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小说中的涉外描写与异国想象  ZT

雪風希夏 2012-12-18 20:42:04
明清小说中的涉外描写与异国想象

刘勇强
内容提要 明清通俗小说中的涉外描写与异国想象,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对世界的看法,而这种看法不仅为当时的中外关系及其对传统社会的挑战提供了生动的注脚,也可能为当今文化理论的核心问题之一“他者问题”作一个有趣参证。本文论述了明清小说涉外描写与异国想象的文学基础与史实依据;探讨了明清小说涉外描写与异国想象反映的文化心理;并对明清小说的异国想象中最为突出的朝鲜、日本、安南、暹逻分别加以说明。本文强调不能简单地将小说中的异国等同于真实的外国,尤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今天的相应国家。中国小说对外国更为清晰的认识及其文学价值的充分展现还是在晚清以后,因此,异国想象的变迁也是古代小说与现代小说的一个分水岭。
关键词 明清小说, 涉外描写, 异国想象
近年来,我在一些文章中讨论过明清小说的地域性问题,大量的通俗小说往往是在特定区域产生或流传的,这种地域色彩的凸显打破了传统文学长期以来形成的南北风格二元对立的局面,成为小说近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值得注意的是,明清小说———这里指的主要也是通俗小说———还有另一个地域问题,即在不少作品中都有涉及异国的描写。与本土地域色彩不尽相同的是,这些涉外描写以及对异国的想象,更多地是在文化层面而不是单纯的地理层面展开的,其中相当一部分还带有虚幻性。就其文学意义而言,也远不如中国本土地域性突出与成熟。尽管如此,明清小说的有关描写还是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对世界的看法,而这种看法不仅为当时的中外关系及其对传统社会所形成的日益尖锐的挑战作了一个生动的注脚,也可能为当今文化理论的核心问题之一“他者问题”(the other-ness)作一个有趣参证。萨义德(Edward W.Said)在《东方学》中梳理了西方世界中关于“东方”的话语表述,说明其在西方对自身文化身份的认识中的影响。这一理论在方法上有助于我们审视明清小说中的相关现象。简言之,在跨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必然会形成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想象,也就是所谓“他者”,而明清小说所构建的“他者形象”,无论清晰、正确与否,都有必要予以全面的考察,或许这也可以成为古代文学参与当下文化研究的有益尝试。
一 明清小说涉外描写与异国想象的文学基础与史实依据
明清小说的涉外描写与异国想象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既有文学的基础,也有文化的渊源,当然还有史实与现实的依据。
在早期的中国古代小说中,有关殊方绝域的想象相当丰富,它反映了古代中国人对更广大的空间的好奇,也为后世的小说创作奠定了一个想象的文学基础。这当中最重要的当属《山海经》,它以一个文化心理的中心为基点,展示了由这个中心向四方延伸的丰富想象与描写。这一想象与描写逐步形成了影响久远的“《山海经》模式”,其特点是以中国为世界的中心,将中国以外的世界描绘成离奇的、诡异的地方,那里生存的也是各种奇形怪状的生物,如“犬戎国”民“状如犬”之类。唐代小说《酉阳杂俎》中,仍专有一类《境异》,记述境外奇人异事,如“无启民,居穴食土,其人死,其心不朽,埋之,百年化为人”。直到清代小说《镜花缘》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一模式的灵活运用 [1] 。如果说小说中的“《山海经》模式”有什么变化的话,那么,大体上早期作品更多地可能表现了先民的一种渴望了解外部事物的求知欲以及对自我中心的确认;唐人小说中的相关描写则开始显示出矜奇尚异的文学趣味;而到了明清,这一模式则往往更鲜明地体现着所谓“华夷之辨”的观念。
影响明清小说异国想象的另一个文化渊源则是随着佛教传入带来的空间观念,其中有对西域的认知,更有许多幻想的国度。例如在佛经中有遇风浪漂至异国的故事,《佛本行集经》卷四九就记述一批商人在海上突遇恶风,船被吹至罗刹国。这一叙述模式也常为古代小说所借用。《酉阳杂俎》中有一篇流传甚广的《长须国》即叙十人随新罗使,风吹至长须国。此长须国实为虾国,作品的故事性很强,人物描写也生动,与佛教传说在形式上有异曲同工之妙。由于佛教所带来的异国想象同样强调了异国的怪异性,因此它很容易与中国古代小说中有关殊方绝域的想象接轨。所以《聊斋志异》中的《罗刹海市》既遥承上述《罗刹国》而来,又将殊方绝域的想象与社会批判结合起来了。在这篇小说中,商人之子马骥从人浮海,为飘风引去,数昼夜至一都会,即所谓罗刹国。蒲松龄化用前人叙述模式,通过中国与异国观念的差别,表现对是非颠倒、美丑异位的讥讽。
还有些异国想象,借鉴了古代文化的其他因素,如清代汪寄著《希夷梦》叙北宋吕仲卿、韩速在黄山希夷老祖洞府中,睡于石上,梦入浮石国为客卿,建功立业,一梦醒来,有所感悟,随希夷老祖学道而去。其结构殆出于唐人传奇《枕中记》、《南柯太守传》,但以近五十万字,叙述一梦,在古代小说中亦属罕见。而其中所谓浮石国,据小说第七回“此处乃东海之中……这里向来少有人居,自秦时卢生畏始皇暴虐,托言带童男童女往海岛求长生仙草,却暗挈家避藏于此”云云,又借岛民之口强调其地在“扶桑之旁”,很容易使人联系到古代有关日本的传说。江南随园主人的《绣戈袍》也是如此,这部小说第一回叙及了一个“西番戈国”,对其由来,作品称原来在夏后氏之世,有穷后羿灭了夏后太康,夺了夏后氏天下。羿臣寒浞又弑羿而篡其位,并夺其妻,生下二子。寒浞封长子于过,封次子于戈。后来太康之子少康灭过、戈,复回夏后氏的天下。而寒浞次子之子自宫中逃出,奔往西域复立国家,仍其旧号,这就是戈国始封之祖了。这一“伪史”的编撰,同样依托了上古传说 [2] 。即使是在近乎游戏化的异国想象中,其创作基础仍有中国文化的影子,如《草木春秋演义》叙汉仁君时,有番邦胡椒国国王巴豆大黄云云,其想象就依托了中医药知识。
尽管许多小说中的异国想象都是虚幻性的,但具体的人、事描写却又并非超现实的,如《西游记》中的朱紫国、车迟国、比丘国等,虽查无实据,但其国家形态,仍是当时中国的翻版。而从小说家的用意来看,则往往是借助异国想象,在小说中营造一种特定的环境,以展示纯写实描写所不易获得的矛盾态势,从而使情节冲突、人物关系和思想观念的表现在空间上给读者以强烈的印象。如明代方汝浩的《东游记》前十八回叙不如密多尊者在南印度、东印度普度群迷,第十九回至第一百回则叙达摩老祖率三个徒弟,自南印度经东印度,沿途伏妖灭怪,最后达摩又独自来到中国,弘扬佛法,在功德圆满后重返印度。其中所写印度,实无异国情调,环境、人物、观念,无一不是中国文化的反映,一路妖魔,如酒、色、财、气、反目、懒惰等,也都是作者随意而设,折射着明代社会的人情世态。而在清初陈忱的《水浒后传》中,上承唐人小说《虬髯客传》有豪侠率船队“入扶余国,杀其主自立”的描写,叙水浒英雄,再度起义,其中李俊等遂驾长风至暹逻国三百里的金鏊岛,另立一国。“岛中荒也都加开垦,爱民练卒,招徕流亡,与客商互市,日渐富强。”这一乌托邦,完全是作为君昏臣佞的宋朝的对立面而设立的。
不过,上述“海客谈瀛洲”式的幻想国度,从本质上说并不是地理上的异国,而纯粹是文学上的或观念上的设计,它们之所以仍被本文纳入讨论的范围,主要是因为这种幻想性的异国创设前提是相对于“中国”而言的,因而也可能从一个侧面反映中国人的国家意识。另一个原因则是即使在那些写实性涉外描写与异国想象中,也往往兼容了这些幻想性文学传统或心理意识。
下面我们着重要讨论的是那些相对来说比较实在的涉外描写与异国想象。在这方面,中国与外国的实际交往为明清小说家提供了相当充分的史实依据,最突出的是《三宝太监西洋记》所描写的郑和下西洋。由于科技发展水平的局限,海洋在很长时间都是阻隔人们了解未知世界的天然屏障,郑和七下西洋第一次远距离地打破了这种屏障,很自然地成为人们想象的寄托。收录在明末茅元仪《武备志》中的《郑和航海图》记载了五百三十多个地名,其中外域地名有三百个。而在《三宝太监西洋记》中,也描写了数十个国家与地区,其中可考的国家有爪哇、古俚、苏门答剌、柯枝、大葛兰、小葛兰等,更多的是不可考的或虚中带实的,如金莲宝象国、宾童龙国、罗斛国、女儿国等。如果从其异国想象的形成来看,则既有于史有据的,也有凭空虚构的。而所谓于史有据,并不仅只那些可考的国家,也包括那些从外在描写上看搀杂着虚构的国家。事实上,即使是虚构,也不尽出自小说家的幻想,在一些史料笔记中,原本就多有此类描写。如《三宝太监西洋记》第三十一回写到金莲宝象国有一妖女,其头会飞,“‘专一要吃小娃娃的秽物,小娃娃受了他的妖气,命不能存”。这一妖怪早就见载于元代汪大渊《岛夷志略》中,明代郑和随行马欢的《瀛涯胜览》和费信的《星槎胜览》以及张燮的《东西洋考》等许多文献,也有记载。据赵景深考证,《三宝太监西洋记》的写作,大量地参考了《瀛涯胜览》、《星槎胜览》等 [3] ,从这一角度看,小说的虚诞描写也仍然是“记实性”的,它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对异域的认知水平。
与此相关,传统的“《山海经》模式”、佛教的观念以及明代神魔小说的新发展、主要是《西游记》所发展的降妖伏魔模式,也为《三宝太监西洋记》提供了异国想象的文学基础。作品中的不少虚构国度,如第四十六回有关“女儿国”的描写,遥承《山海经》而近袭《西游记》。因此,在这部小说中,新旧杂陈的特点很明显,最有意思的是小说中多次提到“经折儿”即地图,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异国的知识开始系统化、科学化。如第十四回、第十五回中对碧峰长老献给皇帝看的“经折儿”即地图作了详细的说明。在对于世界的整体观上,作者仍然借用了佛教的“四大部洲”说,即所谓东胜神洲、西牛贺洲、南赡部洲和北俱芦洲。与《西游记》一样,中国定位在南赡部洲。但不同于后者的是,这一“四大部洲”说中,又融入了对地理的较为科学的认识,其中对周边国家的认识也更为准确些。
除了《三宝太监西洋记》这样取材于史实的作品外,其他小说中的描写也往往有所本。如《初刻拍案惊奇》中的《转运汉遇巧洞庭红》展现的是明代日益兴盛的海外贸易情形,其中写到了一个吉零国,据《明史》卷三二五记载巴剌西遣使入贡,因“去中国绝远”,舟行四年半,遭风飘至“吉零国”,后经秘得、暹逻等陆地,又“附番舶入广东,得达阙下”。可见《转运汉遇巧洞庭红》所叙“吉零国”虽然未必符合实情,但也不尽属虚构。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中外交往的扩展,西方形象也开始或隐或显地出现在小说中,比如在《蟫史》中,朝廷“征苗”大军中有“大西洋人”玛知古,“红苗”营中也有来自“欧罗巴国”的唎哑喻充当国师。而《荡寇志》则可以说是一部过渡性的作品,从其依托《水浒传》创作这一点来说,它应该属于古典小说的范畴;而从小说中出现的西洋人形象与新式兵器来看,则又昭示着一种新的时代变迁。书中那位先由宋江招聘、后又归顺天朝的欧罗巴国军师白尔瓦罕以及他的种种发明,反映了作者对借助新器械以“荡寇”的幻想,这一幻想虽然融入了传统的叙述方式中,但也隐约与“鸦片战争”后中国人“富国强兵”的欲望与焦虑遥相呼应 [4] 。从小说创作的角度看,涉外描写与异国想象和小说情节的叙述有关。蔡元放在《水浒后传读法》中曾提到一个事实:“前传(指《水浒传》)说燕青能通各路乡谈,是赞他心地聪明,口舌利便耳。然其所通,不过中国诸乡语耳。至于金人,乃外番之国,中间又隔了大辽,从未与中国通问,燕青何由而能通其番语乎?然要写他扮作金人,用木夹去救关胜夫妇,与入金献燕青子,及黄河渡口赚乌禄,若不能通其番语,何以能建功耶?故就他能通各路乡谈而推广之,作移花接木之用,庶不棘手耳。”实际上,在明清小说的涉外描写中,语言交流问题往往都被忽略。如《西游记》等书,不管写到了多少国家,语言似乎都不构成障碍。对此,小说家其实也已意识到了。樵余在《水浒后传论略》中的解释是:“或言海外之人,而声口皆是中华,疑为纰戾,此可以理司,可以情孚也。如闽中漳泉人,几于言语不通,嗜欲不同矣。而笑则色喜,哭则声哀,仕于四方,民情土俗,皆能洞悉,岂以带水为限,膜外视之。” [5] 其实,问题很简单,如果在小说中,人物语言不通,情节是无法展开的。就这一点而言,本土与异域的界线又被小说家抹平了。
二 明清小说涉外描写与异国想象反映的文化心理
由于明清小说家缺乏外国旅游的经验,想象大多是以中国为本位的,而传统的华夷之辨又使得他们很自然地有一种“中华上邦”的虚妄与骄狂。如《西游记》虽然从佛教的角度,一开始就将中国所在的南赡部洲说成是“贪淫乐祸,多杀多争”的“口舌凶场,是非恶海”,远不如东胜神洲、西牛贺洲乃至北俱芦洲“敬天敬地”、“不贪不杀”或“无多作贱”。“西天取经”本身也具有一定的外向性。但在具体描写中,作者仍不由自主地将唐僧等人赞美为上邦人物,让其他国度的人对他们和大唐流露出仰慕之意。如第二十九回叙唐僧面见宝象国国王,那国王及群臣对“上邦人物”,无不叹服。第三十九回叙及乌鸡国妖道斥责孙悟空等“不行参拜”之礼,孙悟空反唇相讥道:“我东土古立天朝,久称上国,汝等乃下土边邦。自古道,上邦皇帝,为父为君;下邦皇帝,为臣为子。你倒未曾接我,且敢争我不拜?”也表现了这种“中华上邦”的思想。直至小说结尾,取经四众归国,还有一大段赞美文字,称颂“果然是中华大国异西夷”。
更加虚妄与骄狂的是《警世通言》中的《李谪仙醉草吓蛮书》,这篇小说为了夸饰李白的文采,竟然描写他以一篇“吓蛮书”,使“渤海国” [6] 的使臣面如土色,而“渤海国”也因此“写了降表,愿年年进贡,岁岁来朝”。篇中的“吓蛮书”十分典型地反映了“中华上邦”的自大思想。至于《三宝太监西洋记》,立意在显扬明王朝的声威,因此,宝船一路历尽艰险,大体上也是按照所谓“有中国才有夷狄,中国为君为父,夷狄为臣为子”的观念来铺展“安远抚夷”、威慑海外的故事。先民对殊方绝域的新奇感,几乎完全被华夏正统的自负感消融了。从现实来说,这是由于明中叶以后国势衰弱,以致抚今追昔,将往日盛事尽情渲染,在虚幻地剪除各国妖魔的胜利中,不断获得心理平衡。从文化的角度看,却是中华文化的中心主义情结制约了对异国的想象,由时空距离所可能产生的对“异国情调”的猎奇欲望几乎没有得到任何的反映,或许这种欲望对小说家来说本来就不强烈。在对“非我族类”的一味妖魔化中,只剩下不假思索地表现中华文化的尊贵,这印证了萨义德“后殖民理论”的一个观点:一种文化总是通过塑造一个与自身对立并低于自身的文化影象,来确定自身为中心的价值与权力秩序并认同自身。但当时西方视野中的中国形象既有负面的描述,也不乏正面的想象,这与《三宝太监西洋记》之类小说的思想倾向形成对比,也是耐人寻味的。
类似这样的“中华上邦”心理在清代很多小说中也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如《女仙外史》中叙建文六年日本派兵入寇,而十万倭夷被隐娘、公孙大娘等女将施法术歼之。书中又叙及建文十年派使到朝鲜、日本、红毛、琉球诸国告籴、借饷,诸国崇月君之威仪,纷纷纳贡。在作者笔下,天朝的权威是至高无上的。夏敬渠的《野叟曝言》表现得更为狂妄,主人公文素臣之子文龙率兵至日本、印度、缅甸、安南、锡兰等地灭佛,又航海至欧罗巴洲,征服热耳玛尼亚、波尔都瓦、意大利亚、依西巴尼亚等国。因作者实未曾亲履其地,所以对这些国家不过罗列国名而已,稍有描写,即凭空捏造。且不说欧罗巴洲,即使我国台湾与日本之地理,作者都似未分清 [7] 。而这种无知使作者所高扬的“中华上邦”思想,流于痴人说梦,如第一百三十四回中国军队进入日本东京,那些倭民见是中朝统帅旗帜,一时喧传,聚集观看,老幼男女,欢声雷动,都在岸上伏地磕头。至于外国国王使臣朝拜天朝的场面,以及“欧罗巴洲大小七十二国,皆秉天朝之制矣” (第一百四十七回) 等等,也不过徒逞幻想。类似的还有邹必显的扬州方言小说《飞跎全传》,以游戏之笔写了飞跎子战胜海外天子,将其送回大西洋,而三教和解,天下太平。
这种“中华上邦”的自负和对外国人的轻蔑甚至表现在外貌上,如《三宝太监西洋记》第三十四回叙及罗斛国时,当地人说:“小的本国风俗,有妇人与中国人通奸者,盛酒筵待之,且赠以金宝。即与其夫同饮食,同寝卧,其夫恬不为怪,反说道:‘我妻色美得中国人爱,借以宠光矣。'”这一描写虽也见载于《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而从作者用意来说,仍是有意无意的流露出一种中国人的自负。类似的情形又见于清代的《绮楼重梦》,此书第三十二回叙及倭女看见贾小钰和贾府小姐,心想:“这个贾王竟是神仙中人,海外断没有这样人物的。”“我在本国对镜自照,以为有一无两。如今看这些女人,个个是天姿国色,究竟是中华大地方,比外国不同。”所以,在李渔《无声戏》中的《遭风遇盗致奇赢让本还财成巨富》中,一个落拓的强盗,飘流到了朝鲜,国王见他生得魁梧,竟也招为驸马。而与中国人的相貌堂堂相反,异国人则经常被写得形象怪异、凶恶、丑陋。
这里有一个细节值得一提,清代小说中已不时可见“鬼子”或“洋鬼子”等对外国人的蔑称 [8] ,如曹去晶的《姑妄言》第二十回叙一丑女与家中“小鬼子”私通。“他家有个小厮,是个海南的黑鬼子。虽系异类,因自幼养大,颇通人性,名字就叫小鬼子。”“小鬼子是外国人,也还老实,二来他那面貌无处可逃,在家以应洒扫差使之役。”又如屠绅的《蟫史》卷一《甲子城掘井得奇书》写道“旬日内,有番舶来泊者,一黑瘦鬼子,年约十四五矣,叱咤作番语数十字,人皆不达也。蠋生常至大西洋诸国,颇解其义,呼使署诘之。鬼子作笑声遁云。遂告指挥曰:‘顷见西洋小鬼子,殆非常。'”《荡寇志》第一百一十三回在提到新军师白瓦尔罕时,描写“众人看那人中等身材,粉红色面皮,深目高鼻,碧睛黄发,戴一顶桶子样浅边帽,身披一领大红小呢一口钟,像煞西洋画上的鬼子”。第一百一十七回也称此人“西洋装束,容易辨识”,“是个三十来岁的鬼子”。而在《蜃楼志》中,提到“洋商”,也都以“鬼子”相称。
“鬼子”一词在古代文献中本不少见,但用作外国人的蔑称,大约开始流行于16、17世纪 [9] 。清代陈恒庆《谏书稀庵笔记·爆竹》中说:“洋人入中国,中国文人达官以友谊相交,呼之曰外国人。至乡民无知者,群呼为‘鬼子'。愚民既多,‘鬼子'之名遍天下。”清代魏源《海国图志》卷七四则有这样的记载:“小西洋利未亚洲,濒海之地,多产黑人,欧罗巴商舟过之,多买为奴,供役使。《明史》谓之乌鬼,今沿其称呼,西洋为鬼子。”从笔者所查得材料看,此说似在广东最为流行。清初岭南诗人梁佩兰《日本刀歌》有“红毛鬼子来大洋”、“红毛得刀来广州”句 [10] 。清初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一六《器语》提到“粤多番刀。有曰日本刀者,闻其国无论酋王鬼子,始生,即以镔铁百斤,淬之溪中,岁凡十数炼,比及丁年,仅成三刀”,可为梁诗参证。卷二七《草语》又说:“胡椒产红毛国,亦蔓生,常时红毛鬼子乘大艨来,掳掠唐人以炒椒,椒气酷烈有毒,役至年余则毙。”证之以上述小说,《姑妄言》情节虽以南京为中心,但第二十回事涉广东;《蟫史》作者屠绅曾在广州做官,故小说开篇即说:“在昔吴侬,官于粤岭,行年大衍有奇。海隅之行,若有所得,辄就见闻传闻之异辞,汇为一编云。”《荡寇志》作者俞万春也曾居住广东,接触西洋事物。《蜃楼志》作者据此书罗浮居士序称也“生长粤东”,且题材背景又在广东。可见,几位小说家信手拈来“鬼子”一词,殊非偶然。“鬼子”形象,也由此登场。至于后来“鬼子”成为习语,晚清小说也有推波助澜作用。
从上述作品可以看出,“中华上邦”思想在明清小说中表现得极为普遍与强烈,这种流动在民间的自大与上层社会的无知相结合,构成了当时中国越来越严重的排外与锁国的社会心理基础。不过,在中国文化中,由于基于宗教观念的“异端”思想并不严重,对异国的丑化并不构成一种绝对排斥。相反,在中国文化中同样根深蒂固的“天下”观念,却使“四海一家”的描写也成为可能,前面提到的《转运汉遇巧洞庭红》对所谓“吉零国”的叙述就是奇而不怪的。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明清小说都有上面的虚妄,在有的小说中,有时也表现出某种对传统中国本位的反省态度或批判意识,这在清代的《镜花缘》中表现得比较明显,它没有将海外世界笼统地都写成蛮夷之地,而是随意赋形,其中既有“两面国”之类风气败坏的国家,也有“好让不争”的君子国。因此,有的学者指出“《镜花缘》写唐敖游历海外三十余国,以君子国始,以轩辕国终,这种结构安排反映了李汝珍发现、吸取海外民族长处和优点的主导思想” [11] 。这样的说法也许有点抬高了《镜花缘》,因为这毕竟是一部幻想之作,作品中的国家民族意识并不能等同于现代的国家民族意识;而且作品也仍然没有排除强烈的“天朝为万邦之首”观念,对所谓异国的赞美也不过是“中国失礼,求之四夷”的心理,那些理想国仍自称“僻处海隅,略有知识,莫非天朝文章教化所致”。尽管如此,作品对“天朝”陋习如争讼、缠足、奢靡等等的批判,还是有可能在与海外理想国的对比中,瓦解那种封闭、自大的心理。至少在这部小说中,我们看到作品的主人公唐敖向异国学习的热情。与此相关,一些国外的新奇事物也开始出现于明清小说中,也多少在猎奇心理中引逗出一种对新的文明因素的向往。如李渔小说《十二楼》中的《夏宜楼》以“千里镜”即今之所谓“望远镜”作为情节展开的主要因素,就不顾小说的体例,对西洋器物“千里镜”(望远镜)、“显微镜”等,作了具体而细致的介绍。其中特别说到“此种聪明,中国不如外国”,应该说也反映了一种谦虚的态度,与后来对西方“奇技淫巧”的轻蔑似略有不同。《红楼梦》提到过十几个外国地名,其中有传说或虚构的,也有实指的。虚的如“女儿国”、“茜香国”、“西天大树国”等,实的如福朗思牙(法国)、波斯(伊朗)、哦罗斯(俄罗斯)等,还有的则在虚实之间,如“真真国” [12] 。作品提到这些国家往往是与一些奇特的物品联系在一起的,曹雪芹祖辈父辈任江宁织造,有机会接触到大量的舶来品,作者信手拈来,既说明了当时中国与外国的交往与通商频繁,也表现了洋货进入了中国上层家庭的实况。第十六回王熙凤就说过:“那时候我爷爷单管各国进贡朝贺的事,凡有外国人来,都是我们家养活。粤、闽、滇、浙所有的洋船货物都是我们家的。”甲戌本此处有批语:“点出阿凤所有外国奇玩等物。”从小说的实际描写看,贾府的女性就经常穿着外国进口的衣料,王熙凤的大红洋绉银鼠皮裙 (第六回),其他小姐穿的“羽纱”、“哆罗呢” (第四十九回) ,以及宝玉的那件雀金裘等,都是外国名贵布料;进口的食品等物有洋糖(第四十五回) 、西洋葡萄酒 (第六十回) 等;至于其他外国器物,不可胜数,如乌银洋錾自斟壶、十锦珐琅杯、西洋布手巾、眼镜、玻璃炕屏、穿衣镜、怀表、自鸣钟、西洋自行船、波斯国玩器等等。这些外国物品多少也以异域文化的特点,对小说的情节与人物产生些许影响,如第五十二回晴雯生病,头疼鼻塞,宝玉命麝月取烟来给她闻,麝月取了一个金镶又金星玻璃小扁盒儿来,“里面是个西洋珐琅的黄发赤身女子,两肋又有肉翅,里面盛着些真正的上等洋烟”,接着宝玉又让麝月去找“西洋贴头痛的膏子药,叫做‘依佛那'”。一个丫环生病,居然用上这些新奇洋药,表现了怡红院的贵族气氛。虽然《红楼梦》中写了不少外国货,但作者对外国的了解还是很有限的 [13] 。事实上,在明清小说中,有关这些东西的描写还是零散的,没有像晚清文坛那样由此引起社会心理的震荡。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中外交流的实际状况比明清小说所描写的程度要高 [14] ,这可能主要是因为交流还是在较高的层面展开的,如康熙对西方文明的熟悉是小说家所不可同日而语的。这也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小说总体上还处在文化底层的特点。
不过,有一个现象也是耐人寻味的,明代以来天主教在中国的活动相当频繁,而且对社会下层有一定影响,但这方面的内容在明清小说中却极少看到。只有清康熙年间徐道撰、程毓奇续《历代神仙通鉴》在汇集历代各种神灵传说时,非常突兀地插入了一段耶稣诞生的故事,此书卷九第二节题为《严子陵高屈光武玛利亚贞产耶稣》,第三节题为《入天台刘阮奇逢 见金人汉明异感》,将耶稣诞生故事置于在中国脍炙人口的严子陵和刘晨、阮肇故事中间,确实匪夷所思。而与这种令人浑然不觉的插入相比,19世纪以后,有一些传教士热衷运用白话小说宣扬教义 [15] ,有着更高的自觉性,但从总体上看还是流传不广,影响有限。可能也正因为当时天主教对小说影响有限,所以在《野叟曝言》想象“圣教”(儒教)征服欧罗巴时,才没有出现实质性的“文明的冲突”。
三 明清小说所见中国与东亚国家的关系
在明清小说的异国想象中,东亚各国最为突出,这当然与它们是中国邻国,一般中国人相对较为熟悉有关。有一个例子很典型,朝鲜李朝肃宗时的金万重(1637—1692)创作的《九云梦》以梦幻的形式,叙写书生杨少游的宦途经历及其与若干女子的奇异遇合的故事。此书的背景原为唐代,其中描写了杨少游出征平定吐蕃之乱的事。但在清代小说家的改作《九云记》中,故事移植到了明代,而杨少游建功立业也由“征西”改成了“平倭”,凸显出东亚国家关系的重要。
在明清小说中描写的东亚各国中,以朝鲜、日本、安南、暹逻为多,以下仅就管见所及,略加缕述。
1.朝鲜。
朝鲜历史复杂,朝鲜、高丽、新罗等,在中国小说中都时有叙及。早在唐人小说中,新罗就屡屡出现。如《酉阳杂俎》续集卷一《支诺皋上》中,就记述了新罗国的民间传说,显示唐代小说家对朝鲜已有较深的了解。
但小说作者更为热衷的题材是两国间的争战,其中有几个故事因塑造了传奇英雄而流传颇广。一个是薛仁贵征辽 [16] 。较早的有约为元初时的讲史话本《薛仁贵征辽事略》,此书以加封辽主为高丽国王结束。受其影响,明代则有中都逸叟的《说唐薛家府传》(即《薛仁贵征东》)。薛仁贵征辽事虽早已见诸史书,如《旧唐书》卷八二、《新唐书》卷一一一等,都有这方面的记载,但小说与史实仍有不少出入。另一个影响较大的则是明代袁于令评改的《隋史遗文》,其中描写了隋主发兵伐高丽事,尤其突出了秦琼的功劳。清代褚人获的《隋唐演义》也写了秦琼从征高丽,累建奇功,与此是一脉相承的。但这些小说意在表现英雄,而对秦琼而言,征高丽并非其最显著的功绩,所以另一部清代小说《说唐》在用更多的笔墨塑造这一英雄形象时,就没有再渲染他的这一事迹。不但如此,由于隋炀帝本身的昏聩,征高丽在有的小说中还受到了讥评。如《隋唐演义》第三十七回叙单雄信看了朝报,拍案道:“真个昏君,这时候还要差官修葺万里长城,又要出师去征高丽,岂不是劳民动众,自取灭亡。”再有一个就是清代小说《五虎平西前传》,此书叙狄青征讨西辽诸国,其中第七十七回、第七十八回写到了他讨伐新罗事。事属杜撰,文意俱劣,殊不足观。
上述作品的立意都在刻画英雄,所以与史实相去甚远,或完全是虚构。不过,同样也见诸小说的明代万历壬辰之战则于史略有所据。日军于朝鲜宣祖二十五年(1592,明万历壬辰)进攻朝鲜,战事持续七年之久。对于这一战争,中日韩学者都有深入的研究,由于立场有别,看法不尽相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看法的不同也可以在古代小说中找到渊源。在韩国小说《壬辰录》的汉文版中,突出了明朝出兵相救朝鲜的背后报恩原由,表现了一种民族心理的某种补偿。而在内容上对李舜臣和明军此详彼略的描写也无意识地以历史演义的想象方式表达了有利于本民族的记忆。此书又称平秀吉原为中国被虏后代之子,实为“微贱之人”。《壬辰录》的朝鲜文本还在开篇从地脉来源上称“日本实为朝鲜之一分支余脉”,都意在贬低日本 [17] 。与韩国小说不同的是,在明清小说中,则更加突出了明朝的作用,甚至在一些并非历史题材的小说,也有如此表述。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就以此作为小说的一个大背景,在这篇小说中,削平此一战乱,被当做万历皇帝的功劳,显然是君权至上的夸饰,至于小说声称由此形成“远夷莫不畏服,争来朝贡”的局面,依然是前述“中华上邦”思想的体现。《明珠缘》第七回还写到“因关白平复了”,明朝派人“安抚朝鲜”。不过,在另一篇世情小说《天凑巧》的第三回《曲云仙》中,却也描写了当时援朝军队的混乱,透露出一些历史的真实 [18] 。
明清易代之际,朝鲜更深地卷入中国的社会变动,因此有关描写也更为详尽。如明清之际时事小说《辽海丹忠录》描写明末辽东之役以毛文龙为代表的一批丹心报国的忠臣义士的事迹 [19] ,情节与朝鲜关系十分密切。毛文龙因孤军深入,寡不敌众,不得不避入朝鲜。朝鲜国王为免麻烦,特将其安排至皮岛屯扎。后来,朝鲜发生政变,李综(“综”应为“倧”)弑国王李晖自立为王,毛文龙为顾全大局,请朝廷册立李综为王,而朝鲜因感其请封之恩,更无二心。此书虽也有夸饰之辞,但各卷标明纪事起止时间,叙事多有出处,在明清小说涉外描写中是比较切近史实的一部作品。当时,另有一部小说《镇海春秋》残本,亦叙毛文龙事,性质相似。
2.日本。
日本与中国交往的历史虽然十分悠久,但在明清小说写到日本时,几乎都集中在所谓“倭寇”问题,明代嘉靖时期,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发生了包括日本人参与的大规模的抢劫杀掠。动乱虽被朝廷平息,但十几年的战争,使这一地区惨遭重创,史称嘉靖“倭寇”。关于嘉靖倭寇的性质,史学界一直存有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嘉靖倭寇就是日本海盗对中国的侵略,中国的抗倭完全是正义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倭寇”的首领及基本成员大部分是中国人,为数不多的真倭,也受中国商人支配,故嘉靖“倭寇”,不是外族入侵。它是由朝廷严厉的海禁使东南沿海人民生路受阻,导致商、民转为寇、盗,以反抗海禁 [20] 。有关明清小说中的“倭寇”问题,张哲俊的《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日本形象研究》一书中有详细的论述,兹不赘述 [21] 。本文想强调的有两点,一是在明清小说中涉及“倭寇”的作品之多,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罕见的现象,其中既有《戚南塘剿平倭寇志传》、《胡少保平倭记》这样的专书,更波及神魔、世情乃至狭邪等各种类型的作品,如《绿野仙踪》、《品花宝鉴》、《花月痕》之类,都有“倭寇”踪影。这一方面自然与“倭患”本身影响巨大有关,另一方面可能也与“倭患”发生的东南一带同时又是明清小说兴盛的中心有关。还有一点值得重视的地方是,此类小说确有可与史书相参照之处,如《胡少保平倭记》叙王直、徐海等勾结“倭寇”侵犯浙闽沿海,被浙江监察使胡宗宪平定事,俱见于《明史·胡宗宪传》及茅坤《记剿除徐海本末》等史籍。又如《喻世明言》中的《杨八老越国奇逢》叙倭寇劫杀百姓以及西安人杨八老被倭寇掳去,十九年后,又随倭寇入侵,终与家人团聚,在历史上也可以找到类似的记载,只是不知作者为何将此故事安排在了元代。
在其他题材的小说中,也时有写及日本的。坦率地说,在明清小说中,日本的形象基本上是负面的,这是不同于朝鲜及下面要讨论的安南、暹逻等国的,这些国家与中国有着更密切的朝贡关系,所以往往被描写成弱小的或反叛的形象,并不绝对是负面的。而日本则不然,在明清小说中,它已经是一个比较强大、具有侵略性的形象。如《水浒后传》第三十五回中对日本有这样一段描述:
其国在大海岛中绵亘数千里,管辖十二州,多金银珍异之物。其人虽好诗书古玩,却贪诈好杀,又名倭国。那倭王鸷戾不仁,黩货无厌。十二州共有十万雄兵,虎踞海外,高丽国与他附近,常过去抢掠,每想暹罗繁富之国,要来吞并。
日本的这一侵略性形象应该与上面提到的“倭寇”问题有很大关系。
当然,日本形象也不都是侵略性的。清代江日升撰《台湾外纪》叙明末清初郑氏占据台湾始末,因作者之父原为郑氏部下,不少描写得之其父口述及其他当事人回忆,颇有可以采信之处;而文体虽用章回小说形式,写法则较近于杂史。但其中也时有小说家之笔,如卷一《江夏侯惊梦保山 颜思齐败谋日本》写日本王氏兄妹得知“唐人”欲侵王占地后的反映,颇细致可观。
3.越南。
如果从中越两国的文化交往来说,中国人对古代越南应该有比较多的了解。14世纪越南人黎在中国撰写的《安南志略》就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安南的历史及中越在种族、文化上的共同渊源及经济、政治上的联系。只是一般小说家和读者对交趾、安南等复杂的国情未必很熟悉,清代小说《忠烈全传》曾叙交趾国都罗可汗及新君现里艮牙,从人物名称上就可见出作者易北于南的随意或无知。而《绮楼重梦》第四十回,书中人物有一段话,大概反映了一般人对古代越南的认识:
安南就是古越裳氏,后改称南交,秦属象郡,汉时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光武朝,交趾女子征侧、征贰反,伏波将军马援讨平了他,立铜柱为汉界。唐宋以来,屡叛屡封,原是个反侧的蛮獠,之中国很近。
其中的偏见是比较明显的。越南虽然与中国接壤,但从中原文化中心的观点山发,中国南方已属蛮荒之地,所以在具体描写中,小说也往往渲染其遥远。如《醒世恒言》中的《大树坡义虎送亲》叙家住福州的主人公应募投军,从征安南,作品就强调“安南离此有万里之遥”,并以此作为主人公婚姻变故的一个客观原因。与其他异国想象的虚多实少一样,明清小说笔涉越南,往往也是借助异国,反映特定的社会情境或矛盾。如清代的《海公大红袍传》表现得最为典型,此书第三十八回叙交趾国国王朱光裕“妄自尊大,自称南交大帝”,在明正德年间侵占中国土地,奸臣严嵩忌恨海瑞,遂推举他去“和番”,意在借刀杀人。而海瑞不辱使命,竟使交趾国王顺服了明王朝。在第四十三回,严嵩为了使海瑞无法审问他所策划的“陈春行刺案”,又借口安南国久不朝贡,奏请皇帝派海瑞去催贡,而第四十五回《催贡献折服安南》再次表现了海瑞的外交才干。这些描写虽坐实于历史人物,但实出于作者虚构。在第四十五回有一个细节写海瑞到了安南边界,手下的人“即望安南城阙而来,走了两个时辰,已到番城”,于是“只顾望着皇殿而来”,这一描写暴露出作者对安南地理一无所知。
不过,明清小说中也有些描写具有史料价值,甚至可补史书之缺。如清初《照世杯》卷三《走安南玉马换猩绒》对广西地方与安南交界边贸情况的描写,就是史书中所不易看到的,所以本书清刊本有“谐道人”评语称:“广西开香市一段议论,可补《风俗考》之未逮。”而作品的主干情节是以中国人杜景山到安南从事贸易的经历为中心的,虽然难以确认小说中的描写都符合实际,但其中写到杜景山到安南后,去客馆休息,“门前三个番字,却一个字也不认得”,安南的独特水果庵罗果、波罗密,以及安南的洗浴风俗等,都显示出浓郁的异国风情。颇为难得的是,这些描写并没有明显的贬意。可以说,在明清涉外小说中,本篇是较为难得的一篇从正面展示中外关系且比较客观的作品。
《蟫史》描写的征讨交趾则较复杂。一方面,交趾(安南)与清乾嘉时期东南沿海海寇有所勾结,小说中有关描写并非捏造;另一方面,在写到中国军队击溃交趾时,又多虚夸不实之辞。如全书最后写汉兵“大师突入交千宫,馗形宿酲桓未醒,或扶之出外庭。将召羽林军解围,已为汉兵所执。区抚军坐殿中,囚馗形而招降其文武将佐,交民向阙下呼‘中朝大圣人万岁'”;“区抚军奏善后事宜,请立交趾行省,建节镇抚二人。郡县名仍其旧,以蜀滇闽粤士人为之”。这种有违史实的描写,仍不过是作者“驰骋文思,纾解积愤的幻想而已” [22] 。
此外,《三分梦全传》、《忠烈全传》等小说中,也有涉及安南或交趾笔墨。值得一提的是,越南汉文小说很多,其中自然多有关于越南史实、国情的描写,如《安南一统志》 [23] 采用章回体形式,叙写越南黎朝的败亡与阮朝的兴起,可与明清小说形成有趣的对比。
4.暹逻。暹逻在明清小说中也时有提及,但主要是与奇特物产联系在一起的,同样反映了当时中泰两国间的朝贡关系。《红楼梦》第二十五回王熙凤送给林黛玉等人的是“暹逻国进贡”的茶,从一个细节显示出贾府与皇室的关系。而《海公大红袍传》第四十一回中,皇帝对严嵩说:“昨日暹逻国来贡西洋哑叨酒,其味香烈,今当与丞相试之。”表现了所谓“帝宠之深”。
也有一些小说将暹逻国引入了小说情节。一百二十回本《水浒传》第一百一十九回曾提到李俊等“尽将家私打造船只,从太仓港乘驾出海,自投化外国去了,后来为暹逻国之主”。《水浒后传》即描写李俊到海外创立新国事,相当具体。特别是在成为暹逻国王后,他又外结高丽为兄弟之邦,“尽忠天朝,共御强倭”,折射出当时中国人的一种战略思维。
“海圃主人”的《续红楼梦》书接《红楼梦》,叙贾宝玉成仙后,薛宝钗生下一子,取名贾茂。贾茂少年得志,颇有作为。第二十七回至第三十回集中描写因暹逻王去世,贾茂奉旨出使暹逻,册封新王。在暹逻国,他以学识渊博、法术高强,赢得该国君臣敬服。这一描写与另一部《红楼梦》续书《绮楼重梦》将贾小钰写成平倭英雄一样,都表现了作者力图改变贾宝玉终日缠绵于大观园的性格特点,从而弥补前书悲剧意味的总体构思。
总起来说,明清小说中的涉外描写主要与一些特定的事件及物产相关,很少正面描写符合实际的风土人情,因而有关异国的具体想象往往是模糊的、笼统的甚或是不准确的。在艺术上,这些涉外描写与异国想象也主要是为了表达某种思想观念,缺乏叙事学方面的意义。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首先是由于明清小说家与读者的关注点通常与异国很少有关联,但我们也应认识到,即使明清社会还很封闭,中外之间的交流还是广泛、持续存在的,而一般小说家对异域的了解显然大大低于当时有关地理史籍所介绍的水平,也就是说,许多地理史籍所描述的外部世界及真实国度在小说中没有得到反映,而小说中的相关描写也与这些比较真实、详细的记录有很大差别。这一点正如许多小说常用的一句俗语提到的“爪哇国”(如《红楼梦》第十回中的“丢在爪哇国去了”),史书上虽然对“爪哇国”早有具体记载 [24] ,但一般人对“爪哇国”其实并无了解,除了《三宝太监西洋记》,也几乎看不到“爪哇国”的描写。所以,在大多数场合中,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小说中的异国等同于真实的外国,尤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今天的相应国家。
按照萨义德的理论,每个时代和社会都重新创造自己的“他者”。因此,自我身份或“他者”身份绝非静止的东西,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人为建构的历史、社会、学术和政治过程 [25] 。证之以中国小说的发展也是如此,中国小说对外国的更为清晰的认识及其文学价值的充分展现是在晚清以后,在晚清小说中,异国想象不但更大量、也更真切地出现在了作品中,例如在南武野蛮的《新石头记》中,日本就从明清小说负面形象的阴影中走出,以一种维新、先进的面貌吸引着当时的中国读者。从《绮楼重梦》中贾小钰的平倭到《新石头记》中贾宝玉的去东京留学,这种转变如此巨大,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异国想象的变迁也是古代小说与现代小说的一个分水岭。
(收稿日期:2006年3月17日)
[作者简介]刘勇强,1960年生。198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博士学位,现为该系教授。发表过专著《〈西游记〉论要》等。
[1]这种将外国世界异化的想象,并不只有中国才有。中世纪欧洲的地图上,也常绘有异域的狗头人、无头人等怪物,参见龚缨晏、邬银兰《1513年皮里·雷斯地图解密》,载《地图》2005年第6期。
[2]据谭正璧、谭寻《弹词叙录》,与《绣戈袍》题材相同的作品还有一部流传甚广的弹词《倭袍传》。弹词背景为正德朝,人名、地名及情节与《绣戈袍》也有差别(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42—244页)。而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浙江巡抚、学政局等查禁淫词小说书目中,也有弹词《倭袍传》,可知其创作必在此前。郑振铎称《绣戈袍》“此书即演述弹词《倭袍传》之故事为小说者”(《中国文学研究》第六卷),此说亦为周志明认同(参见李时人等著《中国古代禁毁小说漫话》,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9年版,第308—309页)。但小说作者何以易“倭国”为“戈国”,殊不可解。
[3]参见赵景深《三宝太监西洋记》和《〈西洋记〉与〈西洋朝贡〉》,载赵景深《中国小说丛考》,齐鲁书社1983年版,第264—300页。
[4]参见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0页。
[5]樵余或即《水浒后传》作者雁宕山樵陈忱,参见黄霖、韩同文《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12页。
[6]渤海国是唐代中国东北以 人为主建立的国家,由于自身无信史,人们只能根据零星记载与文物拼合其历史,故争议甚多。参见马一虹《从唐、日本及新罗典籍中有关的称谓看三国对渤海的认识》(载《欧亚学刊》第三辑,中华书局,2002年)。本文仅从小说反映的当时的社会心态着眼,无涉相关史实。事实上,古代国家意识与现代国家意识有很大差别,不可忽视。
[7]参见王琼玲《清代四大才学小说》,台湾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5页。
[7] “鬼子”一词早就引起外国人反感,清代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八记述英国驻上海领事默赫斯奉召回国敷陈中国近事,其中提到中国人对外国人的排拒,“我国官商偶出,或车或徒,咸背指而连呼曰‘洋鬼子,洋鬼子',言之者自鸣得意,闻之者殊觉难堪”。
[9]参见王尔敏《鬼、鬼子、洋鬼子、假洋鬼子》,载王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续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王氏指出张燮的《东西洋考》及明代公文中已出现了“红毛鬼”一词。王文引证颇繁,惜未及小说。至于为什么中国人将外国人称为鬼子,一说,1871年有一法国人曾以此问随崇厚出使法国的张德彝,张回答说此乃中国人对汉代西域古国“龟兹”国名的误读所致。对此,叶文宪在《为什么中国人将外国人称为鬼子》(载《中州学刊》2002年第1期)一文中表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这是由于英国人到广州经商时,非常投入,夜以继日,故广东人称之为“鬼子”,盖指其经常晚上活动,但叶氏未列举证据。
[10]诗见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卷一六。
[11]欧阳健《中国神怪小说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567页。
[12]有研究者怀疑“真真国”为真腊国(柬埔寨)、中亚至阿拉伯某国或荷兰,参见陈诏《红楼梦小考》,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71页。
[13]参见方豪《从〈红楼梦〉所记西洋物品考故事的背景》,《红楼梦研究专刊》第七辑(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新亚书院,1970年),第76页。
[14]有关明清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盛况,新著可参看林仁用、徐晓望《明末清初中西文化冲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徐海松《清初士人与西学》(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余三乐《早期西方传教士与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何兆武《中西文化交流史论》(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等书。
[15]参见宋莉华《十九世纪传教士小说的文化解读》,《文学评论》2005年第1期。
[16]薛仁贵征辽事也多见于戏曲,如元杂剧中已有张国宾的《薛仁贵衣锦还乡》等,明代则有《白袍记》、《金貂记》等。
[17]参见靳大成《东域学手记(一)———以〈壬辰录〉、〈看羊录〉、〈惩毖录〉为例看1592—1598年朝鲜半岛战争史研究》(http://www.cass.net.cn/chinese/s15-wxs/yuanchuang/sanwen/09.htm)。
[18]此书未见,内容参见《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238页。
[19]有关毛文龙的评价,历史上分歧严重,参阅苗壮《关于〈辽海丹忠录〉的几个问题》(载辽沈书社1989年版《辽海丹忠录》附录二)、山坚《毛文龙是英雄还是罪人》(《明清小说研究》1995年第1期)。
[20]有关倭寇问题的研究可参看郑梁生《明代倭寇研究的回顾》,载林徐典编《汉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历史、哲学卷》(下),中华书局1995年版。另外,沈登苗《明代倭寇研究中文论著题录500种及编著感言》也提供了丰富的论著目录,此文由“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首发于2005年3月22日。
[21]参见《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日本形象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8—250、320—343页。
[22]参见前揭《清代四大才学小说》,第285—289页。
[23]《安南一统志》收录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刊行的《古本小说集成》中。
[24]《元史》卷二一一《外国列传》和《明史》卷三二四《外国列传》[25]都有关于爪哇的记载,其他文献中也多有记载。
参见萨义德《东方学·后记》,王宇根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26—427页。
雪風希夏
作者雪風希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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