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z考据严歌苓
母亲:贾琳。 严歌苓写过一篇文章,她母亲因胃癌已去逝,二十多年前与她父亲离婚后,又再婚。女作家本人有个继父。
父亲:肖马,有的文章称萧马。
姓 名: 肖马
原 名: 严敦勋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930
民 族: 汉族
原名严敦勋。上海人。中共党员。1949年毕业于华中党校、华东大学。历任皖北区党委文工团副团长及治淮委员会干事、宣传科副科长,《安徽画报》编辑,安徽省文联业务秘书、省文联专业作家。1957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散文集《淮河两岸鲜花开》,短篇小说集《哨音》,长篇小说《破壁记》(合作),电影文学剧本《巨澜》、《柳暗花明》、《水痕》、《江南雪》、《淝水之战》、《青春似水》等。
二十多年前与严母亲提出离婚,为了再婚。严说继母又年轻又漂亮,比她母亲更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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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马——严歌苓)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海外最具影响力的中文女作家首推严歌苓。她在海外获九项文学大奖和两项电影奖。近年又在国内发表了《也是亚当,也是夏娃》、《白蛇》、《谁家有女初长成》等新作,篇篇是精品,篇篇获奖,引起了文坛的广泛注意。
严歌苓1957年生于上海,长于四川,在北京也生活过。她十三岁参军,在成都军区当舞蹈演员。她步入文学殿堂,和家庭的熏陶有关。她的祖父是留美博士,曾执教于厦门大学,是一位翻译家。她的父亲萧马原名严敦勋,生于1930年,曾在上海市立工专学校土木系学习,擅长绘画和建筑设计。参加革命后却从文了,在安徽文联工作过很长时间。他也是一位颇有成就的作家,出版过散文集《淮河两岸鲜花开》、长篇小说《纸铐》、《破壁江》(与陈登科合作)等,还独自或与人合作创作过《柳暗花明》、《淝水大战》、《钢锉将军》等多部电影文学剧本。
著名作家刘恒在谈自己喜欢的当代作品时说:“1969年文革时,学校图书馆被抄,偶然读到安徽作家萧马的《哨音》,其中有一篇《一片蔚蓝》,写志愿军与当地朝鲜百姓的关系,给我留下深刻记忆。”
萧马原来认为严歌苓喜欢舞蹈、音乐,未来的发展应该是动态造型方面的。可是当二十一岁的严歌苓把她的处女作《七个战士和一个零》放在他面前时,着实吓了他一跳,他说:“我从来不知道她有写作才能,真没想到是这样的出手不凡。”
严歌苓一开笔就止不住手。接着长篇《绿血》和《一个女兵的悄悄话》分获十年优秀军事长篇小说奖、《解放军报》最佳军版图书奖。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严歌苓决定出国留学,充实自己。她三十岁才开始学习英语,那时萧马常常用摩托车送她去听课。她就在父亲的背上贴写有英语生词的条子,肩膀上贴,胳膊上也贴,她家里更是满屋子都是条子。现在严歌苓不仅能用英语写作,而且能用英语演讲了。
1989年,严歌苓赴美。翌年,入哥伦比亚艺术学院文学写作系攻读研究生。虽然她在美国的姑姑可以资助她,但她还是坚持一面读书,一面打工。后在朋友处,她认识了美国国务院Lawrence.A.Walker,Lawrence曾在美国驻中国沈阳的领事馆任过两年的领事,懂得包括中文在内的8种语言,言谈风趣,两人相见如故。不久,他们成了好朋友。Lawrence.常领严歌苓去参观各种博物馆,严歌苓拿他练英文,而他也拿严歌苓练中文。在交往中感情逐步加深。 Lawrence为了爱情放弃了外交官职业,到一家德国驻美的商会工作。1992年秋天,严歌苓和Lawerence在旧金山结婚。
由于劳伦斯在美国外交部任职,美国联邦调查局为了安全,对严歌苓进行了严厉盘查,理由是严歌苓来自“共产主义国家”并且当过13年兵,他们甚至用测谎仪检测严歌苓是否是间谍。为了结婚,劳伦斯辞职,直到2004年才在美国外交部复职。严歌苓后来将这段经历写进了她的小说《无出路咖啡馆》。
婚后,严歌苓的英语水平在丈夫的指导下进一步提高,开始用英语写小说,她在美国出版了英文版中短篇小说集《白蛇》和长篇《扶桑》,均得到美国报刊的好评,后者还登上美国小说销售排行榜前十名。九十年代后,她的《少女小渔》、《女房东》、《人寰》等中长篇小说获一系列台湾文学大奖。另著有《雌性的草地》、《学校中的故事》、《海那边》、《本色陈冲》等。严歌苓一直到现在,写作都非常勤奋,由于严重的失眠症的困扰,严歌苓常常是从早上5点开始写作,直到中午12点。在这期间,她不打电话,不会客,更不休息。她自己说:“写作成了我的生理需要。如果这一天没有想几个好句子出来,那是很难受的。”
萧马既自豪又心疼地说:“毫无疑问,我对女儿的成就很自豪,但我不愿意用‘自豪’这个词,我觉得严歌苓的成就可以做得更大一些。假如说她身体好,能一直写下去的话,她应该能够出大作品。”他对女儿的作品很赞赏,认为女儿善于从生活中经验中汲取东西,每次运用都有新意。她跟其他女作家的不同处,就是试图用一种很轻松诙谐的语言写悲剧。萧马将女儿成功的原因归结为三条:“聪明、勤奋和丰富的生活经验”。的确,严歌苓在出国前当过兵,下过牧场,上过战场,还六次去过西藏,这些经历都是同辈人所不易有的;而在海外十多年的飘泊,特别是初期的艰苦打工生涯,更使她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开阔了眼界。
但是由于终究是两代人,后来的生活和文化背景又不尽相同,萧马对女儿的有些想法也不能理解。他说:“像《人寰》,她怎么能把人、鬼、三代革命人不同的遭遇不同的想法共同的命运讲成这样?我不懂她怎么学会了这样一种思维方式。”
虽然萧马说:“我从没教过她什么,艺术家不是教出来的。”但严歌苓仍然认为父亲对她的影响是很大的,提醒是很及时的。她说:“我的父亲是画家,我的思维是非常形象的,脑子里总有很多影象在不断闪现。”“我为了艺术的追求,放弃了太多。我的父亲曾经说过我,歌苓,你的东西好是好,就是对形而上学的追求太多了,越来越抽象,大众会越来越难接受,我担心你有一天会理性地干掉。”
有人将严歌苓誉为“当今华文创作最细腻敏锐的小说家”。梁晓声则称赞她是中国最讲究艺术的中国作家。陈冲对她的小说有较具体的评论:“她的小说有提炼,有升华,有思想性,故事在表面上是一个样,认真思考后会有截然不同的体会,作品里的内怯又冲突性十足的人性,很深层,不是普通人写得出来的。”
2003年当代世界出版社出版了《严歌苓文集》,它包括长篇小说集《无出路的咖啡馆》、《人寰》、《扶桑》、《雌性的草地》、《绿血》和中短篇小说集《少女小鱼》、《白蛇》、《谁家有女初长成》,全面收录了严歌苓各个创作阶段、各种类型的作品,这是她的第一部文集。当代世界出版社的编辑王颖女士说:严歌苓的小说,语言很有韵味,看似平淡,读后却忍不住要落泪,是真正的纯文学作品。她以一种超然的、局外人的角度,来关注整个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人移民到美国以后的生活,写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事实,反映了中国人在海外的真实状态。
严歌苓的小说也得到影视界的青睐。她的小说《谁家有女初长成》由中央电视台改编拍摄成电影《巧巧》,即将上映。小说《扶桑》在好莱坞已由陈冲执导开拍,2002年在全球公映。而小说《白蛇》,中国第五代著名导演陈凯歌有意将其搬上银幕。预期不久中国观众将会在银幕和银屏上看到严歌苓小说的演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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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精灵》大概算半自传性小说,里面的女主角爱上一个大她二十多岁的画家。这段恋爱是严歌苓亲身经历过的,我怀疑这个画家的原型就是赫赫大名的韩美林。书中这个画家的名字叫韩凌,手指被踩断,和小狗的友谊,因为失去小狗而只画动物不画人,刑期的时间,妻离子散……几乎每个细节都在暗示这就是韩美林。
而且以严歌苓的家庭条件也具备与韩美林交往的可能,严歌苓的父亲是个有点名气的作家,也是个画家,本名严敦勋,笔名萧马,厦门人。在陈登科文集的首发式上,韩美林提到:“文 化 大 革 命 中,我落难在淮南,他和鲁彦周、江流、萧马都给过我帮助。”看来他和萧马关系真像《我不是精灵》里面那么好。
不过后来严歌苓还是和李准的儿子结婚,又离婚,嫁了个美国的外交官,现在在尼日利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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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歌苓出生在一个文艺世家,父亲是作家,母亲是演员。她小时候住在上海,但是经常跟父亲回安徽老家。讲不好安徽话也讲不好上海话的严歌苓,在两个地方都有一种边缘感。那时候的严歌苓觉得作家这个职业一点也不辉煌、不浪漫。她要去当兵,要嫁一个营长。12岁时,她考入了成都军区,成为一名跳红色芭蕾舞的文艺兵。
严歌苓说,她当年入伍考试时,舞蹈技巧并不好,但也许因为早熟,在“情绪表白”上做得比较好,被考官看中。但是跳了一段时间的红色芭蕾舞以后,严歌苓有了新的想法:“我条件还是不够好。在后面跟大家混混,那种‘表白’还是不要了。”
严歌苓转向编舞,开始了舞蹈大纲的写作,另外还写一些舞蹈中的歌词。上世纪80年代初,严歌苓调到北京的铁道兵政治部做创作员。1986年,她在《收获》上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七个战士和一个零》。
这时候的严歌苓已经是正营级军官,她嫁给了作家李克威。李克威的父亲是著名作家李准,母亲是“李双双”的原型董双(后改名董冰)。李家与严家是老友。虽然后来严歌苓与李克威离了婚,她仍然与李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第九个寡妇》的写作就受到李准夫妇的很大影响。
离婚后的严歌苓受邀去美国参加一个军事文学研讨会。在那里,每天上课的形式就是和那些青年作家们讨论他们的作品。严歌苓觉得很羡慕,能够和他们一起读很多书,互相写作,一起讨论,那会是多么开心的事情啊。于是,她申请了哥伦比亚艺术学院写作班的研究生课程,并获得全额奖学金。
初到芝加哥的日子格外艰辛,印象最深的就是在那儿打工。打工的地方离学校十个街口,下班是十点半,上课也是十点半,所以她必须长跑,不能吃饭,下了班就一路跑到课堂里。“我跑过无数个餐馆,看见所有人都在那里大吃大喝的,就是我饿着肚子背着饭从那个餐馆一直跑到学校,这是我印象最深的。”
她打过5美金一小时的黑工,而更主要的收入来源是稿费。那时候台湾的稿费比内地高,严歌苓就主要投稿到台湾。在台湾,严歌苓发表了《少女小渔》、《女房客》、《天浴》、《扶桑》、《人寰》等小说,皆获台湾各大报纸设立的小说奖项。
拿到稿酬和奖金之后,严歌苓也从来不克扣自己。她说:“我不可能真正做到节衣缩食。吃的方面可以简单,但是我是很爱漂亮的人,我在穿着上总是比较体面的,希望有特色,就跟着同学去逛旧衣店。有些旧衣店还是挺贵的。而且我和美国女同学合租的房子挺大的。我想住得舒适一点,也很想练口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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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周刊》:老作家李准一家给你什么样的影响?
严歌苓:李准和我爸爸是好朋友。我记得有一次,是我和我前夫在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写作楼碰上,他说你是萧马叔叔的女儿吧?我说是,我们就聊了起来。聊的过程中,他突然说了一句河南话,我很吃惊,就笑。他又说“河南话咋着?”那一瞬间,我忽然间就爱上他了。我觉得这个说河南话的男人太有意思了。之前我就见过他爸爸李准。他爸爸是色彩很浓烈的一个人,儿子比较内敛。
李准是个特别幽默,说话特别生动的人,我现在都能清楚地记得他说过的一些话,觉得很有意思。我前夫的母亲也特别幽默,说话充满了形象和细节,也是说河南方言,我在他们家里呆了七八年。当时我们家里有4个儿媳妇,他们全家的孩子都很喜欢文学,所有人都讲河南话。我就感觉到我也是半个河南人。所以我写《第九个寡妇》,用河南方言一点困难也没有。我觉得四川话和河南话都特别幽默,当然北京话也是,但北京话太贫了,没有河南话那么简洁,那么有力,我对河南人有感情。
父亲:肖马,有的文章称萧马。
姓 名: 肖马
原 名: 严敦勋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930
民 族: 汉族
原名严敦勋。上海人。中共党员。1949年毕业于华中党校、华东大学。历任皖北区党委文工团副团长及治淮委员会干事、宣传科副科长,《安徽画报》编辑,安徽省文联业务秘书、省文联专业作家。1957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散文集《淮河两岸鲜花开》,短篇小说集《哨音》,长篇小说《破壁记》(合作),电影文学剧本《巨澜》、《柳暗花明》、《水痕》、《江南雪》、《淝水之战》、《青春似水》等。
二十多年前与严母亲提出离婚,为了再婚。严说继母又年轻又漂亮,比她母亲更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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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马——严歌苓)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海外最具影响力的中文女作家首推严歌苓。她在海外获九项文学大奖和两项电影奖。近年又在国内发表了《也是亚当,也是夏娃》、《白蛇》、《谁家有女初长成》等新作,篇篇是精品,篇篇获奖,引起了文坛的广泛注意。
严歌苓1957年生于上海,长于四川,在北京也生活过。她十三岁参军,在成都军区当舞蹈演员。她步入文学殿堂,和家庭的熏陶有关。她的祖父是留美博士,曾执教于厦门大学,是一位翻译家。她的父亲萧马原名严敦勋,生于1930年,曾在上海市立工专学校土木系学习,擅长绘画和建筑设计。参加革命后却从文了,在安徽文联工作过很长时间。他也是一位颇有成就的作家,出版过散文集《淮河两岸鲜花开》、长篇小说《纸铐》、《破壁江》(与陈登科合作)等,还独自或与人合作创作过《柳暗花明》、《淝水大战》、《钢锉将军》等多部电影文学剧本。
著名作家刘恒在谈自己喜欢的当代作品时说:“1969年文革时,学校图书馆被抄,偶然读到安徽作家萧马的《哨音》,其中有一篇《一片蔚蓝》,写志愿军与当地朝鲜百姓的关系,给我留下深刻记忆。”
萧马原来认为严歌苓喜欢舞蹈、音乐,未来的发展应该是动态造型方面的。可是当二十一岁的严歌苓把她的处女作《七个战士和一个零》放在他面前时,着实吓了他一跳,他说:“我从来不知道她有写作才能,真没想到是这样的出手不凡。”
严歌苓一开笔就止不住手。接着长篇《绿血》和《一个女兵的悄悄话》分获十年优秀军事长篇小说奖、《解放军报》最佳军版图书奖。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严歌苓决定出国留学,充实自己。她三十岁才开始学习英语,那时萧马常常用摩托车送她去听课。她就在父亲的背上贴写有英语生词的条子,肩膀上贴,胳膊上也贴,她家里更是满屋子都是条子。现在严歌苓不仅能用英语写作,而且能用英语演讲了。
1989年,严歌苓赴美。翌年,入哥伦比亚艺术学院文学写作系攻读研究生。虽然她在美国的姑姑可以资助她,但她还是坚持一面读书,一面打工。后在朋友处,她认识了美国国务院Lawrence.A.Walker,Lawrence曾在美国驻中国沈阳的领事馆任过两年的领事,懂得包括中文在内的8种语言,言谈风趣,两人相见如故。不久,他们成了好朋友。Lawrence.常领严歌苓去参观各种博物馆,严歌苓拿他练英文,而他也拿严歌苓练中文。在交往中感情逐步加深。 Lawrence为了爱情放弃了外交官职业,到一家德国驻美的商会工作。1992年秋天,严歌苓和Lawerence在旧金山结婚。
由于劳伦斯在美国外交部任职,美国联邦调查局为了安全,对严歌苓进行了严厉盘查,理由是严歌苓来自“共产主义国家”并且当过13年兵,他们甚至用测谎仪检测严歌苓是否是间谍。为了结婚,劳伦斯辞职,直到2004年才在美国外交部复职。严歌苓后来将这段经历写进了她的小说《无出路咖啡馆》。
婚后,严歌苓的英语水平在丈夫的指导下进一步提高,开始用英语写小说,她在美国出版了英文版中短篇小说集《白蛇》和长篇《扶桑》,均得到美国报刊的好评,后者还登上美国小说销售排行榜前十名。九十年代后,她的《少女小渔》、《女房东》、《人寰》等中长篇小说获一系列台湾文学大奖。另著有《雌性的草地》、《学校中的故事》、《海那边》、《本色陈冲》等。严歌苓一直到现在,写作都非常勤奋,由于严重的失眠症的困扰,严歌苓常常是从早上5点开始写作,直到中午12点。在这期间,她不打电话,不会客,更不休息。她自己说:“写作成了我的生理需要。如果这一天没有想几个好句子出来,那是很难受的。”
萧马既自豪又心疼地说:“毫无疑问,我对女儿的成就很自豪,但我不愿意用‘自豪’这个词,我觉得严歌苓的成就可以做得更大一些。假如说她身体好,能一直写下去的话,她应该能够出大作品。”他对女儿的作品很赞赏,认为女儿善于从生活中经验中汲取东西,每次运用都有新意。她跟其他女作家的不同处,就是试图用一种很轻松诙谐的语言写悲剧。萧马将女儿成功的原因归结为三条:“聪明、勤奋和丰富的生活经验”。的确,严歌苓在出国前当过兵,下过牧场,上过战场,还六次去过西藏,这些经历都是同辈人所不易有的;而在海外十多年的飘泊,特别是初期的艰苦打工生涯,更使她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开阔了眼界。
但是由于终究是两代人,后来的生活和文化背景又不尽相同,萧马对女儿的有些想法也不能理解。他说:“像《人寰》,她怎么能把人、鬼、三代革命人不同的遭遇不同的想法共同的命运讲成这样?我不懂她怎么学会了这样一种思维方式。”
虽然萧马说:“我从没教过她什么,艺术家不是教出来的。”但严歌苓仍然认为父亲对她的影响是很大的,提醒是很及时的。她说:“我的父亲是画家,我的思维是非常形象的,脑子里总有很多影象在不断闪现。”“我为了艺术的追求,放弃了太多。我的父亲曾经说过我,歌苓,你的东西好是好,就是对形而上学的追求太多了,越来越抽象,大众会越来越难接受,我担心你有一天会理性地干掉。”
有人将严歌苓誉为“当今华文创作最细腻敏锐的小说家”。梁晓声则称赞她是中国最讲究艺术的中国作家。陈冲对她的小说有较具体的评论:“她的小说有提炼,有升华,有思想性,故事在表面上是一个样,认真思考后会有截然不同的体会,作品里的内怯又冲突性十足的人性,很深层,不是普通人写得出来的。”
2003年当代世界出版社出版了《严歌苓文集》,它包括长篇小说集《无出路的咖啡馆》、《人寰》、《扶桑》、《雌性的草地》、《绿血》和中短篇小说集《少女小鱼》、《白蛇》、《谁家有女初长成》,全面收录了严歌苓各个创作阶段、各种类型的作品,这是她的第一部文集。当代世界出版社的编辑王颖女士说:严歌苓的小说,语言很有韵味,看似平淡,读后却忍不住要落泪,是真正的纯文学作品。她以一种超然的、局外人的角度,来关注整个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人移民到美国以后的生活,写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事实,反映了中国人在海外的真实状态。
严歌苓的小说也得到影视界的青睐。她的小说《谁家有女初长成》由中央电视台改编拍摄成电影《巧巧》,即将上映。小说《扶桑》在好莱坞已由陈冲执导开拍,2002年在全球公映。而小说《白蛇》,中国第五代著名导演陈凯歌有意将其搬上银幕。预期不久中国观众将会在银幕和银屏上看到严歌苓小说的演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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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精灵》大概算半自传性小说,里面的女主角爱上一个大她二十多岁的画家。这段恋爱是严歌苓亲身经历过的,我怀疑这个画家的原型就是赫赫大名的韩美林。书中这个画家的名字叫韩凌,手指被踩断,和小狗的友谊,因为失去小狗而只画动物不画人,刑期的时间,妻离子散……几乎每个细节都在暗示这就是韩美林。
而且以严歌苓的家庭条件也具备与韩美林交往的可能,严歌苓的父亲是个有点名气的作家,也是个画家,本名严敦勋,笔名萧马,厦门人。在陈登科文集的首发式上,韩美林提到:“文 化 大 革 命 中,我落难在淮南,他和鲁彦周、江流、萧马都给过我帮助。”看来他和萧马关系真像《我不是精灵》里面那么好。
不过后来严歌苓还是和李准的儿子结婚,又离婚,嫁了个美国的外交官,现在在尼日利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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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歌苓出生在一个文艺世家,父亲是作家,母亲是演员。她小时候住在上海,但是经常跟父亲回安徽老家。讲不好安徽话也讲不好上海话的严歌苓,在两个地方都有一种边缘感。那时候的严歌苓觉得作家这个职业一点也不辉煌、不浪漫。她要去当兵,要嫁一个营长。12岁时,她考入了成都军区,成为一名跳红色芭蕾舞的文艺兵。
严歌苓说,她当年入伍考试时,舞蹈技巧并不好,但也许因为早熟,在“情绪表白”上做得比较好,被考官看中。但是跳了一段时间的红色芭蕾舞以后,严歌苓有了新的想法:“我条件还是不够好。在后面跟大家混混,那种‘表白’还是不要了。”
严歌苓转向编舞,开始了舞蹈大纲的写作,另外还写一些舞蹈中的歌词。上世纪80年代初,严歌苓调到北京的铁道兵政治部做创作员。1986年,她在《收获》上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七个战士和一个零》。
这时候的严歌苓已经是正营级军官,她嫁给了作家李克威。李克威的父亲是著名作家李准,母亲是“李双双”的原型董双(后改名董冰)。李家与严家是老友。虽然后来严歌苓与李克威离了婚,她仍然与李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第九个寡妇》的写作就受到李准夫妇的很大影响。
离婚后的严歌苓受邀去美国参加一个军事文学研讨会。在那里,每天上课的形式就是和那些青年作家们讨论他们的作品。严歌苓觉得很羡慕,能够和他们一起读很多书,互相写作,一起讨论,那会是多么开心的事情啊。于是,她申请了哥伦比亚艺术学院写作班的研究生课程,并获得全额奖学金。
初到芝加哥的日子格外艰辛,印象最深的就是在那儿打工。打工的地方离学校十个街口,下班是十点半,上课也是十点半,所以她必须长跑,不能吃饭,下了班就一路跑到课堂里。“我跑过无数个餐馆,看见所有人都在那里大吃大喝的,就是我饿着肚子背着饭从那个餐馆一直跑到学校,这是我印象最深的。”
她打过5美金一小时的黑工,而更主要的收入来源是稿费。那时候台湾的稿费比内地高,严歌苓就主要投稿到台湾。在台湾,严歌苓发表了《少女小渔》、《女房客》、《天浴》、《扶桑》、《人寰》等小说,皆获台湾各大报纸设立的小说奖项。
拿到稿酬和奖金之后,严歌苓也从来不克扣自己。她说:“我不可能真正做到节衣缩食。吃的方面可以简单,但是我是很爱漂亮的人,我在穿着上总是比较体面的,希望有特色,就跟着同学去逛旧衣店。有些旧衣店还是挺贵的。而且我和美国女同学合租的房子挺大的。我想住得舒适一点,也很想练口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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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周刊》:老作家李准一家给你什么样的影响?
严歌苓:李准和我爸爸是好朋友。我记得有一次,是我和我前夫在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写作楼碰上,他说你是萧马叔叔的女儿吧?我说是,我们就聊了起来。聊的过程中,他突然说了一句河南话,我很吃惊,就笑。他又说“河南话咋着?”那一瞬间,我忽然间就爱上他了。我觉得这个说河南话的男人太有意思了。之前我就见过他爸爸李准。他爸爸是色彩很浓烈的一个人,儿子比较内敛。
李准是个特别幽默,说话特别生动的人,我现在都能清楚地记得他说过的一些话,觉得很有意思。我前夫的母亲也特别幽默,说话充满了形象和细节,也是说河南方言,我在他们家里呆了七八年。当时我们家里有4个儿媳妇,他们全家的孩子都很喜欢文学,所有人都讲河南话。我就感觉到我也是半个河南人。所以我写《第九个寡妇》,用河南方言一点困难也没有。我觉得四川话和河南话都特别幽默,当然北京话也是,但北京话太贫了,没有河南话那么简洁,那么有力,我对河南人有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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