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里夫：“你必须无所不知“（关于苏珊·桑塔格日记《重生》的书评）

“你必须无所不知”
戴维·里夫
黄昱宁 译
录自《外国文艺》2010年第6期。
　　苏珊·桑塔格在世时,算得上是个狂热的日记爱好者,完整留存、写满内容的笔记本就有“百多个”。桑塔格之子戴维-里夫在处理这笔遗产、决定是否将其出版时内心备受煎熬,因为“它首先并不是一部她原先就想‘炮制’的书”,在他看来,“即便不存在审查问题,这样的事业于文学之危,于道德之险,均不言自明。”然而,《重生》——苏珊·桑塔格日记选的第一卷(共三卷)还是在2009年顺利出版。关于其“合法性”是否成立的问题,戴维·里夫在前言中虽详加说明(既列举了法律上的原因,也提供了其母生前疑似“默许”的孤证),仍不免流露出惶惑与踌躇。这些日记的尺度远比“揭示自我”更触目,其中难免涉及大量隐私,包括桑塔格在不否认的基础上从未公开讨论过的同性恋问题。
　　《重生》中收录了桑塔格1947年到1963年,即十四岁到三十岁的日记,可以被视为所谓“前桑塔格时代”(成名前,即桑塔格在成为我们熟知的“美国公众的良心”之前)的珍贵一手材料。节译部分,是日记开头的几段,虽然写得断断续续、琐琐碎碎,仍然能窥见桑塔格的少女情怀里包含着多少超越同龄人、同代人的睿智、雄心与痛苦。同时配发的还有戴维·里夫撰写的该书前言,它对这部日记的来龙去脉、体例概况,均有到位的解说。
　　我向来认为,凡生者谈及逝者,最愚蠢的说法之一,便是讲“某某会乐意如此行事。”往最好处说,这是臆测;而多半,无论出于怎样的善意,这都是妄自尊大。你根本就无从得知嘛。所以,关于这本《重生》——即苏珊·桑塔格日记选的第一卷(共三卷),无论还有多少别的话可说,它首先并不是一部她原先就想“炮制”的书——即假设她生前就做过出版这三卷日记的决定。相反,无论是决定出版,还是着手遴选,都是我一人所为。即便不存在审查问题,这样的事业于文学之危,于道德之险,均不言自明。在此提请读者注意。
　　这决定我从来就不想做。但家母辞世,并没有留下什么嘱托,交代如何处置她的文件和未辑录、未写完的稿子。这看起来似乎与其个性不符一一个对自己的工作如此殚精竭虑的人,一个对于那些她只能算粗通的语言的译法都孜孜以求的人,一个对于全球的出版社和杂志都广识博闻、判断果决的人。然而,尽管脑脊髓炎综合征深具摧毁性,尽管白血病在2004年12月28日夺走了她的生命,直到其辞世前数周,她仍然相信自己能活下去。因此,她并未谈及一旦她无力亲自处置工作,则希望他人如何代劳——那些更顺命于死亡的人就会这么做——而是斩钉截铁地说要恢复工作,念叨所有那些她一出院就要写的东西。
　　就我而言,她当然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离世。当她为活下去而抗争时,并不亏欠子孙什么,更不欠我的。不过,显而易见的是,她的决定产生了一些始料未及的后果——眼下最重要的后果是,决定如何出版她的遗著就成了我的任务。事关她的随笔——它们在她去世两年后出版的《同时》中露面——选择相对要直接一点。尽管家母无疑更乐意在重新出版时大幅度修订原稿,但毕竟在她的一生中,那些文字或是曾经刊印过,或是作为讲稿在演说中发布过。她的意图是明确的。
　　这些日记全然是另一回事。她纯粹写给自己,常记不辍,从豆蔻年华写到人生的最后几年——彼时,她从电脑和电子邮件里得到的乐趣似乎抑制了一点她写日记的兴致。其中没有一行字是她允准出版的,而且,与某些日记撰写者不同,她没有念给朋友听过,尽管与她亲近的人知道有这些日记存在,也知道她有个习惯,每写完一个笔记本,就跟之前那些本子归拢在一起,存放在卧室的步入式壁橱里,在它们附近的,是其他饱受珍爱但不知何故显得必不可少的私人财产,比如家人照片和孩提时代的座右铭。
　　截至2004年春她最后一次患病,笔记本已有百来个。她去世后的那些年,我和她最后一位助手安妮·强普、她最好的朋友保罗·迪洛纳多一起整理她的物件时,又有些笔记本冒出来。关于笔记本里的内容,我几乎一无所知。我跟母亲说话时只提到过一次,当时她的白血病第一次发作,鉴于在此之前,她这辈子已受过两次癌症的折磨,所以她还没来得及重燃“挺过这一劫”的信念。那些对话里唯有一句轻声说出的句子:“你知道那些日记本在哪里的。”至于她想让我怎么处置它们,她只字未提。
　　我说不准,但我愿意相信,若全凭我裁断,我会等好久以后才出版日记,或者根本就不会出版。有时候我甚至想将它们付之一炬。不过那纯属妄想。事实上,无论如何,这些日记在物理意义上并不属于我。家母身体还好时,曾把她的文件卖给加州大学洛杉矶图书馆,协议规定,她一旦辞世,那些日记就得和她的文件、书稿一道运过去——如今也确实过去了。既然家母签署的合同并未做过任何重大意义上的限制,我很快就意识到,这情势已经替我做好了决定。我如果自己不筹划出版,别人也会做这件事。看来最好还是迎上前去。
　　我仍然心存疑惧。说这些日记揭示了自我,那实在是太轻描淡写。我最终决定将母亲的许多极为严苛的判语纳入书中。她是个伟大的“评判者”。然而,将她的这一特质暴露出来——而这些日记真是充满了“暴露”——就难免相当于邀请读者来评判她。做这件事,最叫人进退维谷的问题之一就是,至少在家母晚年,不管从哪方面看她都不是个乐意袒露自己的人。尤其,关于她的同性恋问题,关于她是否承认自己的雄心的问题,她都尽一切可能,在不否认的基础上避开任何形式的讨论。所以,我的决定当然侵犯了她的隐私。对此,再也没有比这更公正的描述了。
　　相形之下,(本书中的)这些日记紧紧扣住了她青春期自身性倾向的觉醒,身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一名十六岁新生时的初期体验,以及她刚刚成年时经历的两段重大关系——第一段关系中的那位女子,此处以H代称,她们初次相遇是在加州大学的那一年里,之后,1957年在巴黎同居;第二段是同剧作家玛利亚·艾琳,福恩斯,母亲同年在巴黎与其邂逅(原本福恩斯与H是一对情侣),她回到美国与家父离婚之后搬到曼哈顿,于1959年至1963年间在纽约与福恩斯同居。
　　一旦决定出版她的日记,我就没有删材减料的打算,无论这材料是将我母亲曝光到某种程度,还是在性事上颇为坦率,抑或对于日记中出现的人物不甚友善,不过,我最终还是略去了某些隐私人物的真名。相反,我的遴选原则部分仰仗如下观念:这些材料呈现的是年轻的桑塔格的肖像,那时她正自觉而坚定地致力于塑造她所向往的自我,而这肖像的青涩与粗朴,恰恰是这些日记的非凡魅力所在。正因为如此,我决定将这一卷定名为“重生”,取自某则早期日记的开端;它似乎能概括家母告别童年之后的情形。
　　与母亲同代的美国作家,谁都不像她那样与欧洲趣味有如此深厚的渊源。约翰·厄普代克谈及其写作生涯之初,曾说他家乡的那个小镇,即“整个(宾夕法尼亚)谢林顿”都可供他“讲述”,很难想象母亲会像他那样,说她拥有“整个图森”或者“整个‘台曼橡树林’(加州)”来供她“讲述”。更难想象母亲会像她那一代的许多美国犹太裔作家那样,通过追忆其童年、回溯其社会及种族背景来汲取灵感。她的故事——似乎再度印证本书以“重生”为名有多么妥帖——恰恰相反。在许多层面倒与吕西安·德·吕邦普尔。相同——那个来自深乡僻壤、一心要在首都出人头地的野心勃勃的年轻人。
　　当然,在性格、气质或事业的任何其他意义上,母亲都不是吕邦普尔。她并不希求恩宠。相反,她相信自己的命运。刚到青春期,她就意识到自己天赋异禀,亦能有所贡献。那强烈而不懈的,力求使自身学识愈深、愈广的渴望——这项工程在日记中占据了那么多空间,因而我也试图在选集中纳入相同的比例——即是她的这一自我意识的某种物化形式。她想向她崇敬的作家、画家和音乐家们看齐。从这个意义上讲,阿萨克-巴别尔。的那句口号“你必须无所不知”,也可以用在苏珊·桑塔格身上。
　　这和我们如今的想法截然相反。世间成功人士的思维中,“相信自己”是一个恒量,但自信的方式受到文化的制约,随时代更替而变化显著。母亲的自信,我想,是一种十九世纪的观念,而她沉湎于这些日记的行为就跟那些伟大而自私的“成就斐然者”颇有气味相投之处——我想到了卡莱尔。这种方式在二十一世纪初表达雄心的记录里已经荡然无存。一个想要在其中寻找反讽的读者会一无所获。对此,家母深有觉察。在她写伊利亚斯-卡内蒂的随笔中——我总觉得,这篇随笔加上她写瓦尔特·本雅明的文章,简直就像从她的自传里逸出的妙笔,但凡她写自传的话——她满怀赞赏地引用过卡内蒂的冥思,“我努力想象有人对莎士比亚说,‘放松点!’”
　　因此,再度提请读者注意。在这部日记里,艺术被看做一个关乎生死的问题,反讽被定义成缺陷而非优点,严肃性则是至高无上的美德。这些特点母亲早就有所展露。她身边从来都不缺少想让她放松的人。她曾经回忆,说她那位和蔼而世俗的、在战场上当过英雄的继父恳求她少读点书,省得找不到丈夫。更为自信且文雅的版本来自她在牛津的导师、哲学家斯图亚特·汉普夏,她曾告诉我,汉普夏在某堂辅导课上满怀沮丧地说,“哦,你们这些美国人啊!你们是如此严肃……就像那些德国人。”他并无恭维之意;但家母却把这话当成一枚荣誉勋章佩戴起来。
　　上述种种也许会让读者认为,家母是一位“天然的欧洲人”,即以赛亚·伯林所谓的,既有“天然是”美国人的欧洲人,也有“天然是”欧洲人的美国人。但我认为这话用在家母身上并非完全合适。诚然,在她看来,美国文学不过是欧洲伟大文学——德国文学首当其冲——的一处远郊,然而,可能她隐藏得最深的假设是,她能重塑自己,我们都能重塑自己,出身背景简直能凭着自己的意愿——确切点说,如果你有这意愿的话——被抛弃,或者被超越。菲茨杰拉德说过“美国人的生活从来就是单幕戏”,如果不充当这理论的化身,那又是怎样的情形?我说过,就在她从来不肯完全相信那是她临终床榻的临终床榻上,她还在筹划,一旦治疗为她争取到更多的时间,她将如何展开余生的第一幕。
　　在这一点上,家母令人惊叹地毕生如一。读她的日记,在那些最让我震撼的地方,有那么一个印象:由青春而至老去,母亲始终在打一样的仗,既同这世界作战,也同她自己抗争。她在把握人文学科时的感知能力,她那惊心动魄的、认定自己判断正确的信心,她那无与伦比的贪婪——她觉得非要听到每一首乐曲,看到每一件艺术品,对所有伟大的文学作品均熟稔于胸不可——从一开始就历历在目,那时她先列出自己想读的书,然后一边读一边逐一打勾。然而,同样历历在目的还有她的挫败感,对于爱甚至性的种种困惑。她对自己的智慧有多么淡定,她对自己的身体就有多么不安。
　　这让我的忧伤无以言表。家母年少时曾去过希腊。在那里,她在南方的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一个圆形剧场里看过一出《美狄亚》。那次经历让她深为动容,因为就在美狄亚准备杀掉自己的孩子时,观众席上有好多人嚷起来,“别,别这么干,美狄亚!”“这些人压根儿就不觉得自己在看一件艺术作品,”她多次对我讲,“那都是真的!”
　　这些日记也是真的。我一边读,一边体会着与五十年代中期的希腊观众们相差无几的焦虑。我想大声喊,“别那么干”或者“别对自己如此苛刻!”或者“自我感觉别这么好”或者“对她防着点,她不爱你。”但是,当然,我为时已晚:戏已演罢,主角已离场,而其他角色,大部分,虽然不是全部,也走了。
　　留下的是痛苦与雄心。这些日记就游移在两者之间。母亲会乐意让它们面世吗?再说一次,我决定不仅允许其出版,而且由我自己担任编辑,是基于务实的考虑,即便日记里包含了让我痛苦的内容,还有许多我宁可不知道,而且也不想让别人知道的东西。
　　我确切知道的是,作为一名读者和作者,家母热爱日记和书信——越私密越好。所以,或许,作家苏珊·桑塔格会同意我的做法。我希望如此,无论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