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和瑾专访:年华是用来磨的

云也退 2013-01-11 10:09:50
徐先生是老翻译家里很擅长说的一位。他重译《追忆》,眼下又在重译《蒙田》,兢兢业业下死工夫。老翻译家们才华各有高低,在翻译之外的说话、表达则是如出一辙谨慎,这份专稿经他本人阅过,稍微活泼的地方,都被改得四平八稳了。此即徐先生人如其名的性格。



徐和瑾:年华是用来磨的

云也退
(《生活》月刊特稿)

“我本来可以做个理科生的。”

徐和瑾打开电脑,给我们看他新扫描的一张老照片:地上搁着一架滑翔机,飞机上坐着个手握操纵杆的青年,脸上挂着笑。“是我,”徐和瑾说,“这架滑翔机是当时上海外国语学院(当时还不叫大学)组织制造的,我还是主力。”
照片足以让人对五十年前的高校心生好奇。徐和瑾讲,当时跟他一起报名参加制作的还有两个比他低一届的女同学,不过,“我在中学搞过飞机模型,她们都没搞过。”照片里的背景是矮矮的几幢学生宿舍,早已消失,前景中的滑翔机搁在旷野似的操场上,看上去足有四米来长:“飞是飞不了的,要是飞起来还了得了。”——要是真能飞起来,徐和瑾恐怕也不会留在上外了。

徐和瑾和周克希两位退休的上海翻译家各自在独力翻译《追忆似水年华》。周比徐小两岁,他每次出席文化活动,或多或少都会提及自己当
徐先生是老翻译家里很擅长说的一位。他重译《追忆》,眼下又在重译《蒙田》,兢兢业业下死工夫。老翻译家们才华各有高低,在翻译之外的说话、表达则是如出一辙谨慎,这份专稿经他本人阅过,稍微活泼的地方,都被改得四平八稳了。此即徐先生人如其名的性格。



徐和瑾:年华是用来磨的

云也退
(《生活》月刊特稿)

“我本来可以做个理科生的。”

徐和瑾打开电脑,给我们看他新扫描的一张老照片:地上搁着一架滑翔机,飞机上坐着个手握操纵杆的青年,脸上挂着笑。“是我,”徐和瑾说,“这架滑翔机是当时上海外国语学院(当时还不叫大学)组织制造的,我还是主力。”
照片足以让人对五十年前的高校心生好奇。徐和瑾讲,当时跟他一起报名参加制作的还有两个比他低一届的女同学,不过,“我在中学搞过飞机模型,她们都没搞过。”照片里的背景是矮矮的几幢学生宿舍,早已消失,前景中的滑翔机搁在旷野似的操场上,看上去足有四米来长:“飞是飞不了的,要是飞起来还了得了。”——要是真能飞起来,徐和瑾恐怕也不会留在上外了。

徐和瑾和周克希两位退休的上海翻译家各自在独力翻译《追忆似水年华》。周比徐小两岁,他每次出席文化活动,或多或少都会提及自己当年由数学转行的轶事,相比之下,知道徐和瑾的理科生素养的人就少得多了。除了做飞机,另一个能说明徐和瑾与理科的亲近的证据是他曾给上海《科技画报》翻译科普文章。1963年,《科技画报》公开征求罗马尼亚语和匈牙利语的译者。在上海外国语学院,徐和瑾读的是俄语本科,后因跟东欧国家朋友通信,先后学了德语、捷克语和匈牙利语。他看见征稿启事,就先翻了匈牙利《人民自由报》上的一篇讲太阳系的文章寄去。
“杂志那边没给回音,我估计他们不信,觉得我可能是抄来的而不是译出的。后来,我又译了一篇讲埃及四千年前药方的文章寄去,这下他们用了,译文刊登在1963年第9期《科技画报》上。”之后,《科技画报》寄给他十几本匈牙利科普杂志,要求先译出文章的标题给他们看,由其陆续指定篇目后再行翻译。徐和瑾先后翻译并发表了《重力和植物》、《日光发动机》等六篇科普文章。
听徐和瑾忆旧,感觉他海外关系真不少。比如,六十年代的时候他就与东欧朋友有了飞鸿往来;再细打听,这些往来的机会原来都是他自己仔细搜集来的,而且同他爱好众多、交游广泛有关。
“那个时候我能看到一些匈牙利出版的集邮杂志,上面有个征友栏目,我一时好奇,就给杂志去了封信,自我介绍说是个中国学生。想不到杂志果然登了我的联系方式,之后我一下子收到了好多匈牙利人写来的邮件,我在这些信息里挑了几个跟他们联系,其中一个年纪四十多岁的,后来跟我的通信特别多。”
对于邮友来说,只要是海外来函,哪怕收到一个空信封都是有价值的。徐和瑾把对方寄来的信都收藏着,一直藏到今天,明信片和书信都还完好无损。就保存资料而言,他无疑是个行家。

不过,最初学的俄语和后来学的捷克语、匈牙利语都没能成为徐和瑾日后的主业。他毕业后进了复旦大学当老师,由于复旦要开设法语专业,就把徐和瑾又派到上外去进修两年法语。他第一年听一年级的课,一位教师说高年级教师配置好,建议他去那边,于是第二年他就到三年级听课,但好景不长,听了一个月,学生就被送去参加四清运动了,他只好回二年级的班里。一个学期后,四年级学生四清回来,他就回到四年级的班上去学习。1970年复旦招收工农兵学员后,徐和瑾开始正式教法语。1978-1979年他去法国进修了一趟,由此确定了自己在语言研究和文体学方面的学术方向。法国的两位现代作家塞利纳和普鲁斯特,他们的作品在文体上独具特点,徐和瑾就对他们发生了兴趣。
“我是文革后最早介绍普鲁斯特的人之一,”他淡淡地说,看不出引以为豪的样子,“我感兴趣的是他的文体。”
他首先是学者,其次才是翻译家——所有熟悉徐和瑾的人都会这样说。普鲁斯特的意识流文字,那种连贯不断、犹如一个套一个、一个接着一个打开的文件夹的描述性语句,徐和瑾最初是以论文的方式介绍给中国读者的:1982年,他写的《马塞尔•普鲁斯特》一文发表在《外国文学报导》上,被视为有开创性的一篇文献,在其中,他以当时所能掌握的理论资源作了基本的文体分析:句子如何结构,意义表达如何既主观又精致有序,并非纯粹的胡思乱想。读他的文章,你看不出他有多么突出的文采,反而严谨,搜集的资料全面,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这些才是他至今不变的标志。
毋庸讳言,作为学者的徐和瑾并不以文学翻译见长,可他偏偏还翻译了一些五星级难度的文学作品,例如另一位法国作家塞利纳的《长夜行》,此书自始至终使用市井俚语书写,足以让每个译者望而生畏。当韩沪麟组织《追忆似水年华》的翻译时,徐和瑾起初想选第四卷译,后来安排到手中的却是最后一卷的上半部分,主人公在此卷里有大量的议论、分析,他要对自己怎样开始写作做一个回顾总结,捎带着要评价自己所处的时代。日后,徐和瑾很坦率地承认,翻译《追忆》第七卷时的译笔有生涩的地方。在第七卷中,类似这样有些拗口的句子并不少见:
“‘另外,我是否要向您承认,’絮比安接着说,‘我对于得到这类收入并没有很大的顾忌?人们在这儿干的事,我不能再对您隐瞒我是喜欢的,是我生活中的爱好。’”

徐和瑾不讳言自己的缺点,有时甚至过于诚实。为了说明自己是如何一点一滴进步的,他下意识地用一种小学生习作的口吻来讲述一些重要时刻:我参加了什么,我学到了什么,我的收获很大。1997年在复旦大学举办的中法翻译讨论会就被他视为这样一个时刻。“翻译多了之后,特别是1997年在复旦举办中法翻译讨论会,(我)跟翻译界的同行有了更多的接触,逐渐感到在正确理解原文的同时,也应该注意中译文的流畅,因为译作毕竟是给中国人看的。”
在这次讨论会上,徐和瑾和法语翻译界的几位才子,如施康强、罗新璋都见了面,与多产的翻译家李玉民更是一见如故,李玉民所译《巴黎圣母院》、《人间食粮》等法语名著都以文采飞扬、诗意斐然著称,徐和瑾深感佩服。“我们就此成了好朋友,经常打电话相互问候,现在天冷了,他跑到广西那边住着——他在那儿有房子用来度假。”说这话的徐和瑾,还坐在复旦七区自己老旧的小屋里:老旧的护墙板,老旧的玻璃板桌子,老旧的淡黄色木门。新的东西也有:新买的扫描仪,42吋的液晶电视屏,还有一套网购的007电影50周年套装碟片。
当新世纪初,译林社的韩沪麟重新找到徐和瑾,邀他完整地重译一遍《追忆》时,徐和瑾已经身背法国“普鲁斯特之友协会”会员这一身份,也已被聘为巴黎第三大学普鲁斯特研究中心通信研究员,普鲁斯特研究但凡出了一点新动态,他都能及时掌握到。他说,出版社不是随便找上他的:“他们专门把我拉到南京去开会研究这件事。”
最后应允下来,还是出于一个字:爱。

爱普鲁斯特,对这些文革前接受高等教育的老一辈来说尤其不容易。比如1939年出生的韩沪麟,虽然几乎以一己之力主持了七卷本翻译这项宏大的工程,但他坦言普鲁斯特的文字对自己并无太大的吸引力。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思维框架、情趣和文化风尚。韩沪麟最喜欢的法国文学,如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如都德的《磨坊信札》,都是传统的写实主义小说或乡村小品。《追忆》于他则更像是一个事业的坐标,是为了证明自己在远离文学与文字理想这么多年后,依然可以“做出一点什么”。
徐和瑾也是同样,以他质朴、谨慎的性格,表面上看,汪洋恣肆的普鲁斯特与他并不般配,距离巴尔扎克—傅雷或纪德—盛澄华那样的“天生一对”更是遥远。但是,徐和瑾理科生式经年累月的孜孜矻矻,积累材料,磨砺译笔,硬是让自己走过的这条路看起来是一种必然。他手头有《追忆似水年华》历次修订的各个版本。2002年,在应邀去译林社谈重译合作时,他谈的一件事就是确定重译所依据的版本:显然,他首先是一位“专家”,而不是像很多文艺青年想象的那样,是个浑身上下散发着小资情调的风雅老先生。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法国学界开始根据普鲁斯特的手稿来校勘这本书,后来陆续出了好几个版本。2008年,他们开始整理普鲁斯特的练习簿手稿,每本整理两册,一册是手稿影印本,另一册整理成印刷文字。”谈起《追忆》的版本掌故,徐和瑾可谓是信手拈来。八十年代翻译第七卷时,他用的是从图书馆里借来的一个袖珍本,而现在,他已经有了包括米伊主编的弗拉马里翁版、七星文库版等多个版本。译好这样一套书,版本的全面是特别重要的。这些成套的外版新书就堆在徐和瑾的书房里,对面是靠墙的三个年迈的书橱,里面几乎每一本书都已被岁月磨成尘灰色,书橱玻璃门也快不行了,移动起来滞涩无比。

2004年,徐译《追忆似水年华》第一卷终于脱稿,在翻译过程中,他问了法国老友米伊六百多个问题。不管什么时候去读,普鲁斯特都是那么难。“不过现在,我觉得他还是可以翻译的。”徐和瑾一副成竹在胸的样子。“我毕竟是过了十几二十年后着手重译,现在我有了更多的资源,文字跟当年肯定也不一样了。”网络上读者们摘抄了许多徐译第一卷里的美句,我们从中可见,勤恳的徐先生已非吴下阿蒙;他自己也说,对句子节奏感的把握比当年强了很多,一时译不好也不要紧:“慢慢磨呗。”
信奉“磨”功的徐先生太沉得住气,大半生都不显山不露水,重译《追忆》九年多来,他不声不响坐啃书山,“社会活跃度”很低。每当记者或年轻读者找到他问起翻译进度时,他总是率先提到老友米伊,说他一直在帮自己解决疑难——他似乎并不在乎把翻译情况及时广而告之,而在下意识里,把滴水不漏的准确性看得更为重要。近几年来,法国政府部门嘉奖于中法文化交流有功的中国籍翻译家、教育家的新闻屡见不鲜。徐和瑾曾有机会,因为各种原因与奖项失之交臂,现在退休了,少了学校的推荐,获勋更是微乎其微。对这些,他嘴里没有半点抱怨,甚至《追忆》已经获得的反响都没能打乱他不紧不慢的节奏。当被问起最看重哪一项个人成就的时候,他的回答让人有些意外。
“《新法汉小词典》算一个吧。这本词典是我2002年签约,在翻译《追忆》的间隙编完的,读者都说很好用。后来我把书寄给了法国著名的汉学家、诗人程抱一。2011年分别在巴黎和复旦召开程抱一讨论会。复旦的一位法语老师去巴黎参加了会议,程先生跟她说:这本词典是他看到的最好的法汉词典。”袁莉回来传话给徐先生,他很欣慰。
“这很重要——我毕竟是个学者嘛。”



《生活》:那个年代过来的知识分子大多会叹息文革里浪费的时间,好像徐老师并没怎么抱怨过?
徐:我的出身并不好,父亲解放前在美国公司工作,解放后去了香港,后移民加拿大。我虽说有了这个“海外关系”,但影响不是很大,文革期间还算顺利,回到教职上也比较早。我记得,1970年在奉贤干校里,我晚上躲在蚊帐里看勒布朗写的亚森•罗平探案集《813》,这是陆谷孙送给我的,是他父亲的藏书。这种侠盗小说,在当时当然觉得特别好看。干校時系里的组长跟我的邻床(现在是我楼下邻居)打听我在看什么书,还好他没有出卖我,否则至少得挨批评。
1985年我出了第一本译作:巴尔扎克的《交际花盛衰记》,是三人合译,紧接着出的第二本就是《831》,也是合译。其他的,很多法国小说我都读过,给四年级学生上精读课时我自己选编了一些法国19、20世纪作家的作品片段,其中一部分整理成文,发表在《法语学习》上,共有十来篇。

《生活》:听说最早写介绍普鲁斯特的文字时,您还在文中批判了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的直觉论?
徐:当时,我们系主任杨岂深先生主编的《外国文学名著欣赏》(7)要收入我那篇谈普鲁斯特的文章,交稿后文章改名为《普鲁斯特的〈探索消逝的时光〉》。后来,出版社方面说要批判普鲁斯特书中片面地注重直觉感受这一点,我就加了一大段话,其中说到“普鲁斯特认为,这种埋藏在潜意识中的回忆,不能靠理智的推理采发掘,只能用直觉来发现。……这种认识论和他同时代的法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柏格森的观点如出一辙。柏格森认为生命是一个不断的洪流,这个洪流实现着‘生命冲动’,整个世界就是这样一种精神性的过程,而物质只是‘生命冲动’的障碍物。……这种非理性主义的认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完全背道而驰的。”等等。当时这批判是非加不可,那我就照办啰。当然,对外国文学也不能全盘照收,该批判的还是要批判,但应该实事求是。

《生活》:现在《追忆》已经成为文艺青年的案头必备了,不管读不读总要备一套,您对这种现象有什么想说的吗?
徐:当然是好事,人们的品位比我们当年进步太多了。不过,我也发现有些非常流行的误解。
比如,现在的读者和媒体都把《追忆似水年华》理解为一本美文荟萃,好像读它就是为了欣赏美文一样。其实第一第二卷过去,真要读到第三卷你就会发现:在头两卷里马塞尔回忆自己的小时候对上流社会的想法,觉得一切都很美好,写出来又优美又浪漫,第三卷里的马塞尔长大了,对上流社会的沙龙里来饭桌上去的文化开始有了怀疑和批判,他越是在社交界取得成功,就越是对社交界感到失望;此外还有大量的篇幅是他对当时的艺术与文化的评价,褒贬现实的成分多了,纯抒情的部分越来越少了。

《生活》:您去法国也不少次了,跟法国学者的交往怎样呢?您跟米伊的交情,我看也可以写很多文章了吧。
徐:其实法国学者普遍不好交往。有一个研究阿纳托尔•法朗士的女学者,是巴黎诗社的社长,我到巴黎后去见她,给我一副冷淡的态度,这一见之后再也没联系了。
但米伊不一样,他编《普鲁斯特学刊》,一生都做普鲁斯特研究。我1986年9月翻译完了莫洛亚的《普鲁斯特传》,这本书里有1/3的篇幅都在研究《追忆》,可那时我还读不到多少《追忆》中的段落,翻译中就遇到不少疑问。我就写信向格勒诺布尔第三大学的肖谢拉斯教授求教,肖谢拉斯给我介绍了他的同学,就是米伊,专门研究普鲁斯特的。我发现,他给我的回信详细周到,特别到位。
1988年,我已经接下任务在翻译《追忆》第七卷的时候,得到机会去巴黎第七大学教汉语,这次我见到了米伊,叨扰了他一个上午的时间。1990年11月中译七卷本《追忆》的发布会在北京召开,责任编辑韩沪麟问我可以请些什么国外专家来,我说,请米伊吧,他是普鲁斯特研究中心的主任。结果韩沪麟打了电话过去。米伊后来跟我说:你们的编辑先生怎么凌晨四点把我吵醒啊?你看,那时与国外联系太少了,连时差的概念都没有。
2002年我开始独力重译《追忆》,从第一卷开始,那时还没有电子邮件,我写信给他求教,写了十二封,他回答了十二封,一个问题都不落。当然,问题是我提的,也得替人家节约时间,多数情况下我就这样写:关于某个句子有两种理解,下面给他两个选择,老译本的译法是一,我的译法是二,让米伊选择一个。
米伊给我解决的疑难很多。有时候,他还会给我指出一些书中我根本没料到的错译。有次他问我:你知道carton是什么意思?我说,那当然是纸盒子了。他说,可你不知道这个词还有同性恋的意思。普鲁斯特在他的书里写了很多同性恋现象及他自己的思考。我后来拿这个词去考法国人,他们也不知道,可见普鲁斯特的书不但文法难,长句多,在理解上也是布满陷阱。

《生活》:《追忆》这样大的书,即使您再低调,也免不了会有很多业内同行来挑错吧?
徐:那当然。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所的涂卫群,两年前在《文艺研究》上发表文章,评译林版的新老译本,给我的重译本指出一些错误,我看了一下,觉其中两个地方确实有问题,虽说只需要改一两个字。对别人的批评意见,我是欢迎的。我并不觉得人家不翻译,来挑剔我的翻译就是不对的。我认为,你要是指出具体错在哪里,就是可以讨论和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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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云也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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