革新语言“务去陈言”、“辞必己出”。此外,还指出先“立行”再“立言”。这是一种进步的文学主张。韩柳二人在创作实践中身体力行,创作了许多内容丰富、技巧纯熟、语言精练生动的优秀散文。韩柳的古文运动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南北两宋

廌山学派

  〖廌山学派〗北宋游酢所创学派。酢字定夫,学者称“廌山先生”,因称所创学派为“廌山学派”。酢为安定学派胡瑗、濂溪学派周敦颐再传弟子。少时广交天下英豪,为老师宿儒所推崇。程颐因事赴京师,认为其资可进道,因召为徒,酢欣然从之,从此,师事二程,与谢良佐、杨时、吕大临并称“程门四大弟子”。最初苦读经书,认真探讨二程学说,与胡寄国、陈灌为友,交往频繁。后来研读佛学,以佛人儒,因创自己的学派。弟子不振,著名者有吕本中、曾开、陈伤、江琦、曾集、陈少方、陈长方等。此派主要讲“治气、养心、行己、接物”之学,尤其推崇《周易》,认为“易之为书,该括万有,而一言以蔽之,则顺性命而已。”以为天文、地理、人心之道皆原于《易》,而会于“理”。他们喜好佛学,治理学有明显禅学倾向,认为只有亲自读过佛书,才能辨别儒、佛同异,以为“前辈往往不曾看佛书”或才末加“深考”,“故低之如此之甚。”(《宋元学案》卷二十六《廌山学案》)主要著作有游酢《易说》、《中庸义》、《论语孟子杂解》等,收入《游酢山集》。此派学说流于禅学,胡宏谓其为“程门罪人”,朱熹亦说此派学说夹杂有王安石“新学”思想,时而挞伐,(《宋元学案》卷二十六《廌山学案》)。因此,影响了此派学说的传播,致使游酢之遗书多不传。其弟子吕本中另创“紫微学派”。

慈湖学派

  〖慈湖学派〗南宋杨简所创学派。简为明州慈溪(今属浙江)人,与袁燮、舒璘、沈焕并称“甬上四学者。因筑室慈湖(德润湖)上,学者称“慈湖先生”,故称所创学派为“慈湖学源”。简乾道五年(1169)进士及第,调富阳主簿。陆九渊归家过境,杨简请教“何谓本心?”九渊回答说,“君今日所听扇讼,彼讼扇者,必有一是、有一非,若见得孰是孰非,即决定为某甲是、某乙非,非本心而何?”简听后,“忽觉此心澄然清明”,遂拜其为师,潜心研究陆氏“心学”。又与舒璘、沈焕、袁燮、韩宜卿、蒋存诚、沈文彪、汤建、叶秀发、韩度为友,往复切磋学问,发展陆学。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又所在兴学校,教授少徒,因形成“慈湖学派”。—传数传弟子众多,著名者有:袁甫、冯兴宗、史弥忠、钱时、洪梦炎、陈损、桂力荣、童居易、舒铣、舒衍、郑节夫、顾平甫、傅太原、薛疑之、真德秀、刘宰、史蒙卿、王扬、郑五、赵访、陈苑、桂彦良、黄震、赵僧等。此派师事陆九渊,完全接受其“心学”学说,力主提倡“本心”之论,并将陆氏心学发展成唯我论。他们把“心”作为哲学最高范畴,以易理说明其宗旨,谓“易者,己也,非有他也。以易为书,不以易为已,不可以。以易为天地之变化,不以易为己之变化,不可也。天地,我之天地。变化,我之变化。非他物也。”指出,“心何思何臣,虚明无体,广大无际,天地范围了。其中,四时运行于其中,风窿雨露霜雪散于其中,万物发育于其中,辞生于其中,事生于其中。”如果“不以天地万物万化万理为己,而惟执耳目鼻口四肢为己,是剖吾之全体,网裂取分—寸之肤也。”他们认为,“此心即道”,也曰“易”,又曰“性”。谓“天者,吾性中之象。地者,吾性中之形。故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皆我之所为也。把“道”、“住”、“仁”等全部归结到人的“本心”之中。此派还认为“人心自明,人心自灵”,“惟起乎意则失之”,“始丧其明,始失其灵”,要想恢复人之“本心”,就要克服“意念”。克服“意念”、“发明本心”的方法,则主张以“明悟为主”。强调“顿觉”而“悟”,以至“不读书,不穷理,穿做打坐工夫”,以克“意”明“心”。此派还主张“履践”,“以躬行为务,非徒从事于口”。强调“忠信笺敬,毫发无伪”。(《宋元学案》卷七十四《慈湖学案》)主要著作有:杨简《杨氏易传》、《慈湖诗传》、《慈湖遗书》、《先圣大训》、《五诰解》,钱时《周易释传》,邹近仁《归轩集》,钟宏《论语约说》,邵大椿《四书讲义》等。此派与朱熹弟子和吕祖谦弟于所刨学派并行于世,在江南一带比较盛行,成为陆九渊“心学”向王守仁“心学”发展的中间环节。至清代,桂万荣等后人,仍然世守慈湖家法,“六百余年,犹有‘奉慈湖之祀者,香火可为远矣”(《末元学案》卷七十四《慈湖学案》)。此派在发展过程中,其弟子真德秀另创“西山真氏学派”,史蒙卿创“静清学派”,郑玉创“师山学派”,陈苑、赵僧创“静明宝峰学派”,黄震创“东发学派”等。

存斋晦静息庵学派

  〖存斋晦静息庵学派〗南宋末汤千、汤巾、汤中三兄弟创立的学派。汤千号“存斋”、汤巾号“晦静”、汤中号“息庵”,因称所创学派为“存斋晦静息庵学派”。三兄弟之父德威,于“古学无不通”,汤千尽得家学之传。其父死,千又将家学传于诸弟汤巾、汤中等。三兄弟“自其少时,博参圣贤言论,以为指归,精思力践,不进不已”。后一同师事朱熹私淑弟子柴中行,继而又并师事朱熹二传弟子、西山学派创始人真德秀。曾从“真西山(德秀)论诛泗伊洛之源流,与宋、陆氏之所以同异,融会贯通,卓然自有见处”,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汤干后任南剑、嘉兴二郡学,日与诺生讲论道义,“虽吏胥市人之子,有可教者,亦收置校序,亲授经史”。汤巾、汤中亦授徒讲学,汤巾弟子尤多,因形成自己的学派。一传数传弟子甚多,著名者有:汤汉、徐霖、王应麟、危复之、谢枋得、徐直方、曾子良、程绍开、吴澄、胡一桂、李天勇、饶宗鲁、胡志仁、饶敬仲等。此派最初以传播朱熹理学为主,继而接受陆九渊“心学”的某些思想,融会朱、陆学说,成为此派的最大特色。他们主张学孔孟者,必自读《四书》始,意之诚,家国天下与吾心为一。诚之至,天地人物与吾性为一”。强调“为天立心,为生民立极”。认为“人主清心无欲,尽用天下之财力以治兵;大臣公心无我,尽用天下之人才以强本”,才能“以亡为存”。此派学说的特点在于“用心于内而求践其实”。(《宋元学案》卷八十四《存斋晦静息庵学案》)主要著作有:汤千《文集》、《泮官讲义》、《史汉杂考》、《楮币罪言》(均佚),谢枋得《叠山文集》,徐直方《易解》等。此派在融会朱、陆两家学说方面,有一定影响。《宋元学案》在评论此派时指出“三汤子并起,至东涧(汤汉)先生文清公而益著”。其学“并出于柴宪敏公中行,固朱学也。其后又并事真文忠公(真德秀),亦朱学。乃晚年则息(汤中)、存(汤千)二老,仍主朱学,称大小汤。而晦静(汤巾)别主陆学。东涧之学,肩随三从父而出,师友皆同,而晚亦独得于晦静。是时,朱、陆两家之学并行,而汤氏一门四魁儒,中分未、陆,各得其二”。认为“晦静始会同朱、陆之说,至东涧而益阐同之”。其实,汤千、汤中亦“与朱、陆氏之所以同异,融会贯通,卓然自有见处”(《宋元学案》卷八十四《存斋晦静息庵学案》)。融会朱陆学说,是此派一大特色,“足以补两家之未备,是会同未陆最先者”(同上)。此派弟子王应麟另创“深宁学派”,吴澄创“草庐学派”。

东发学派

  〖东发学派〗南宋末黄震所创学派。黄震慈溪(今属浙江)人,字“东发”,因称所创学派为“东发学派”。在浙江学派中,很大一部分人主宗陆九渊“心学”,至慈湖学派杨简,达到大盛。咸淳以后,许多学者转而尊崇朱熹理学,当时主要有二支,一支以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等为代表,创“北山学派”。另一支就是此派。黄震曾师事王文贯,非圣贤之书不观,无益之诗文不作。遍览周敦颐、二程、朱熹以来理学家论著,接受了程朱理学思想。晚年曾辞官归居定海灵诸乡之泽山,侨寓鄞之南湖、桓溪避地于同各等地,与其子弟唱欢于海隅,因形成自己的学派。一传数传子孙及弟子甚多,著名者有:黄叔雅、黄叔英、陈深、赵炎、吴汉、吴应奎、黄灭孙、胡幼文、黄珏、岑士贵、王士毅、杨维桢等。此派学宗周敦颐、二程和朱熹,但又能“折衷诸儒”,“于考亭(朱熹)亦不肯苟同”,对“朱学”并不盲从,而是有所立异,具有修正程朱之学的思想甩格。他们用变易的观点来解释“理”、“道”等。既把“理”视为亘古永存、无所不在的超时空的存在,又反复强调“万事莫不有理”,“理”在事中,否认天地人事之外“理”的存在。把“道”解释为“大路”,谓“道者,太路之名,人之无有不由于路”。认为“道”非“遗落世事”而“超出于人事之外”的“高深之道”,而是“日用常行之理”。他们所说的“道“与“事”的关系,并非指客观事物及其内部的规律性。而是指人们的生活中、践履封建伦理道德的准则。他们反对侈淡人性,谓“何今世学者言性之多也”,不同意以“虚容”言“心”、“性”,批评那些高谈“人心”、”险”的人是“多潜移于禅学而不自知”,实严与禅学之遁辞言识心而见性者”,所出异源而同湍激之冲”。他们还批评“生知”说和“静坐”之修养方法。赞赏胡濂、孙复、石介三先生的“笃实之学”,强调“躬行之本”,提出“言之非艰,行之为艰”之说,主张“先明义理”,“然后见之躬行”。(《宋元学案》卷八十六《东发学案》)此派还否认儒家道统说,‘指出所谓“十六字心传”乃“面相授受之密传”。为学亦重经史考辨。主要著作有:黄震《东发日钞《东发讲义》、《古今纪要》,黄叔英《戆庵杂著》、《戆庵暇笔》等。此源思想主要流传于福建、江浙一带,对于在浙江地区重振朱学有一定意义。

东莱学派

  〖东莱学派〗南宋吕祖谦所创学派。祖谦为婆州金华(今属浙江)人,字伯恭,学者称“东莱先生”(亦称“小东莱先生”,与吕本中称“大东莱先生”有别),因称所创学派为“东莱学派”,亦称“金华学派”、“婆学”、“吕学”等。其五世祖为“范吕学派”吕公著,四世祖为“荥阳学派”吕希哲,从祖父吕本中为“紫微学派”创始人。祖谦自幼承受家学教育,“有中原文献之传”,继承家学“不名一师,不私一说”之传统,前往紫徽学派吕本中弟子林之奇、玉山学派汪应辰、刘胡学派胡宪处求学,成为三位先生之门人。后居明招山讲学,晚年办丽泽书院,“四方之、士争趋之”。又与朱熹、张拭、潘畴、陈傅良、陈亮为友,“博诸四方师友之所讲,融洽无所偏滞”,遂形成具有自己特点的学派。从学子孙及弟子甚多,主要有:吕祖俭、吕祖泰、叶邽、楼昉、葛洪、乔行简、辅广、朱塾、吴必大、陈孔硕、沈有开、舒璘、倪千里、衰燮、宋濂等。此派特点是较多地带有调和理学内部朱、陆之间矛盾的折衷色彩,曾邀朱熹、陆九渊聚会鹅湖,讨论学术,意欲调和他们关于哲学思想的争执。但实际上此派偏重于陆氏“心学”。认为“吾购中自有圣人境界,能反而求之,则当有应之者,克复归仁是也。”强调“天道有复,乃天行自然之道,人之善心发处,亦人心固有之理。天道复便运行无间,而人心多泯没,益以私意障蔽,然虽有障蔽,而秉彝不可泯没,便是天行无间之理。”此派学说以儒学为宗,又掺杂佛学、道学等各家思想,比较博杂。他们认为“释氏之湛然不动。道家之精神专一,亦近于有孚,只为非在道以明”。又“合陈君举(陈傅良)、陈同甫(陈亮)二人之学问而一之”,特别重视“明理躬行”,经世致用,反对空谈阴阳性命之说,渭“多识前言往行,考迹以观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而后德可畜。不善畜,益有玩物丧志者”。又说“切要工夫,莫如就实,深体力行,乃知此二字甚难而有味”。(《宋元学案》卷五十一《东莱学案》)此派又特别注重对上下古今的历史和文献的研究。主要著作有吕祖谦《春秋左氏传说》、《春秋左氏传续说》、《东莱左氏博议》、《吕氏家塾读书记》、《历代制度详说》、《皇朝文鉴》,吕祖俭《大愚集》等。此派创始人吕祖谦与朱熹、张拭齐名,时称“东南三贤”,“鼎立为世师”。清人全祖望评论说:“宋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昌学则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门庭径路虽别,要其归宿于圣人则一也。”(《宋元学案》卷五十一《东莱学案》)此派学说盛行于浙东,为南宋“浙东学派”之先导。在发展过程中,其弟子叶邽、楼昉、葛洪、乔行简另创“丽泽诸儒学派”,辅广创“潜庵学派”,舒璘创“广平定川学派”,袁燮创“絜斋学派”等。

二江学派

  〖二江学派〗南宋宇文绍节、陈粱等人创立的学派。代表人物还有杨知章、李修己、张仕俭、范子长、范子该、范苏、宋德之、虞刚简、程遇孙、薛维、邓谏从、张方等。他们都是南轩学派张拭的门人或私淑弟子讲学于蜀中者。最初,张拭居湖湘讲学,“其学末甚通于蜀”,宇文绍节、陈梁最先拜张拭为师,“蜀人多从之”。既而,他们又授徒讲学于蜀中,因形成“二江学派”,亦称“二江诸儒学派”。著名弟子有:程公说、程公硕、程公许、杨子漠、李义山、张钧、师遇、高载、魏了翁、高崇、范大冶等。此派主要是阐述和宣传其师张拭的学说,重点讲授“正心诚意”之学。他们主张,“学本诚一,论不籧篨,自浩气养心以求道腴,不茹刚吐柔而求声利”。强调“动静语默,不违乎诚”。他们认为“中庸诚敬,是乃天地自然之则,古今至实之理,帝王所以扶世之极,圣贤所以明德新民,未有不由之者”。又说:“帝王躬行之道,莫大于学。学者,政事之本也。欲极乎学之用,不可不求其要。伺谓要,行之以至诚,要之以不息是也。《大学》之道,自正心诚意以至于平天下,《中庸》之道自尊贤以至于来远人。皆不外乎至诚之一言”。特别强调“诚”的作用。他们还主张“正心”,谓“为学之道,当体之于身,本之于心,总宜以心为严师,于心有一毫不安者,皆所不可为也”。此派反对佛、老学说,“痛陈佛、老之妄,使不惑于趋向”。政治上主张抗金,但反对没有准备就轻意发动伐金战争,谓韩侂胄北伐是“有复仇之志,而无复仇之略;有开边之害,而无开边之利”。(《宋元学案》卷七十二《二江诸儒学案》)主要著作有:李修己《李成州集》,薛绂《则书》,张方《亨泉稿》,程公说《春秋经传》,李义山《后林遗稿》程公许《沧洲尘缶编》,杨子漠《浩斋退稿》,黄裳《兼山集》,杨泰之《克斋集》、《大易要言》等。此派对于把二程和张拭学说传人蜀中起了重大作用。全祖望曾评论说:“宣公(张拭)居长沙之二水,而蜀中反疏。然自宇文挺臣(宇文绍节)、范文叔(范仲黼)、陈平甫(陈钧)传之人蜀,二江之讲舍,不下长沙。黄兼山(黄裳)、杨浩斋(杨子漠)、程沧洲(程公许)砥柱眠峨,蜀学之盛,终出于宣公之绪”。(《宋元学案》卷七十二《二江诸儒学案》)史载“淳熙嘉定而后,蜀士霄夕续灯、再聚签以从事于南轩(张拭)之书,湖湘反不如也“。(同上)此派确也兴盛一时,其弟子魏了翁另创“鹤山学派”。

范吕学派

  〖范吕学派〗北宋中期范镇、吕公著等人创立的学派。宋仁宗以来,讲学之风大盛,文人学士纷纷著书立说,建立学派。涑水、洛学、横渠等学派相继创立,十分活跃。范镇、吕公著、李常、韩维、王叟、吕大防、丰稷、李潜、龚央、上官均、杜纯、常安民、李深等亦乘时而起,纷纷聚众讲学或建立家学,形成“范吕学派”,也称“范吕诸儒学派”。著名弟子有:范百禄、范祖述、范祖禹、吕希哲、吕希纯、邢居实、黄庭坚、王庭秀、韩元吉、韩磺、韩维、丰安常、李朴、杜纮、张庭坚、吕好问、龚大壮、晁补之、常同、李郁等。此学派推祟涑水学派,与洛学关系密切,与横渠学派亦有来往,与王安石“新学”相对立。他们在政治上追随司马光,倡导“礼治”,建议“修德以安百姓”。学术思想亦与涑水学派大体一致,“其道则同”。以研究六经、《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为主,主张多看经典原文,不要为各家注解所惑,渭“读书不要看别人解,看圣人之言易晓,看别人解则愈惑”。致力探求圣人学说之本义。此派主张“以治心养性”为本,认为“大哉心乎,天地同本”。他们“以天为心,以道为体”,说“士大夫不知用心于内,以立其本”,则为大错特错。主张“治心”,必须“去利欲”,只有去掉“利欲”,才能做到“诚心存”。提倡“精思以得之,兢业以守之”的治学求“心”的修养功夫。认为通过认真地修身养性,求得“诚心”,就“可以与天地相似”了。此派多数学者反对佛、老学说,“口不道佛、老、申、韩之说”,认为佛、老学说“大段害道”。(《宋元学案》卷十九《范吕诸儒学案》)主要著作有:范镇《范蜀公集》、《东斋记事》、《正言》、《乐书》,韩维《南阳集》,王岩叟《易传》、《春秋传》,丰稷《孟子注》,李深《杭州集》、李朴《章贡集》,杜纮《文集》(参《鸡肋集》)、《易说》等。此学术派别与涑水、濂溪、洛学、横渠等学派比较起来,十分微弱,“于学统或未豫”,但“未尝不于学术有功”(《宋元学案》卷十九《范吕诸儒学案》)。他们有的往来于横渠学派,有的加入洛学学派,对各家学说的形成与发展不无补益。其弟子范祖禹在此基础上另创“华阳学派”,吕希哲创“荣阳学派”,陈瓘、邹浩创“陈邹诸儒学派”等。

范许学派

  〖范许学派〗北宋末南宋初范浚、许翰、许析、萧楚等人创立的学派。也称“范许诸儒学派。”范浚自幼不近荣利,志圣贤之学,以治心养气为本。后辞官不做,闭门讲道,多有所得。当时,二程学说大盛,诸儒各有传承,浚则未能拜师学道,绝口不言关、洛之学,潜心苦读经书,所得多与二程学说吻合。许翰、许忻兄弟,亦不拜师,得中原之文献,别为一家。萧楚曾学于二程,但没毕业,即弃学另起炉灶。三家皆与镰、洛、关、闽之传承有别,独为掘起,因形成自己的学派。此派家学子孙及其弟子虽不甚多,但也有一定规模,著名者有:范端臣、范处义、虞唐佐、陈九言、邵恂、高梅、张龟年、陆九龄、胡铨、冯懈、高元之等。此派虽为独起,但观点与二程相近,主要讲“学心之学”,认为“天降衷曰命,人受之曰性,性所存曰心,惟心无外,有外非心。惟性无伪,有伪非性也。伪而有外者曰意,意,人之私也”。又说,“是心如太虚,外物如浮云,浮云有去来,太虚无得丧”。主张“凡学始于学心,中于尽心,终于尽性。方其存心也,犹有存之者焉,非所谓尽心,未能尽心”,就不能“尽性”。他们还认为,“耻”为人道之端,“人之知非而耻者,必惕然动乎中,服然见乎色,翟然见乎四体。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觉之者矣。然则无耻则无觉”,“耻之为义”,“有是耻心而能充之者,千百而一焉”。所以,他们要人们知耻,作到了知耻,就有了“觉”,而“觉由于心,心且不存,何觉之有?”彼所以,学者最重要的就是掌握“存心之学”。(《宋元学案》卷四十五《范许诺儒学案》)主要著作有:范浚《香溪文集》,许翰《论语解》、《春秋传》、《襄陵集》,萧楚《春秋辩疑》,范端臣《蒙斋集》等。此派学说对未嘉和陆九渊有一定影响,个别学说分别为他们所吸取。

高平学派

  〖高平学派〗北宋初戚同文、范仲淹所创学派。戚同文幼年父母双亡,由祖母带着投奔外祖父之家。当时,邑人杨恶教授生徒,戚同文非常羡慕,来到学舍,见到《礼记》,过目成诵,杨葱十分惊异,即收留为徒,不到一年,毕诵五经,很快即远近闻名。当时正值晋末丧乱,他绝意仕进,思见天下统一,因取名为同文。后来依将军赵直,筑室聚徒,讲学于眼阳(今河南商丘),求学之人,不远千里而来,络绎不绝。高平范仲淹亦闻名而至,依之为学,继而授徒传业,其学更为繁盛,遂形成高平学派。此学派门生众多,仅登第者就有五十六人,富弼、张方平、张载、石介、李题、刘牧、范纯仁、吴希哲、徐唐、曾巩等皆为其一传或数传弟子。此派治学泛通“六经”,尤重于易学,提出“渐”的思想,认为“乾阳渐进而至于在天,坤阴渐进而至于坚冰,天地不能逾,而况人乎”。政治上提倡忧国忧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遇事先想到国家、民众,后想到自己。此派主张讲信义,泛爱众,乐善好施,见人有困难,勇于帮助。同时,讲究孝道,爱护父母兄弟。认为“阳正于外,阴正于内。阴阳正而男女得位”,君子理家,要讲究礼义、孝悌,“圣人将成其国,必正其家。一人之家正,然后天下之家正。天下之家正,然后孝悌大兴焉。”此派还提倡节俭,不蓄积财产、营建居室,以义为贵。主要著作有戚同文《盂诸集》,范仲淹《范文正公集》,范纯仁《范忠宣公全集》筹。北宋初年,濂洛学派方萌芽而未出,高平学派即与胡瑗安定学派,孙复泰山学派相与讲学,互有辩正和渗透。其中,安定、泰山学派开理学之先,高平学派则“引导横渠(张载)以人圣人之室,尤为有功”(黄宗羲《宋元学案》卷三《高平学案》)张载学《中庸》,得其启发,创“横渠学派”。后人以“高平学派”为“濂洛学派”之前茅。其弟子吕希哲另创“荥阳学派”。

艮斋学派

  〖艮斋学派〗南宋薛季宣所创重事功学派。季宣为温州永嘉(今浙江温州)人,号“艮斋”,学者称“艮斋先生”,因称所创学派为“艮斋学派”。其父薛徽言为武夷学派胡安国高足,季宣自幼承继父学,年十七,获事二程弟子袁溉,问以“义理之辨”,遂从学《六经》百家之道,于礼、乐、兵、农,莫不精通。又与郑伯熊、郑伯英、刘夙、刘朔、叶适、陈亮等为反复往来切磋学术,因形成自己的学派。著名弟子有陈傅良、徐元德、王柟、沈有开、楼钥、薛叔似、郭澄等。此派为学出入百家,以精研《六经》为主,尤重《易经》,谓“《六经》之义,于《易》备焉”。认为“上形下形曰道曰器。道无形舍,器将安适”,谓“道”‘不远物,则常存乎形器之内”,“离器于道”,“非但不能知器,亦下知道荚”。为学主张实事实功,“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主张所学要有“用处”。反对空谈义理性命,认为所学“于古今谷物之变。求知为何等”,签无用处。(《宋元学案》卷五十二《艮斋学案》)他们特别注重研究田赋、兵制、地形、水利等世务,被称为“功利之学”。主要著作有薛季寅.《书古文训义》、《春秋经解指要》、《大学说》、《论语小学约说》、《浪语集》,薛叔似《薛文节公集》,王柟《王合斋集》,敖继公《仪礼集说》,倪渊《易集说》等。此派重视功利,开永嘉事功学派先声。黄百家评论说:“季宣既得道洁(袁溉)之传,加以考订干载,凡夫礼、乐、兵、农,莫不该通委曲,真可施之实用。汉得陈傅良继之,其徒益盛。此亦一时灿然学问之区也。然为考亭(朱熹)之徒所不喜,目之为功利之学”。(《宋元学案》卷五十二《艮斋学案》)其弟子陈傅良继承并发展了此派学说,另创“止斋学派”。

功利学派

  〖功利学派〗亦称“功利之学”或“事功之学”。与理学重义轻利学说相对立的思想体系或学派。由北宋李觏发其端,南宋陈亮和叶适集其大成。李觏注重经邦济世,提出“人非利不生”的观点,认为“礼”,应该包括衣、食、位等内容,开启功利学派之先河。南宋以酵季宣、陈傅良、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和以陈亮为首的永康学派均倡言此学,集功利思想之大成。他们承认“道”存在于事物之中,认为“盈宇宙者无非物,日用之间无非事”(《龙川文集·书经》),宣称“理”.者为“物之理也”(《水心别集·进卷诗》)。为学注重实际功用与效果,反对理学家讳言功利和空谈心、性、命、理。薛季宣“教人就事上理会”,强调实事实功。陈傅良倡导经世致用。叶适提倡“务实而不务虚”,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反对理学家“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的思想。陈亮认为,理学家空谈义理,使“书生之智,知议论之正当,而不知事功之为何物”,“尽废天下之实”,“终于百事不理而已”。讲求实施利民之术,主张兼重义利。此派与程朱为代表的“性理学派”和陆九渊为代表“心学学派”相对立,受到他们的责难。但此派提倡“事功”的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参见“永嘉学派”、“艮斋学派”、“止斋学派”、“水心学派”、“龙川学派”等条。

古灵学派

  〖古灵学派〗北宋陈襄、陈烈、周希孟、郑穆所创学派。陈襄,字述古,北宋侯官(今福建福州)人,学者称“古灵先生”,因称其所创学派为“古灵学派”。陈襄于安定、泰山学派之后,不满意尽性”之说于闽海间,人称四先生,因此,所创学派又被称为“古灵四先生学派”。四先生大兴学宫,孜孜讲道,很快即名闻天下,远近来受学者,络绎不绝。其中,陈襄弟子达到一千多人,郑穆门人亦达千数,周希孟弟子七百余人,从陈烈学习者亦常数盲人。其中,著名者有孙觉、吴道、章衡、傅楫、陈贻范、管师复、管师常、陈砥、刘淮夫、刘康夫、潘鲠、沈躬行、曾伉等。此派“以兴学养士为先务,以明经驾行为首选”,反对溺于章句之文和以词华相高。孜孜以求明经重道,明礼重义,以待有志之士。该派以精研五经为旨,尤重《大易》、《春秋》,其学以“养心”、“明诚”为主,强调“好学以尽心,诚心以尽物,推物以尽理,明理以尽性,和性以尽神”,(《宋元学案》卷五《古灵四先生学案》),提出了“性”、“理”、“诚”等概念,大意已接近后来二程之理学。代表著作有陈襄《易义》、《中庸义》、《古灵集》,周希孟《易义》、《诗义》、《春秋义》(今不传),管师复《白云集》,潘鲠《春秋断义》、《易要义》等。宋朝初年,安定学派兴起于南方,泰山学派兴起于北方。闽海古灵学派继之而起,其学虽比“安定、泰山为亚”,但于理学已见大体,较之二程和张载之学,则为前茅焉。(黄宗羲《宋元学案》卷五《古灵四先生学案》)。

广平定川学派

  〖广平定川学派〗南宋舒璘、沈焕等人创立的学派。舒璘号“广平”,学者称“广平先生”。沈焕号“定川”,学者称“定川先生”。因称两人为代表的学派为“广平定川学派”。舒璘为奉化(今属浙江)人,妇翁童大定为龟山学派杨时弟子,杨时是二程高足,因此,舒璘少年即闻伊洛之学。既而,问学于南轩学派张拭,又听说晦翁学派朱熹、东莱学派吕祖谦讲学于婺(今浙江金华),徒步前往受教,后来又受业于象山学派陆九渊,“顿有省悟”,逐步形成自己思想体系。沈焕,鄞县(今浙江宁波)人,其父为程颢、程颐二传弟子,焕自幼承受家学,潜心经籍。后与舒璘、杨简、袁燮同游太学,师事陆九渊之兄陆九龄,并称“甬上四学者”或“明州四先生”。舒璘、沈焕两人思想接近,于家乡授徒讲学,形成自己的学派。此派代表人物还有舒琥、舒琪,一传数传弟子甚多,著名者有:李元白、袁肃、罗子有、邓梦真、汪行简、戴泳、诸葛生、沈传曾、舒衍、竺大年、吕乔年、王良学等。此派思想广采众家,但以陆氏“心学”为主,以“平实”与折衷为主要特色。他们认为“心”是世界本源,“谓易之极,即心之极”,“心”即是“道”,即是理。他们特别重视陆氏发明本心”之学,谓“本源既明,是处流出,以是裕身则寡过,以是读书则蓄德,以是齐家则和,以是处事则当。”极力主张修养在于“先立大本”,强调“吾儒急务,立大本、明大义耳。本不立,义不明,虽讨论时务条目何为?”他们所说的“大本”就是“心”,指出,“平时以圣贤经书、前辈议论妆裹作人,自己良心先不明白,一旦处外境不动,难矣哉”。他们认为“人之良心,本自明白”,“良心之粹,昭如日月”。人心不明,主要是“怠惰卤莽”、“物欲”等邪念障蔽所至,要明本心,就要革除这些邪念。谓“好乐贪羡之心,扫除不尽,是心终不获与圣贤同”。“邪念释除,志虑所关,莫非至善”,“往往不告而知”。此派还主张“践履笃实”,教学“以笃实不欺为主”,“教以日用常行之道”。提倡“以天下为己任,虽居冷宫,未尝忘事也”。重视学习,谓“饥饿自当顺受,若不知学,必须陨获失措”,“寡廉鲜耻”,“惟知学乃能安于义命,随顺区处,终不至丧身失节”。此派为学在于“要而不博”;曾作诗说:“为学未能识肩背,读书万卷终亡羊”。但他们后来亦知“周览博考之益”,并不反对博览群书。他们还认为,多与师友切磋讨论,是获取知识的好方法,谓“吾济生长偏方,闻见狭陋,不得明师畏友,切磋以究之,安能自知不足”。(《宋元学案》卷七十六《广平定川学案》)此派师事陆九渊,卫护师门,也坚定维护朱熹,“闻人有诡朱子者,广平(舒璘)辄戒以不可轻议”,不赞成扩大两派之间的间隙,有着明显的折衷朱、陆的倾向。对其他各派,也持宽容兼蓄的态度。主要著作有:舒璘《诗学发微》、《诗礼讲解》、《广平类稿》、《文靖集》,沈焕《定川言行编》、《定川遗书》等。此派学说在南方兴盛一时,对后世产生了一定影响。黄宗羲曾评论说:“杨简、舒璘、袁燮、沈焕,所谓明州四先生也。慈湖(杨简)每提‘心之精神谓之圣’一语,而契斋(袁燮)之告君,亦曰‘古者大有为之君,所以根源治道者,一言以蔽之,此心之精神而已。可以观四先生学术之同矣。文信国云“广平之学,春风和平;定川之学,秋霜肃凝;瞻彼慈湖,云间月澄;瞻彼契斋,玉泽冰莹。一时师发,聚于东浙,呜呼盛哉。”全祖望认为,全面比较起来,舒沈之比不上杨、袁,“然舒沈之平实,又过于杨袁也”(《宋无学案》卷七十六《广平定州学案》)。

龟山学派

  〖龟山学派〗北宋末南宋初杨时所创立的学派。杨时为北宋南剑州将乐(今属福建)人,晚年隐居龟山,学者称“龟山先生”,因称所创学派为“龟山学派”。杨时为安定学派胡瑗、濂溪学派周敦颐再传弟子。熙宁进士,调官不赴,拜程颖为师,专心学习理学,为额所器重。颖死后,又从程颢学,“程门立雪”,刻苦攻读,多有发明,与谢良佐、游酢、吕大临并称“程门四大弟子”。晚年专事著书讲学,传“洛学”于阎,与罗从彦、李侗被称为“南剑三先生”,东南学者奉之为“程氏正宗”,纷纷前来求学。因形成“龟也学派”。杨时与当时著名学者胡安国、邹浩、游复、郑修、李夔等为友,一传数传弟子众多,著名者有王苹、吕本中、关治、陈渊、罗从彦、张九成、胡寅、胡宏、刘勉之、潘良贵、王居正、廖刚、赵敦临、宋之才、李郁、胡埕、邹柄、曾恬、江琦、范浚、魏杞、汪大猷、汪应辰、尤袤、舒琳、陈居仁等。此派反对王安石:新学”,注重《六经》等儒家经典,推崇《大学》和《中庸》以为《大学》是学者入门之书,《中庸》为圣学之渊源,人德之大方。以发扬光大“洛学”为己任,继承二程“理一分殊”学说,认为“天下只是一理”,“天下之物,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为仁;知其分殊,所以为义。”谓“为仁由己”,多下“克己”功夫。认为要作到“仁”、“义”,必须“诚意正心”,“主敬以养心”。谓“敬与义本无二,所立者敬,而又则自此出焉。”在人性论方面,认为“言性善,可谓探其本;言善恶混,乃是于善恶已萌处看”,恶性若萌,即违背“天理”、“人性上不可添一物”,不能有丝毫为恶之处。要如此,“必先乎明善,然后知所以为善也。明善在致知,致知在格物”,必须下一番“格物致知”的功夫,才能明确为善的道理,“则天下之理得矣”。主张“事事循天理”,曾说,人各有胜心,用心去尽,而惟天之循,则机巧变诈不作。”经过“格物致知”和反身自省,即可达到为善的目的,也就认识了天理。此派也将佛学渗入儒学,认为“白净无垢,即孟子“之言性善”,谓“维摩经云‘真心’是道场,儒佛至此,实无二理。”(《宋元学案》卷二十五《龟山学案》)主要著作有杨时《龟山先生语录》、《龟山集》,潘良贵《杂著》,王居正《春秋本义》、《竹西论语感发》、《孟子疑难》,廖刚《高峰文集》,宋之才《云海敝帚集》等。此派对于传播二程学说,起到了重要作用,使“洛学”大盛于江南。黄百家评论说,二程“称高弟者,游(酢)、扬(时)、尹(淳)、谢(良佐)、吕希(希哲)其最也。顾诸子各有所传,而独龟山之后三传而有朱子,使此道大光,衣被夫下。”(《宋元学案》卷二十五《龟山学案》)此派思想为朱熹所继承和发展。此派门人弟子在发展过程中,又分出许多学派,主要有王苹所创“震泽学派”,吕本中所创“紫微学派”,陈渊所创“默堂学派”,罗从彦所创“豫章学派”,张九成所创“横浦学派”,胡寅所创“衡麓学派”,胡宏所创“五典学派”,刘勉之所创“刘胡诸儒学派”,舒嶙所创“广平定川学派”,汪应辰所创“玉山学派”等。

汉上学派

  〖汉上学派〗北宋末南宋初朱震所创学派。震为荆门军(今湖北荆门)人,世称“汉上先生”,因称所创学派为“汉上学派”。震为安定学派胡援、臃溪学派周敦颐的三传弟子,二程的再传门人,上蔡学派谢良佐的高足。与武夷学派胡安国同学友好,切磋往来最多,又与二程门人杨时、游酢及朱熹、胡铨等关系密切。在诸师友影响下,震“陪首穷经”,吸取前人《易》学及象数学研究成果,综合诸家学说,创立了以象数学为宗、兼收义理等儒学思想为特征的学派。主要弟子有刘长福、徐畸、吴蔡、田畴等。此派社会,政治思想,继承二程传统,崇复“三代”,反对“新学”。为学苦读经书,对儒家经典《易经》、《春秋》、《诗经》等都有独到研究,对理学主要范畴理、气、心性等皆有论及。而对《易经》及象数学的研究尤为重视。他们的学术思想主要相沿两汉,以象数学为宗。认为东汉以前,《易》学仍保持其象数之原貌,三国以后,王粥、钟会一扫汉儒之说,遂使“天人之道”被分割。认为《易》之传授系统为,陈持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修传李之力’,之才传邵雍。又认为种放以僻可图》、《洛书》传李溉,溉传许坚,坚传范谬昌,谣昌传刘牧。穆修又以《太极图》传周敦颐,敦颐传程颢、程颐。认为,当时张载讲学于程颐、邵雍之间,故雍著《皇极经世书》,刘牧陈天地五十有五之数,周敦颐作《通书》,程颐述《易传》,张载造《太和》、《参两》等篇。朱震自称其学以《易传》为宗,融合那雍、张载之沦,上采汉魏以来吴晋等人《易经》和象数学的研究成果,建立了自己的象数学体系。企图以特定的封象和数字来解释自然界和人类世界的一切现象及其规律。主要著作有朱震《汉上易传》、《周易卦图》、《简易丛说》,徐畸《周易解微》,田畴《学易蹊径》等。清人全祖望指出,“上蔡(谢良佐)之门,汉上朱文定公(朱熹)最著,三易象数之说,未尝见于上蔡之口,而汉上独详之。尹和靖(尹焞)、胡文定(胡安国)、范元长(范冲)以洛学见用于中兴,汉上实连茹而出,顾世之传其学者稍寡焉”。(《宋元学案》卷三十七《汉上学案》)后世虽然传此派学说之人甚少,但此派在漫长的象数学研究队列中仍超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和靖学派

  〖和靖学派〗北宋末南宋初尹淳创立的学派。淳为安定学派胡瑗、濂溪学派周敦颐、涑水学派司马光、百源学派邵雍的再传弟子,直接师事程颐,程颐晚年得二士,其一即淳。靖康初年,淳以种师道荐,被召至京师,不欲为官,遂赐号“和靖处士”,学者因称“和靖先生”,故称所创学派为“和靖学派”。此派以苏柄、张绎、冯理、王苹等为友,来往甚密。著名弟子有吕和间、吕广问、吕本中、吕稽中、吕坚中、冯忠怨、祁宽、王时敏、刘芮、徐度、陈景端、虞仲琳、高材、高选、韩元吉、邢纯、程陈、吕大同、李噌、林光朝、高公亮等。此派以精研《论语》、《孟子》为主,宋高宗曾说,“尹淳酬司所行,全是一部论语”,临终前遗言也以其《孟子解》为遣表。在程门之中,尹淳“天资最鲁”,但“用志最专”,苦心求索二十余年,专心领会程氏之学,并以倍守师门之说为宗旨,注重“待守涵养”。主张在一个“敬”字上下功夫,认为“主一”就是“敬”,“收敛身心,便是主一”。谓“伊川(程颐)先生教,只是专令用敬以直内,若用此理,则百事不敢轻为,不敢妄为”。提倡“为善”,以为“人生天地中,其本甚善’,“好善优于天下”,反对佛教的“生死轮回”之说。还认为,学者应该主要学习“为人”,“切不可以富贵为大事,富贵慌来之物,才役心于此,则不可为学矣。”(《宋元学案》卷二十七《和靖学案》)主要著作有:尹淳《论语解》、《孟子解》、《门人问答》、《和靖集》,徐度《却塌编》,韩元吉《南涧集》,李缮《论语西铭解》等。全祖望评论说,此学派作为“洛学”分支,“最为晚出,而守其师说最醇。五峰(胡宏)以为程氏后起之龙象,东发(黄震)以为不失其师传者,良非过矣。”(《宋元学案》卷二十七《和靖学案》)其弟子吕本中别创“紫微学派”,林光朝创“艾轩学派”。

鹤山学派

  〖鹤山学派〗南宋魏了翁所创学派。了翁邛州蒲江(今属四川)人,曾筑室于白鹤山下,号“鹤山”,学者称“鹤山先生”,因称所创学派为“鹤山学派”。了翁为二江学派范子长、范子该所传。范氏师事南轩学派张拭,了翁从中接受了张拭学说。既而潜心研究张拭、朱熹之学,成为二人私淑弟子。又与高载、高稼、高崇、高定子、真德秀、辅广、李燔、张冶、李坤臣、李从周为友,互相切磋学术,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史弥远专擅朝政之时,他辞官回乡,居白鹤山下授徒讲学,“士负策从之,由是蜀人尽知义理之学”,形成“鹤山学派”。一传数传弟子甚多,著名者有:魏文翁、郭黄中、吴泳、游似、牟子才、王万、史守道、蒋公顺、税与权、膝处厚、蒋重珍、许月卿、史绳祖、叶元老、严植、张端义、赵范、赵葵、牟应龙、等。此派为学旁搜诸家,广取博收,以钻研儒家经典为主,融合朱熹、陆九渊两派学说,形成自己驳杂的思想体系。他们反对虚无之说,谓“虚无,道之害也”。认为“宇宙之间,气之至而伸者为神,反而归者为鬼。在人则阳魂为神,阴魂为鬼。二气合则魂聚魄凝而生,离则魂升为神,魄降为鬼”。又认为“人物之生有刚柔,于是乎有善恶。刚之善也,其言直以畅,恶也,其言粗以厉。柔之善也,其言和以舒,恶也,其言阂以弱。”主张通过修养变化气质,谓“志有所守,而大本先立,则气得其养,而生生不穷。夫如是,可以变化气质,愚明柔强,虽引为圣贤可也”。此派尊崇朱嘉,曾倡言推尊理学,以改变社会风气。建议为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定爵谥,表彰周、程开创理学之功。重视读书穷理工夫,谓“益知读书穷理工夫无穷,此不是黔奇街博,义理所系,世变所关,不容草草”。读书穷理的目的是“涵养气质”,转变社会风气。此派还特别重视“心”的作用,认为“心者人之太极,而人心又为天地之太极,以两仪,以命万物”。指出“是心之明,光乎日月,然则心者神明之舍,所以范围天地,出入古今,错综人物,贯通幽明”。如果“盖人心迁于物则蔽暗”,这就需要下一番“正心”、“养心”、“明心”的工夫。要做到“心之神明”,就要“寡欲”。此派提倡“寡欲”,而不提倡“无欲”,认为“圣贤言寡欲矣,未尝言无欲也”,“天理人欲同行异情,以此求之,则养心之说备矣”。此派宣扬天人合一的思想,强调人的贵贱贫富的界限是不侵犯的“天险”。此派特别重视学校教育,人认为“崇学校在于养士气”,“涵养气质以成其材,而待国家之用”。为学主张多读原著,谓“读书虽不可无注,然有不可尽从者”。指出,“多看先儒解说,不如一一从圣经看来,盖不到地头亲自涉历一番,终是见得不真”。主张“不欲卖花担上看桃李,须树头枝底,方见得活精神也”。(《宋元学案》卷八十《鹤山学案》)此派代表著作有:魏了翁《鹤山大全集》、《九经要义》,魏文翁《中庸大学讲义》,吴泳《鹤林集》,王万《心铭》、《淡斋规约》、史守道《传斋集》、《春秋统会》,税与权《易学启蒙小传》。此派学说曾盛行于四川邛眉一带,明清时期仍有传人。

横浦学派

  〖横浦学派〗南宋张九成所创学派。九成自号“横浦居士”。因称所创学派为“横浦学派”。九成为安定学派胡瑗、濂溪学派周敦颐的三传弟子、二程再传门人,师事于免山学派杨时。九成自幼聪慧,八岁即能默诵《六经》,从学于杨时。同舍生“更相惊服而师尊之”。绍兴二年(1132)登进士第一。后辞官回家,学者闻风而至。“执贽门下”。虚心请教。九成与喻樗、张浚、姚述尧、叶先觉、施德操等为友,互相切磋学艺。又与禅师宗果为莫逆交,多接受其佛学思想。因形成以二程、杨时“理学”思照为主;又杂人大量佛学思想的学派。一传数传弟子签多,著名者有:韩元吉、凌景夏、樊光远、汪应辰、沈清臣、方畴、于恕、于宪、徐椿年、倪称。刘荀、郎煜、史浩、郭钦止、赵彦肃、史弥坚、史定之、张良臣等。此派继承二程和扬时思想。学术思想大端仍园程门理学。他们特别重视《六经》。认为“《六经》与圣人合,非圣人合《六经》也。《六经》即圣人之心,随其所用,皆切家理。”又主张,看《六经》须充精求《论语》和《孟子入“便自有味”‘“于平淡处得味,方可以入道”。他用认为,“道非虚无也,曰因而已男。以虚无为道,足以亡国;以日用为道,则尧舜三代之勋业也”。在“日用”之中,尤其提倡“为善”,认为、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孝即善也”。要做到“善”,必须注重“慎独”等修养功夫,认为“一念之善,则天神、地祗、祥风,和气皆在于此。一念之恶。则妖星、厉鬼、凶荒、札瘥皆在于此,是以君子慎其独”。还提出,为善要真心实意.不能图虚名。”为善而好名,乃是大患,苦能涵养。消除其好名之心。方是为善耳。不然,则有作辍矣。”此流又客援佛入儒,于二程理学之中、掺杂了大量佛学道理、如“以天命之渭性为清净法身、率性之渭道为圆满报身。修道之谓教为千百亿化身”、又谓“仁即是觉,觉即是心,因心生觉,因觉有仁”等。(《宋元学案》卷四十《横浦学案》)主要著作有张九成《横浦文集》、《横浦心传》、《横浦日新》、《孟子传》。沈清臣《晦岩集》,徐椿年《尚书本义》。倪称《绮川集》。倪思《齐斋甲乙稿》、《经解杂著》等。南宋朱熹说此派始学于龟山(杨时),而逃儒以归于释,“皆阳儒而阴释”,其患烈干洪水夷狄猛兽”。黄东发(黄震)亦指出.“上蔡(谢良佐)‘言禅,每明言禅,尚为直情径行。果老(宗果)教横浦改头换面,借儒谈禅、而不复自认为弹,是为以伪易真,鲜不惑矣。”(黄宗羲《宋元学案》卷四十一《横浦学案》)其实,此派仍以二程和杨时“理学”为主,“清苦诚骂,所守不移,亦未尝讳言其非禅也”(同上),不过是把一些佛教思想融入理学之中而已,对后赦有一定影响。所以,其学并末泯灭,仍有许多弟子。其中,汪应辰另创“玉山学派”。

横渠学派

  〖横渠学派〗北宋张载所创学派。载为北宋风翔郿县(今陕西眉县)横渠镇人,人称“横渠先生”,因称所创学派为“横渠学派”。张载长期在陕西关中讲学,故又称其学派为“关学”。载少孤自立,志气不群,无所不学,尤喜谈兵。后范仲淹劝他学习儒家经典,授以《中庸》,遂决心入儒求道。后又曾研读佛、老。反求于《六经》。在京师遇见表侄二程,共语道学之要,多有启发。于是尽弃异学,潜心研究儒家经典,又不为经典传注所感,敢于冲破传统观点束缚,经过二十余年“苦心力索”,终于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独辟溪径,创建了自己的学术思想体系。在关中等地广招门徒,宣传自己的学术主张。形成了横渠学派。关于横渠学派学术渊源,据二程弟子杨时所说,“源出程氏,而关中诸生尊其书,欲自为一家”(《杨龟山集》卷五),认为横渠学源导源于洛学。也有人认为横渠学派的部分学说和观点为洛学所吸收和赞赏。实为两派互有吸收、影响和辩正,才形成具有自己特点的学术派别。此派代表人物及其弟子虽算不上众多,确也有一定规模。其中,著名弟子有,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范育、晁说之、蔡发等。此派政治思想,崇尚三代之治,主张恢复并田、宗法和分封制度,主张“均平”、限制“兼并”,尤重气节。学术思想,反对佛道两家关于“空”、“无”的观点,把传统的“元气”说和《周易》阴阳学说相结合,形成了以“气”为世界本体的宇宙观,提出“太虚即气”的命题。认为“太虚不能无气”,太虚不是虚无静寂的真空,而是充塞着“气”这种极为细微、为肉眼所不能觉察的物质实体。认为“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气聚,则离明得施而有形”,形成万事万物。“气不聚,则离明不得施而无形”,这种物质实体则散为太虚。人也是气聚而生,气散则死。肯定了“太虚”、“气”、“万物”乃是同一物质实体的不同状态。反对“有生于无”以及“虚能生气”的观点。首创理学“理一分殊”的理论。在方法论上,提出“一物两体”的朴素辩证法思想,认为“凡物皆有对”,叫“两端”或“两体”,他们认为“两”是宇宙万物存在的基本形式,合两而为一,无两则一不存,猜测到事物对立面统一的某些原理。还提出“动非自外”的观点,认为事物发展变化的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由事物内部阴阳两个对立面的矛盾运动引起了发展变化。还指出事物发展变化要经过“渐化”和“著变”两个阶段,“变言其著,化言其渐”,把显著的变化叫做“变”,把逐渐变化叫做“化”,认为“渐化”过程到了一定阶段,就要引起“著变”。在伦理观上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命题,提倡追求天地同流、物我同性的最高精神境界。重视“礼教”,宣传“仁爱”学说。在人性论方面,认为人由气聚而成,而先则有清浊,圣人得气最清者,一般人得气之浊者,恶人得气之最浊者。还把人性分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认为“天地之性”是善的来源,“气质之性”则是恶的根源,认为人在生下来之前就存在一个“天地之性”,要人们通过内省体验的修养功夫,克服恶的“气质之性”,存养“天地之性”。在教育思想上强调“学以变化气质”,提倡“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重视教育的作用。在认识论上,承认“闻见之知”的作用,但称之为“闻见小知”。提倡“大其心”,“不以见闻桎梏其心”,方能获得“天得良知”,认为只有“德性之知”才能认识“天下之物”。(《宋元学案,横渠学案》)主要著作有张载的《正蒙》、《横渠易说》、《经学理窟》、《西铭》等(1978年中华书局出版有《张载集》。)横渠学源(关学)为宋明理学四大学派之一,素有“濂、洛、关、闽”之称。此派对王安石“新学”取消极态度,与洛学来往甚密,部分观点为洛学所吸收和赞赏。盛时“不下洛学”。张载死后,学派分化,三吕等归入洛学,种师道等投笔从戎,唯李复、张舜民等仍续其传。后来宗派虽日见衰败,但学说影响很大,其学说中的唯心主义部分为南宋朱熹所推崇,唯物主义部分为明清之际大儒王夫之所继承和发展。

衡麓学派

  〖衡麓学派〗南宋初胡寅所创学派。世称胡寅为“衡麓先生”,因称所创学派为“衡麓学派”,寅为武夷学派胡安国之侄,养为己子。幼从家学,后师事于龟山学派杨时,成为二程的再传弟子。与胡宁、胡宏、梁观国同学,,与江琦、胡襄、韩璜、刘衡、张祁为友,往来甚密,多受其思想影响。当时“儒学者晚多溺拂”,胡寅“独皭然不染”,固守二程学说,反对佛教、因形成具有自己特点的学派。从学子孙及弟子不多,主要有胡大原、胡大正、毛以谟、刘荀等。此派崇尚二程理学,反对佛教及墨家学说,他们说墨家“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是一大弊端。又说“父慈而子孝,君仁而臣忠,兄友而弟恭,夫义而妇顺”是“道之至善”。而佛教徒“弃父母出家而不顾,见矮蚁蚊纳则哀种之”,并不是分别亲疏,而是“不孝”、“不善”、“不道”。他们还把儒学与佛教思想进行了比较,认为“圣学以心为本,佛氏亦然,而不同也。圣人教人正其心,心所同然者,谓理也、义也,穷理而精义,则心之体用全矣。佛氏教人以心为法,起灭天地而梦幻人世,擎拳植佛,瞬目扬眉,以为作用,于理不穷。于义不精。几于具体,而实则无用,乃心之害也。”又说。“佛教以心为法”。‘不问理之当有当无也,心以为有则有,心以为无则无,理与心二,谓理为障,谓心为空”,“以空为至,以有为幻”,都是荒谬的道理。他们还反对佛教的“因果报应”思想,主张人善恶、寿长短皆因“‘人之凛气不同。或昏或明,或拙或巧、或静或躁,或刚或柔”都是凛气偏正所致根本没有什么“地狱”。《宋元学案》卷四十一《衡麓学案》)主要著作有胡寅《论语详说》、《读史管见》、《斐然集》,刘荀《政规》、《明本释书》、《座右记》、《文源》、《都梁记问》等。全祖望说“武夷(胡安国)诸子,致堂(胡寅)、五峰(胡宏)最著,而其学又分为二。五峰不满其兄之学,故致堂之传不广。然当洛学陷入异端之日,致堂独瞪然不染,亦已贤哉。故朱子(朱熹)亦多取焉。”(《宋元学案》卷四十一《衡麓学案》)此学派对于朱嘉思想的形成有一定影响。
 
华阳学派

  〖华阳学派〗北宋范祖禹创立的学派。因其原籍成都华阳(今四川成都),学者称“华阳先生”,故称所创学派为“华阳学派”。祖禹早年协助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从其在洛阳十五年,多受教诲,人以其为司马光得意门生。祖禹勤敏好学,继承司马光思想,得其纯粹”,并有所发展。又与吕希哲、刘恕等为友,谈论经书,相得益彰,因形成“华阳学派”。一传再传弟子及子孙有:范冲、司马康、黄庭坚、范苏、范子长、范子该等。此派为学主要探讨“诚”、“性”等。他们认为,“圣人之治天下,未尝不以诚也。”又说,“诚者,存乎其心,不可得而见之”,即认为是一种精神实体。他们还说,要作到“至诚”,必须“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他们认为,“性”主要是指“仁义”。还说,“诚者,圣人之性也。”

槐堂学派

  〖槐堂学派〗南宋傅梦泉、邓约礼等人创立的学派。代表人物还有傅子云、黄叔丰、张商佐、熊鉴、黄裳、彭兴宗、詹阜民、刘尧夫等六十多人。此派代表人物皆为陆九渊弟子。陆九渊创“心学”学派以后,其继承者主要集中在浙东和江西两地。浙东地区以杨简、袁燮、舒璘、沈焕“甬上四学者”为代表,分别创“慈湖学派”、“□斋学派”和“广平定川学派”。江西地区则以傅梦泉、邓约礼、傅子云等六十多人为代表,他们以传播师说为主,纷纷授徒讲学,亦形成自己的学派,史称“槐堂学派”,或称“槐堂诸儒学派”。一传数传弟子虽不算多,也有一定规模,著名者有:傅正夫、陈苑、叶梦得、陆持之、喻仲可、顾平甫、高公亮、钟颖、史弥坚、胡衍、吴渊、罗必元、柴中守、欧阳镇、冯曾、罗晋君、石余亨、黄奇孙等。此派人员众多,思想博杂。他们虽都师事陆九渊,但也有人又师事朱熹,也有人师事吕祖谦,还有人奔走于三家之门。然其思想则以坚守陆九渊师说为主,以“心”为本,认为心就是理,就是道。李伯敏曾作诗说:“纷纷枝叶漫推寻,到底根株只在心”。傅梦泉也指出“人生天地间,自有卓卓不可磨灭者在,果能于此涵养,于此扩充,良心善端,交易横发,塞乎宇宙,贯乎古今”,就会无所不知,成为圣人。他们也强调“发明本心”,有的甚至发展到了极端,“大抵全用禅家意旨,使人终日默坐,以求本心,更不读书穷理”。有的则认为“正坐拱手,自作主宰,万物皆备于我”。“闭目静坐”,以求“顿悟”。此派也主张识别“义利公私”,强调存“义”去“欲”,赞同陆九韶“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等要语。(《宋元学案》卷七十七《槐堂诸儒学案》)此派也有人反对扩大朱、陆两派之间的分歧,“以学徒竟辩为非”。“欲会归于—”,(同上)调和两派学说。也有的人最初信奉陆九渊的“心学”学说,后来改换门庭转到朱熹、吕祖谦等派—边。主要著作有:傅子云《易传》、《论语集传》、《中庸大学解》,严滋《守轩草录》,张孝直《周易诗书语孟中庸口义》,邹斌《南堂稿》,徐子石《西铭章句杂著》,晁百谈《带川集》,傅梦泉《石鼓文》等。此派在江西地区兴盛一时,后来走向分化,一部分人坚守陆九渊“心学”学说,成为向王守仁“心学”转化的中介;一部分人放弃师说,加入到朱熹或吕祖谦的弟子行列。此派在发展过程中,陈苑另创“静明宝峰学派”。

晦翁学派

  〖晦翁学派〗南宋朱熹所创学派。熹字元晦、后改为仲晦,号晦瘤,又号“晦翁”,因称所创学派为“晦翁学派”。亦称“闽学学派”、“考亭学派”、“紫阳学派”等。熹为安定学派胡瑗、泰山学派孙复、濂溪学派周敦颐的四传弟子,深水学派司马光、明道学派程额、伊川学派程颐的三传门人,元城学派刘安世、龟山学派杨时、武夷学派胡安国、豫章学派罗从彦的再传高足。自幼受学于其父松(松曾师事杨时弟子罗从彦,按此计算,窘则为二程四传、杨时三传之弟子)。父死,又师事于刘胡学派的刘勉之、胡宪、刘子翠,后来又问学于李侗(李侗是罗从彦弟子,按此,熹亦为二程四传)。朱熹从侗学习时间最长,专心攻求义理之学,得全部“洛学”之传。后来一再辞去官职,专心著书讲学。与张拭、吕祖谦、赵汝愚、韩元言、潘畴、方宋、张杰、何镐、项安世、黄樵仲、陈景思等为友,反复论道。继承发展了“洛学”学说,吸取了“关学”的某些观点,推祟“濂学”,又揉合佛道思想,建立起一个以“天理”为基础的理学思想体系,成为理学之集大成者,形成了自己的学术派别。朱熹亲自讲学,广收门徒,弟子遍布各地,有学术成就和政治建树者颇多,著名者有:蔡元定、黄干、李燔、张洽、辅广、辅万、陈垣、时味道、杜煜、杜知仁、蔡渊、蔡抗、蔡沈、陈淳、彭龟年、魏了翁、赵复等。此派总结了北宋五子(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张载)以来的理学成就,使理学思想更严密、更丰富。其学说包括“天理论”、“性论”、“格物致知论”、“持敬说”等。他们认为“理”或“天理”是宇宙的最高本体,是天地万物产生的根源。并用“理”来解释“太极”,谓“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把“理”和“太极”完全统一起来。在理和气的关系上,他们认为“理先气后”、“理本气末”,强调“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先有此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即认为“理”是产生天地万物的根源,“有理而后有气”,理先于气,气依理而存在。他们释认为“理在事上”,“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理驾驭世界万物,就好象人驾驭马一样,随意摆布。他们又用“理一分殊”论证万物产生过程,认为一理散为万理,即产生了千差万别的事物。“一理摄万理,万理归于一理”,万物有万理,但均归于一理,为一理所统摄。在如何认识“天理”方面,他们主张“格物致知”,认为“格,至也;物,犹争也”。”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格物,是物物上穷其至理。致知,是吾心无所不知”。就是要通过推究事物,来认识先天的、永恒不变的“理”,即从吾心之知去求天下之理,以达到“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的目的。在知行关系上,认为“知先行后”,“行重于知”。此派又认为“理”表现在人方面就叫做”住”,“性即理也”。他们把人性区分为“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认为“天命之性”(也叫“义理之性”;“天地之性”)来源于“天理”,天理是至善的,所以“天命之性”本来就是“至纯至善”的;“气质之性”是“理与气杂”而成,气有清浊、厚薄、昏明,故“气质之性”有善有恶,“票其清明之气,而无物欲之累”的,就是圣人、贤人或善人;“票其昏浊之气,又为物欲之所蔽”的,就是愚者和不肖之人。善为天理,恶为人欲,要做贤人或善人,必须“存天理,去人欲”,以防物欲蒙蔽人的善性。此派还认为,“天理”体现为封建的伦理道德,“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主张通过“正心诚意”、“居敬”、“穷理”的功夫,以达到“心与理一”,才能求得“仁”。他们认为“居敬”与“主静”不同,并不是与外界隔绝,闭户静坐,而是无事时敬在心上,有事时敬在事上,时时主敬,即可为仁。在教学思想上,此派重视道问学,谓“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认为“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完元学案·晦翁学案》)主张为学应该通过博览而后归之约。此派主张复三代“王道”之洛,反对陈亮事功之学,与之该难往复,史称“王霸义利之辩”。他—们还与陆九渊:“心即理”、修养“主静”、“发明本心”等观点不同,长期争论不休,其中有两次直接的辩论,一次是就治学方法等问题在江西信州铅山鹅湖寺进行的学术辩论,史称“鹅湖之会”。另一次是就周敦颐《太极图说》而展开的“无极”、“太极”之争。双方在理学基本概念及治学方法上的一致及不同,被学者概括为“宋陆异同”。此派主要著作有: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易学启蒙》、《西铭解》、《伊洛渊源录》、《诗集传》、《朱子语类》、《朱文公文集》、《朱子全书》,熊朋来《经说》,愈联《周易集说》等。此派在南宋是一个最有势力的学派,他们议论时政、褒贬人物,声望日益提高。其政敌韩侂胄请政府下令禁止,一度被列为“伪学”而遭受打击。理宗赵陶又推崇其学说,遂成为理学正统、官方哲学。宋元之际又由赵复传到北方。明清时期,此派学说为统治阶级所提倡,朱熹的《四书集注》被钦定为阐释儒家经典的教科书,为科举考试的命题、答案顿准。“朱子学”在东南亚、特别是在日本影响深远。此派学说与二程“洛学”在思想界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影响长达六七百年之久。此派势力强大,在发展过程中,又分出许多派别,主要有蔡元定所创“西山蔡氏学派”,黄干所创“勉斋学派”,李燔、张洽所创“沧州淆儒学派”,辅广所创“潜淹学派”,陈填所创“木钟学派”,杜煜、杜知仁所创“南湖学派”,蔡沈所创“九峰学派”,陈淳所创“北溪学派”,舒璘所创“广平定川学派”,魏了翁所创“鹤山学派”等。

兼山学派

  〖兼山学派〗北宋郭忠孝所创学派。忠孝洛阳(今属河南)人,字玄之,学者称“兼山先生”,因称所创学派为“兼山学派”。忠孝为安定学派胡瑗、濂溪学派周敦颐的再传弟子,从伊川学派程颐学《易》、《中庸》二十余年,继承二程理学并有所发展,形成自己的《易》、《中庸》学说体系。其子郭雍幼从其学,以传播父说为己任,时称“二郭”。著名学者谢谔、蒋行简等皆从其学,因形成兼山学派。后谢谔等广收门徒,再传其说,弟子常数百人,绵绵不绝,此学派发展到高峰。著名弟子有:欧阳朴、孟程、左揆、曾震、曾机、曾雩、曾克己、曾克允、曾克宽、曾克家、黎立武等。此派对“中庸”学说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中为人道之大,以之用于天下国家。”又曾说,“极天下至正谓之中,通天下至变请之庸。”据说程颐曾为《中庸》作注,见到此说,即把自己的书稿烧了,而属兼山(郭忠孝)以书传之。”此派对易学研究最深,认为“易即道也”,“易贯通三才,包括万理”,也包括君臣之道。还认为“昆”就是“限”。“限立而内外,不越,天之命我,限之内也,不可出;人欲,限之外也,不可入”。亦主张“存天理,去人欲”。他们还认为,人应该有远大志向,“人之立志,要以圣贤自期,毫末私意不介胸中,然后能与圣贤相似。”还认为“仁、义、忠、信,盖无常名,由近而推,则勇于行”,(《宋元学案》卷二十八《兼山学案》)要作到仁、义、忠、信,主要看具体行动。此派受百源学派邵雍之子邵伯温影响,其学说兼有象数学特点。朱熹曾说,“兼山《易解》,溺于象数之学。”此派代表著作有:郭忠孝《兼山易解》,郭雍《郭氏传家易说》,谢谔《艮斋集》、《诗书解》、《论语解》、《左氏讲义》,曾震《群玉集》,曾机《静庵集》。此派主要继承二程学说,虽然也有所得,但发挥不多,因此,影响了学派的发展规模和流传。

介轩学派

  〖介轩学派〗南宋末董梦程所创学派。梦程为鄱阳(治今江西波阳)人,号“介轩”,学者称“介轩先生”,因称所创学派为“介轩学派”。梦程初与董琼、程正刚、余季芳、宋洪范、曹泾等同学于董铢,又学厂程正思,后从学于朱熹高足黄干,为朱熹再传弟子。朱熹弟子黄干曾创“勉斋学派”,其门人主要分为二支,一支为以何基为代表的“北山学派”,一支为以饶鲁为代表的·“双峰学派”。此外,还有自鄱阳流入新安的一派,继二派之后兴盛一时,就是此派。此派一传数传弟子甚多,著名者有:董鼎、胡方平、许月卿、董真卿、范启、程若庸、胡一桂、江凯、程荣秀等。此派“潜心未子之学,上溯伊洛(二程),以达洙泗渊源”,于儒家经典及“理学经济之道,靡不究竟”,尤为推崇朱熹之《四书集注》。认为“六经,天地也;四书,行天之日月也”。谓《四书集注》为“朱子平生精力之所草,而尧舜禹汤文武周孔颜曾思孟之心所寄也。其书推之极天地万物之奥,而本之皆彝伦日用之钥也。合之尽于至大,而析之极于至细也。言若至近,而涵至水之味。事皆至实,而该至妙之理”。此派还重视“易学”研究,认为“宇宙间皆自然之易,易皆自然之天”,“言于象数,而天者具焉。易作于卜筮而天者寓焉”。指出“凡可见者,皆谓之象,其或巧或拙,或密或疏,皆天也”。认为“易解凡几百家,以离文义者不足道,附会取象者尤失之。”(《宋元学案》卷八十九《介轩学案》)最能反映此派特点的是由程朱理学研究逐渐“流为训诂之学”,其著述有许多为训诂考释之作。主要著作有:董梦程《诗经通释》、《书经通释》、《大尔雅通释》,董鼎《四书疏义》,程时登《周易启蒙辑录》,王希旦《易通解》,马端临《文献通考》,胡炳文《易本义通释》、《四书通》,董真卿《周易会通》等。此派规模不大,但其学说从研究程朱理学转为注重诂之学,对后世有一定影响。

荆公新学

  〖荆公新学〗北宋王安石所创区别于先儒的新经学或学派。安石字介甫,号半山,晚年封荆国公,因称所创学派为“荆公学派”。又因安石为江西临川(今江西抚州)人,故又称“临川学派”。又因安石在执政时颁布《三经新义》,所以此派又称“新学学派”。王安石自幼对诸子百家之书无所不读,善理解而不拘守先儒旧说,常以自己之意进行解释。又结合社会现实,融会备家学说,逐步形成自己“新学”思想体系。所著《淮南杂说》、《洪范传》等书初出,学者向慕,争相传诵。后居江宁(今江苏南京),聚徒讲学,从学者甚众,逐步形成自己的学派。执政以后,设局修撰《三经新义》,许多学者参加撰述,扩大了学派的影响。此派弟子甚多,著名者有:王雱、龚原、陆佃、吕希哲、陈样道、许允成、蔡京、蔡卞、林希、蹇序辰、马希孟、孟厚、王昭禹、郑宗颜、耿南仲、王安中、刘仲平、唐耜、林之奇、方悫、邹浩、沈躬行等。此派宇宙观以“元气”为世界本原,认为“元气”具体化为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元素,即“五行”。由“五行”生成天地万物。他们认为“五行”这五种物质元素运动变化不已,谓“五行也者,成变化而行鬼神(奇迹之意),往来乎天地之间而不穷者也,是故谓之‘行”。他们还认为,天地万物运动变化的原因,在于事物本身“有耦”、“有对”(即矛盾的对立面)。谓“五行之为物,其时,其位,其材,其气,其性,其形,其事,其情,其色,其声,其臭,其味,皆各有耦,推而散之,无所不通,一柔一刚,一晦一明。故有正有邪,有美有恶,有丑有好,有凶有吉。性命之理,道德之意,皆在是矣。耦之中又有耦焉,而万物之变遂至于无穷。”(《洪范传》)臆测到事物内部的矛盾运动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内在原因。还认为事物运动变化的基本形式为“相生和相克”,“五行”相生和相克,都是对立物经过斗争,从而“治”成新器物,这都是相反相成。还提出事物变化过程中有“变”和“化”两个阶段,认为“因形移易谓之变,离形顿革谓之化”,(《二程粹言》卷上《论道篇》引)即把渐变叫做“变”,把实变叫做“化”。在认识论方面,此派认为世界可知,强调视和听的作用,以为“可视而可知,可听而思,自然之义也。”但又承认有所谓“不听而聪,不视而明,不思而得”的先验认识。在天人关系方面,他们坚持“天人相分”的观点,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各有其规律,自然界的规律叫“天道”,人类社会的规律叫“人道”。自然灾害与人事得失并无关系,“天变不足畏”,应该重人事而不信天命。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此派认为社会与自然界一样,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在此基础上提出“新故相除”的观点,主张变法革新。他们重新训释《诗》、《书》、《周礼》,颁之学官,号曰《三经新义》,对先儒传注一切废而不用,根据变法需要,另立新说,阐发新义,宣传新学。后又编写《字说》,从训诂方面去阐发经义,宣扬“改易更革”。还对“法先王之政”做了新解,认为“视时势之可否,因情之患苦,变更天下之弊法”,使其适于当前“所遭之变”、“所遇之势”,因此,“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于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为变法制造理论根据。主要著作有: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周官新义》、《老子注》,王雱《论语口义》、《庄子注》,蔡卞《毛诗名物解》,陆佃《尔雅新义》、《埤雅》、《鶡冠子解》、《陶山集》,陈祥道《论语解》,龚原《易传》,耿南仲《周易新讲义》,王昭禹《周礼详解》,林之奇《尚书全解》等。此派学说在王安石变法期间最为兴盛。流传全国。王安石死后,“新法”既废,“新学”亦遭人攻击。哲宗绍圣初年,标榜继承神宗遗业,“新学”再次抬头。徽宗崇宁年间,以崇尚熙宁新法为名,亦宣扬此派学说。靖康年间,程颢、程颐的嫡传弟子杨时为“辟邪说”作《<熙宁奏对日录>辨》、《<三经新义>辨》、《<字说>辨》,邵伯温更假冒苏洵之名作《辨奸论》,对王安石思想与变法全面否定。南宋绍兴年间开始禁止“荆公新学”,乾道、淳熙年间仍然有人抨击“新学”及王安石等。此派学说几经崇黜,凡六十余年。终于被统治者所废弃。此派在发展过程中,其弟子吕希哲另创“荥阳学派”,邹浩等创“陈邹学派”。郑侠虽列为此派门人,但后来与此派学术思想完全不同。

景迂学派

  〖景迂学派〗北宋末南宋初晁说之所创学派。说之羡慕司马光之为人,自以“景迂生”为号,故称所刨学派为“景迂学派”。自幼苦读经书,别有所得。苏拭“称其自得之学,发挥五经,理致超然,不践陈迹”,以文章典丽、可备著述荐之。说之因得以学习司马光之学问,于太玄象数学领会颇深。又从百源学派邵雍弟子杨贤宝传其先天象数之学,“和刘斟酌,以穷三易之旨”。再从泰山学派孙复弟子姜潜等讲《洪范》之学,与晁泳之刘蒙仲、汪革等为学友,往来甚密。博采,众家之长”,以成一家之言,因形成自己的“学派”。著名弟子有朱弁、王安中、邵溥等。此派学问庞杂,于儒家经典、各家之言,无所不学,在学习时,“不苟同于前儒”,敢创新意。以学习《易学》和“太玄象数学”为主要特点。晃说之师法司马光,苦读其《太玄集》,因取司马光《太玄历》及邵雍《太玄准易图》,布星辰、辨气候、分昼夜,又将《易学》相参于其中,作《星玄星纪谱》。以为治学“不明乎易,则亦无以玄为,而不通乎玄者,则又徒为易也”,历辩诸家谈玄及谈易之央。此派师法司马光涑水之学,反对王安石“新学”,继承司马光怀疑《孟子》之说,以王安石尊孟,极力诋毁《孟子》。晁说之长期苦读儒家经书,晚年却颇信佛学,经常吟诵《法华经》,自称“国安堂老法华”,又称“天台教僧”。认为“经言体而不及用,其言用则不及体,体用所自,乃本乎释氏。”(《宋元学案》卷二十二《景迂学案》)主要著作有昆说之《易高瞿大传》、《易瞿翟小传》、《商瞿易传》、《商瞿外传》、《易规》、《易玄星纪谱》、《晁氏书传》、《晁氏春秋传》、《春秋辨文》、《中庸传》、《论语讲义》、《壬寅孝经》、《五经小传》、《京氏易式》等,今存《儒言》、《晁氏客语》、《景迂生集》。此派规模不大,许多儒者以其诋毁《孟子》及晚年从佛而嗤之以鼻。王安中初从其学,但并末接受其反“新学”之观点,后来返归新学。但在传播先天象数学及疑古方面具有独到见解,仍为一些人所推出崇。

静清学派

  〖静清学派〗南宋末史蒙卿所创学派。蒙卿为鄞县(今湖辽宁波)人,曾自号“静清处士”,因称所创学派为“静清学派”。史称“四明之学,祖陆氏(陆九渊)而宗杨(机简)、袁(袁燮),其言朱子之学,自黄东发(黄震)与先生始”。蒙卿早师朱熹再传弟子小阳先生(阳岊),学习朱熹理学。又曾拜王应麟为师,王应麟曾从学于王应颧,王应颧曾从学于真德秀,真德秀为学祖述朱熹,以朱门弟子詹体仁为师,因此,蒙卿从王应麟学习,亦出自朱学。蒙卿一改家乡宗陆之风,潜心研究朱子理学,“务明体以达用”,然对朱学并不盲从,间有发挥,因创具有自己特点的学派。一传数传弟子有:程端礼、程端学、蒋宗简、乐良、戚秉肃、王楚鳌、徐仁、张信、陈韶等。此派为学宗主朱熹,以钻研儒家经典为主,尤重《春秋》。认为“学问进修之大端”有四,“一曰尚志,二曰居敬,三曰穷理,四曰反身”。主张为学“莫先于尚志”,立志以后,“便当居敬,以涵养其本原”。认为“人心虚灵,天理具足,仁义礼智皆吾固有。圣贤之所以为圣贤者,非自外而得之也。苟能端庄静一以涵养之,则志气清明,义理昭著,而人欲自然退听”。经过这样一番“居敬”、“涵养”工夫,再去穷理,理必明,“以此反身,身必诚”。认为穷理之要,在于“格物致知”,在于读书。通过格物致知穷得此理,再以“所穷之理,反之于身,以践其实”。此派虽继承程朱理学,但亦有修正和发挥之处。史蒙卿与王应麟说经,多有不合之处,据此“可知静清虽宗主朱学,而其独探微言,正非墨守集传章句或问诸书以为苟同者”。(《宋元学案》卷八十七《静清学案》)主要著作有:史蒙卿《静清集》,程端礼《集庆路江东书院讲义》、《存存斋铭》,程端学《春秋本义》、《三传辩疑》、《春秋或问》等。此派学说主要流传于福建、江浙一带。黄百家曾指出,“庆元自宋季,皆传陆子之学,而朱学不行于庆元,得史静清而为之一变。盖慈湖(杨简)之下,大抵尽入于禅,士以不读书为学。源远流分,其所以传陆子者,乃其所以失陆子也”(《宋元学案》卷八十七《静清学案》)。

九峰学派

  〖九峰学派〗南宋蔡沈所创立的学派。沈曾隐居九峰山,学者称“九峰先生”,因称所创学派为“九峰学派”。其父蔡元定为“西山蔡氏学派”创始人、朱熹挚友与学生。蔡沈少承家学,入则服膺父教,出则师事朱熹,倍守朱熹之说。韩侂胄执政,斥道学为“伪学”,他随父谪道州(今湖南道县),父殁,归隐九峰山,专心著述讲学,因形成自己的学派。一传数传子孙和弟子有:蔡模、蔡杭、蔡权、陈兆祖、刘钦、何云源、刘泾、刘汉传、刘实翁、黄镇成、陈师凯、刘震、王充耘等。此派学术思想兼有义理与象数学两个方面,以抽象的“数”和“理”作为宇宙本源。蔡沈专习《尚书》,历数十年。曾受父命著《洪范皇极》一书,用邵雍《皇极经世》的“先天数学”讲《尚书·洪范》,认为天地、人物皆由数所派生,谓“天地之所以肇者数也,人物之所以生者数也,万事之所以失得者亦数也。”又把数与理联系起来,认为理为万事万物之本,事物备有理,然总理只有一个。巧妙地将周敦颐之太极和程朱的理结合起来。在《洪范皇极内篇》中,又仿《易》之六十四卦,定出八十一个范畴,论述天地、阴阳、理气;体用、动静以至动、植物等自然现象。认为《易》卦来源于《河图》,范畴来源于《洛书》。其范畴对于《易》卦,“自为一家”,别为一个系统。反映出把象数学与自然现象相联系的研究特色。蔡沈还受朱熹嘱托,注释《尚书》,撰成《书经集传》一书,其书参考众说,融会员通,注意“发明二帝三王”等圣贤“用心之要”。即有新义,又匡正前人谬误。注释浅显易懂,不作繁琐考据。为先儒所未及,较《尚书孔传》更为明晰,遂为元、明、清士人必读课本,定为科举依据。主要著作尚有:蔡沈《蔡九峰筮法》,刘钦《尚书衍义》,刘汉传《洪范奥旨》、《止善集》,王充耘《读书管见》、《书义主意》、《书义种式》等。此派由于《书集传》被元以后定为科举功名的必读书。

丽泽学派

  〖丽泽学派〗南宋叶邽、楼昉等人创立的学派。代表人物还有叶邽、楼昉、李诚之、王介、乔梦符、王洽、石范、朱质、叶秀发、潘景宪、戚如琥、汪大度、时澜等六十多人。此派代表人物皆为东莱学派吕祖谦门人,二程四传弟子。以卫护两门、传播师说为宗旨,形成自己的学派。亦称“丽泽诸儒学派”。一传数传弟子甚多,著名者有:时荣发、徐侨、李璧、李埴、郑清之、王介、王应麟、王应凤、赵范、赵葵、王柏等。此派为学“博极群书”,而以信守和传播其师吕祖谦学说为主,以“笃信好学、守死善道”为八字箴言。他们既继承二程学说,“极深性理之学”,又发挥其师所创“经世致用”学风,特别强调“务实”,反对“务虚”,“不事论说”、“以实践为宗旨”。“其学务以修身齐家,见诸实用,不为空言”。他们也提倡“仁”、“义”和“爱人”,反对过于追求利禄,“学以寡欲为宗”,教育弟子曰:“既不为禄利,复不求人知,斯所谓问学者邪”。(《宋元学案》卷七十三《丽泽诸儒学案》)主要著作有:乔行简《周礼总说》、《孔山文集》,王介《浑尺集》,叶秀发《论语讲义》,郑宗强《坦溪集》,羊永德《春秋发微》,李大同《群经讲义》,时澜《南堂集》,巩嵘《厚斋集》等。此派对于传播和发展“东莱学派”思想具有一定作用,清人全祖望在评论此派时指出:“明招学者,自成公(吕祖谦)下,世忠公继之,由是递传不替,其与岳麓之泽,世称克世”。“明招诸生,历元至明末未绝,四百年文献之所寄也”。王锌材也指出:东莱学派二支最盛,一自徐文清(徐侨)再传而至黄文献、王忠义;一自王文宪(王柏)再传而至柳文肃、宋文宪。皆兼朱学,为有明开一代学绪之盛”(《宋元学案》卷七十三《丽泽诸儒学案》)。此派弟子王柏另创“北山四先生学派”,王应麟创“深宁学派”。

濂溪学派

  〖濂溪学派〗北宋周敦颐等人创立的理学学派。敦颐原居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濂溪,世称“濂溪先生”,因称所创学派为“濂溪学派”。敦颐喜谈名理,精于《易》学,与程颐、胡宿、周文敏、傅耆、李初平、王拱辰、许渤、孔延之等交往甚密,互相切磋义理。晚年在庐山莲花峰下建濂溪书堂讲学,从学者众,著名理学家程颢、程颐亦游于门下,因形成“濂溪学派”。著名弟子除二程以外,尚有苏轼、黄庭坚、胡宗愈、周寿、周焘、刘虹、孔武仲、曾几等。该派以《周易》为宗,混合道家“有生于无”和儒有“中庸”思想,据道教《无极图》撰《太极图说》,提出一个简单而系统的宇宙构成理论,认“无极”、“太极”为宇宙根本,认为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阴阳二气通过变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行,由五行生成万事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乾道生男,坤道成女”,“人也得共秀而最灵”(《太极图说》),认为人也是由太极而生。确立了“太极本体论”的学说。又提出“太极本无极”的命题,认为万事万都都是由这个“无”产生,宣传了道家“无中生有”的观点。他们又揉合孟子“寡欲”、道教“养生”和佛教“修心”学说,提出“诚”和“主静”的修养理论。他们说的“诚”,是模仿“太极”而建立的“人极”,认为“诚”是人至善的本性,是仁、义、礼、智、信五常之本,是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要达到这一最高境界,必须“主静”,就是“无欲”,不要有任何欲望,安安静静,潜心修养,就可以达到“纯粹至善”的最高境界了。该学派对“新学”态度游移,与“蜀学”有某些思想联系,属于客观唯心主义体系。但其中也包含一定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他们曾说:“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又说,“动而无静,静而无动,物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神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非不动不静也”(《太极图说》)。认为万事万物都在不断地运动和变化。主要著作有周敦颐《太极图说》和《通书》(后人编为《周子全书》)等。该派于理学有开创之功,他们已经提出了理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如太极、无极、理、气、心、性、命、诚、动、静、阴、阳等,二程在此基础上确立了理学体系。在宋代濂、洛、关、闽四大理学学派中。濂溪学派被列为首位。南宋朱嘉所列“北宋五子”(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也以周敦颐领衔。实际上,此派在北宋影响不大,只是经南宋张拭、朱嘉推崇后,才被尊为理学开山,《太极图说》也被奉为理学经典,始获得较高的学术地位,对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儒学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明太祖朱元璋即位之初,尊立太学,“令学者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东林列传》卷二《高攀龙传》)。濂学以其开创理学之功,在封建社会后期盛行不衰。

刘胡学派

  〖刘胡学派〗南宋刘勉之、胡宪、刘子翚等人创立的学派。三人皆为建州崇安(今属福建)人,号称“三先生”。刘勉之与胡宪少以乡贡进入太学,当时,禁止伊、洛之学,二人“阴访伊洛程氏之书,藏于箧底,深夜下帷燃膏,潜抄而默诵之”。既而,听说慷定曾从程颐游、精通《易》学,遂前往师事焉。后来,刘勉之又从学于元城学派刘安世和龟山学派杨时,但他鄙薄科举,归结草堂读书和讲学。胡宪亦强调“所谓学者,非克己功夫耶?”归隐故山。刘勉之广交游海内名士以后,也辞归武夷山,专事讲学。三人日以讲论切磋为事,又以陆亦颜、方德顺、朱松等为友,交往甚密。远近学者,闻名而至,络绎不绝,因形成“刘胡学派”,亦称“刘胡诸儒学派”。此派弟子甚多,著名者有:朱熹、吕祖谦、刘懋、邵景之、方耒、刘洪、刘砰、黄钵、詹体仁、林之奇、李楠、李樗、刘炳等。此派尊奉二程。反对王安石“新学”。于儒家经典无所不读,尤重于《易》。认为“学易者,必有门户”,“复封”,就是“《易》之门户”,主张“学《易》莫先于复,而初九乃其工夫之要”。特别注重“克己”,教授诸生“训以为己之学”。主张“取人以德行经术为先,其次则通习世务’。”为学重视“前代治乱兴衰”,(《宋元学案》卷四十三《刘胡诸儒学案》)以补时用。主要著作有胡宪《论语说入刘子翚《屏山集》,邵景之《玉坡集》。此派与朱熹之父朱松关系密切,松临死之前,特嘱其子熹并受三先生学,朱熹自谓“从三君子游,而事籍淝(胡宪)先生为最久”。此派对朱熹早期思想形成。有一定影响。后来,朱熹另创“晦翁学派”,集理学于大成。另一弟子吕祖谦又创“东莱学派”。

刘李学派

  〖刘李学派〗北宋末南宋初刘绚、李吁等人创立的学派。二程弟子继承并发展师说,纷纷另立门户,创立自己的学派,吕希哲创“荥阳学派”,谢良佐创“上蔡学派”;杨时创“龟山学派”,游酢创“廌山学派”、尹淳创“和靖学派”。郭忠孝创“兼山学派”,王萍创“震泽学派”等,刘绚、李吁与其余著名弟子侯仲良、刘立之、朱光庭、邢怨、张绎、马伸、吴给、周孚先、周恭先、晏敦复、衰溉、焦瑗、周纯明、孟厚、冯理、谢缇、李参、谯定、翟霖、赵彦道、唐棣、畅大隐、范文甫、畅中伯、林大节、张闳中、邵博、李处廉等则以传播师说为己任,形成自己的学派,称“刘李学派”,或“刘李诸儒学派”。他们纷纷聚众讲学,弟子众多,著名者有胡实、胡宁、胡宏、薛季宣、蒋行简、沈焕、高闶、赵敦临、童大定、刘勉之、胡宪、张浚、李舜臣、李心传、张行成等。此派以俗守师说为主,“奋不顾身,以卫师门”。以“倡明道(理)说”自任,认为“天下安危,国家隆替之所关系者,天实为之”,“义理之在人心者,说不可得而混也”,认为“辩别义理”,“学者当自求之,他人之言善,非吾有。”他们还认为“为学之本,主干忠信”,“格物致知为进道之门”,“正心诚意为人德之方”。主张“笃学力学”。程颐曾说:“游吾门者众矣,而信之笃,得之多,行之果,守之固,若子者(指刘绚)几希。”(《宋元学案》卷三十‘《刘李诸儒学案》)此派代表著作有李吁记录的《师说》,李参集录的《程氏春秋说》,邵溥《邵氏集》,李心传《学易编》、《春秋考》、《礼辩》、《道命录》等。此派对于传播二程学说有一定作用。其弟子胡寅另创“衡麓学派”,胡宏创“五峰学派”,薛季宣创“艮斋学派”、沈焕等创“广平定,州学派”,刘勉之、胡宪创“刘胡学派”,张浚等创“赵张诸儒学派”,张行成等创“张祝诸儒学派”。

龙川学派

  〖龙川学派〗南宋陈亮所创学派。学者称陈亮为“龙川先生”,因称所创学派为“龙川学派”。又因为陈亮是婆州永康(今属浙江)人,故亦称“永康学派”。亮喜谈兵,得郡守周葵赏识,授以《大学》、《中庸》,遂潜心研究儒家经典。在太学为国子祭酒芮煜门人,又曾师事郑伯熊。全祖望、黄百家等均说陈亮之学,无所师承,“惧以读书经济为事”。确实别有所得。又与吕祖谦、薛季宣、叶适、陈傅良、倪朴友善,互相探讨功利学说,逐步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二十七岁时上《中兴五论》,纵论时势,反对与金议和,未被采用。即返归故里,授徒讲学,传授自己的学说,远近学者,闻名而来,遂形成“龙川学派”。一传数传弟子甚众,著名者有喻民献、喻南强、吴深、陈颐、钱廓、方坦、郎景明、陈猛、凌坚、何大猷、刘范、楼应元、章椿、厉仲方、丁希亮、陈刚、黄景昌、谢翱、吴莱、宋濂、胡翰、柳贯等。此派政治思想,认为,宋朝的法制虽不可以轻易变革,但亦应有所变通,以适应新的形势,谓“法令不必尽酌之古,要以必行”,立志于“救时”、“除乱”之功。在宇宙观方面,此派认为世界是由物质构成的,“盈宇宙者无非物,日用之间无非事”。提出“道在物中”、“理在事中”的命题,认为“道非出于形气之表,而常行于事物之间”,反对反“道”看作脱离具体事物而独立存在的精神本体,认为道理只能存在于事物之中。又提出“因事作则”的主张,认为要想知道世界上千变万化之事物的道理,就要依据事物,从中引出规律来。肯定事物的可知性,谓“天人之际,昭昭然可考而知也”。此派提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功利主义,“专言事功”,讲求实效,认为“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人才以用而见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主张“各务其实”,重视商业,强调农商“相资以为用”。反对理学家空心性命理,抨击那些“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不关心国家兴衰、人民疾苦的人,皆为“风痹不知痛痒之人”。指责理学家空谈心性,“相蒙相欺,以尽废天下之实”,“终于百事不理”。他们还认为“义”和“利”从来都是并存的,谓“义利就在利欲中,故利体现了义,人欲体现了天理”。又认为“王道”和“霸道”在历史上也是交杂并用的。曾与朱熹就“王霸义利”问题,往复辩论,反对朱熹“三代专以天理行,汉唐专以人欲行”的观点。朱熹把陈亮的意见归结为“义利双行,王霸并用”八个宇,陈亮大不以为然,强调自己的主张是王霸一元论和义利一元论,认为王霸和义利“只有一个头颅做得成耳”。这就是宋代思想史上有名的“王霸义利之辩”。(《宋元学案》卷五十六《龙川学案》)主要著作有:陈亮《龙川文集》(中华书局1974年版改为《陈亮集》),喻南强《梅隐笔谈》,吴莱《尚书标说》、《春秋世变图》、《春秋传授谱》等。此派与朱熹“晦翁学派”、陆九渊“象山学派”观点不同,往复核难,被他们视为洪水猛兽。而与薛季宣、陈傅良、叶适“永嘉学派”的主张基本一致,同被称为“功利之学”或“功利学派”。又因与“金华学派”、“永嘉学派”同处浙东,故又同称为“浙东学派”。此派的功利思想,多少包含有对“生由之利”的愿望,有着重要的社会政治意义,对后世影响十分深远。

庐陵学派

  〖庐陵学派〗北宋欧阳修所创学派。因其为北宋吉州庐陵(今江西声安)人,故所创学派被称为庐陵学派。修四岁而孤,在母亲培养教育下长大。幼贫而好学,曾以获画地练字。天圣八年(1030)一年中第,努力学作古文、诗歌和探研儒家大经等,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学者恭名求教者,络绎不绝,修又特别喜欢奖掖后进,天下翁然尊以为师,因形成庐陵学派。此学派成员、门人弟子甚多,刘敞、张巨、陈舜俞、王安石、曾巩、曾肇、苏轼、苏辙、陈师道、吕希哲、吕希纯等,都曾是该派的佼佼者。该派为学,博通五经,“不惑传注”,勇于疑古,所撰《诗本义》、《易童子问》、《春秋论》、《春秋权衡》、《春秋传》、《七经小传》等对《易经》等经书传注多所驳正,力主《系辞》、《文言》、《说卦》等篇非孔子作。开宋人疑古和以己意释经之风。此派重儒,反对佛教,认为佛法为患千百余年,屡禁不止,流传越来越广”,其主要原因是“王政阙,礼义废”。为治之方,就是要“补其阙,修其废”,使王政明而礼义大兴。只要儒家思想深入人心,虽有佛,也无由而入。主张大立学校,讲授“圣学”,进行儒家思想教育,使天下之人皆知仁义礼智,就可以抵制佛教。同时,注重弘扬史学,著有《新五代史》、《新唐书》等,讲述圣王历史功绩,传播儒家思想。该派以经世为己任,谓“文章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主张嗡嗡嗡新,为文朴实,注重思想内容,力矫五代以来雕饰卑弱的绮靡文风。主要著作有,欧阳修《欧阳文忠公文集》,刘敞《春秋权衡》、《春秋传》、《春秋意林》、《七经小传》、《公是集》,张巨《易解》,李撰《毛诗训解》、《孟子讲义》等。此派创始人欧阳修所奖掖的王安石后创“荆公新学”,吕希哲另创“荥阳学派”,苏轼、苏辙等创“苏氏蜀学”等,进一步发展了庐陵学派的思想,同时,也出现了与庐陵学派思想相左之处。

鲁斋学派

  〖鲁斋学派〗宋末元初赵复、许衡等人创立的学派。赵复为朱熹私淑弟子,颇通程朱理学,学者称“江汉先生”。端平二年(1235)在家乡德安(今湖北安陆)被蒙古阔端军俘虏。姚枢奉诏于军中求儒士,获释,并随其来到燕京(今北京),授徒讲学,学子从者百余人,既而主讲太极书院,最早将程朱理学传至北方。又将程、朱所著诺经传注及自己所作《传道图》、《伊洛发挥》等付与姚枢。枢后退隐辉州苏门,以传其学,由是许衡、郝经、刘因等皆得其书,潜心钻研。许衡造诣最深,成其大宗。又与窦默、刘德渊、张文谦、杨奂、王粹等为友,精心切磋学术,以程朱理学教授门徒,一时学业大兴,形成自己的学派。因许衡号“鲁斋”,学者称为“鲁斋先生”,故称此派为“鲁斋学派”。此派弟子甚多,著名者有:姚燧、孛术鲁翀、耶律有尚、吕或、刘宣、贺伯颜、徐毅、白栋、王都中、李文炳、王遵礼、赵矩、刘季伟、韩思永、刘安中等。此派承袭朱熹之统,以传播程朱理学为宗。他们说“理”是事物的“所以然”和“所当然”,“所以然者是本原”、“所当然者是末流”;“所以然者是命”,“所当然科是义”。“每一事每一物须有所以然与所当然”。认为“道”不是远离人间的东西,而是“民生日用”。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能仅仅“徒事于言语文字之间”,更重要的则是“践履力行”。“修己,教人”。因此,他们特别提倡养民“治生”之说。后人渭其理学,“举而措之事业”,“不离日用”。入能“事君”,出能“佐时”,有用于天—卜。人元以后,此派主张推行“汉法”,谓“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汉法乃可长久”,在促进民族之间的思想文化交流和融合方面,具有重要贡献。此派虽然蹈袭程朱理学,但其中亦杂入陆九渊“心学”,如提出“心与天地一般”、“心之所存者理也”,“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等观点。均强调“心”的作用。(《宋元学案》卷九十《鲁斋学案》)主要著作有:赵复《传道图》、《伊洛发挥》、《希贤录》,许衡《鲁斋遗书》,姚燧《牧庵文集》等。此派学说在元朝兴盛一时,对于传播程朱理学具有重要贡献。使南宋理学遍传中州。,史称许衡“朱于之后一人”,与南方理学大师吴澄合称为“南吴北许”。清代,此派学说亦受到学者一定重视。

吕范学派

  〖吕范学派〗北宋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及范育等人创立的学派。张载所创“关学”,盛时不下“洛学”。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范育、苏炳、游师雄、种师道、潘拯、李复、田腴、邵靖、张舜民、薛昌朝等均为高平学派范仲淹的再传弟子、横渠学派(关学)张载的门人,唯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苏炳于载卒后,改为师事二程,成为程门重要弟子,其中,大临与谢良佐、杨时、游酢并称“程门四大弟子”。他们虽从二程学习“性理学”,但仍信奉张载学说,形成一个融关学与洛学于一体而偏向关学的学术派别,因此派以三吕、范育领衔、故称“吕范学派”,也称“吕范诸儒学派”。此派弟子甚多,著名者有马涓、张瞻、周行己、许景衡、沈躬行、谢天申、吕好问、吕切问、邵整、邵景之、苏大彦等。此派主张传道修业应以治经为本,反对空言讲习。提出“仁”乃“力行”,而非“爱人”之说。尤为重视《中庸》,曾与二程讨论“中之道”等问题,提出“中者,道之所由出”的观点,认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达道”,“则性与道,大本与达道”是一致的。又认为“中即性”,“在天为命,在人为性,由中而出者”就是道。又说“不倚之谓中,不杂之谓和”等。又认为喜怒哀乐之末发谓之“中”。此心即为“赤子之心”,“赤子之心”就是“纯一无伪”。还指出“万物之生莫不有气”,“洗然之气,充塞天地,虽难得而言,非虚无也”。认为气为神之盛,莫不有魄,魄为鬼之盛,“故人亦鬼神之会尔”。认为“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良心所发,莫非道也。在我者,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皆道也;在彼者,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交,亦道也。”“在物之分则有彼我之殊,在性之分则合乎内外一。体”。这些学说为程颐所不取,认为“守横渠(张载)说甚固”。他们还作《克己铭》,有“凡厥有生,均气同体”,“立己与物,私为町畦”等句,朱熹认为“不合以己与物对说”。他们还主张“为政当先以守法为重’,提倡“笃实”,“躬行”。注重冠、昏、丧、祭之礼,曾率乡人作《乡约》,提倡“德业相励”,“见善必行,闻过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还提倡“过央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等。(《宋元学案》卷三十一《吕范诸儒学案》)主要著作有吕大忠《辋川集》,吕大临《易章句》、《大易图象传》、《孟子讲义》,吕大钧《四书注》、《诚德集》。游师雄《分疆录》,李复《澜水集》等。此派在传播二程和张载学说以及融合两家学说方面有一定影响。其弟子周行己、许景衡等另创“周许诸儒学派”。

勉斋学派

  〖勉斋学派〗南宋黄干所创学派。福州闽县(今属福建)人,字直卿,号勉斋,学者称“勉斋先生”。因称所创学派为“勉斋学派”。干早年师事朱熹,深得朱熹赏识,成其门婿,深得师传。后相继知汉阳军、安庆府,讲学白鹿洞书院等。与李燔、张洽、刘刚中、李方子、杨揖、杨仕训、王遇、刘矾、李道传、胡伯履、詹初、余元一等为友,往复论道,博采众说,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晚年归里,授徒讲学,弟子日盛,本成自己的学派。弟子著名者有:何基、何南坡、饶鲁、方暹、万镇、张元简、赵师怒、董梦程、蔡念成、吴泳、陈象祖、方来、叶士龙、熊刚大、赵必愿、宋斌等。此派主要继承程朱理学之思想体系,并有所发挥。以维护师门为宗旨,对朱熹所谈理学观点,几乎皆有论述。他们持“太极本体论”观点,力倡“道统”学说。认为“有太极而阴阳分,有阴阳而五行具,太极士五妙合而人物生,赋于人者秀而灵,精气凝而为形,魂魄交而为神,五常具而为性,感于物而为情,措诸用而为事。物之生也,虽偏且塞,而亦莫非太极二五之所为,此道之原之出于天者然也。圣人者又得其秀之秀而最灵者焉,于是继天立极,而得道统之传”。他们认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于思、孟子相继传授“道统”,孟子以后,道统一度中断。北宋周敦颐继孔孟道统不传之绪,二程又得统于周敦颐,朱熹又得统于二程,儒家道统之学才又被传下来。此派对宗儒的“理一分殊”说作了进一步阐述,认为“道之在天下,一体一用而已。体则—本,用则万殊。一本者,天命之性;万殊者,率性之道。天命之性,即大德之敦化;率性之道,即小德之川流”。“大德之敦化”为“大莫能载”,“是万物统体一太极也”。“小德之川流”为“小莫能破”,“是一物备具一太极也”。此派又提出,“致知乃人道之方”,但以“默认实体”为致知之根本方法。他们又认为封建伦理道德,“根于人性之本然”,主张“居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克己以灭其私,存诚以致其实”。以达到维护封建伦理纲常的目的。(《宋元学案》卷六十三《勉斋学案》)主要著作有:黄干《经解》、《勉斋文集》,吴昌裔《文集》、《四书讲义》、《储鉴》、《蜀鉴》,陈如晦《论语问答》,郑鼎新《礼学举要》、《礼学从宜集》等。此派对于维护朱熹学说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黄干自称,朱熹死后,学者争相发挥其学说,“识见之偏,义利之交战”等纷纷出现,“言论纷然,诳惑斯也,又有后生好怪之徒,敢于立言,无复忌惮。盖不待七十子尽没,而大义已乖矣”。黄干则站出来维护师说,光大其传。清人全祖望评论此派时指出:“嘉定(1208—1224)而后,足以光其师传,为有体有用之儒者,勉斋黄文肃公(黄干)其人”,“三先生(指朱熹、张拭、吕祖谦)之后,勉斋一人而已”(《宋元学案》卷六十三《勉斋学案》)。此派在发展过程中,其弟子何基等另创“北山四先生学派”,饶鲁创“双峰学派”,董梦程创“介轩学派”等。

明道学派

  〖明道学派〗北宋程颢所创理学学派。颢洛阳人,字伯淳,学者称“明道先生”,因称所创学派为“明道学派”。颢十五岁时,听说周敦颐论道,遂与其弟程颐登门求教,慨然有求道之志。最初泛滥于百家,出入于佛老,后返求于六经。与其表叔张载和住在洛阳的邵雍往来甚密。在他们的影响下,颢刻苦钻研,认真体会,将各家思想融会贯通,终于建立了自己的理学体系。长期在洛阳讲学,宣传自己的主张,因形成“明道学派”。弟子众多,著名者有:刘绚、李吁、谢良佐、杨时,游酢、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侯仲良、刘立之、朱光庭、田述古、邵伯温、邢恕、靳裁之、胡安国、李俊民等。此派宣称“吾学虽有所授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二程外书》卷十二),把周敦颐的“无极”、“太极”和邵雍的“先天”发展为“天理”,作为最高范畴,认为“理”或“天理”永恒存在,是先于自然和社会而存在的最高原则。认为“一阴一阳谓之道(理)”万事万物皆出于理,有理则有气,再由阴阳二气交感而生万事万物,“独阴不生,独阳不长。偏则为禽兽、为夷狄,中则为人”。又以为“天理”在伦理上则体现为封建的“三纲五常”,主张为学以“识仁”为主,认为“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智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便须“以诚敬存之”。又提倡“立静立极”之“定性说”。认为性无内外,强调人心与外不可分,使“物”、“我”浑然一体。提出“天者理也”和“见心便是天,尽之便知性”的命题,宣扬心即性,理即命,故“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本为一事。又认为“良知良能无不丧失”,知识、真理的来源,只是内在于人的心中。在认识天理的方法和步骤上,强调内心静养,“当处便认取,更不可外求。”(《遗书》卷二上)这种学说,后来被陆九渊和王守仁所继承发展,成为“心学”之先导。主要著作有程颢《识仁篇》、《定性书》等。此学派与程颐“伊川学派”奠定了宋代理学基础,为南宋朱熹所继承和发展,形成系统程朱理学。其中,此派部分学说又为南宋陆九渊所吸收,形成理学中的“心学学派”。参见“伊洛之学”条。

默堂学派

  〖默堂学派〗北宋末南宋初陈渊所创学派。渊学“知默”以其居室为“默堂”,学者称“默堂先生”,因称所创学派为“默堂学派”。渊为陈邹学派陈瓘之从孙,安定学派胡瑗、濂溪学派周敦颐、明道学派程颢的再传弟子,伊川学派程颐和龟山学派杨时的门人,成为杨时之爱婿。渊幼年得闻家学,既长从学于程颐,又师事程颐高足杨时,成为杨门“首座”。渊于书无所不读,师事杨时以后,“济以涵养,熏陶义理,步趋矩度”,很快成为扬时理学的忠实信徒。又与罗从彦、范冲为友,往还甚密,多受教益。努力传播杨时之学,并加以发展,形成自己的学派。此派弟子不多,著名者有沈度等。此派与“豫章学派”观点相近,极力反对王安石“新学”,认为“道之大原,安石无一不差”,谓“圣贤所传,只有《论语》、《孟子》和《中庸》,《论语》主仁,《中庸》主诚,《孟子》主性。爱特仁之一端,而安石遂以‘爱’为‘仁’;其言《中庸》则谓‘中庸’所以接人,高明所以处己。”皆为荒谬之之言。又说,“盂子发明性善,而安石取杨雄善恶混之言,至于无善无恶,又溺于佛,其失性远矣。”此派攻击王安石溺于佛,实际上他们才真正溺于佛,清人全祖望曾指出,此派“禅学深入之,而龟山(杨时)亦未能免于此也。”(《宋元学案》卷三十八《默堂学案》)主要著作有陈渊《默堂集》。此派规模不大,从学者少,又溺于禅学,“所以不得不输正统于豫章(罗从彦)”(《宋元学案》卷三十八《默堂学案》)。

木钟学派

  〖木钟学派〗南宋朱门弟子、永嘉(今属浙江)人陈填、叶味道所创学派。因陈填取《礼记·学记》“善问者如攻坚木”、“善待问者如撞钟”之意,作《木钟集》,以问答形式阐发程朱理学思想,故称所创学派为“木钟学派”。陈填字器之,学者称“潜室先生”,韧师事于永嘉学派集大成者叶适,后又拜朱熹为师。叶味道亦曾从师于朱熹。永嘉从朱子之学者,自二人始。二人对朱子之学十分敬服,又融合永嘉学派部分思想,逐步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后来,江淮制使赵善湘建明道书院,聘请陈填为干官兼山长,从学者日益兴盛。时味道亦授徒讲学。因形成自己的学派。此派一传数传弟子甚多,著名者有:翁敏之、翁岩寿、车安行、董楷、徐霆、赵复斋、缪主一、王梦松、赵景纬、王柏、胡一桂、车若水、余学古、胡长孺、陈刚、谢降、章仕尧、徐兴祖、黄淮等。此派“墨守师说”,以阐发程朱理学为主,同时也吸收其他学派一些思想,形成自己学派的特色。他们以“阴阳二气之聚散”释鬼神之理,认为“气聚则始而生,气散则终而死。聚而生者为人,散而死者为鬼。有聚则必有散,聚散本一理也”。认为“贤者之死而致生之,则其鬼神;不贤者之死而致死之,则其鬼不神”。指出“死而气散者,其常也。若不得其死,郁结不散者,其变也”。“其气不散,为妖为厉”。强调“设为宗桃”,“教民亲爱”,为暴死者立嗣以奉其后,“庶乎鬼有所知,而神始安宁矣”。此派推崇义理之学,认为“记问之学虽博而有限,中窒故也;义理之学至约而无穷,申明故也”。尤重“心”“性”的探讨,认为“心体昭融,其大无外,包具许多众理,是之为性,性即理也。理有未穷,则心为有外,故尽心必本于穷理。盖谓穷究许多众理,则能极心体之昭融而无不尽。性与天只是一理”。认为“性者人心所具之天理”,但由于人们“票赋之不齐”,故又分为“义理之性”和“血气之性”,“仁义理智者,义理之性也;知觉运动者,气质之性也”。认为圣人具有“义理之性”,其心“渣滓净尽,统体光明,具众理而该万用”。一般人众则要通过持敬慎独、向内修养的功夫,克服“气质之性”,达到“开眼便见此理,更不持渐次安排”的填界。(《宋元学案》卷六十五《木钟学案》)主要著作有:陈填《木钟集》、《禹贡辩》、《洪范解》,叶味道《四书说》、《大学讲义》、《祭法宗庙庙享效社外传》,车安行《楼冰集》,董楷《克斋集》,缪主一《无隐集》,胡一桂《古周礼补正》,胡长孺《石塘文集》等。清人全祖望评论此派说:“永嘉为朱子之学者,自叶文修公(叶味道)与潜室(陈填)始,文修之书不可考,《木钟集》犹有存焉。自是而永嘉学者渐桃昆斋(薛季宣)一派矣”。(《宋元学案》卷六十五《木钟学案》)其弟子王相等另创“北山四先生学派”。

南湖学派

  〖南湖学派〗南宋杜煜、杜知仁兄弟所创学派。学者称杜煜为“南湖先生”,因称所创学派为“南湖学派”。兄弟两人最初从学于石墩,后来石墩又把他们介绍给朱熹,于是师事朱熹达十余年之久,深得其传,因形成自己的学派。一传数传弟子甚多,著名者有:杜范、邱渐、车若水、胡常、王贲、沈可亨、蔡希点、戴良齐、方仪、盛象翁、潘希宗、金叔明、吴澄、戴亨等。此派推崇朱熹之学,谓“道在是也,穷理求仁,吾知所止”。以“讲明道学”为主,尤重《六经》、《论语》、《孟子》和《四书集注》,精心考论理学意旨,多有所得。朱熹曾说他们“论敬字工夫甚善,论气禀有偏,而理之统体未尝有异”。此派也认为“格物是穷理,不可易也”,但不同意“以格为至”,谓“格于上下可以训至,格物难以训至,”如果说“致知在至物”,就说不通。所以他们认为“格且比方思量之谓”。此派对佛学持否定态度,曾把二程的“尽其心者知其性也”说成是与佛学的“识心见性”相似,但认为佛学没有“存心养性一段”,谓“释氏但能存其无用之心,养其无实之性,却不尽心知性也”。(《宋元学案》卷六十六《南湖学案》)主要著作:杜煜《南湖先生文集》,杜范《清献集》、《经筵讲义》,邱渐《四书衍义》,车若水《玉峰脚气集》,方仪《懋翁玩易》等。此派初创,声望不大,“再传而有立斋(杜范),为嘉定以后宰辅之最,声望几侔于涑水矣。其学传之车氏(车若水),是时天台学者皆袭篔,荆溪之文统,车氏能正之”(《宋元学案》卷六十六《南湖学案》),曾兴盛一时。此派门人吴澄另创“草庐学派”。

南轩学派

  〖南轩学派〗南宋张拭所创学派。为张浚之子,汉州绵竹(今属四川),人,徒居衡阳,号“南轩”,世称“南轩先生”,因称所创学派为“南轩学派”。张拭自幼从父受家学,少长遵父命师事五峰学派胡宏,从学二程理学,受到胡宏赞赏。拭益自奋励,以古圣贤自期,著《希颜录》以明志。其学虽“得之五峰(胡宏),论其所造大要,比五峰更纯粹”,有“似明道(程颢)”(黄宗羲《宋元学案》卷五十《南轩学案》),即继承了二程学说。后来,张拭应聘主持湖南岳麓书院教事,从学者众。又与朱熹、吕祖谦、赵汝愚、潘畴、吴松年、张杰、陈傅良、胡大中、张寓等为友,相互讲究。去短集长,终于形成了自己的学派。著名弟子有:胡大时、彭龟年、游九言、游九功、宇文绍节、范于长、宋德之、曾集、曾梦泉、詹仪之、虞刚简、魏了翁、李大有等。此派政治上主张修德立政、用贤养民、选将练兵以抗金复仇。学术思想以二程理学为正宗,而又有所发挥。重在明人伦,尤于义利之辨,剖析精明,以“天理”为“义”,“人欲”为“利”,强调“学莫先于义利之辨”,认为“义也者,本心之所当为而不能自己,非有所为而为之者也。一有所为而为之,则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以“存天理,去人欲”为治学宗旨。以”理”为万物本体,“仁”为“圣学之枢”。认为“凡非天理,皆己私也。己私克,则天理存,仁其在是矣”。只有克服私利,保存天理,才能做到“仁”。此派也主性善说,认为人之所以有不仁、不善,主要是因为“气票之性”所致。又认为“气票之性可以化而复其初”,通过内心涵养功夫,重新达到善。此派特别强调”心”,的主宰作用,认为心“贯万事统万理”,以至主拿万物。主张“持养省察”、“居敬主一”,以消磨“本心”中的“私意”。认为“居敬必以动容貌整思虑为先”。“居敬有力,则其所穷者益精;穷理梗明,则其所居者亦有地”。较之朱熹,更强调“心”的作用,可以视为是“理”朝“心学”转向的发端。此派教学思想主张追求真理。不为“名人”所惑,谓“观书当虚心平气。以徐观义理之所在,如其可取,虽庸人之言,有所不废;如其可疑,虽或传以圣贤之言,亦须更加审择。”(《宋元学案》卷五十《南轩学案》)主要著作有张拭《论语解》、《孟子说》等,收入《南轩全集》。此派创始人张拭在南宋与朱熹、吕祖谦齐名,时称“东南三贤”。黄宗羲曾说:“朱子生平相与切磋得力者,东莱(吕祖谦)、象山(陆九渊)、南轩(张拭)数人而已,东莱则言其杂,象山则言其掸,惟于南轩,为所佩服。一则曰:敬夫(张拭)见识卓然不可及,以游之久,反复开益为多。一则曰:敬夫学问愈高,所见卓然,议论出人表”。(《宋元学案》卷五十《南轩学案》)此派为南宋重要学派之一,其学说始行于湖南,奠定宋代理学“湖湘学派”之规模。再盛于四川,轰动一时。张拭死后,弟子或宗朱熹,或师陆九渊,或归附永熹学派创始人之一陈傅良。宋末元初方敏中仍羡慕此派学说,“私淑南轩之学”,“厉志以传坠绪,书其室曰明轩。”(同上)之后,‘此派学说不见传人。

潜庵学派

  〖潜庵学派〗南宋辅广所创学派。广为崇德(今属浙江)人,字汉卿,号“潜淹”,因称所创学派为“潜庭学派”。广酒举四试不第,始师事“东莱学派”吕祖谦,即而问学于“晦翁学派”朱熹,从其学习:义理之学”。在韩侂胄严禁“伪学”之时,学徒多避去,辅广则不为所动。后上政府书,“反复于是非成败之际”,为政敌唆使言官所勃,奉词追归故里,筑传赐书院,开门授徒,形成自己的学派。一传数传弟子甚多,著名者有:董槐、朱鹏飞、余瑞臣、王文贯、汪元春、韩翼甫、刘敬堂、黄震、韩性、黄叔英、陈普、熊禾、韩信同、王冕、董真卿等。此派恪守朱熹之说,“用功本诸四书”,主张“四书通,然后求之六经”。认为“学者须是将圣人言语熟读深思:昼夜玩味,则可以开发吾之知识,日就高明,涵养吾之德性,日就广大,乃见圣贤育近指远意思”。他们认为“道理无空缺处,亦无间断时,一有空缺间断,便欠少了,是以君子之学,无时无处不然。”此派还认为,“理义之心,人所固有,虽易发而亦易窒,故须力充之”,熟读圣人言语和涵养德性是充理义之心之根本。他们认为,人经受挫折以后则更为成熟,谓“人不经忧患、困穷、顿挫、折屈,则心不平。气不易,察理不尽,处事多率。—故人须从这里过”。此派在利欲问题上,认为“利者,民生所不可无者也”,但反对专心追求利欲,以为“专欲利而不顾义,则害于人”。(《宋元学案》卷六十四《潜庵学案》)主要著作有:辅广《语孟》、《大经集解》、《诗童子问》、《宗辅录》、韩性《礼记说》、《书辨疑》、《庄节先生集》,陈普《石堂文集》,熊禾《勿轩文集》等。此派于朱熹学说研究,并不深入。清人全祖望曾指出:“朱门弟子,潜庵其眉目也”。但此派学说流传时间很长,黄宗羲指出:“先生之学,入闽者熊匆轩(熊禾)、陈石堂(陈普)其尤也;入东浙者韩庆节(韩性)、黄东发(黄震)其尤也。逮至明初,而韩古遗及吾族祖黄菊东尚接其传”。黄百家亦指出“逮至有明,传其学者不绝”(《宋元学案》卷六十四《潜庵学案》)。此派在发展过程中,黄震另创“东发学派”。

清江学派

  〖清江学派〗南宋刘靖之、刘清之兄弟所创学派。两兄弟为江西清江人,故称所刨学派为“清江学派”。靖之少即以经学文行知名,为学“自音读训诂,以及近世诸儒论说,无不该赏”,尤为尊祟“濂溪(周敦颐)之学”。清之自幼从其兄靖之学,习诗文。及见朱熹,尽焚前习辞章,慨然有志予义理之学。他们与吕祖谦、张拭为神交,与彭龟年、向语为友。思想上受朱熹、张拭、吕祖谦影响最大。广招门徒,教授讲学,形成了自己的学派。一传数传弟子甚多,著名者有:刘盂容、赵蕃、韩宜卿、韩直卿、韩度、韩淲、宋之源、李填、黄干、曾祖道、刘黼、许子春、周端朝、郑梦协、施霆亨、韩度等。此派为学,主张立志,认为“有志者必如曾子用力于容貌辞令、颜子用力于视听言动,方为善学”。“其所讲,先正经,次训访音释,次疏先儒议论,次述今所纳绎之说,然后备指其所宜用”。“大抵以读书穷理为先,待敬修身为主”。倡导“力行切己”,“省察性情”,以合于义理。此派主张以“明义理”者为官,指出,当时之俗“惟知得而忘又,诏令一下,仕者曰:增秩乎?士曰:免举乎?兵曰:受赏乎?民曰:蠲租乎?有是则欣然奉承,西则虽有良法美意,利国便民,渭之空文,规之蔑如也。”要纠正这种重利忘义之风,就要“精择百官,求其明于理义者以为监司、为学官、为守令、为将帅,则风俗知变,上下一心。”(《宋元学案》卷五十九《清江学案》)。纵观此派观点,大要与朱熹、张拭、吕祖谦观点相近,《宋元学案》记载说:“清江之学,于晦翁(朱熹)、南轩(张拭)、东莱(吕祖谦)如水乳”。主要著作有:刘清之《曾子内外杂编》、《墨庄总录》、《训蒙新书·外书》、《戒子通录》,赵蕃《章泉集》,韩淲《涧泉集》等。此派学说受到汪应辰、周必大、杨万里、李焘等人所敬赏。主要流传东南沿海一带。其弟子黄干另创“勉斋学派”。

邱刘学派

  〖邱刘学派〗南宋邱惹、刘光祖等人创立的学派。代表人物还有楼钥、柴中行、崔与之、柴中守、柴元裕等。南宋以来,学派林立,学者争相拜师,加入,各个流派。也有一些学者不拜师门,而以自学为主,成为某派私淑弟子,逐渐形成自己的流派。此派就是这样一个学派。也称“邱刘诸儒学派”。他们的弟子很多,著名者有:史宾之、游似、周瑞朝、孙枝、史守之、饶鲁、汤千、汤巾、汤中、汤汉、洪咨夔、程掌、罗晋君、李伯玉等。此派为学广采博收,于“学问之源委,治道之纲目,制度之沿革,靡不研究”,而以“正心诚意”,有关治道之学为主。政治上,论恢复,主张既不轻举,亦不应偷安,两者均为误国。他们特别推崇朱熹及其理学,认为朱熹最“明光圣之道,为今宿儒”,反对把道学称为“伪学”,认为道学者“率多善士”。并指出因“讥贬道学”,而生“朋党”之患,建议松弛“伪学之禁”。强调“进君子,退小人”,“开诚心,布公道”。认为“进退人才,当观其趣向之大体,不当责其行事之小节。趣向果正,虽小节可责,不失为君子;趣向不正,虽小节可喜,不失为小人”。此派为学“以穷理尽性为本”,主张“体克己之仁,严谨独之戒,笃正心诚意之学,躬行此道于上”。特别赞成“清修寡欲”。认为“言进德可以养生,养生可以进德。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气不可过盛,亦不可过弱,惟德其中,则养生之要,心广体胖,神气舒畅。虽有阴阳之寇,岂能为吾害哉”。还指出,“人患不知其过,知之而不能改,是无勇也”,(《宋元学案》卷七十九《邱刘谱儒学案》)倡导有过必改。主要著作。有刘光祖《后溪集》,楼钥《攻槐集》,柴中行《易系集传》、《书集传》、《诗讲义》、《论语童蒙说》,柴元裕《春秋尚书论语解》、《易系辞》等。此派政治思想有一定影响。其弟子饶鲁另创“双峰学派”,汤千、汤巾、汤中创“存斋晦静息庵”。

上蔡学派

  〖上蔡学派〗北宋谢良佐所创学派。因其为寿春上蔡(今属河南)人,世称“上蔡先生”,故称所创学派为“上蔡学派”。良佐为安定学派胡瑗、濂溪学派周敦颐的再传弟子,二程的得意门生,与游酢、杨时、吕大临并称“程门四大弟子”,而且排在第一位。良佐在程门之中,“荚果明决”。学习刻苦,精心苦索二程学说之真谤,多有发明。又与游酢、胡安国、邹诰、吕大忠交往讲友,探讨学问,相得益彰。收徒讲学,形成具有自己特点的学派。一传再传弟子有朱震、曾恬、詹勉、郑毂、朱翼、谢袭、康渊、毛友诚、李雄、李杞等。此派为学,“论仁以‘觉’、以‘生意’;论诚以‘实理’;论敬以‘常惺惺’(即时时警觉之意);论穷理以‘求是’”。皆为其所独得,是发明其师二程之处。他们认为,“天理”是“自然底道理”,是“人之理”,“见孺子将人于井,皆有怵惕侧隐之心”,“即所谓天理也”。又说,“仁者,天之理”,仁就是“心”,就是“活者”,谓“活者为仁,死者为不仁,今人身体麻痹,不知痛痒,谓之不仁,桃杏之核,可种而生者,谓之仁”,即认为有“生意”者就是仁。他们还认为,“天理与人欲相对,有一分人欲即灭却一分天理,有一分天理即胜得一分人欲,人欲才肆,天理灭矣。”认为,只有扫除人欲,天理才能复明,“本真”之心才能恢复原貌。他们还认为,要恢复天理,必须“认得天理”,要“认得天理”,就要下一番“穷理”的功夫。在“穷理”的问题上,他们继承了二程“格物致知”论,认为格物即是穷理,穷理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即认得了天理。还认为万物皆有理,主张“穷其大者”,认为“理一而已,一处理穷,触处皆通”,就可以“为天下之所为”了。此说开南宋朱熹“穷理”说之先河。又说“有我不能穷理,人谁识真我。何者为我?理便是我”。“知仁只要见得此心,便以为仁”。其说又为南宋陆九渊“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象山全集》)卷十一《与李宰》之二)所发挥。此学派最大特点是“以禅证儒”,用禅学解《论语》。他们认为“佛之论性,如儒之论心,佛之论心,如儒之论意。”他们所说的“仁”、“觉”等都融进了禅学内容。主要著作有谢良佐《上蔡语录》、《论语说》等。此派学说分别为朱熹和陆九渊所继承和发展,又开“三教合一”之先河,在中国古代理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门人朱熹另创“汉上学派”。

深宁学派

  〖深宁学派〗南宋末王应麟所创学派。应麟庆元(今浙江部县)人,号“深宁居士”,因称所创学派为“深宁学派”。应麟之父曾从史独善学习陆九渊“心学”,应麟幼承家教,始知陆学。接着拜王应颧为师,学习朱熹理学。又从吕祖谦高足楼昉精研吕学,亦曾从兼治朱、陆、吕学的汤权游。以“博洽多闻”。”不名一师”为旨,不仅用心探讨关、洛、朱、陆、吕学,而且遍览了永嘉学派的功利之学、程冈的古易学、蔡元定父子的象数学以及苏轼的史学等。与弟王应风和潜淹学派的韩性为友,与当时著名学者王震往从甚密,互相探讨学问。在诸师友的影响—歹,应麟综罗文献、兼取诺家,而以师法金华学派的吕祖谦为主。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后因触迕权臣丁大全、贾似道、留梦炎等,辞官归里。专事著书讲学,形成自己的学派。一传数传子孙及弟子有:王良学:王昌世、王厚孙、胡三省、史蒙卿、戴表元、袁桷、黄叔雅、郑芳叔、王惟贤等。此派思想反映出吕祖谦“金华学派”的调和朱、陆,而偏于陆学的特点。他们也谈“理”和“气”,认为“先儒虽有理气之分,以命言之,其实一也”。仁义礼智是理,贫贱寿天为气、人同受二者于天,谓之“不可移”之“命”。还认为”南物有则,动作礼义威仪之则,皆天理之自然,有——定之诚法。圣贤传心之学,唯一则字。”此派特别重视“心”的作用,认为“尧舜之兢业,曾子之战兢,皆所以存此心也。”认为存心主要是为“仁”,谓“人者,天地之心也。仁,人心也。人而不仁,则天地之心不立矣,为天地立心,亿也。”如果不“仁”,是为人心不正,“人心不正。则入于禽兽”。因此,要人们常存此心,守而弗失。此派还认为决定天下趋势的是“人事”,不是“鬼神”。提出“民心之得失,此兴亡之大几”等观点。提倡经史以致用,是此派一大特色。王应麟曾说过,“今之事举子业者一切委弃,制度典故漫不省,非国家所望于通儒”。在其影响厂。该派大多精于经史的研究和考证,对古代历史文献的整理、训诂名物的考辨,都有显著贡献。此派为学重视立志,谓“学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认为“立志而后成,逊志而后得”。(《宋元学案》卷八十五《深宁学案》)主要著作有:王应麟《困学纪闻》、《论语孟子考异》、《六经天文编》、《汉制考》、《深宁集》、《玉海》,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袁桷《清容居士集》、《澄怀集》、《延佑四明志》等。此派足理学思想从南宋末年过渡到元朝初年的代表性学派,对元明清学术思想的发展有一定影响。此派对天文、地理、经史百家的研究和考证,具有独到之处,开清初考据学之先河。此派在发展过程中,史蒙卿另创“静清学派”。

蜀学

  〖蜀学〗北宋苏洵、苏拭、苏辙等人创立的学术思想体系或学派。因“三苏”皆为蜀(今四川)人,故称“蜀学”。亦称“苏氏蜀学”。“三苏”博通经史,遍采六经百家之说,又吸取老庄道家学说和佛教思想,逐步形成“三教合一”的思想体系。元祐年初,司马光上台,实行“元祐更化”,废除神宗时新法。司马光死,其党分裂。苏轼、苏辙、吕陶等被指为“蜀党”,其派学说亦被称为“蜀学”,学派正式创立。此派弟子甚多,著名者有:黄庭坚、晁补之、秦观、张耒、王巩、李之仪、孙勰、蔡肇、李格非、家勤国、吕陶、张浚、李植、苏友龙等。其中,黄庭坚、晁补之、秦观、张耒被称为“苏门四学士”。此派与“洛学”互相攻讦,与“濂学”有某些思想联系。政治上反对王安石变法。但亦有改革弊政之要求。认为当时社会有三患:一患无财,二患无兵,三患无吏。提出以“课百官”来整顿吏治,以“安万民”来缓和阶级矛盾,以“厚货财”来理财富国,以“训军旅”来整军经武。通过渐变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哲学上以“道”或“道之大全”为最高范畴,也有人以“无”或“天”为宇宙本原,其实质都一样,皆视其为超越有无的精神性本体。曾谓“天道不可言”,“道非有无,故以‘恍惚’言之,然及其运而成象,著而成物,未有不出于恍惚者也”。认为“道之大全”生成万事万物,要以“水”或“气”作为中介。认为“水之无常形,此善之上者,几于道矣,而非道也”。实际上,他们所说的“水”,如同道教方术之“甘水”,带有道家神秘主义色彩。此派性命之学,大致与洛学相同。谓“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主张“养其心”、“修其善”,“使其道大有成”。此派宣扬佛学,与禅宗僧人多有交往,把佛学的某些思想融入儒学之中,尝谓“中者,佛性之异名;而和者,六度万行之恶目也”。此派亦讲求道教方术,甚至把道学思想拾高到儒学之上,曾说,“因老子之言以达道者,不少。而求之于孔子者,尝苦其无所以”。极力主张“三教合一”。朱窘曾指出,此派“合吾儒于老子,以为未足,又并释氏而弥缝之”。反映了此派的思想特色。此派在文学上的建树最为卓著,但认为学术中最重要者并非文章辞赋,注重所谓“性命自得之际”。以文为“寓理之具”,认为“学文之端,急于明理,如知文而不务理,求文之工,世未尝有也。”主要著作有:苏洵《嘉祐集》,苏轼《东坡全集》、《毗陵易传》、《格物粗谈》,苏辙《栾城集》、《老子解》,黄庭坚《豫章黄先生文集》,晁补之《鸡肋集》,秦观《淮海集》,张耒《张右史文集》等。此派学说主要流传于四川,对后世有一定影响。但有些学者对其学术思想,不予以正统地位,目为杂学而予以贬斥。如《宋元学案》的作者就没有把此派按年代序列写入书中,而别附见全书之末,名之曰“苏氏蜀学略”,以区别千其他学派。

双峰学派

  〖双峰学派〗南宋饶鲁所创学派。饶鲁为余干,(今属江西)人,曾作石洞书院授徒讲学,书院前有两略,因号“双峰”,学者称“双峰先生”,故称所创学派为“双峰学派”。朱熹高足黄干,得朱子之正统。继传其学,创“勉斋学派”。其门人主要分成两支,一支为以何基为代表的“北山学派”。另一支就是此派。此派创始人饶鲁自幼有志于学,稍长即师事于黄干、李燔,专心于程朱理学。朝廷多次召他为官,皆不起。以著书讲学为务,四方闻名而求学者。络绎不绝。“聘讲无虚日”。相继作“朋来馆”、“石洞书院”以居学者,学业大盛,因形成“双峰学派”。此派一传数传弟子甚多,著名者有:陈大猷、赵良淳、万镇、程若庸、汪华、吴迂、史泳、徐道隆、袁易、程巨夫、吴澄、汪克宽、揭傒斯 赵孟俯、林梦正、熊良辅、李仕鲁、徐一夔等。此派以阐述发挥程朱理学为主,亦吸取了陆九渊“心学”的某些思想。为学兼重知行,“以致知力行为本”。此派特别重视“心”的作用,把人心分成几等,‘认为“简在帝心,天地之心也;从心所欲不逾矩,圣人之心也;其心三月不违仁,亚圣大贤之心也;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众人之心也”。强调读书要由下学而上达。认为“读书而能求其意,则由辞以通理,而可上达。”如果只“溺心于章句训诂之间,不能玩其意之所以然,则是徒事于言语文辞而已,决不能通其理也”,而不能上达。指出,“其未上达时,与天隔几重在。及其既已上达,则吾心既天,天即吾心。”还认为“圣人之上达,与学者之上达,有迟速之不同。圣人才学便达,学者则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久后方贯通”。认为“下学上达之意”,兼有“知行”之说。此派还特别注重“敬之涵养工夫”,认为“看道理须是涵养”,“须是敬,方看得道理出”。(《宋元学案》卷八十三《双峰学案》)重视“静坐”、“调息”,如释氏之念佛号,道家之净心,使心安定专一。主要著作有:饶鲁《五经讲义》、《语孟纪闻》、《春秋节传》、《近思录注》,罗天酉《柘冈集》。程若庸《性理字训讲义》,吴迂《五经发明》,朱公迁《四书通旨》,熊良辅《周易本义集成》等。此派学说最初流传于江西等地。其弟子中,许多人成为元朝著名学者,对于理学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此派在发展过程中,吴澄另创“草庐学派”,发展成为元代一个重要的学术派别。

水心学派

  〖水心学派〗南宋叶适所创学派。适为温州永嘉(今浙江温州)人,学者称“水心先生”。因称所创学派为“水心学派”。叶适曾师事郑伯熊,,与陈亮、刘景、项安世、陈景思、王绰为友,往还甚密。其学说直接渊源于薛季宣、陈傅良两人,把“图善”、“立义”的思想与重视事功的务实精神联系在一起,建立起自己与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鼎足而立的学说体系。晚年著述、讲学于永嘉城外的水心村、宣传自己的思想主张,远近学者闻名而来,络绎不绝,因形成了自己的学派。一传数传弟子甚多,著名者有:陈耆卿、王象祖、丁希亮、方来、林居安、赵汝铎、王植、孙之宏、孟猷、邵持正、赵汝诌、邓传之、陈填、赵汝谈、周端朝、吴子良、车若水、戴表元、林处恭等。此派政治上主张抗金,但认为抗金必须先“修实政,行实德”,筑堡坞,固边防,“备成而后动,守定而后成”,不赞同韩侂胄冒险发起伐金战争。经济上,主张理财,认为“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财而为圣君贤臣者”,认为“理财”与“聚敛”是不相同的,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反对传统的“重本抑末”思想。宇宙观方面,反对二程和朱熹的“天理本体论”思想,认为自然界是由“五行”(金、木、水、火、土)和“八封”(天、地、水、火、风、雷、山、泽)等物质元素构成的。主张“道”存于器中,认为“道也者,不可须舆离物也”;“物之所在,道则在焉”,有物则有道,道离不开物,根本没有先于“物”而存在的“道”。认识论方面,强调人的认识离不开物,“无考于器者,其道不化”,“欲折衷天下之义理,必尽考详天下之事物而后不谬”。在认识过程中,强调“耳目之官”与“心之官”的作用,认为人类的认识要依靠“耳目之官”“自外人以成其内”,还要依靠“心之官”‘自内出以成其外”,经过“内外交相成”的过程,才能形成全面的认识。此派反对理学家的道统传授说,对理学家崇拜的人物,如曾子、子思、孟子等,进行了大胆的批判。认为把《易传》当作孔子的著作,本身就是一种附会,彻底否定了理学家奉为“宗旨秘义”的“太极”。又认为曾子、孟子并非“孔门之要传”。“曾子亲传孔子之道”不可信,指出曾子以“忠恕”释“一贯”非孔子之本意;孟子之心性说,使后世学者“虚义多,实力少”,尽废“古人内外交相成之道”。指斥理学的思想体系和理论渊源是杂以儒、佛、道三家思想的混合体。此派最大的特点是主张事功,提倡“务实而不务虚”,反对理学家空谈义理,认为“仁”、“义”必须表现于功利,“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耳!”指出,“读者不知按统绪,虽多无益也;为女不能关教事,虽工无益也;笃行而不合于大义,虽高无益也;立志而不存于忧世,虽仁无益也”。(《宋元学案·水心学案》)认为只有干实事,才于国于民有利。主要著作有时适《水心文集》、《水心别集》(1959年中华书局合编为《时适集》)、《习学记言序目》,陈耆卿《篔窗集》,王汶《东谷集》,丁希亮《丁少詹集》,周南《山房集》,孔元忠《豫斋集》等。此派继承了北宋中期以来宋学疑经惑古、以己意解经的优良传统,在儒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清人全祖望评论说,“乾淳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龂龂其间,遂称鼎足”(《宋元学案》卷五十四《水心学案》)上)。在当时“天下争言性命之学”的时候,此派挺身而出,倡导事功之学,与当世大儒朱熹的“理”学和陆九渊的“心学”分庭抗礼,鼎足而三,影响十分深远。其弟子陈填另创“木钟学派”。此派与薛季宣“艮斋学派”、陈傅良“止斋学派”合称为“永熹学派”,亦为“浙东学派”之一。

说斋学派

  〖说斋学派〗南宋唐仲友所创学派。仲友婺州金华(今属浙江)人,学者称“说斋先生”(一称”隘斋先生”),因称所创学派为“说斋学派”。其父尧封曾为侍御史,其兄仲温、仲义亦是当时知名学者,“家庭之间,日相师授”,别有所得。绍兴二十一年(1151)仲友进士及第,兼中博学宏辞科。曾上万言书论时政。后为朱熹劲罢,隐居讲学,从游者得常数百人,因形成自己的学派。一传数传弟子甚多,著名者有傅寅、吴葵、叶秀发、朱质、张端义、金式、傅定、傅芷等。此派与“永熹学派”观点相近,与朱熹理学派有异,但不与永熹诸子来往,“孤行其教”。其学“不专主一说”,不“苟同一人”。于诸家学说“合者取之,疑者阴之”。为学主张博览,“上自象纬、方舆、礼乐,刑政、军赋、职官,以至一切掌故”,无不探索考订,究其本末。而于儒家经典尤为重视。力主“经制之学”、反对空谈讲论,为此派最大特色。他们主张传道始于“至诚力学”,认为“自古直道之行,本于正心诚意”。强调“诚”的地位和作用,谓“顺命如顺亲,保性如保子,养心若养苗,驭气如驭马,防欲如防川,待物如待寇,一言蔽之曰‘诚’”。他们崇尚“三代治法”,虽然认为“王者为仁义,霸者亦有仁义;王者有礼信,霸者亦有礼信”,但认为霸者“假仁以为利”,“仗义以率人”,非出于“诚”,提倡道之治。谓“人君有三畏,畏天命、畏民心、畏辅相之臣”。此派提倡勤俭,但又认为“勤固胜怠,勤而非礼则劳;俭固胜奢,俭而非礼则逼。存小节而丧大体,君子不取也。”此派特别反对佛、老学说,谓佛老“报应祸福、超升解化之说,皆诞幻诡谲”,但可以迷惑人。认为“报应祸福足以惑小人,超升解化足以移中人,清静寂灭足以疑君子”。“小人曰:‘吾罪恶贯盈,饭僧可以免;吾衅戾山积,焚章可以禳。不惟此也,且可以致福以增算,吾何为而不从释老。’”中人为了“出入死生”,也愿从释老;君子则以其“清静寂灭”疑似儒学,又“优于儒书,可以直造其本源,而不劳于积习”,也愿从释老。认为释老之说危害甚大。他们也反对当时之言心学者,谓心学“内以欺己,外以欺人”。(《宋元学案》卷六十《说斋学案》)主要著作有唐仲友《愚书》、《说斋文集》、《六经解》、《九经发题》、《诸史精义》、《帝王经世图谱》,傅芷《南园文集》、《南园讲录》等。清人全祖望在评论此派学说时指出:“乾(乾道1165—1174)淳(淳熙1174—1189)之际,婺学最盛,东莱(吕祖谦)兄弟以性命之学起,同甫(陈亮)以事功之学起,而说斋则为经制之学”,其学说与永嘉诸子相近,但不与其来往,“孤行其教”(《宋元学案》卷六十《说斋学案》)。在南宋学派林立之际,独树一帜,也有一定影响。

士刘学派

  〖士刘学派〗北宋士建中、刘颜等人创立的学派。北宋初年,安定、泰山、古灵等学派相继而起,讲学之风大盛。郓州(今山东东平)人士建中,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刘颜,永嘉(今浙江温州)人王开祖、丁昌期,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吴师仁,两浙杨适、杜醇,鄞县(今浙江宁波)人王致、楼郁等纷纷聚徒讲学,或隐居草庐,若心钻研经术义理,著书立说,因形成士刘学派,或称“士刘诸儒学派”。此派弟子众多,主要有赵狩、刘庠、曹起、张洞、丁宽夫、吴师礼、杨说、王说、周师厚、丰稷、汪大猷、楼钥、罗适、等。此派学术主张与安定、泰山、古灵相差无几,遥相互应。亦以治经为主,精心探研“复”、“性”、“情”、“诚”等,认为“君子之道始于复,成于泰,极于临;小人之道,始于姤,成于否,极于剥”。认为“复者性之宅,无妄者诚之原”,只有作到“复”和“无妄”,才能知“性”和达到“诚”,只有尽心知性才能言“情”,如果“离性而言情,莫情之不恶”,“情本性则正,离于性则邪”。他们还认为,自孟子以来,道学不明,要以诚明义理之学,“述尧舜之道,论文武之治,杜淫邪之路,开皇极之门”,(《宋元学案》卷六《士刘诸儒学案》)以宏扬孟子以来之道学。此派治经,亦不守章句,敢于疑古。许多学者终生不仕,隐约草庐,不求闻达。但其学问渊深,不径而走,很快就名扬远近了。代表著作有士建中《道论》、《原福》、《原鬼》,刘颜《儒术通要》,王开祖《儒志编》,楼郁《遗集》等。此派为泰山学派所推重,石介见到刘颜所著书籍,赞赏备至,曾慨叹说,“恨不在弟子之列”。全祖望亦认为,士刘诸儒“是真伊洛(二程学派)以前躬行君子。”(《宋元学案》卷六《士刘诸儒学案》)。此派数传弟子袁燮别创“絜斋学派”。

涑水学派

  〖涑水学派〗北宋司马光所创学派。司马光,字君实,号迂叟,陕州夏县(今属山西)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因称其所创学派为“涑水学派”。光自幼陪颖好学,七岁有如成人,听人讲授《左氏春秋》,十分喜爱,回家后即为家人讲述,主要思想皆能领会。其后,刻苦钻研儒家经典,儒家思想在头脑中扎下了深根。仁宗宝元元年(1038)举进士甲科,历任中央和地方官,任官期间,不忘学习,儒家经典不离案头,曾主持编撰《资治通鉴》等,学术造诣很深。与邵雍、张载、程颢、程颐、陈舜俞等往来甚密,赞赏其学术思想者日益增加,因形成涑水学派。其一传再传弟子众多,其中,著名者有刘安世、范祖禹、晁说之、欧阳中立、田述古、张云卿、尹淳、陈瓘、李陶、邢居实、牛德师、唐广仁、黄隐、刘尧夫、陆九渊、朱松、李焘、李埴等。该派认为“万物皆祖于虚,生于气,气以成体,体以受性,性以辨名,名以立行,行以俟命。”认为“天”有意志,称“天者,万物之父也。父之命子不敢逆,君之言臣不敢违。”“违天之命者,天得而刑之;顺天之命者,天得而赏之。”继承了孔子、子夏以来“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观点,认为“人之贵贱贫富寿夭系于天”。主张治学先“治心”,曾说,“学者,所以求治心也。学虽多而心不治,何以学为?”此派重儒而不喜佛、老之学,司马光曾说,“其微言,不能出吾书,其诞吾不信也。”范祖禹亦反对以《老子》、《庄子》为“治性之书”,主张“学《中庸》以治其性。”在人性论方面,该派调和孟子“性善论”和荀子“性恶论”,认为人性兼有善恶,但因其中善恶多寡不同而有圣人、中人、恶人之别,善恶多寡,皆由天命所定,不可更改。政治思想主张整治纲纪,推行礼治,反对用社会大变动的方式整顿社会,曾说,“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主要著作有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法言集注》、《太玄注》、《潜虚》、《易说》、《大学中庸义》,李亮《易学》、《春秋学》等。朱熹最初把司马光和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张载并称为“六先生”,说明他们之间存在密切的学术关系,学术观点有许多相同之处。后来,涑水学派弟子进一步发展了该学派的思想,并出现一些变化,刘安世在此基础上创“元城学派”,范祖禹创“华阳学派”,尹淳创“和靖学派”,陈瓘创“陈邹学派”,员说之创“景迂学派”,陆九渊创“象山学派”,陆九韶、陆九龄创“梭山复斋学派”等。

梭山复斋学派

  〖梭山复斋学派〗南宋陆九渊之兄陆九韶、陆九龄所创学派。九韶号“梭山居士”,九龄称“复斋先生”,因称所创学派为“梭山复斋学派”。又因二人均为抚州金溪(今属江西)人,故亦称“金溪学派”。二人与陆九渊并称“三陆”。九韶学问渊粹,隐居不仕,一生主要时间在梭山讲学。九龄初读程氏之书,后“广览博咨,深观默养”,多有所得。进入太学,知名之士,争愿交往,“北面称弟子者甚众”。质相继任桂阳军学教授、兴国军教授,数学有方,学者兴起。—二人又与父贺、弟九渊自为师友,频繁讲论,在批判继承前人学术思想的基础上,独辟蹊径,创立自己的学派。著名弟子有严松、徐仲诚、沈焕、袁燮、曾滂、李缨、曹建、万人杰、李修己、饶延年、刘尧夫、曾极、邹斌等。此派与陆九渊“心学”学派观点相似,为学敢于疑古,独创新义,“以不传之学为己任”。曾怀疑《太极图说》非周敦颐所作,谓《太极图说》与《通书》不类,《通书》只言“太极”,没有“无极之文”。认为假使《太极图说》是周敦颐所得,也是其少时、“其学未成时所作”,后来“作《通书》时不言无极,盖亦知其说之非矣。”他们亦特如重视“本心”的作用,谓“吾心微有不可安,则过自此起矣”,强调不能“失其本心”。宣称“孩提知爱长知钦,古圣相传只此心”。认为“道德仁义在我,以之事君临民,皆合于义理”。但他们反对“弃日用而论心,遗伦理而语道”,主张“于践履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使吾身心与圣贤之言相应”。他们为学“以切于日用者为要”,强调在日常生活中践履封建道德,“修身为孝梯之人”,“谓人之爱子,但当教之以孝弟忠信,所读须六经论孟,明父子、君臣、夫妇、昆弟、朋友之节,知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反对“终日谈虚空、语性命,而不知践履之实,”说空谈性命之人“欣然自以为有得,而卒归于无所用”,是“惑于异端者也”。他们也反对追逐“利欲”,谓“人生之迷,千种万类,不可名状,而大要皆是利欲”。认为“谋利而遂者不百一,谋名而遂者不干一,今处世不能百年,而乃侥幸于不百一、不干一之事,岂不凝甚矣哉”。(《宋元学案》卷五十七《梭山复斋学案》)主要著作有:陆九韶《梭山日记》、《梭山文集》,陆九龄《复斋文集》等。此派开启陆九渊“心学”之无声。清人全祖望曾指出:“三陆子之学,梭山启之,复斋昌之,象山(陆九渊)成之。梭山是一朴实头地人。其吉皆切近有补于日用。复斋却尝从襄陵许氏人手,喜为讨论之学”。又说:“东莱(吕祖谦)谓复斋家庭讲学,和而不同,则固有不尽谐于象山者”,朱熹则认为其病主要在“专务践履”。全祖望又认为,三陆“大略以不传之学为己任,舍我其准自居,则相同。”认为此派“倚天壁立,足以振起人之志气,其功亦不可没。”(《宋元学案》卷五十七《梭山复斋学案》)此派弟子沈焕另创“广平定川学派”,袁燮创“絜斋学派”。

泰山学派

  〖泰山学派〗北宋初孙复所创学派。孙复曾隐居泰山讲学,世称“泰山先生”,因称所创学派为“泰山学派”。孙复曾热心科举,四次参加科举考试而不中,其后,退居泰山,潜心研究《春秋》等经书,以其学识渊博,声名远布,学者纷纷上门求教。著名学者石介亦自徂徕山而来,亲执弟子之礼,以复为师。他们与胡瑗同学,关系密切,号称“宋初三先生”。三先生互相切磋学术,其学大盛,逐步形成“泰山学派”。孙复之学,上祖唐代大经学家陆淳怀疑经传之风,下开南宋胡安国借用《春秋》议论政治之先河。所传弟子甚多,著名者有:石介、文彦博、姜潜、刘牧、祖无择、张洞、刘挚、郑史、梁焘、晁说之、胡安国、李昶、莫说、范纯仁、朱光庭、莫表深等。此派以治经为主,认为“尽孔子之说者是《大易》,尽孔之用者是《春秋》”,特别注重研究《周易》和《春秋》,尤其重视阐发《春秋》的徽言大义。他们在研究《春秋》之时,“不惑传注,不为曲说以乱经”,“推言治道,终得圣人意思。”此派极力宣扬儒家道统论,以继承儒家道统自居,自称“吾学尧、舜、禹、汤、文、武、孔子、孟轲、荀卿、杨雄、王通、韩愈之道”,以接续其道统。他们站在维护封建统治的“尊王”立场上,标榜王权,强调封建等级制不可侵犯。反对佛教、道教“去君臣之礼”和“死生祸福、虚无报应”的思想。他们认为,隋唐以来,专以词赋取士,造成了“天下之士皆致力于声病对偶之间,而不去探索圣贤之理”的浮夸文风,主张“以仁义礼乐为学”,文章必须为儒家的道统服务。此派特别强调遵守封建的伦理道德。开始建立理学重要原则与概念。后来的理学家引而发之,把道德规范之“理”作为贯穿自然与社会的基本范畴,建立起完整的理学体系。此派代表著作有:孙复《春秋尊王发微》,石介《徂徕集》,刘牧《封德通论》,祖无择《龙学文集》,李昶《春秋左氏遗意》、《孟子权衡遗说》等。此派对于宋代理学的产生影响很大。黄宗羲曾说,“宋兴八十年,安定胡先生(胡瑗)、泰山孙先生(孙复)、徂徕石先生(石介)始以师道明正学,继而濂(周敦颐所创“濂学”)洛(程颢、程颐所创“洛学”)兴矣。故本朝理学虽至伊洛(二程之学)而精,实自三先生而始。胡晦庵(朱熹)有伊川(程颐)不敢忘三先生之语”(《宋元学案》卷二《泰山学案》)。肯定了泰山学派在宋代理学产生中的地位和作用。此派在发展过程中,其弟子吕希哲另创“荥阳学派”,晁说之创“景迂学派”,胡安国创“武夷学派”。

王张学派

  〖王张学派〗北宋王豫、张缗等以学习邵雍先天象数学为主的学派。邵雍创“先天象数学”,影响很大,但“深自秘借,非人勿传”。王豫、张缗、张峋、周长孺、杨贤宝、杨国宝、姜愚、张仲宾、侯绍曾、郑史、秦芥等十分羡慕,杨方设法得其秘传。后来。王豫、张峋得其秘传,精研《易经》,于象数之学颇有所得。郑空闻讯.从豫力求之,豫坚决不答应。后来。豫病危至死,郑受贿赂其仆人,得邵雍部分遗书。苦心钻研。作《易传》、《易测》、《变封图》等。王豫还将部分邵雍之书殉葬枕中、后来盗发其家,有《皇极经世体要》一篇、《内外观物》数十篇。道士杜可大用贿赂等手段,得其书,后来传廖应淮,应推传彭复,彭复传傅立,其学说部分流传下来。此派对《易经》及象数之学有一定研究,如《观物外篇》二卷皆为张峋所述,其中记载邵雍之言十才一二,其余皆其发明成书。他们还认为,得乾、坤、坎、离四卦,即可见伏羲之易,而文王之易也在其中。但多数人则学无成就,支离破碎,穿凿不根,如郑史所作《变卦图》不过抄袭邵雍《先天图》而已。此派弟子昆说之另创“景迂学派”,周纯明亦加入“刘李诸儒学派”。

五峰学派

  〖五峰学派〗南宋胡宏所创立的学派。宏为建宁崇安(今属福建)人,学者称“五峰先生”,因称所创学派为“五峰学派”。宏为武夷学派创始人胡安国少子,幼从家学,“有志于大道”,后在京师见到二程高足、龟山学派创始人杨时,拜其为师,从学二程理学。又曾师事于侯仲良,与胡宪、曾几、李椿、彪虎臣为友,互相研讨理学。在广采诸说基础上,丰富、发展了其父安国之家学,形成了具有自己特点的学派。此派从学子孙及弟子甚多,著名者有:胡实、胡大时、胡大原、胡大本、张轼、彪居正、孙蒙正、吴翌、赵师孟、赵棠、方畴、向浯、杨大异、萧佐、司强学、赵方等。此派对理学本体论、人性论、理欲观等主要观点。以及道、理、心、性等重要范畴,都进行了认真学习和研究,提出独到的见解和作出了新的阐释。他们以“性”为宇宙万物之本原,认为“天命之谓性。性,天下之大本也”,“万物皆性所有”。又说“心也者,知天地,宰万物”,”住是则心宰,心宰则物随”,“心无不在”、“无生死”。主张性体心用,“其体曰性”、“其用曰心”、”缺不能不动,动则心矣”,“心以成性。相为体同”。认为“性无善恶”,“天理人欲,同体而异阉,同行而异情”,“圣人传心,教天—萨以仁”,“惟仁者。能尽性知命”。“欲为仁,必充识心本体”。强调“圣门工夫要处,只在个敬”。此派论治道,崇复“三代”古制。论治学,重在匡世,强调“致知”,“力行”,“以求中的”。谓“学贵大成,不贵小用。大成者,参于天地之渭也;小闻者,谋利计功之渭也”。又说,“学欲博,不欲杂,守欲约不欲陋。杂似博,陋似约,学者不可不察也。”此派亦反对佛教,曾说“万物皆备于我,反身丽诚,仁为体要,义为权衡,万物各得其所,而劝与天地参,此道所以为至也。释氏狭隘编小,无所措其身。必以出家出世为事,绝灭天伦,摈弃人理。然后以为道,非邪说暴行之大者乎!”(《宋元学案》卷四十二《五峰学案》)主要著作胡宏《知言》、《皇王大纪》、《易外传》、《五峰集》等。清人全祖望称“中兴诸儒所造,莫出五峰之上,其所作《知言》。东菜(吕祖谦)以为过于《正蒙》,卒开湖湘之学统”(《宋元学案》卷四十二《五峰学案》)。胡宏是继扬时之后,最先传播“洛学”的理学家。南宋理学鼎盛时期的朱熹、张轼、.吕祖谦等都是其晚辈,张轼又是其弟子,在此基础上另创“南轩学派”。此派实为宋代理学承上启下的重要学派之一。

武夷学派

  〖武夷学派〗北宋末南宋初胡安国所创学派。因世称其为“武夷先生”,故称所创学派为“武夷学派”。安国为泰山学派孙复再传、伊川学派程颐私淑弟子,与程门高足谢良佐、杨时、游酢义兼师友。“进道甚骂,德业日美”,成为“私淑洛学而大成者”。他与邹浩、朱震、曾开、向子韶、唐巩、李植等为友,互相切磋学术,与叶迁圭观点相似,以阐发和传播师说为己任,聚众讲学,因形成“武夷学派”。一传数传弟子及子孙甚多,著名者有:胡寅、胡宏、胡宪、江琦、曾几、范如圭、陆游、薛季宣、胡铨、杨万里、周必大、胡襄、方畴、刘芮、向浯、汪应辰、赵复等。此派信守二程学说,为学以“致用”、“经世”、“康济时难”为宗旨。长于《春秋学》,著有《春秋传》,阐发《春秋》经世之说,往往借经义议论时政。又以“义理”说《春秋》,谓孔子“此书之作。遏人欲千横流,存天理于既灭。为后世虑至深远也”一主张“学以立志为先,以忠信为本,以致知为穷理之门、以主敬为求养之道。”认为“士当志于圣人,勿临深以为高”,努力学习圣学。又认为“圣门之学,则以致知为始,穷理为要”,“物物而察,知之知也,一以贯之,知之至也”,“知至理得,不逮本心,如日方中,万象皆见,则不疑所行,而内外合也。”又说“心者,身之本也,正心之道,先致其知而诚意”,认为“学以能变化气质为功”,通过修养达到“主敬”。(《宋元学案》卷三十四《武夷学案》)主要著作有,胡安国《春秋传》,曾几《经说》、《周易释象》,胡铨《澹庵集》,徐时动《孟子说》、《师门答问》,乐洪《周易卦气图》,王枢《东谷集》,黄祖舜《论语说》等。明初宗法程朱理学,以胡安国之学私淑程颐,特定安国《春秋传》为科举取士教科书。此派与胡宏所创“五峰学派”等合称“湖湘学派”,其弟子汪应辰则另创“玉山学派”、恭季宣创“艮斋学派”,陆游则加入“荆公新学派”。

西山葵氏学派

  〖西山葵氏学派〗南宋蔡元定所创学派。元定为建州阳(今属福建)人,学者称“西山先生”,因称所创学派为“西山学派”或“西山蔡氏学派”。其父蔡发博览群书,精通义理,曾把程氏《语录》、邵雍《经世》、张载《正蒙》作为孔学“正脉”授给元定,元定潜心研究。“深涵其义”。既长,闻朱熹大名,前往拜师学艺,朱熹与之论学,大惊曰:“此吾老友也,不当在弟子列”,遂以师友相待。元定又与楼钥、刘炳为友,往迫论学,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庆元年间,沈继祖等上疏攻击朱熹道学为“伪学”,并斥元定,被编管道州,“远近从学者日众”,因形成自己的学派。一传数传子孙及弟子甚多,著名者有:蔡渊、蔡流、蔡沈、朱塾、杨至、陈光祖、翁泳、熊刚大、时采、熊庆胄、徐几、熊酉、何云源等。此派学综二程、张载和邵雍,兼有义理和象数学两个方面。他们博极群书,穷究义理,教人以”住”与“天道”为先,“以敬为人德之门户,义为一身之主宰”。尤长于《易》学,对“太极图”及“太极”、“无极”等均有论述,曾指出“太极图之说,世之疑者。何其多乎。或以继善成性,不当分阴阳;或以太极阴阳,不当分道器;或以仁义巾正,不当分体用。有谓一物不可言各具一太极者;有谓体用一原,不可言体立而后用行者;有谓仁为体统,不可偏指为阳动者;有谓仁义中正之分,不当反其类者。诸说纷纷不一,殊不知皆取于《易》之大意,而学者不深考也。”又指出“孔子谓《易》有太极,于变易之中,而有不易之妙。周子云,无极而太极,于体用之间,而有至中之理。太极之精,本无极也,无极之真,即太极也。”认为“世之言一物各具一太极者,固非所以尽算本,而谓太极之上别为无极者;是有二本也。学者不观太极,无以知气之所由始,不观无极,无以知理之所由充。”认为“无极者,乃至极之所得名。不知太极者,即不可加之至理”。(《宋元学案》卷六十二《西山蔡氏学案》)论《易》自成一家,富有神秘色彩。此派又汲取北宋邵雍的象数学,把“数”作为主观自生之物。在律吕象数学方面,将象数与音律相结合,采用《淮南子·天文训》与《后汉书·律历志》之推算法,纠正了《史记.律书》、《汉书·律历志》只凭演数,不加审音之误。又把十二乐律之间加了六个变律,成为十八律,以解决“旋相为宫”后之音程关系与黄钟宫调不尽相同等问题,在计算音程方面更加便利。主要著作有蔡元定《律吕新书》、《皇极经世指要》、《洪范解》、《大衍详说》、《西山公集》,蔡渊《易象意言》,蔡沉《春秋五论》、《春秋大义》、《春秋衍义》等。此派在南宋有一定影响,时人唐某曾评论说:“濂溪(周敦颐)、明道(程颢)、伊川程颐),讲道盛矣,因数明理,复有一邵康节(邵雍)出焉。晦翁(朱熹)、南轩(张栻)、东莱(吕祖谦)讲道盛矣,因数明理,复有一蔡西山出焉。孔孟数人,言理不言数,邵、蔡二子欲发谱子之所未发,而使由与数灿然于天地之间,其功亦不细矣”(《宋元学案》卷六十二《西山蔡氏学案》)。蔡元定之子蔡沈在此派发展过程中另创“九蜂学派”。

西山真氏学派

  〖西山真氏学派〗南宋真德秀所创学派。真德秀为建宁浦城(今属福建)人,号“西山”,学者称“西山先生”,因称所创学派为“西山学派”。为了同西山先生蔡元定所创“西山学派”相区别,故称“西山真氏学派”。真德秀是继承朱熹之后声望很高的学者,与鹤山学派魏了翁齐名。他是朱熹二传弟子,初从郡人詹体仁游,刻苦钻研程朱理学。庆元五年(1199)进士,继中博学宏辞科。立朝不满十年,奏疏不下数十万言,声震朝廷,四方文士诵其文,想见其风采。又与魏了翁、李燔、张洽、李方子为友,往复探讨义理之学,牢固树立了尊崇朱熹理学之思想。庆元党禁之时,讳言理学,其“独以斯文自任,讲习而服行之。党禁之后,学徒激增,因形成自己的学派。程朱理学得以复盛,其力最多。此派—传数传弟子甚多,著名者有:王应麟、马光祖、金文刚、孔元龙、吕良才、吕敬伯、刘炎、陈均、周天骏、徐元杰、刘克庄、程掌、徐几、汤千、刘汉传、王天与等。此派尊崇朱熹,主要讲求义理之学,谓“凡天下之物,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理便在其中。“天下未尝有无理之器,无器之理。器以求之,而理在其中”,“若舍器而求理,未有不蹈于空虚之见,非吾儒之实学也”。他们特别重视“穷理以致其知”,主张“穷理以此心为主,必须以敬自持,使心有主宰,无私意邪念之纷扰,然后有以为穷理之基。本心既有所主宰矣”指出“欲穷理而不知持敬以养心,则思虑纷坛,精神昏乱,于义理必无所得。知以养心矣,而不知穷理,则此心虽清明虚静,又只是个空荡荡的物事,而无许多义理以为之主,其于应事接物,必不能皆当。”“故必以敬涵养,而又博学审问谨思明辨以致其知,则于清明虚敬之中,而众理悉备。”认为,“学者傥能居敬以立其本,而又穷理以致其知,则学问之道,无余蕴矣。”此派“穷理”、“求心”,主要是为了维护封建的伦理纲常,他们曾说“三纲五常,扶持宇宙之栋干,奠安生民之柱石”。认为求得“本心”,即是“仁”,“便当存之养之,使之不失,则万善皆从此而生”。此派特别推崇《大学》一书,谓“为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学,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学。为人君而不知大学,无以清出治之源;为人臣而不知大学,无以尽正君之法”。指出《大学》一书是“君天下之律令格例也”,“人君之学,必知其要,然后有以为用力之地。”认为“明道术、辨人材、审治体、察民情”,是“人君格物致知之要”;“崇敬畏、戒逸欲者,诚意正心之要”;“谨言行、正威仪者,修身之要”;“重纪匹、严内治、定国本、教戚属者,齐家之要”。“四者之道得,则治国平天下在其中矣”。(《宋元学案》卷八十一《西山真氏学案》)主要著作有:真德秀《西山真文忠公文集》、《大学衍义》、《文章正宗》,孔元龙《柯山讲义》、《论语集说》,熊庆胄《三礼通议》,王天与《尚书篡传》等。此派与魏了翁所创鹤山学派,是朱熹以后影响最大的学派,乾淳诸老之后,百口交推,以为正学大宗者,莫如西山”。黄百家指出:“从来西山鹤山并称,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轮,不独举也。鹤山之志西山,亦以司马文正(司马光)范忠文之生同志、死同传相比,后世亦无敢优劣之者”。其实“两家学术虽同出于考亭(朱熹),而鹤山识力横绝,真所谓卓荦观群书者;西山则依门傍户,不敢自出一头地,盖墨守之而已”(《宋元学案》卷八十一《西山真氏学案》)。此派弟子王应麟另创“深宁学派”,汤千、汤巾、汤中创“存斋晦静息庵学派”。

象山学派

  〖象山学派〗南宋陆九渊所创学派。九渊为抚州金溪(今属江西)人,曾讲学于象山(今江西贵溪西南应天山),自号“象山居士”,学者称“象山先生”,因称所创学派为“象山学派”。九渊幼年就有疑古精神,“闻人诵伊川(程颐)语”,曾说:“伊川言奚为与孔子、孟子之言不类”。“读《论语》即疑有子之言支离”。“他日读古书,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住古来今曰宙。忽大省曰: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其学上无师承,只是与父贺及兄九韶、九龄等自为师友,互相,讲学论道。又与刘清之、李浩、王厚之、杨庭显、丰谊、罗点、黄文晟、刘恭等为友,往复论学。全祖望叙其师承云:“程门自谢上蔡(谢良佐)以后,王信伯(王萍)、林竹轩(季仲)、张无垢(张九成),至于林艾轩(林光朝),皆其前茅,及象山而大成”(《宋元学案》卷五十八《象山学案》)。实际上,九渊继承了宋代理学家的部分思想,融合孟于“万物皆备于找”和“良知”、“良能”说以及佛教掸宗“心生”“心火”等论点,独自建立起自己的心学体系。后居象山讲学,学徒大集,环坐常二三百人,“至不能容”,前后来见者不下数于人,因形成与朱熹“理”学派相对的“心学”派。弟子众多,著名者有:杨简、袁燮、舒璘、沈焕、傅梦泉、傅子云、邓约礼、黄叔丰、胡大时、李耆寿、沈炳、汤中、程绍开、胡长孺、吴澄、陈苑、叶元老、喻仲可等。此派为学以“尊德性”为宗,主张“先立乎其大”。“不为小者所夺”。认为大者就是“本”,如果“本体不明,而徒致功于外索,是无源之水也。”他们认为“心”就是宇宙的本体,提出了“心即理也”的命题。断言天理、人理、物理都在吾心之中,心是客观世界的本源、唯一的实在。谓“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认为“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只要“尽我之心”,“万物皆备于我”。即认为世界上万事万物都在我的心中,否认在人的感觉之外,还有什么客观存在的东西。在认识论上,此派反对朱熹那套穷理致知的方法,主张“明本心”。认为心与理完全合一,“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理”为“人心所固有”,所以,“致知不假外求”,只要闭门修养,“发明本心”,“反躬自得”,“百川会归”,就可以无所不知了,就可以“应天地万物之变”。他们还把封建伦理纲常说成是人人所固有的“本心”,认为“本心”会被物欲所蒙蔽,致使天理不明,违反伦理纲常。要人们通过“存心、养心、求放心”的修养功夫,达到“存心”“去欲”的目的。要人们辨别义利和公私,“切己自反”,格除物欲,注意内心修养,即可达到“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在教学方法上与未熹“理”学派“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不同,主张“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此派与朱熹的”晦翁学派”观点有许多不同,曾就“道问学”和“尊德性”孰先孰后,“无极”和“太极”之说为儒为道以及治学方法等问题进行过激烈的论辩,谁也说服不了谁。继之,“宗朱者低陆为狂禅,宗陆者以朱为俗学,两家之学,各成门户,几如冰炭”(《宋元学案》卷五十八《象山学案》)。此派代表著作有:陆九渊《象山先生全集》(近经整理为《陆九渊集》,陆持之《易提纲》、《诸经杂说》等。此派学说影响很大,与朱熹“理”学派相鼎峙,并行于世。此派继承者大多集中在江西与浙江两地,江西以傅梦泉、傅子云、邓约礼、黄叔丰等为主要代表,创“槐堂诸儒学派”;浙东以杨简、袁燮、舒璘、沈焕为代表,杨简创“慈湖学派”,袁燮创“絜斋学派”,舒璘、沈焕创“广平定川学派”。此外,其弟子汤巾又创“存斋晦静息淹学派”,吴澄创“草庐学派”,陈苑创“静明宝峰学派”。明代陈献章、湛着水等对此派思想有进一步发展,至王守仁则集其大成,与陆九渊“象山学派”合称为“陆王学派”,或称“陆王心学学派”。

巽斋学派

  〖巽斋学派〗南宋末年欧阳守道所创学派。守道为吉州(今江西吉安)人,晚号“巽斋”,学者称“巽斋先生”,因称所创学派为“巽斋学派”。守道为朱熹二传弟子,刘月涧门人,自幼苦学程朱理学,年未三十“寓然以德行为乡郡儒宗”。淳佑元年(1241)进士及弟。江万里创台鹭洲书院,首聘其讲学。文天祥亦参书院学习,成为得意门生。后应湖南转运副使吴子.良聘为岳麓书院副山长,“发明孟氏正人心承三圣之说,学者悦服”,相继前来求学,因而形成自己的学派。一传数传弟子,知名者甚多,主要有:文天祥、刘辰翁、邓光荐、罗开礼、张千载、王炎午、谢翱、刘尚友、刘省吾等。此派学宗朱熹,但强调“气”为宇宙本源,提出“道一不息”之命题。谓“未有人心,先有五行;未有五行,先有阴阳;未有阴阳,先有无极太极;未有无极太极,则太虚无形,冲漠无肤,而先有此道。未有物之先,而道具焉,道之体也。既有物之后,而道行焉,道之用也其体则微,其用甚广。即人心而道在人心,即五行而道在五行,即阴阳而道在阴阳,即无极太极而道在无极太极”。“道之在天下,犹水之在地中,地中无往而非水。天下无往而非道,水一不息之流也,道一不息之用也”。“道之在天地间者,常久而不息”。(文天祥《御试策》)认识上主张“事事而计之,物物而察之”,以知行结合作为“学”的内容。此派为学主张“求为有益于世用,而不为高谈虚误,以自标榜于一时”。反对当时上下奢侈腐化的社会风气,曾上疏陈对,欲“家给人足,必使中外臣庶,无复前日言利之风而后可”。要求“不责难得之货,不厚无益之藏”。(《宋元学案》卷八十八《巽斋学案》)主要著作有:欧阳守道《巽斋文集》、《易故》(已佚),文天样《文山先生全集》(1985年北京市中国书店据1936年世界书局版影印出版,改名为《文天祥全集》),王炎午《吾汶稿》等。此派学术思想虽未有多少发明,“然巽斋之门有文山(文天祥)”,“可以见宋儒讲学之无负于国矣”(《宋元学案》卷八十八《巽斋学案》)。对后世影响很大。

伊川学派

  〖伊川学派〗北宋程颐所创立的学派。颐曾居伊水岸边讲学,学者称为“伊川先生”,因称所创学派为“伊川学派”。颐曾从胡援受启蒙教育,又与兄颢师事周敦颐,潜心钻研《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尤重《易经》。又援佛入儒,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长期在洛阳和伊水边讲学,形成“伊川学派”。弟子众多,其中主要有刘绚、吕希哲、谢良佐、杨时,游酢、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郭忠孝、周行己、许景衡、田述古、邵伯温、李朴、范冲、杨国宝、萧楚、陈渊、罗从彦、杨迪、吕义山、胡安国、邹浩、赵霄、张辉、蒋元中、蔡元康、潘安固,罗靖、罗竦、赵俊等。该派认“穷理”为主,认为“天下只有‘一个理”,“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这个“理”,也叫“天理”,为宇宙之本,“天下物皆可以理照,不独人尔,万物皆然,都自这里出去。”就是说,“理”先于事物而存在,是人和万事万物产生的根源。在天人关系方面,他们提出“天人合一”说,认为道(理)没有天人之别,“在天则为天道,在地则为地道,在人则为人道”。用道把天和人联系起来。他们还把“理”同封建伦理道德结合起来,强调“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乎天地之间”。在人性论方面,该派宣扬“气禀”说,认为“天理”在人心为“性”、“性无不差”。认为人有“善”、“恶”之分,是由于“才禀于气”不同,气有清浊,“气清则才善,气浊则才恶。禀得至清之气,生者为圣人;禀得至浊之气,生者为愚人。”在认识论方面,提出“格物致知”说,认为人们通过读书接物,考察古今人事,便可体会到万物皆归于一理。还认为“理与心一”,提倡“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的修养方法,目的在于“存天理,去人欲”。(《宋元学案、伊川学案》)宣扬封建礼教,反对寡妇再嫁。主要著作有程颐《伊川易传》、《颜子所好何学论》。此派学说奠定了宋代理学基础,为南宋朱熹直接继承和发展,形成程朱学派。参见“伊洛之学”条。

伊洛之学

  〖伊洛之学〗北宋程颢、程颐所创理学学派。世称程颢为“大程”,程颐为“小程”,合称为“二程”。二程为亲兄弟,均为洛阳(今属河南)人,长期在洛阳讲学,后来程颐又居临伊川,二人讲学于伊河洛水之间,因称其所刨学派为“伊洛之学”,也叫“洛学”。二程十五、六时,受学于理学创始人周敦颐,继承周敦颐的学说,仍不满足,又同张载、邵雍等频繁交往,切磋学术。终于以孔孟思想为基础,吸收佛、道思想,建立起自己的理学体系,形成伊洛学派。二程长期讲学,宣传自己的思想,门徒日益增多,成为北宋时期最大的学术派别。著名弟子很多,其中,谢良佐、杨时、游酢、吕大临号称“程门四大弟子”。二程的学说在某些方面有所不同,但基本内容一致。他们在政治上追随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学术上与王安石“新学”对立,与“蜀学”亦相攻讦,对自己师事的“濂学”并不推崇,与“关学”联系则较密切。此学派提出理学道统说,二程自命为继承孔孟儒学道统,明儒家之道于当世。发展了周敦颐“无极而太极”的世界本体论,以“理”或“天理”为哲学最高范畴,作为自然界和社会的最高原则。认为“理”或“天理”永恒存在,创立了“天理本体论”学说。他们说:“万事皆出于理”,“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认为万事万物都是“理”或“天理”的体理,“有理则有气”,有理就有万事万物。他们还认为现行社会秩序为“天理”所定,“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遵循它便合乎天理,否则就是违背天理。在人性论和认识论方面,他们把“天理”和人性联系起来,认为“天理”在人心即为“性”,“性即理也”。强调人性本善,后世之人有“贤”、“愚”之分,是由于气禀不同,“气有清浊,禀其清者为贤,禀其浊者为愚。”认为“浊气”和恶性都是人欲,人欲横流,蒙蔽了本心,便会损害天理。“无人欲即皆天理”,因此要人们“存天理,去人欲”。要“存天理”,必须先“明天理”。而要“明天理”,便要即物穷理,逐日认识事物之理,积累多了,就能豁然贯通。提出了“格物致知”的思想,倡导“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的修养方法。他们还宣扬封建伦理道德,提倡在家庭内形成象君臣那样的关系,认为社会的贵贱、尊卑、男女有序、夫妇有唱随之礼为“常理”。提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反对寡妇再嫁。此学派关于“天理”主宰万事万物的思想,属于唯心主义体系,但他们也提出了事物“有对”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主要著作有:《二程全书》、《二程遗书》、《二程外书》、《明道文集》、《伊川文集》、《伊川易传》、《程氏经说》等。1981年中华书局出版有《二程集》。该派学说奠定了宋代理学基础。二程之中,—程颢早卒,程颐继续传播其学。颐卒,其弟子仍传其学并有所发展和变化,相继建立许多学派,如:谢良佐创“上蔡学派”,杨时创“龟山学派”,游酢创“廌山学派”,吕大忠、吕大多次钧、吕大临等创“吕范诸儒学派”,吕希哲创“荥阳学派”,尹淳创“和靖学派”,郭忠孝创“兼山学派”,王萍创“震泽学派”,刘绚、李吁创“刘李诸儒学派”,陈瓘、邹浩创“陈邹诸儒学派”,周行己、许景衡创“周许诺儒学派”,陈渊创“默堂学派”,罗从彦创“豫章学派”,胡安国创、武夷学派”等等。南宋朱熹直接继承伊洛之学,并发展成完整的理学体系,形成“程朱学派”。程朱理学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成为地主阶级的官方哲学,影响极其深远。

荥阳学派

  〖荥阳学派〗北宋吕希哲所创学派。其父吕公著是哲宗朝宰相,因此,希哲少时即得以遍交当世著名学者。初学于庐陵学派欧阳修弟子焦千之。继而同濂溪学派弟子程颐一起从学于安定学派胡瑗,为大学同舍学友,后心服程颐之学问,甘拜为师。接着又学于泰山学派孙复、百源学派邵雍、“新学学派”王安石等。其学虽出人数家,而后归宿于程氏。又与程颢、张载、石介、李觏、孙觉、李常交往甚密,切磋学问,集益众家,“至广且大”,因形成自己的学术派别。从学子孙及弟子甚众,著名者有:吕好问、吕切问、吕本中、汪革、汪莘、黎确、谢逸、谢薖、赵演、饶节、颜岐、汪大经等。此派为学,“不主一门,不私一说”,泛读百家之书,但仍以《六经》等儒家经典为主,尤其重视“易学”。集众家议论,确立自家“修身为本”之学说,特别注重个人修养。谓“人君之学,不在于遍读杂书,多知小事,在于‘正心诚意”。认为只有“正心诚意”,才能“天下自化”,如果“身不能修,虽左右之人,且不能喻,况天下乎!”主张个人修养当以“正心诚意”为主,致力于“克己”,“自攻其恶,日夜且自‘族检,丝毫不尽,即不谦于心矣”。除主张“克己”自修以外,他们也重视教育,认为“中人以下,内无贤父兄,外无严师友,而能有成者,未之有也。”认为经过自我修养和教育,“人皆可以为尧舜”,以为“世人喜言‘无好人’三字者,可谓自贼者也”,说“子产言民不可逞、度不可改”,是没有“君子气象”。希哲晚年从高僧游,尽究其道,认为“佛氏之道,与吾圣人吻合”,与其师门程氏之学相背。(《宋元学案》卷二十三《荥阳学案》)主要著作有吕希哲《吕氏杂志》、《荥阳公说》、《发明义理》,汪革《论语直解》、《青溪集》,汪荤《归愚集》,谢逸《溪堂集》,谢薖《竹友集》等。此派为学“不主一门,不私一说”,成为吕氏家学传统,对后世影响很大。南宋朱熹则认为其学“博而杂”。“流于异学”,以“佛与圣人合”,尤为“错谬”。清人全祖望认为此派出人数家,“而归宿于程氏,集益之功,至广且大。然晚年又学佛,则申公(吕公著)家学未醇之害也。要之荥阳之可以为后世师者,终得力于儒。”(《宋元学案》卷二十三《荥阳学案》)此派门人吕本中另创“紫微学派”。

永嘉学派

  〖永嘉学派〗南宋薛季宣、陈傅良、叶适等人为代表的学派。因其主要代表人物皆为永嘉(今浙江温州)人,故称所刨学派为“永嘉学派”。与吕祖谦所创“金华学派”、陈亮所创“永嘉学派”同称为“浙东学派”。北宋元丰年间,永嘉人周行己、许景衡、刘安节、刘安上、戴述、赵霄、张辉、沈躬行、蒋元中同游太学,号称“永嘉九先生”,他们最早将二程学说传播至永嘉等地。南宋初期,其学一度衰歇,周行己私淑弟子郑伯熊、郑伯友兄弟,以“纪纪不接”为惧,首刻程氏之书于闽中,由是永嘉之学得以重光,故“永嘉之学”有“周作于前,郑承于后”之语。至艮斋学派薛季宣,首倡“教人就事上理会”,强调实事实功,使永嘉之学开始从传授二程学说转向摆脱理学束缚,讲求事功,而“别为一派”,永嘉学派进入初创时期。其弟子陈傅良进一步发展了薛季宣的“实事实理”思想,主张经世致用,遂奠定了永嘉学源的地位。叶适继之,进一步发挥了薛、陈二入学说,提倡“务实而不务虚”,使事功思想进一步严密和系统化,成为永嘉学派的集大成者。此派反对朱、陆理学,认为“道”存在于事物本身之中,离开了具体的客观事物就不可能抽象的“道”存在。提倡功利之学,反对脱离实际的烦琐议论。重视学术史研究,对先秦以来各派思想评述甚多,并注重探究学术思想的“统绪”及演变关系等。为朱熹之徒所不喜。成为与朱熹为首的“理”学派和以陆九渊为首的“心学”派鼎足而三的学派,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参见“艮斋学派”、“止斋学派、“水心学派”条。

玉山学派

  〖玉山学派〗南宋汪应辰所创学派。应辰为宋信州玉山(今属江西)人,学者称为“玉山先生”,因称所创学派为“玉山学派”。应辰自幼聪敏,为二程再传弟子喻樗所赏识,许以女,并附以二程之书做嫁妆,遂闻二程之学。继而得到赵鼎指点,又师事武夷学派胡安国、紫微学派吕本中,年仅十八就中进士第一,请求外任,听说横浦学派张九成学有成就,又前往请教。后以件秦接,流落岭断十七年,日以讲学为事,从学者众。又与吕大同、赵汝愚、朱熹、陆九龄为友,往来甚密。因形成“以至诚为本”的学术派别。著名弟子有:汪伯时、汪逐、尤袤、吕祖谦、章颖、张杰、赵焯、郑侨、王介等。此派先师张九成、吕本中皆侵佛,但他们与师相反,不好佛,“粹然一出于正”。“为学博综诸家”,而以“正心诚意”、“至诚”为本。强调克己之私,当如用兵克敌,学《易》以惩忿窒欲,学《尚书》以刚制于酒。谓“君子不愿乎外,是以不怨天;尽其在我,是以不尤人。祸福得丧在天,而不在人,我何怨?是非毁誉,在人而不在我,又何尤?惟行法以候命,推诚以待物”。认为“学问之道止是摆于心而安,稽于古而合,措于事而宜。所以体究涵养,躬行日用,要以尽此道而已”。认为君子当识前言往行以经世治国,“世之自谓得道者,以前言往行为糟粕刍狗,以治天下国家为绪余土苴。迄之放弃典刑,阔略世务,至于为西晋之祸。或者出而矫之,曰:吾之道,固所以经世也。然而天人异观,物我殊归,高明中庸,析为二致。迹其行事,则私智之凿而已,道果如是乎?”他们又提出,“正,或未必中也,世尝有正而未必中者,不可以其未中而谓之不正”。对程颐所谓“中则正矣”表示异议。他们又认为,“惟公与正,乃万事之本。又颁之以恕,居之以宽,庶几久而无愧。”政治上主张,“正纪纲,抑侥幸,裁滥赏,汰冗兵,以张国势。”(《宋元学案》卷四十六《玉山学案》)主要著作有汪应辰《玉山文集》,今存《文定集》、《石林燕语辨》等。此派学说对后世有一定影响,黄宗羲《宋元学案》评价汪应辰说“其骨顿极似横浦(张九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德似紫微(吕本中),而未尝侯佛,粹然为醇儒。”朱熹亦说:“惟公(汪应辰)学贯九流,而不自以为足;才高一世,而不自以为名;道高德备,而不自以为德;位高势重,而不自以为荥。盖玩心乎文武之末坠,抗志乎先民之所程,巍乎其若嵩岱之雄峙,浩乎其若沧海之涵淳。”(《宋元学案》卷四十六《玉山学案》)其弟子吕祖谦另刨“东莱学派”。

豫章学派

  〖豫章学派〗北宋末南宋初罗从彦所创学派。从彦为南剑州剑浦(今福建南平)人,学者称“豫章先生”,因称所创学派为“豫章学派”。从彦初从吴仪学经,后师事龟山学派杨时,曾与师讲《易》,至乾九四艾,杨时说程颐解释最善,从彦即碧因袭粮,前往洛阳向程颐求教。后来返归,从扬时学习二十余年,“独得其传”。与师杨时、弟子李侗并称为“南剑三先生”。又与廖衙、陈渊为友,切磋学术。以传播杨时学说为己任,逐步形成具有自己特点的学派。一传数传弟子有:李侗、朱松、朱熹、罗博文、刘嘉誉、刘世南、刘砥、刘砺等。此派重视学道,“道可以治心,犹食之充饥,衣之御寒”。以为周公、孔子之心使人明道,如能明道,则可深得周、孔之心。他们倡三代“五道”之治,主“寡欲”、“简易”、“主静”之说。认为“圣人无欲,君子寡欲,众人多欲”,要人们据弃“多欲”,尽量作到“寡欲”以至“无欲”,持“存天理,灭人欲”的观点。他们认为“易简之理,天理也。”“行其所无事,笃恭而天下平”,就是“易简”。此派为学主静,主张“学问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体认天理”。从彦后入罗浮山,往往与弟子“终日相对静坐”,认为“静中看喜怒哀乐未发之谓中”,在静中体察万物本源的”改”。他们还认为“中人之性,由于所习,见其善则习于为善,见其恶则习于为恶。习于为善,则举世相率而为善,而不知为善之为是。”“习于为恶,则举世相率而为恶,而不知为恶之为非。”因此,他们主张,学者应该“尽心以知性,行以尽性”,“要以名节忠义为本,有名节,则不枉道以求进;有忠义,则不固宠以欺君。”(《宋元学案》卷三十九《豫章学案》)他们还强调儒学与佛道异端不同。主要著作有:罗从彦《遵尧录》、《语孟解》、《中庸说》、《议论要语》(辑入《豫章文集》),李侗《延平答问》、《李延平先生文集》,朱松《韦斋文集》等。此派对未震思想形成有直接影响。朱熹认为“龟山(杨时)门下干余,独豫章能任道”。全祖望认为,罗从彦在杨门,“所学虽醇,而所得实浅,当在善人有恒之间。一传为延平(李侗)则遥矣,再传为晦翁(朱熹)则大矣。”(《宋元学案》卷三十九《豫章学案》)朱嘉在此基础上创立“晦翁学派”,集理学于大成。

元城学派

  〖元城学派〗北宋刘安世所创学派。安世大名(今属河北)人。字器之,学者称“元城先生”,因称所创学派为“元城学派”。幼以其父仲通与司马光为同年至交,即前往拜师学道。熙宁初年,进士及第,但不就选,仍回到司马光身边,从学儒家经典。问及“尽心行己之要,可以终身行之者”,司马光答之以“诚”,并说求“诚”须自不妄语开始。安世自此力行七年,多有所得,又与颜歧、石子植、韩撝则、陈瓘等往来甚密,多受教益,因创以笃信力行为特点的儒家学派。从学弟子甚多,著名者有:吕本中、李光、孙伟、马大年、刘勉之、曾恬、曾几、李孟博、曹粹中、潘畴、孙蒙正、刘芮等。此派学问,他们自称,只有一个“诚”字,安世曾说,“某之学初无多言,旧所学于老先生者,只云由“诚”入,某平生所受用处,但是不欺耳。今便有千百人来问某,只此一句。”认为“诚是天道,思诚是人道,无人无两个道理。”要做到“诚”,必须“不妄语”,必须“笃信力行”,他们曾说:“为学惟在力行,古人云,说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尺,说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故以行为贵”。要作到守道力行,“只一勤”,如有间断,“便不可谓勤。”此派还主张兼学诸子百家及佛道等,认为“若象数可废,则无《易》矣;若不说义理,又非通论,两者兼之始得。”又认为“儒释道神,其心皆一”,学者可以兼学,并有所弃取。他们还主张,“居家,惟是尽一孝字;居官,惟是尽一廉字;。。。。。。立朝事君,惟是尽一忠字。但守得此一字,一生受用不尽。报(《宋元学案》卷二十《元城学案》)代表著作有刘安世的《元城语录》、《元城谈录》、《元城道护录》、《尽言集》、孙伟《奏议》等。元城学派在社会上有一些影响,曾几曾说,“刘器之(安世)之学问门户,自与伊川(程颐)不同,伊川说话极精微,刘丈只理会笃信力行,亦自有省要处。”全祖望亦指出,“涑水(司马光)弟子不传者多,其著者刘忠定公(安世)得其刚健,范正献公(范祖禹)得其纯粹,景迂(晁说之)得其数学,而刘、范尤为眉目。”(《宋元学案》卷二十《元城学案》)其弟子吕本中在此基础上创“紫微学派”,刘勉之等创“刘胡诸儒学派”,张栻创“南轩学派”等。

岳麓学派

  〖岳麓学派〗南宋胡大时、彭龟年等人创立的学派,代表人物还有吴猎、游九言、蒋复、赵方、沈有开、苏权、李璧、李埴、周去非等三十多人。此派代表人物皆为南轩学派张拭门人,也有人一度师事陈傅良和陆九渊,也有人曾问学于朱熹等。因他们多受学于湖湘,故称“岳麓学派”,也称“岳麓诸儒学派”。著名弟子有:彭钦、刘宰、王遂、窦从周、郑节夫、黄复、黄震、赵范、赵葵、苏国台、周端朝、高崇、宋自适等。此派承继张栻师说,也吸取永嘉学派陈傅良等人的经制之学和陆九渊的心学,形成自己学派的特色。此派以“讲明理学”为主,特别重视“诚”的作用,认为要达到最高的真实无妄的道德境界“诚”,必须通过“敬”的克己工夫。谓“诚者,天之道也。而突然之理,亦可以言诚。敬道之成,则圣人矣。而整齐严肃亦可以言敬。此两事者。皆学者所当用力也”。他们把人性分为圣人、君子、凡愚三品,赞同五峰学派胡宏“知天性感物而通者圣人也,察天性感物而节者君子也,昧天性感物而动者凡愚也”之说。为学主张“莫先于求仁”,“求放心”。强调“先培其根本,然后审其趋向”。此派与朱熹交往甚密,多吸取其思想,但也有相互发明之处。他们认为,“大本者,即此理之存;达道者,即此理之行。未有极其中而不和者,未有天地位而万物不育者,不必分说。时中者,以其全得此理,故无时而不少,非是就时上取中也。”“皆与集注不同”。他们又把周敦颐“太极”学说和陆九渊“发明本心”学说结合起来,谓“周子以无极加太极,何也?方其寂然无思,万善末发,是无极也。虽云未发,而此心昭然,灵源不昧,是太极也。欲知太极,先识吾心”。(《宋元学案》卷七十一《岳麓诸儒学案》)赞同陆九渊的“正心”说。此派还留心经济之学,关心政事,主张抗金。为学提倡“见义必为”、“知无不行”的作用,又与永嘉学派“经世致用”思想接近。主要著作有:彭龟年《止堂集》,吴猎《畏斋集》,苏权《春秋解》,李璧《雁湖集》李埴《李文肃集》,彭钦《澹斋自镜》,刘宰《漫塘文集》等。此派在南宋与朱熹弟子所创学派并行于世,有一定影响。全祖望在评论此派时说:“宣公(张拭)身后,湖湘弟子有从止斋隐游者。然如彭忠肃公(彭龟年)之节概,吴文定公(吴猎)之勋名,二游文清(游九言)庄简公(九功)之德器,以至胡盘谷辈。岳麓之巨子也。再传而得漫塘(刘宰)、实斋(王遂)。谁谓张氏之后弱于朱乎?”(《宋元学案》卷七十一《岳麓诸儒学案》)其弟子黄震另创“东发学派”。

张祝学派

  〖张祝学派〗南宋张行成、祝泌等人创立的以继承和发展邵雍先天象数学为主的学派。邵雍创“先天象数学”派以后,影响很大,很多人都想学习这一神秘的学说,但难得其传。“汉上学派”朱震曾对这一学说进行探索,提出陈持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之说。张行成为邵雍三传弟子,自幼就想研究先天象数学,特取自陈持至邵雍所传先天封数等四十图,“敷演解释,以通诸易之变”。又从“蜀中佑籍吏人之家”得到世上无传的邵雍“十四图”,精心研究,多有所得,遂形成自己的学派。此派代表人物还有王卿月、朱元界等,故又称“张祝诸儒学派”。著名弟子有吕凝之、廖应淮、彭复初、博立、程直方等。此派认为“祖道钩元,是极也,先高厚而肇始,运万有而不遗。推其动静,得两仪之本,沿其始交,得四象之元,循其变化,识其封位之分”。他们以研究《先天图》为主,尤重“象”、“数”二图,认为“天地万物之理,尽在其中”。又谓“理者,太虚之实义;数者,太虚之定分。末形之初,因理而有数,因数‘而有象即形之后,因象以推数,因数以知理”。他们又提出“处心不可著,著则偏;作事不可尽,尽则穷”的观点,认为“先天之学止此二语”。(《宋元学案》卷七十八《张祝诸儒学案》)主要著作有:张行成《述衍》、《翼玄》、《元包数义》、《潜虚衍义》、《皇极经世索隐》、《观物外编衍义》,祝泌《皇极经世书铃》,朱元异《三易备遗》,彭复初《易学源流》等。此派对于邵雍先天象数学“发明固多,其支蔓亦多”。(《宋元学案》卷七十八《张祝诸儒学案》)对于传播先天象数学具有重大作用,致使此学没有失传。元世祖时访求通先天象数学者,此派弟子傅立等以书奉上。使此派学说绵绵不断地传播下来。

赵张学派

  〖赵张学派〗南宋赵鼎、张浚等人创立的学派。两人均四岁而孤,然聪敏好学,通经史百家之书。后赵鼎从学于邵雍之子邵伯温,张浚则师事程颐弟子谯定。两人分别于宋徽宗崇宁和政和年间进士及弟,南宋初年相继任过宰相,后来曾因故相继被贬。两人与汪应辰为友,与陈良翰、芮煜、陈鹏飞观点相近。被贬期间,曰以讲论儒家经典、著书之说为事,因形成自己的学派,也称“赵张诸儒学派”。此派弟子签多,著名者有:赵纶、王大宣、张轼、王十朋,张构、杨万里、张忠怨、宋晋之、吕陟、罗博文、张杰、陆游等。此派力主抗金,反对苟安求和。主张富国强兵,提出“兴国在人”的社会政治思想。学术上继承前人“气”的学说,谓“太极,气之元;天地,气之辨;阴阳,气之抄;五行,气之显”。强调元气为构成宇宙万物之本原。他们认为。“留意圣贤之学,爱养精神,使清明在心,自然读书有见处、以之正身正家,而事业从此兴矣。”特点强调“心”的作用,以为“天下之至神者,惟人心、见人之过、得己之过矣”。又说“人之为不善,一而足;为善,百而不足”,(《宋元学案》卷四十四《赵张诸儒学案》)提倡人们多做善事。主要著作有赵鼎《忠正德文集》,张浚《紫岩易传》,王十朋《梅溪集》,杨万里《诚斋易—传》、《庸言》、《诚斋集》、《天问天对解》,宋晋之《樟坡集》等。此派继承二程学说,也吸收其他各派部分观点,对后世有一定影响。全祖望曾评论说,“伊洛之学,从此得昌”(《宋元学案》卷四十—四《赵张诸儒学案》)。其弟子张拭在此基础上另创“南轩学派”。

浙东学派

  〖浙东学派〗南宋以浙东地区为活动中心的学派。与朱熹的“理”学、陆九渊的“心学”学派相鼎峙。包括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亦称“东莱学派”、“婺学”或“吕学”);以薛季宣、陈傅良、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和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亦称“龙川学派”)。金华学派尚史学,提倡经史以致用。为浙东学派的先驱;永嘉、永康两学派提倡率功之学,反对理学家空谈心、性、命、理,强调率功之学的重要。确立了浙东学派的地位。对后世学术发展影响很大。明末清韧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等为代表的史学派,主张治学先穷经而求证于史,注重研究史料,继承了此派经世致用的学风。参见“东莱学派”、“永嘉学派”、“龙川学派”等条。

震泽学派

  〖震泽学派〗北宋末南宋初王萍所创学派。因其曾居吴(今江苏苏州)中震泽讲学,学者称“震泽先生”,故称所创学派为“震泽学派”。萍为安定学派胡瑗、濂溪学派周敦颐、明道学派程颖的再传弟子,伊川学派程颐的门人,与杨时等同师事程颐,而年辈稍后,然其学识却深得前辈师长们赞许,认为“师门后来成就者,惟信伯;王萍)也。”与尹淳、张绎、吕本中、李子勉等为友。来往甚密。南宋初,传“洛学”于吴中。学者纷纷前来求教,因形成“震泽学派”。第子签多,著名者有:陈长方,陈少方、杨邦粥、章宪、周宪、范如圭、曾几、陆景端、施庭先、宋宜之、曾逮、方翕、林光朝、陆九渊等。此派主要传播二程学说,对程颢“心”、”性”学说有所发展,观点与和靖学派尹烤相近。把学问分为“帝王之学”相“世儒之学”,认为“帝子之学当与世儒之学异,世儒之学往往于经世大法,莫之察也;帝王之学在措诸事业。此其所以异也”。认为“人心广大无垠。万美皆备”。还说“万物皆备于我”,提倡“尽心知性以知天”,“存心养性以容天”,“欲传尧舜以来之道”,需“扩充是心”就可以了广(《宋元学案》卷之十九《震泽学案》)此派还认为鬼神“是阴阳之功用,非世所谓鬼神”,把禅学引入儒学,后人以为其学说“近弹”。主要著作有王萍《论语集解》(未成而卒)、《易传》、《王著作集》。陈长方《步里客谈》、《尚书传》、《春秋传》,章宪《复轩集》,曾逮《习庵集》等。此学派主要流传于吴。全祖望认为,二程学说于洛中最盛,由扬时传人闽、由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传人奏,由谢良佐传人楚,由周行己;许景衡等“永嘉九子”传人浙。而由王萍传入吴。认为王萍“师弟之渊源力量似稍浅狭”,但把二程学说传人吴地,使吴人“得重接学统”。还是有功的。认为此学派“颇启象山(陆九渊)之萌芽”,(《宋元学案》卷二“十九震学案》)陆九渊在此基础上发展为理学中的“心学学源”。另一弟子林光朝又创“艾轩学派”。

止斋学派

  〖止斋学派〗南宋陈傅良所创学派。傅良,温州瑞安(今属浙江)人,号“止斋”,学者称“止斋先生”,因称所创学派为“止斋学派”。傅良少有重名,曾于僧名讲学授徒,“士子莫不归敬”。后师事艮斋学派创始人薛季宣,聚书干余卷,每日考古咨今于其中,又从游七八年,尽得其事功之学,并有所发展。又曾以郑伯熊为师,受业于国子祭酒芮煜。与张栻、吕祖谦、陈武、陈谦、黄度、徐谊、薛叔似、郑鉴友善,频繁交往,切磋学术,以义理为本,文章制度为用,本《周礼》以考王道之经制,缘《诗》《书》以求文武之行事,遂确立其功利之学思想。又在瑞安林家应聘授徒,“一州文士毕集”,因形成“止斋学派”。此派弟子甚多,著名者有蔡幼学、曹叔远、吕声之、章用中、陈端己、林颐权、沈昌、朱黼、胡时、高松、倪千里、吴琚、沈体仁、胡大时、沈有开、赵希弁、周端朝、李元白、木天骏等。此派为学自三代秦汉以下,无事无物不详尽考究,认为历史上思想变化的脉络为“三代以上不过曰天而止,春秋以来,一变而为诸侯之盟诅,再变而为燕秦之仙怪、三变而为文景之黄老,四变而为巫蛊,五变而为灾样,六变而为图谶,人心泛然,无所底止,而后西方异说(主要指佛教),乘其虚而诱惑之”。当今急务,为恢复“圣学”,圣学重仁义教化,仁义之本在君父,君父应“以爱惜民力为本”,认为“天命之永不永,在民力之宽不宽耳!”对朱、陆“理在事先”提出疑问,认为“道”(理)存在于事物本身之中,离开具体的客观事物就不可能有抽象的“道”的存在。他们特别提倡经世致用,“一争一物,必稽于极而后已”,认为“六经之义,兢业为本”,讲究立论“要与时务合,不为空言”,反对理学家心性之说和浮文虚论。(《宋元学案》卷五十三《止斋学案》)主要著作有陈傅良《周礼说》、《春秋后传》、《左氏章旨》、《止斋文集》,蔡幼学《文题公集》、《春秋解训》,曹叔远《周官讲义》,吴汉英《归休集》,虞复《成己集》、《告蒙集》、《告忠集》、《远斋集》等。此派继承并发展了薛季宣的事功之学,使永嘉学派占得地步,成为与朱学、陆学相鼎立的一大学派。清人全祖望曾评论说:“永嘉诸子,皆在艮斋(薛季宣)师友之间,其学从之出,而又各有不同。止斋最称酵恪,观其所得,似较艮斋更平实占得地步也”(《宋元学案》卷五十三《止斋学案》)。此派为朱熹“晦翁学派”所不喜,目为功利之辈。

周许学派

  〖周许学派〗北宋末南宋初周行己、许景衡、谢天申、沈躬行、刘安节、刘安上、戴述、鲍苦雨、潘闵、陈经正、陈经邦、陈经德、陈经郛、赵霄、张辉、蒋元中等人创立的学派,也称“周许诺儒学派”。他们均为浙人。多数出于永嘉(今浙江温州),被称为“永熹诸子”,其中,周行己、许景衡、沈躬行、刘安节、刘安上、戴述、赵霄、张辉、蒋元中在元丰年间同游太学,号称“永熹九先生”。这些人同为伊川学派程颐门人,在家乡以传播师说为己任,聚众讲学,最早将“洛学”传人浙地,并且在学习和讲学过程中不断丰富的发展二程学说,形成了自己的学派。此派一传数传弟子签多,著名者有:吴表臣、诸葛纯、周去非、王十朋、郑伯熊、陈博良、叶适、陈亮、蔡幼学、林光朝、吕祖谦、方耒、胡一植、徐谊等。此派恪守二程之说,又融入张载思想。以学习儒家经典为主,尤重《大学》、《中庸》等,亦讲“理”、“性”、“格物致知”等,认为“教人为学,当自格物始,格物者,穷理之谓也,欲穷理,直须思始得、思之有司处始可,不然所学者恐有限。”他们特别重视“仁”与“孝悌”,认为“人之初生,仁固己存乎其中”,后来,由于“情欲塞于中。事物诱于外,事物之心日厚,爱敬之心日薄,本心失而仁随之丧失”,因此,他们提倡“务本”而复“仁”。他们认为“孝弟为仁之本”,要想“为仁”,“必本于孝弟”。又说“尧舜之道,不过孝弟,天下之理有一无二”。提倡“治心养性”之学。陈经正又提出“盈天地间,唯我之性。不复知我之为我”。林季仲亦认为“学到根源物无”为陆九渊等人继承和发展。此派另一特点是倡导“躬行之学”,提倡“笃信而力行之”。(《宋元学案》卷三十二《周许诸儒学案》)这种观点为陈亮、时适所继承和发展。主要著作有:周行己《浮址先生集》,许景衡《横塘集》,刘安上《刘给事集》,戴述、戴迅《二戴集》鲍若雨《伊川问答录》,陈经正《论学答问》,刘轸《谈心指要》,郑伯熊《敷文书说》等。此派对于传播“洛学”与“关学”具有一定贡献,主要流传于浙江一带。其弟子陈傅良、陈亮、叶适在此其基础上创“止斋学派”、“龙川学派”和“水心学派”,形成盛极一时的“永嘉学派”和“永康学派”。林光朝亦另创“艾轩学派”,吕祖谦创“东莱学派”,徐谊等创“徐陈诸儒学派”。

屏山学派

  〖屏山学派〗金国李纯甫所创学派。李纯甫,字之纯,弘州襄阴(今河北阳原)人,自号“屏山居士”,因称所创学派为“屏山学派”。纯甫初业辞赋,后读《左氏春秋》大爱之,遂更为经义学。自称“学赋以嗣家门,学大义以业科举。又学诗以道意,学议论以见志,学古文以得虚名。颇喜史学,求经济之术。深爱经学,穷理性之说。偶于玄学似有所得,遂于佛学亦有所入”。综采众家,别有所得。又与当时大学者赵秉文为友,往复切磋。逐步形成自己儒、佛、道三教合一的思想体系。接受前来求教之学者,形成自己的学派。此派弟子不多,著名者有:雷渊、宋九嘉、李经、王权、雷膺等。此派重大特点是博采儒、佛、道各家学说,而以“援儒人释,推释附儒”为主,“推老庄、浮屠之言,以为能合于吾孔孟”。奉老子、孔子、孟子、庄子、如来佛为五圣人。对宋儒自司马光而下,讫于程朱,皆有评论,“大肆掊击”。李纯甫晚年喜佛,谓“学至于佛,则无所学。伊川(程颐)诸儒虽号深明性理,发扬六经圣人之学,然皆窃吾佛书者也”。其弟子多不同意其侯佛,“时与之争”。此派为学提出,学者内有“识凿之而贼、气凭之而亢、才荡之丽浮”三疵,外有“学封之而塞、辩哗之而疑、文甘之而狂、名锄之而死”四孽。(《宋元学案》卷一百《屏山鸣道集说略》)主要著作有:李纯甫《楞严经解》、《金刚经解》、《中庸集解》、《鸣道集解》等。此派学说当时即受到众儒诘难,“环而攻之”。清人全祖望在评论此派时亦指出“李屏山之雄文而溺于异端,敢为无忌惮之言,尽取源水(司马光)以来大儒之书,忽其狂舌,可为齿冷”(《宋元学案》卷一百《屏山鸣道集说略》)。其弟子亦不喜其老庄、浮屠之言,因此,后世传其说者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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