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蛰存与“中囯文学珍本丛书”

城市里的候鸟 2013-03-26 20:09:52
                                                       一

    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上海出版界忽然对翻印和出版古籍标点本来了兴趣,一时洛阳纸贵,纷纷把出版明清之际小品集和小品作家诗文集作为方向,这和当时的社会文化空气大有关系,而其中推波助澜者首先是林语堂。作为当时的有名作家,林语堂对于晚明小品推崇倍至,他当时的文论和小品文创作都深深地打上了公安派和晚明小品的烙印,并先后主编的小品文刊物《论语》丶《宇宙风》丶《人间世》等风靡一时。而这波出版潮中,其中影响较大的出版物有刘大杰编《明人小品集》(北新书局1934年9月),施蛰存编《晚明二十家小品》(光明书局1935年4月),阿英编《晚明小品文库》(4册,大江书店1936年7月)沈启无编《近代散文抄》(北平人文书店出版)等。晚明小品对中国现代小品文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直接推动形成了当时席卷整个文坛的小品热。
    而当时的不少出版社也纷纷跟风出版,不想让眼前的商机溜走。由张静庐主持的上海杂志公司出版就是其中之一。张静庐是一位颇有眼力和魄力的出版商。一九二四年,他第一回办出版社,创立光华书局。他时沉时浮,在荆棘丛中前进,几度濒临破产的边缘。后加入现代书局,并挖来施蛰存主编《现代》杂志,使之成为当时具有影响力的大型文艺期刊,后因和资方产生矛盾而脱离了现代书局。1934年创办成立了上海杂志公司,在代销和发行杂志的同时,也想在出版领域再展身手。当时的上海出版界,一片不景气。销路尚可的只有三种:第一是教科书。学生要上学,上学要买教科书。教科书总是有销路的;第二是把古书加以标点,翻印,叫做“标点书”。这类“标点书”销路也不错;第三便是杂志。为了适时生存,于是张静庐也印起“标点书”来了。
    这便是由施蛰存主编丶阿英等校点丶张静庐发行的“中囯文学珍本丛书”。
    为此,施蛰存在1935年8月25日出版的《读书生活》第二卷第八期上,发表了一篇《编印中囯文学珍本丛书缘起》,文章写道:“中国文学,浩如烟海,即传统的所认为文学者,已有四库之富,而又益之以近世文学观念扩张,词曲小说,皆可入中国文学典籍矣。中囯文学典藉既极富,而学者所可得而习之者,仍不过最常见之数十百种。盖藏书家则珍其秘笈,不欲示人,出版学辄好影印,定价既昂,贫士无力购致,以此之故,中国古文之研究与欣赏,遂成为一部分特殊阶级之特权,若非达官贵人教授学者,几无染指之可能也。……上海杂志公司张静庐先生,而今奋然有精校断句排印‘中囯文学珍本丛书’之计,要余襄理其事。余自惟非达官贵人教授学者,室无千元百宋之珍,邺架曺仓之富,焉敢当此重寄?惟字断句之任,棉力或能胜之。……故不自揣度,为之指挥校印,期于有成。海内贤哲君子,辛赐教益焉。”
       施蛰存在半是广告推销的文章中,道出了一些編印“中囯文学珍本丛书” 的理由和想法,想让普通的读者也能阅读到中国文学的传统典藉。而实际上编印“中囯文学珍本丛书” ,有很多的商业因素在其中。按照张静庐和施蛰存的最初设想,是要在编印新书之前,能翻印标点一些古书,从而积累资金,为将来更大的新书出版计划作准备。于是两人商议翻印标点古书的筹划,恰时出版明清小品盛行,他们俩最初的计划是印大部书,如“全唐诗”丶“元人杂剧全集” 等;或中西合壁的名著出版,如“世界文库”样式。但因种种原因被否定了,后张静庐设想印行“中国文学全集丛书”,选定数百种重要的分辑出版,以低廉的价格吸引读者,并由施蛰存选定第一辑的五十种书目。但在筹备和付排的过程中,张静庐听了朋友的意见,认为普通古籍即使价格低廉,未必能吸引读者,不如选印标点一些较为罕见的旧书,说不定会取得不错的效果。于是“中国文学全集丛书” 改为了“中囯文学珍本丛书”。其实施蛰存心里很清楚,真正确定珍本是很难的,有的作品“世界文库”如已选,他只能放弃;另标点要找到合适的底本,幸亏共事的阿英丶刘大杰等手中都有一些善本。果不其然,第一辑的目录一公布,便引来了众多的议论。大多数为质疑所选书目的版本和影响,另外认为可以少珍些,但标点和校勘要精准。

                                               二

   1 935年9月2日出版的《申报》上,便有了“中囯文学珍本丛书”,其广吿语称“出版界英勇的尝试”“丛书杂志化,珍本大众化”“为读书人节省买书钱,为图书馆减少采集费”“依据善本,捜罗秘籍”“专家校订,断句精印”等。丛书由施蛰存主编,编委有周作人丶胡适丶郑振铎丶沈启无丶林语堂丶叶圣陶丶郁达夫丶俞平伯丶朱自清丶龙榆生丶刘大杰丶阿英丶周越然等二十人,可谓阵容强大,名家荟萃。在广吿中,还就全套丛书的编排体例,出版计划,所费成本等一一作了交代。
“本丛书全集共分为五辑,凡二百五十种。以采集编订校点之便利,以适应读者购买力。……待第一辑预约截止后,即开始編选第二辑,国内学者如有高见,尚希不吝指教,俾臻完备。若愿以所藏孤本借抄,使历代名著,不至湮沒,尤感盛情,酬费从丰。本辑经編选委员会选定后,捜罗善本借抄秘笈,费洋三千余元;校订毫时八个月,用费二千四百元;全集付排全新四五号字共一千余万言,印成二万二千页,分订七十四册,装一木箱,共计成本二万五千元。初版预约一千八百部以上,只够成本,其艰幸有如斯者,此伟大的宝贵的文学遗是知识阶级,都应阅读。” 并附订购电话和发行地址。
    广告中又把第一辑的书目公布如下:
    《钟伯敬合集》十六卷(依崇祯刊本)
    《徐文长佚稿》二十四卷(依明刊张宗子校辑本)
   《珂雪斋集选》二十四卷(依明刊本)
   《白苏斋类集》二十二卷(依明刊本)
   《潭友夏合集》二十三卷(依崇祯刊本)
   《陈眉公集一:白石樵真稿》(依明刊本)
   《陈眉公集二:晚香堂真本》(依明刊本)
   《宋六十名家词甲集》(依汲古阁本排印)
   《宋六十名家词乙集》(依汲古阁本排印)
   《宋六十名家词丙集》(依汲古阁本排印)
   《宋六十名家词丁集》(依汲古阁本排印)
   《元人杂剧全集》第一集至第八集(凡现存元人杂剧一百七十种,据《元曲选》《古今杂剧》《元明杂剧》诸书辑印)
   《太霞新奏》十四卷(依天启刊本)
   《词雅》十二卷(依嘉庆刊本)
   《唐五代词》汇校本
   《金瓶梅词话》(依万历本)
   《拍案警奇》三十六卷(依眀万元楼精刻本)
   《扫魅敦伦东游记》二十卷(依清初刊本)
   《北宋三遂平妖传》四卷(依明刊本)
   《全相平话三国志》三卷(依景印元刊本)
   《禅真逸史》八集四十回(依明刊本)
   《警世通言》四十卷(依明刊本)
   《唐人传奇集》汇辑本
   《宋人评话集》汇辑本
   《游居柿录》十三卷(袁小修日记)依明刊本
   《帝京景物略》八卷(依崇祯刊本)
   《尺牍新钞》(依赖古堂原本)
   《梅花草堂笔谈》十四卷(依崇祯刊本)
   《陶庵梦忆》八卷(依清初刊本)
   《西湖梦魂》五卷(依粤雅堂丛书武林掌故丛编本)
   《西青散记》(依嘉庆原刻本)
   《闲情偶记》十六卷(依芥子园刊本)
   《叶天寥四种》年谱丶别记丶甲行日注丶湖隐外史(依嘉业堂丛书本)
   《顾氏文房小说四十种》
   《柳亭诗话》三十卷(依汲古阁本刻本)
   《唐诗纪事》八十一卷(依汲古阁本刻本)
   《词林纪事》二十二卷(依原刻本)
   《唱经堂才子初稿》(依原刻本)
   《午梦堂全集》(依原刻本)
   《媚幽阁文娱》(依明刊本)
   《南北朝文归》(依明刊本)
    所选书目中计诗文别集七种,诗曲总集十六种,小说计十种,散文随笔十种,诗文评析
三种,总集类十四种(其中十种重复)。
    在实际出版时,其书目又有所变动,如《太霞新奏》丶《北宋三遂平妖传》丶《全相平
话三国志》丶《警世通言》丶《顾氏文房小说四十种》丶《唱经堂才子初稿》丶《南北朝文归》丶《唐诗纪事》丶《词林纪事》等全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瑯嬛文集》丶《李氏焚书》丶《豆棚闲话》丶《玉尘新谭》丶《名媛诗选翠楼集》丶《华阳散稿》等十多种。恐怕这正是为求“珍本”所致。
    从“中囯文学珍本丛书” 所刊广告和书目的情况来看,张静庐和施蛰存等是经过一番筹划的,所选书目都标明原刊本和底本,其中颇有一些重要的古典著述。在词曲方面,所选作品都较为精良,特别是編印一些在清遭禁止的眀公安竟陵派作品,是真正做到了让普通的读者能阅读到一些平时难得一见的善本。在书目的推荐过程中,周作人丶沈启无出了不少力;庐冀野丶阿英承担了大部份的点校工作,力图使“中囯文学珍本丛书” 渐趋完美。

                                                   三
    
    从1935年9月起,“中囯文学珍本丛书” 就以每周一种的速度出版,书甫发行,即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赞扬者有之,批评者也有之,总的观点是为普及和保存优秀的传统古籍作出了贡献。其中邓广铭在《国闻周报》第十二卷第四十三期上,发表了题为《评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第一辑》的文章,署名“邓恭三”。对于施蛰存主編丶阿英等校点丶张静庐发行的“中囯文学珍本丛书”提出了批评。
    邓广铭(1907~1998)中国历史学家。字恭三。1907年3月16日生于山东临邑。1936年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毕业,毕业论文《 陈龙川传 》,深受指导胡适的赞赏。留校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和史学系助教。先后发表《辛稼轩年谱》、《稼轩词编年笺注》、《宋史职官志考正》、《宋史刑法志考正》等,陈寅恪为《宋史职官志考正》作序。1943~1946年,任复旦大学史地系教授,撰写了《岳飞》一书,把岳飞传记的写作提高到学术研究的水平。而发表此篇《评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第一辑》的文章时,邓广铭还是北京大学史学系的一名学生。
    在文章中,邓广铭对于“中囯文学珍本丛书”中,计划的草率丶选本的不当丶标点的谬误等几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批评意见,同时还披露了不少当时出版界商业竞争的史料。“影印或排印古书,成了今日中国书业中最投机因而也最风行的事业,对于这祌流行病似的不健全的风气,已有不少人批评过。……‘中囯文学珍本丛书第一辑’,侧重于晚眀公安竟陵两派中诸作家的诗文和杂记,另外则更上及于元人的杂剧丶宋人的词及评话丶唐人的传奇等等。其辑印的目的虽说是在‘校印罕有流传之中国古文学名著’,而其中的大部分却实在是些并不难得的东西,则其意义应只在印行久因查禁而罕传之公安竟陵诸家作品一点上。……就现在他们已经校点印行的几种看来,他们却是绝无能力来做这件事,……” 邓广铭的直言不讳的批评,是建立在充分分析和调查基础上的。
    “为了销路的竞争,书籍之印行自以愈快愈好,但欲其印行之快,则在事前应先有充分之准备工作,而这‘文学珍本丛书’,则在已经发售预约之时,对内容之性质,卷帙之多寡,尚均无一定之标准。因而所收之书,在书目公布和实际出版时,面目便已大异。……事实是欲掩弥章,所公布的书目盖因欲与‘世界文库’作销路上的竞争,故即仓促拟定,欲以尅期出版的‘金瓶梅词话’对‘世界文库’予以先发制人之打击,而实则对于晚明诸派以及宋元文学诸作品之何者罕传何者足珍,固本无确然之知也。迨书目宣布之后方奔走东西,赘突南北,以乞求专家之教益,方恍然于前此之所谓珍,所谓罕者,实乃囿于自身见闻之陋而然,……”
     “古代书籍的是否足珍,并不全依其流传之广罕以为定。其流传不广者或即正在其本无价值因而便归于天然或人为之淘汰所致。如华阳散稿,柳亭诗话。……其已经入选的书,据已出的几种看来,也多不能依据一最完善的刻本去排校。……袁小修的游居柿录,据施蛰存的跋语看,他们是知道周启明沈启无二先生处都藏有一部的,虽卷数不尽同,而为了证各本间之得失异同,却必须找来校勘一下,而又不出此,遇残缺处又只以囗代之,天窗洞开,诸惟心照,珍本之可珍其此乎?” 在文中作者又对阿英标点的《袁小修日记》中的错误进行了一一指出。文章最后写道:“寄语施,张,阿诸君:即使純为商业关系,也绝不应如此草率苟且,多查几本书,多用几番功力,是不但利人而且利己的。只用句号和引号固已比较聪明了,但就诸君的能力而论,最聪明的办法还应是:明认自身不是此道中人,从此停止校点辑的工作,将书店关闭,将书款退还预约各人;当心出更大的丑,造更大的罪过。”
    对于邓广铭(邓恭三)的尖锐的批评文章,施蛰存于1935年11月8日在《国闻周报》第十二卷第四十六期上,发表了《关于中囯文学珍本丛书一一我的告白》的应答文章,对于邓恭三提出的批评意见作了辩解。文章从“丛书編辑的经过”“关于选本和标点” 等方面作了解释。施蜇存在文章中写道,在更改丛书书目上,在于一不想和“世界文库”重复,二是后来所添书目,他和阿英丶刘大杰手中都有较好的底本,三是不想把丛书編成晚明文学丛书。至于书出版后读者的意见,他也觉得很无奈。在珍本的选择上,由于各人的眼光和学识不同,难免带来一些认识上的偏差。由于毎星期出版一种,所以在点校和标点上极不尽如人意,仅用句号和引号标点,也因时间仓促和无参考书,同样出现了不少错误。特别是“柳亭诗话”,是所出诸书中标点错的最多的,请来断句标点的人水平不够。为此施蛰存承担了丛书错误百出的责任。但在文末,施蛰存也发了一统牢骚,“但是虽然失败,虽然出丑,幸而并不能算是造了什么大罪过。因为我自问充其量还不过是印出了一些草率的书来,到底并没有出卖了别人的灵魂与血肉来为自己的‘养生主’, 如别的一些文人们也。”



                                                      四

    当然,对于出版“中囯文学珍本丛书”的评述不止于此。鲁迅在丛书目录刊出后,就在1935年9月出版的《太白》半月刊第二卷第十期上,发表了一篇《聚“珍”》 的短文,对于张静庐和施蛰存所作的丛书广吿进行了讽谕。第二年鲁迅又具体提出了批评意见,在1936年出版的《海燕》月刊第一期上,发表了《“题未定”草(六)》(后收入《且介亭散文二集》),在文章中,鲁迅先生对“中囯文学珍本丛书”中由刘大杰点校的《瑯嬛文集》进行了批评,所举例子为《景凊刺》。刘大杰是根据清光绪三年刻本整理断句的,标点和断句很有些问题的。如在“不称王,向前坐。对御衣,含血唾”标点成“不称王向前,坐对御衣含血唾”,令人啼笑皆非。对此鲁迅在文章中写道:“纵使明人小品如何的‘本色’,如何‘性灵’,拿它乱玩究竟还是不行的,自误事小,误人可似乎不大好。”按鲁迅在当时文坛的声望,他的出面批评,甚至指出其细节的错误,弄得刘大杰十分的尴尬,赶忙声明此书非他标点,只是挂名而已。后此事渐成一桩公案。而鲁迅的批评有凭有据,不管是否刘大杰点校的《瑯嬛文集》,“中囯文学珍本丛书” 的点校质量可见一斑。
    林语堂也在1935年12月出版的《宇宙风》半月刊第七期上,发表了一篇《记翻印书》的文章,对于当时社会上出现的翻印古书现象,作了较为中肯的评价。文章首先对翻印古书的上海杂志公司(中囯文学珍本丛书)和中央书店(国学珍本丛书)给予了肯定,“二者皆属翻印明末清初珍本,于中国文献上,有特别的贡献,于人间世所提倡明朝小品,给以阐扬的实证,兼以专捜禁书珍本,又非普通无宗旨之翻印古书所可比。” 林语堂的评述是较为中肯的,并且两套丛书都以低价来给读者优惠,是真正做到了普及。接着林语堂又分析了两套丛书中选本之优劣,对于主张开畅性灵,文风逸致的篇什,颇多溢美之词。“总之,明末清初之文学,从这两部丛书可略窥一斑了。其闲散笔调风韵天然,正非未读书者可谩骂抹杀。明末人懂得尺牍之佳境,又懂得笔调之清趣,又能评小说传奇,又能捜山歌淫词,虽然从前被正统文学所淹没,到今日总应该又走红了。” 作为上世纪三十年代性灵小品文字的倡导者,林语堂对于晚眀小品自然赞赏有加,而“中囯文学珍本丛书” 中就有不少晚明的精彩典籍。
    从鲁迅的直言不讳批评,到林语堂的赞赏,可见“中囯文学珍本丛书”在当时社会上的受关注程度,以及在广大读者中所产生的巨大反响。施蛰存就在文章中写到,由于出版后的选目和公布的第一批书目有异,于是不少读者来信反映,他们正是为了《唱经堂才子初稿》丶《南北朝文归》丶《唐诗纪事》丶《词林纪事》等书才预订的,他们宁可少“珍”些,也希望按原书目出版,为此施蛰存无所适从。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囯文学珍本丛书” 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虽然有不少的缺点和错误,但对于普及古籍读本,依然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五

    在“中囯文学珍本丛书”出版过程中,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那就是在邓广铭(邓恭三)的《评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第一辑》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欲以尅期出版的‘金瓶梅词话’对‘世界文库’予以先发制人之打击,” 这其中说明了两个问题:即当时出版“中囯文学珍本丛书”是为了和“世界文库”形成竞争之势;二是对于1934年北平图书馆收到明万历刊本《金瓶梅词话》,影印出版后,出版商看中了其中的卖点,于是争相出版标点本,甴于种种原因不敢单独出版,托丛书之名得以印行。
      在施蛰存晚年所作的《浮生杂咏》(施蛰存著《沙上的脚迹》辽宁教育版)中有眀确的回忆, 《浮生杂咏》七十三诗云;
    “词话今闻古本珍,金瓶艳史又时新。北来秘笈成奇货,一夕传真化百身。”
    旁注写道:“一九三四年,北平图书馆收到明万历刊本《金瓶梅词话》,一时盛传,以为绝世珍本。北平图书馆影印一百部,内部流传。上海中央书店主人平襟亚辗转得一部,用以翻印,亦一百部,外观与北平本无异。每部定价二十五元,亦不公开发售。”
《浮生杂咏》七十四诗云;
  “珍本丛书巧立名,郑家文库亦虚声。北来秘笈成奇货,掩护兰陵笑笑生。”
      旁注写道:“上海书商皆觊觎《金瓶梅词话》,欲借此贸利而不敢。上海杂志公司计划印行《中囯文学珍本丛书》,延阿英与我主事。生活书店请郑振铎编《世界文库》,皆巧立名目,用以掩护《金瓶梅词话》,免招物议。”
     作为主编“中囯文学珍本丛书”当事人之一的施蛰存,他的回忆是颇能说明一些问题的,珍本丛书从策划到选题,他都是参与其中的。如此而不得不使人怀疑当初出版珍本丛书的真正目的所在,而张静庐的在商言商,借机出版一些明清的禁书之目的,本是无可非议的。但因改珍本之名而随意变更,仓促的出版使点校错误百出,张静庐是要负一定责任的。而作为主编的施蛰存首当其冲,他在“中囯文学珍本丛书” 的编辑出版过程中扮演了一个有些尴尬的角色。这种尴尬表现为当初的美好想法和出版时的现状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而施蛰存作为主编有时也是无可奈何的。
    为此施蛰存在文章中感叹道:“说到我之所以担任主持这个丛书的原故,至今日为止,只有两个人能了解的。而这两个人都是我向未识面的在北京的朋友。一位是金克木先生,他在此丛书广告刊出的时候就有信给我道:‘近阅报悉又主编珍本丛书,恐亦为文饭故,并非闲情逸致也。究竟近来景况如何?……’这是最能看透我灵魂的朋友。还有一位便是邓恭三先生了,他说出我是为了‘养生主’,而非‘逍遥游’,对于我亦有与金克木先生同样的了解。我曽对张静庐先生说:‘这个丛书,在你是成功了,在我是失败了。’亦有感于此耳。”(《关于中囯文学珍本丛书一一我的告白》)

                                                  六

   “中囯文学珍本丛书”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出版和发行,从表面上看是受当时出版界经济利益的驱动,同时对于晚明性灵小品文的重新挖掘;也有因为北平图书馆影印出版明万历刊本《金瓶梅词话》,所带来的出版效应。但如果从更深度层次上去分析,这未必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对于传统文化和典籍的一种回归。
    众所周知,发生在民国初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个划时代的文化变迁,其讲求科学与民主的主旨,以及对传统文化的批判,都是建立在现代知识分子形成的基础上的,从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丶以新诗取代旧体格律诗开始,新文学开始走上新的历史舞台。以胡适等为代表的五四精英分子,从来都把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作为一个支点(如在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和《五十年来中囯之文学》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以期在知识文化结构上形成新的表达方式,随着“文学研究会”丶“创造社”等现代文学社团的成立,新文化运动逐步从理论宣扬到创作实践的改变。但是任何一种新兴文化的建立和发展,都有着传统文化的影响和烙印。新文学也不例外,大多数的新文学作家,都有着深厚的国学底蕴,都受着传统文化的熏陶,不少人都是从小受到传统文学的熏陶,有的是从旧文学起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改变的是他们对于创作实践的认识,改变着他们从事创作的目的和方式,但从根本上,是无法割去传统文化对他们的深远影响的。
     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新文学经过不断的锤炼和发展,已渐渐走上主流文坛,其创作和理论也在逐渐成形之中。进入后五四时期,文学的发展开始呈现多元化的格局。而对于晚眀小品的标点和出版热,则是偱着传统文学轨迹的。这种追根溯源和传统的回归,是和五四初期的思想主旨相违的,但未必不是后五四时期对于传统的重新认识。而随着现代都市的日益商品化,创作和出版亦形成了以经济利益为驱动的局面。“中囯文学珍本丛书”就是这样一个例证,它的出版尽管有选目不精标点不准等缺点,但比起那些胡乱编印的“标点本”,
   “中囯文学珍本丛书”还是较规范和严谨的,用名人来促销,用禁书来吸引读者,张静庐和施蛰存等还是尽力在做一套不至于误人子弟的普及读本。可能实际的出版效果,并非如前所预料。
    施蛰存在《浮生杂咏》七十四诗云:
   “同床异梦各参商,各取所需亦未妨。岂意淞滨飞炮火,书林好景总收场”
      旁注写道:“编印《珍本丛书》,张静庐意在印行明刊本通俗小说。阿英意在收回历年购置古籍所费。我意在印行《词林纪事》丶《宋六十家名家词》丶《元人杂剧全集》等实用书,其实不得谓之‘珍本’也。三人意图不同,岂非同床异梦?不久,抗战军兴,上海出版界一时收歇,此丛书亦未完成计划,仓促即止。” 好一个“同床异梦”, 真的有一语道破天机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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