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件片段

王炜 2013-06-08 21:07:15
            (……)我想,毛姆作为一个现代作家的作为在于:如果在西方继续写萨克雷路线的作品,他可能平平无奇,因此他把他的萨克雷式人物从西方抽离,把他们置放在远东环境中。他的短篇小说集《木麻黄树》是这种办法的例子。我在渤海湾沿岸也看见一些地方种植木麻黄,这种植物在沙地里较容易生存。毛姆把萨克雷式的人物写成20世纪头三十年远东世界的先锋植物,这使他获得了一种现代性,人们不认为他是一流作家,但认为他也是重要的现代作家。他在《观点》中有大段文字,讲述他不理解官员为什么都很平庸,因为他从未见过这些人表现出与其职位相称的智识。人们喜欢认为毛姆老于世故,不知什么原因,使老于世故的毛姆没有想到那些人可能需要平庸。《作家笔记》中对果戈理的理解也是肤浅的。
       他的《刀锋》很庸俗,当拉里•达内尔从印度获得了一种彼时英国主流还不熟悉的超凡入圣感,回到旧情人的社交圈时,作家居然写下了一个恶俗的、报复性的情节:在故人聚会上,那个女人目睹拉里•达内尔亚洲化了的清矍容貌时突然产生性欲,为不能再得到他而懊悔。
       恰可比较的是,福斯特《印度之行》中同样有一个关于女性的性心理的情节。一个有些心理问题的英国女士,
            (……)我想,毛姆作为一个现代作家的作为在于:如果在西方继续写萨克雷路线的作品,他可能平平无奇,因此他把他的萨克雷式人物从西方抽离,把他们置放在远东环境中。他的短篇小说集《木麻黄树》是这种办法的例子。我在渤海湾沿岸也看见一些地方种植木麻黄,这种植物在沙地里较容易生存。毛姆把萨克雷式的人物写成20世纪头三十年远东世界的先锋植物,这使他获得了一种现代性,人们不认为他是一流作家,但认为他也是重要的现代作家。他在《观点》中有大段文字,讲述他不理解官员为什么都很平庸,因为他从未见过这些人表现出与其职位相称的智识。人们喜欢认为毛姆老于世故,不知什么原因,使老于世故的毛姆没有想到那些人可能需要平庸。《作家笔记》中对果戈理的理解也是肤浅的。
       他的《刀锋》很庸俗,当拉里•达内尔从印度获得了一种彼时英国主流还不熟悉的超凡入圣感,回到旧情人的社交圈时,作家居然写下了一个恶俗的、报复性的情节:在故人聚会上,那个女人目睹拉里•达内尔亚洲化了的清矍容貌时突然产生性欲,为不能再得到他而懊悔。
       恰可比较的是,福斯特《印度之行》中同样有一个关于女性的性心理的情节。一个有些心理问题的英国女士,被殷勤正派、希望成为英国人却又民族自尊心极强的印度男性向导,带到莫卧儿王朝大地(作者称它“凌乱而不屈”)上的著名景点——能听到神奇回声的山洞中。人们传说这个洞穴也曾是圣人的隐修所,回声几乎被视为神示,仿佛那就是因陀罗之声。当她独自一人被越来越惊悚的回声包围时,她的东方想象崩溃了,疑惧全面爆发,一种不可理喻的错乱使她认为,事实上并不在场的印度向导强奸了她。接下来,作者写下了一场在今天仍具有多重意义的庭审。这场审判像一个多面孔的神降临孟买,引发了印度人针对大不列颠殖民者的暴动。我相信毛姆写不出这种东西。他写的印度远未达到福斯特所达到的深度,还让奈保尔这样苦恼而尖刻的后来者祛魅。
       老于世故者也会装作像年轻人一样,不承认世故的作用。在其他作者的虚假升华之处,在那些把情况、情势顺理成章地升华为一个意义之处,世故可能会起到类似奥卡姆剃刀般的作用。现代大不列颠文学有这样的一些世故作家如毛姆、格雷厄姆•格林等等。格雷厄姆•格林的《权力与荣耀》曾打动我,这是一个心智和肉体上呆在原地不动的人无法写出的故事,一个关于信念和逃亡的崎岖不平的故事,它的严酷、宽广、绝无浪漫性和分寸感刺激我。格雷厄姆•格林的书良莠不齐。他的信徒传也没有达到奥康纳那种文学上的原创性,但他并不浅薄。
       我的朋友会说,没有哪个诗人或作家是我们必须要去理解的。在某个阶段中,这句话对于盲从会有矫正作用,甚至提醒我们对文学传统的接受并不必然使我们更好。但没有这种“必须的”理解就不会有文学中许多我们重视的东西。
       等诗剧《毛泽东》写完后我就打算着手那首关于大陆桥的诗,这首诗每部分的结尾都有一个鬼魂的发言,比如福尔摩斯、更敦群培、一个青海的太阳科学家等。
       我不会是惟一用毛这个主题写作的人。作者没有真正解放,如果没有对中国事物的正面处理和自由进取。我要求自己认为:这是一个必须面对的主题,是一个中文写作者必须经由的环节。它作为阴影,将不断被不同的作者面对。我希望我不是最糟糕的一个。现在和以后的作者都会以自己的方式处理这一主题,我把这理解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也许是中文诗的一种命运。
       在经过了滩涂、人工岛、港口、密林、冻土、社会主义新农村、矿坑、军营、隧道、废墟以及建立于其上的文明城市之后,仅仅把中国视为得天独厚的素材之国是轻狂的。随着时间过去,我愈想在写作中重述这个范围。作为一个怀疑与叵测年代的中国人,接受一个断裂后的阶段。既然意义不是恒定的,那么,无意义也不是恒定的。当“活的意义”得到释放,作者也可以探索并重述一种“活的”中国事序,使之成为诗的主题。如果诗剧是教堂,我想,也是西北和西南山地的那种较为简陋的小型教堂,在类似真实电影的光线之下,有着被忽略了的因地制宜。
                                                                                                                            (20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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