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ta activa——《人的境况》阅读札记之二(第1节)

一生归宁 2013-04-08 01:24:49
稍微了解过阿伦特作品的人都知道她有一个关于人的活动的三分,不过,这个看似为人们望一眼便知的阿伦特主题,实在是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理解和领会,否则就会错过阿伦特如此区分的意趣所在。

我们现在见到的题为《人的境况》一书,阿伦特起初给它拟定的标题是vita activa(积极生活),后来的名称是出版社的建议。正如我们在这一节的开首看到的那样,阿伦特用vita activa所指的是人的三种根本活动,即labor、work、action。这一段话看似没什么难以理解的地方,但有我们要特别加以注意的东西,那就是fundamental(根本的)。这就是说,在阿伦特看来,无论是labor、work还是action,都是人不可摆脱的活动,一旦摆脱则可能不复为人,或者说让人变得多余,因为它们分别对应于人在地球上生活所给定的基本境况。我在这里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我发现很多人只看见阿伦特对action的推崇,并且因此以为阿伦特看不起labor和work,或者只是简单地认为labor和work是非政治的甚至反政治的。其实不然,阿伦特的所有看法都是有语境的,我们后面会有详细的论说,这里我简单交代一句:不可否认,最具政治性的活动是action,但labor和work之所以在阿伦特看来是非政治或反政治的,乃是因为它们成了政治领域的主导原则时才如此。也就是说,如果labor和work在自己的界限之内,那么它们不但不是非政治或反政治的,而且是政治的前提和条件,即前政治的。

Vita activa中的三种活动labor、work和action虽然都是人不可摆脱的基本境况,但它们各自有不同的特点。

Labor说的是人作为自然界的物种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和种类的繁衍而进行的活动,所以阿伦特说它对应的是life itself(生命本身)。我把它归结为自然物与自然物的关系,即人作为地球上的自然物种,为了生存和繁衍而与其他自然物种进行的类似于新陈代谢。这就是说,在阿伦特看来,labor中人之为人还没有出现,而只是作为物种出现。

让人作为人开始出现的是work,因为这种活动使得人打破自然给予我们的界限,开始有我们人自己的产物,即人造物。正是这种活动使得人与自然界的其他物种区别开来,而作为这种活动的产物的人造物构成了世界。无疑这个世界是人的活动的产物,但它通常比我们每一个人的寿命都更长,而且正是这个世界的存在使得生活于其中的人们有可能通过在这个世界的work而留存于世间,是所谓不朽。为此,阿伦特说work所对应的人之境况是worldliness(世界性)。我把这种活动归结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它凸显了人类存在的非自然性,却并没有凸显人作为个体的个性。因为很显然,人不可能通过与其他物种的比较来凸显自己的个性,要使自己作为个体而卓然独立,只能在人与人之间进行的活动中呈现出来。

这种人与人之间进行的活动,阿伦特称之为action,它对应的人之境况是plurality(复多性),即“生活在这个地球并居于世界的并不是人(Man),而是(人们)。”这就是说,这世界上人要体现出自己的尊严,不仅仅是一揽子地把自己与自然界的物种区分开来,更是每个人通过自己的活动与自己的同侪有所区分,实现自己的卓异,即我们每个人都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个人,也无法是随随便便的一个人,而只能是不可替代的自己。但我们必须要注意的是,每一个个人的个性要得以凸显,却必须生活在有他人在场的人群中,因为恰如我前面所说,人唯有在与人的活动才能展现自己的个性、自己是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伦特说复多性是政治得以存在的条件,因为政治生活即众多不同的个人一起生活。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人只有政治地生活,才能实现自己的个性,即使自己成为完整意义上的人。为此,罗马这个最富政治性的民族认为“活着”就是“在人们之中”,“死去”则意味着“不再在人们之中”。而亚里士多德那句名言——人在本性上是政治动物——也必须反过来理解为,人唯有政治地存在,才算是一个人。当然,这里讲的人不同于在work意义上说的人,work意义上的人原则上是可替代的,尽管已经与动物区分开来了,而action意义上的人则是不可替代的,是所谓“没有人与任何曾活过、正活着或将要活的其他人相同。”就像励志书所说的那样:你是独一无二的,亲。

到此为止,我们又可以回过来说,尽管这三种活动各不相同,却又关切着人存在的一个现实,即人是有生有死的存在者。值得注意的是,这不是在物种的意义上说人有生有死,因为一切物种皆有生有死,而是在人作为个体的意义上说人有生有死。因为人是独一无二的存在者,所以死亡对于作为个人也是永远地消失。当然,阿伦特在人寿的生死两端,着重强调的是natality(出生性),就人作为个人而言,人的三种活动都植根于此。labor作为对生命本身的维持就不必说了,它使得人作为生命体得以可能;work由于造就了一个世界,则为人类提供了相对而言恒久家园,正因为此,我们说人出生是来到这个世界上;而action则使得我们每一个人作为个体在这个世界上是有故事的人,即一个人因其有故事而有可能通过他人的记叙长留于世界。换句话说,labor使人作为自然物而生,work使人作为人类而生,action使人作为独特的个体而生。当然,就natality意味着新的开端、新的可能性而言,它与action关系最为紧密,因为action就意味着开端启新。反过来则是这样的,只要这个世界有源源不断的新来者出生,这个世界就永远不会丧失可能性、丧失希望,因为总是有行动的可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伦特仍可以在“黑暗时代”看到“人们”,即看到“重现开始”的希望。也正是基于此,阿伦特认为政治思想的核心范畴是natality。(这里有一个旁溢出来的话题,即“行动为记忆、为历史创造了条件”这句话。在历史这个词即history最原初的意义上来说,历史讲述的是个人的故事,而故事是有个人的言行构成的。但我们要主要,个人的言行只是为历史提供了条件,而不是说言行就是历史。这与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就是发生过的事是有分歧的。我个人认为历史虽以发生过的言行为前提,但也取决于书写者对言行的取舍和安排,否则的话,现代社会中处处可见的监控摄像头就是最好的历史学家了。为此,历史总是需要不断的书写,需要因出生而新来的人不断去书写。总之,历史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总是由于新人的加入而不断变动,尽管这些变动始终要以发生过的言行为前提。我想正是这个意义上,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呢,还要加上一句,一切历史都是政治史。当然,我说的这个政治是在阿伦特意义上的政治。我们不妨问一问:有什么所谓的历史是被一劳永逸地书写完了的?)

如此,我们不难发现,人的境况不只是自然给定我们的那些处境,还有我们人通过自己的活动(主要是work和action)给我们造就的处境,它们像自然处境一样是我们人进行活动的限制,即我们人始终是受到处境限制的。但是,我们同样要注意,人虽然受到处境限制,但从来不会完全被处境限制住。只是,这些因突破限制而造就的处境则会成为下一次活动的限制。这是我们要注意的第一点。

第二个要注意的地方时,人的境况不是人的本性。如果我们一定要说人的“本性”的话,那只能说人是处境的(受限制的)存在者。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伦特此前在序言中对人造卫星升入太空表示深切忧虑,因为这意味着人的处境的彻底改变,因为这意味着人依托地球而规定的一切都变得毫无意义。当然,即使这样的回答,也没有给出所谓人的本性问题的答案。在阿伦特看来,人的本性的问题对于人自身而言,是一个谜中之谜,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在自然物的意义上,我们当然可以对人是什么给出答案,就像我们对一切自然物的本质给出答案一样;在受造物的意义上,人之为何这样的问题只有上帝能给出答案(如果相信上帝的话)。但这些其实都还不是人之本性的问题所在,因为在人作为个人的意义上来看,我们所关心的是这个人是“谁”,而不是这个人是“什么”。很显然,一个人是“谁”,这并不是一个查身份证、列举头衔可以给出答案的问题,而只能在人与人的交往中通过言行呈现出来,这当然是一个人一生的事,这也是我们通常所谓的“做人”(to be is to do),也就是人怀着对自己的承诺去践行的过程。这个承诺,多数人是不自觉的,少数人是自觉的。但承诺只是承诺,能否完成则取决于诸多因素。因此,一个人只要还活着,那么他/她是谁,就有一个充满可能性的未来。

回到这一节开首阿伦特对人的活动的三种区分,论者常常批评阿伦特的这种区分不切实际,因为现实中并不存在纯粹的labor、纯粹的work、纯粹的action。不可否认,在人的世界里并无某种单纯的活动,可以说,几乎所有活动都是混杂的,但是,人的每一种活动无论如何混杂,它都应有一种主导倾向。如果某个领域的活动的主导倾向搞错了,就会造成极其骇人的结果。我认为,阿伦特区分人的三种活动,正是为了让我们注意到不同领域的活动的不同倾向,不要混淆不同领域的倾向。具体而言,极权主义之所以产生,正是因为labor和work主导政治领域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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