恳切的希望你与我一同思考——“囚牢”

囚牢
◎Mikeconan
前言：
这是一篇很长的文字，首先谢谢你能阅读它，然后恳请你也能认真地读完——我也抱着极大的诚意认真地写完了它。但同时，这篇文字包含着大量的个人观点与思考，它们是我个人的思考，虽然可能和你的或是主流的不同，但希望我们能友好的交流讨论，不要互相谩骂，这不是一篇要求什么人了解什么观点的文字，而是一个人思考了很长久的问题的文字化表现，我恳切地期待你与我一同思考。
                
                
第一章：生活性囚牢
《Revolutionary Road》向我们讲述了一个这样的故事：一对年轻、平凡、普通（大抵都是这样的形容词）的夫妇，欢欣鼓舞地搬到了革命路的一幢小屋里，开始了他们的新生活。但当时间渐渐流逝，他们发现自己对这个原本爱不释手的住所开始讨厌起来，同样的，他们对自己的生活也渐渐地开始迷惑，怀疑，甚至厌恶。
——于是他们决定搬往巴黎。
在这里，女主角爱波（凯特•温斯莱特饰）更多地扮演了一个理想主义者的角色，她率先提出搬去巴黎的想法，而丈夫弗兰克（莱奥纳多•迪卡布莱里奥饰）则更多的扮演着现实主义者，或说实用主义者的角色——起初他对妻子的这个想法觉得很可笑，觉得妻子是一时冲动，但当他自己也渐渐意识到了他对生活并不满意，对工作并没有热情之后，他也毅然决然（我相信他在做决定时是如此的）地决定与妻子一道，迁往法国。
但故事的戏剧性才刚开始。由于一个不经意间类似于开玩笑完成的业务，丈夫弗兰克居然得到了上司的赏识，从而得到了升职加薪的机会，这给他们原本的计划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丈夫开始劝说妻子留下来，并保证他可以用提高后的薪水来给妻子更好的生活，但妻子并不认同，在她的内心，前往巴黎的信念也愈加坚定——但同时她也不愿意强迫丈夫放弃。
而此时，生活露出了其最为“凶残”的一面——爱波怀上了孩子——这顺理成章的成为了他们需要留下来的借口。
爱波在孩子的去留和自己的去留之间反复挣扎，而弗兰克却在机遇的面前坚定了留下的决心。最终，爱波因为自己实施流产而不幸去世，弗兰克在心灰意冷之下也搬离了“革命之路”。
首先请原谅我花了大量篇幅重复了一遍剧情，但也希望你从中回忆起了影片的某些片断。
接下来，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莱奥纳多和凯特十年后的这一次“革命”。
革命的肇始是两人对庸碌生活的怀疑与厌恶，进而他们试图通过改变环境来达到革命的目的。
于是我们是否可以假设，在他们搬来革命之路之前，他们同样是对旧的居住地丧失了兴趣，进而进行了一次“小规模革命”——只是这一次，革命的代价来得过于巨大了。
然后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影片中的细节。
首先，一直作为理想的标志物存在的巴黎，究竟是否可能成为革命成功的果实呢？个人觉得不然，影片借夫妇二人的一位老友道出结论：巴黎其实也不是想象的那么好——事实是他曾去过巴黎。
而让我们回头看巴黎这个标志，或许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明显带有浪漫色彩的城市或许恰恰是女主人公的理想住所，但我们不能忽略一个细节——爱波提出去巴黎的重大前提之一是她要工作——“你怎么都不会想到他们付给外国使馆秘书的月薪是多少”，就是说，无论如何，这样的物质基础，是搬迁的总前提。
或许就像一位网友所说：生活的真谛就是牛肉卷——或许更是热干面。
但纵观全片，电影中刻画出的爱波的性格让我们怎样都无法把她与一个终日做着枯燥文案工作的秘书相联系起来——所以不难想象，爱波做了一阵子秘书以后，很可能就会离开巴黎，前往一座她更神往的城市。
接着让我们回忆一下中介太太的“精神病儿子”——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角色，在影片中，似乎只有他才了解夫妇二人要搬迁的真正动因，也正是他，在他们的搬迁计划出现波折时，一针见血的指出了正是弗兰克的懦弱与无法面对自己内心，才使得夫妻二人的矛盾愈发激烈。
这就不得不让人得出一个可笑的结论——不被生活蒙蔽，敢于追寻自我的都是疯子。
——其实这并不可笑，反而很严肃，这里不多赘述，在第二章中我会详谈。
最后让我们回忆一下那个耐人寻味的收尾镜头——中介太太的丈夫缓缓调低了助听器的音量，直到听不到他妻子的唠叨为止。
这代表什么？
或许，这代表了剧终之时，导演为这次的革命画上了一个重重的句号。
——一个革命失败的句号。
附：这部电影中关于婚姻关系的思考，夫妻间交流的无用性也很深刻，鉴于本人未婚，且对此涉猎不多，就不在此班门弄斧了，有意者可阅读以下评论：
http://www.douban.com/review/1599282/
http://www.douban.com/review/1596301/
                
                
第二章：体制性囚牢
《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是一部发人深省的电影，男主人公麦克默菲（杰克•尼科尔森 饰）为了逃避强制劳动而装疯卖傻地进入了疯人院，但他很快发现，比起体力上的强制劳动，疯人院中的精神枷锁是他更大的敌人，而护士长瑞秋（路易丝•弗莱彻 饰）就是这种精神囚禁的代言人——她制定了一整套的规章制度，以便规范病人们的行为。她对病人的态度是职业化的、冷漠的，每天的讨论会就像例行公事，毫无意义却被不断执行。
当麦克默菲发现了这些隐藏在所谓“日程”背后的体制性囚牢后，他决定与之斗争。他先是通过在疯人院中教他的病友们赌博、开各式各样的玩笑、违反一些例如发言顺序之类的规则这些小动作来试图唤醒他的病友们。但他失败了，于是他在一天晚上打赌要把水槽举起来扔出窗外逃走，可是在疯人院里无人相信——至少无人表示相信。结果是他没有做到，垂头丧气的麦克默菲留下了这样一句话：“至少我试过了。”——是的，至少他试过了。
在疯人院的日子里，麦克默菲不断地与护士长做着斗争，确切地说是与制度做着斗争——要求民主投票决定将“柔和的音乐”调小一点，却被护士长以各种理由拒绝；带着病友们出海捕鱼，回来之后却被迫接受电击“治疗”……
就在电击治疗的时候，麦克默菲惊奇的发现酋长——这个印第安部落首领，由于父亲被杀，酋长被夺而变得缄默，甚至出现语言障碍，被病友们认为是哑巴的人，开口同麦克默菲说话了。
在此之后，他们二人开始谋划一个伟大的计划——飞跃疯人院。
在决定离开这里的前一晚，麦克默菲带来了女人、酒、音乐……准备与他的病友们度过最后一次狂欢，同时也让内向口吃的比利体验一下性的感受——但狂欢后麦克默菲睡着了，所有人都睡着了。
第二天，当护士长带着其他人来到疯人院的时候，见到一片狼藉的景象，显然她是愤怒的——因为她的制度遭到了破坏，于是她着手恢复她的制度，而麦克默菲自然成为了这一制度的最大敌人，于是麦克默菲被带走做了脑白质切除手术——一种惨无人道的，让你完全成为疯子的手术。
于是制度得以重建，秩序得以恢复。
但是比利却在这种制度的压迫和人性的挣扎中选择了自杀。
——而酋长在见到成为疯子的麦克默菲后，毅然将这个事实上已经死亡的人杀死，然后举起了那个麦克默菲不曾举起的水槽，砸破了窗户，走向了无边的原野。
——很多人在这时感慨、激动交加的流下了眼泪，似乎内心有一种抑制压抑的东西正在慢慢被释放。
但回顾之后，我们更需要的冷静地坐下思考，这样一次飞跃，究竟深意在何？
让我们从主角麦克和护士长瑞秋谈起。从某种角度说，这两人在此片中充当了一种抽象化的符号式存在，一个代表对体制化的反叛与抗衡，一个代表对体制化的执行与维护。
但耐人寻味的是麦克默菲来到疯人院之前的事迹——强制劳动，也就是说麦克默菲是从一种形式的体制化逃向了另一种形式的体制化，一种肉体上的，一是精神上的。
而被很多影迷唾骂的护士长瑞秋，其实她只不过是体制化大环中的小小一环，扮演者自己所应该扮演的角色。因而在对体制化的反叛与维护中——即在麦克默菲与她的冲突中，我们能够真实地感受到自由的可贵。所谓“不自由，毋宁死。”
但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在反叛者向维护者发起的最终冲击中——麦克默菲放弃了最后的逃离机会，而是一把掐住了瑞秋的脖子——可是最后麦克默菲却依旧以失败告终。这个结果让人觉得意味深长。
其后让我们来关注全片中最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疯子何其人？
一部电影的成功在于它塑造了诸多有血有肉，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飞跃疯人院中的这些“疯子”便是。
如果仔细的回忆并思考一下，我们不难发现，所谓疯人院里的疯子，事实上恰恰就是我们身边的普通人——只不过它们的某些特征更为外露一点——注意，只是那么一点。
哈定只是有些神经质；契士威克无非是有些神经衰弱，喜怒无常；马提尼只是有些漠不关心，永远保持着职业式的笑容；比利只是比较害羞，有些口吃，或许还有些恋母；塔波则无非就是有些甲亢之类的症状；酋长，他只不过是少言寡语。
——所以我们不得不残酷的承认，我们都是疯子，我们都住在疯人院。
这不是玩笑，我们注意到，这些人中绝大多数都是自愿住到疯人院里来的——这一点曾经让麦克默菲非常吃惊。而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这些性格上带有小缺陷的人物，似乎在这所疯人院的体制化过程中显的心安理得——其实你我也一样，在自己所认同的“圈子”中被同化，被体制化，成为了“XX圈子疯人院”的一员。
这不得不让我们感到悲哀——一种深刻而无奈的悲哀。
那些真正怀抱独立人格与自由意志理想的人，却成了事实上的疯子，而他们周围的社会、周围的人，还在不断的试图将这些人划进某一所疯人院，上演一幕幕与体制化斗争的悲剧。
最后我想单独提及酋长这个颇有意味的角色——他是一个部落首领，故而在这部描写“现代生活中体制性囚牢的存在”的电影中显得如此突兀。事实上，这是因为他属于“编外人物”，他对待自己来到了这样一个城市中的疯人院的态度是——缄默，换言之，即不抵抗也不接受。
而麦克默菲的到来唤醒了他内心一种最本原的想法——“此地非我之场所”，他应该回到印地安部落去，故而在影片的结尾，酋长带上了麦克默菲的灵魂，举起了那个颇具象征意味的水槽，逃离也罢，飞跃也罢——“脱出”了疯人院。
在此，我想提出一个并非主流的观点——这其实很悲哀，因为酋长本就不是体制内的人，而最终的结果也只是酋长一个人离开了本不属于他的所在的疯人院，这样的“脱出”只是酋长被唤醒后一种自然的做法，在他缄默的期间，他事实上也可以在任何时候离开——因为他不属于此地，他自己也从未将自己真正地融入这个体制。
所以麦克默菲的这次飞跃，从最终结果来看，只能是失败。
当然，麦克默菲的成功之处是他唤醒了酋长沉睡的一种本原冲动，是他使疯人院的人们找到了部分自我，是他唤醒了我们内心深处某种萌动的自由意识，但作为结果来说，这些都远远不够，但是，从行为的意义上说，已然足够。
——但麦克默菲终究没有解决那个最重要的问题，这我们留到最后再谈。
                
                
第三章：逃出囚牢之后
《The Truman Show》似乎与囚牢的关系并不大，但我相信它可以让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逃出囚牢之后，又是什么？
Trueman（金•凯瑞 饰）这个名字，英译应是“真实的人”，而故事讲述的就是一个从一出生，就向全世界直播他的成长故事的真实的人——只不过他所生活的世界（中文翻译为桃源镇）是一个巨大的摄影棚，他周遭的每个人都是无数演员中的一名。
当楚门渐渐长大，他发现自己越来越无法忘记在学生时代认识的一位女孩，于是楚门决定前往女孩所说的斐济去寻找她。可当楚门打算离开居住了几十年的桃源镇的时候，他发现似乎一切都在阻挠他，航班爆满、长途车抛锚……而在此时，明明在十多年前的海难中理应“死去”的父亲出现在了楚门的面前，但父亲却被“一个拿着包的男人和一个牵着狗的女人粗暴的拖走”（楚门语），而他周围人的不正常反应让他渐渐意识到自己所处的这个世界似乎有什么地方不对劲。终于，在一系列的挣扎与纠结过后，楚门巧妙的躲避了摄像头的监视，独自驾船，驶向了从父亲“死亡”的那一天起，他就一直惧怕的“大海”——其实这一切不过是导演的安排，他在楚门年幼时制造了风浪，“溺死”了他的父亲，使得楚门惧怕水。但当楚门经过了导演设置的人为风浪，终于得以前行的时候，他却发现他的船头撞破了“天”——他恍然大悟，其实这一切都是一场表演。
而当导演发现一切无法挽回的时候，他开始与楚门对话，告诉他生活在这个“乌托邦”的桃源镇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告诉他外面的世界是多么的丑恶复杂——但结果是令人鼓舞的，年轻（从社会成熟度上说）的楚门勇敢地迈出了那一步，走向了导演所说的我们这个“令人沮丧的世界”。
影片的结尾无疑是振奋人心的——楚门离开了那个“客观性囚牢”。但我却怎样都无法替楚门高兴起来。
——对楚门走出摄影棚的欢呼毋宁视作无法从自身所处囚牢中脱出的我们借楚门之身飞越了囚牢——但终究不是我们自身，就好像最后那两个警察所说：“换个台，看看有没有其它的。”——在振奋之后，无论是生活、工作，还是继续的体制化，都不会停止。
这是我们的悲哀。
而楚门的悲哀则更令人无法高兴，想象一下楚门走出了桃源镇，却来到了这个现实的世界——可以预见的是，最终楚门也会被这个社会体制化，成为某个疯人院的一员。
所以我们可以解释一下那种无奈的悲哀——那是基于一个残酷的事实：
疯人院的隔壁依旧是疯人院，逃出囚牢之后又会不可避免的进入另一个囚牢。
但这部片子的积极意义在于，它告诉了我们“真实”的可贵，只有真实的爱情才值得追寻——哪怕楚门只与她见过一面，只有真实的世界才值得为之奋斗——哪怕我们要面对的是残酷与丑恶。
但那个最重要的问题依旧赫然在目：究竟在这些无论是“体制性的”“生活性的”“客观性的”，还是什么性的囚牢背后，隐藏着什么？是什么建起了这些囚牢？
第四章：囚牢背后
——精神性囚牢。
这是所有囚牢背后所隐藏的共同囚牢——使爱波心生去念的不是环境本身，而是她对生活的迷惑，和对环境的厌倦；使弗兰克纠结于去留的，是他对未来生活不确定性的一种逃避以及对突如其来机遇的留恋；使疯人院里的人到最后也没有离开疯人院的原因是他们对外界生活的不能接受和对体制化的依赖——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飞越疯人院的又一成功之处是以模糊的“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现象影射了人们面对“体制化”的态度——一开始我们想要抗拒，但当接受了体制化之后却又不可避免地依赖上了体制化的生存。而在楚门的世界中，虽然楚门逃出了那个巨大的客观性囚牢，但是却又无奈的落入了现实世界这个更为复杂，更为巨大的囚牢——而导演设计了“Trueman Show”这个节目则毋宁看作是导演对这个世界体制化的一种抗争——当然最终他仍旧以失败告终。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个由每个人自身思维中的禁锢所产生的精神性囚牢，由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产生的体制性囚牢，由生活的琐碎与个人的追求反复摩擦斗争所产生的生活性囚牢，以及这个世界本身所形成的巨大的客观性囚牢。——我们都是疯子，我们都住在囚牢之中。
但文写至此，或许很多人会读出一种类似于阴谋论的味道——但我不是阴谋论者。
因为接下来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这些被视作囚牢的东西是否需要飞越？更甚者，这些是囚牢么？
由于涉猎不够广泛，思想还不够成熟，对于精神性囚牢的描述我已感觉不够精确透彻，所以这个更为复杂的问题我只能给出一个目前我的水平所能达到的答案，恳切地希望你能与我一同思考。
在我看来，人类作为一种群居性动物，不可避免的具有社会属性，因而一定的社会制度与行为规范是必然产物——例如道德与法律。故而生活中的很多秩序、规章的存在是不成其为“囚牢的”——但这只是社会性的那部分。
而如果侧重于每个人的精神层面，这样的囚牢就显得复杂而严重了。人与动物的最重要区别之一就在于“思维”，而人脑的机能所能使思维达到的高度至今还没有定论，故而无论先哲今贤，都在不断地行探求，而我们与他们的区别或许就在于——我们常常陷于，而且是甘愿，甚至不可避免的陷于思想的桎梏以及意识的窠臼之中，无法突破思考中的瓶颈，以达到更高的高度——当然思想家们也会陷入这些囚牢中去，只是他们的囚牢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
而这里的问题就是——我们需要这样的突破么？
至少在个人看来——需要。
生活中的许多问题与纠纷在于思维留在某个层面上停滞不前，甚至于固步自封，从而导致对问题的片面见解，进一步产生各种不应该产生的后果——如果爱波能够意识到她焦虑的真正原因，或许她可以坦然地留下来——因为去巴黎不单纯是她坚定的向往，革命之路的背景是美国人热情地做着欧洲梦的上世纪中叶，所以某种意味上说，爱波的决定有一定的盲从性。而如果她认清了自己的焦虑在于对生活平庸的无法接受，或许就可以努力改变这种现状，去创造色彩，而不是一味的逃离。
那么，在可以称之为“囚牢”的（尤其是精神层面的），而且需要突破的那部分，我们能看到什么呢？似乎结果很让我们感觉无望——因为我们看到的都是失败。
爱波还未认清囚牢是什么便决定逃离，却最终在各种生活的琐碎中憾然离世；麦克默菲虽然认识到了体制性囚牢的可怕，却在斗争中成为了体制化的牺牲品，而他的斗争虽然换取了一些效果，却终究没有使“正常的疯子”离开“疯人院”——酋长我前面有论述，他是“编外”，不和“Modern City”中的“疯子”一同考虑；而楚门，虽然我们很振奋的看到他逃离了那个巨大的摄影棚，但同时又不得不想到他即将进入另一个更可怕的囚牢。
——虽然不断地有着突破，但似乎命运总在与我们开玩笑，无论我们怎么努力，都只能得到失败的结果。但我们仍旧看到了希望——那就是比“逃离”也好、“脱出”也罢、“飞跃”更好的方式——因为任何形式的逃离终将导致失败。
终章：推倒那座墙
在认识到囚牢对我们产生的禁锢之后，想要逃离其实是无可厚非的反应，但诚如我们所看到的，我们在逃离一个囚牢之后，却又不可避免的陷入了另一个囚牢。其实生活就好像一张巨大的棋盘，所谓的“逃离”、“飞跃”、“脱出”……无非是从这个囚牢跳向了那个囚牢，而真正要飞跃的，是我们的“心”，或说我们的思想。
所以我们真正需要做的是——推翻，或者拆掉那些囚牢之间的围墙。
既然我们必须要生活在一定的体系中（如第四章中所述），那么避免我们陷于某种囚牢的办法就是扩大我们的生活范围，思考范围，提高我们的思维水平，学会思考，学会超越。
还是那个棋盘，当你推倒那座墙之后，你会发现别有洞天——生活的空间更大了，交际的范围更大了，思考的广度深度提高了，精神得到了升华——你所在的那个格子会越来越大，当你不再局限（不再局限——能保持自我而左右逢源，而不是回避、逃离）于生活的琐碎，制度的樊篱，人情世故的牵绊，或许某种意义上你便已达到庄子在两千多年前所说的“逍遥游”了。
说到这里，我需要提出一种自己的观点——村上春树在《世界镜头与冷酷仙境》的结尾中让“我”留下的真正含义。
村上在这部“向小说的可能性发起冲击”的鸿篇巨制中，建立了一个只存在于意识中的“世界尽头”，这块大陆是一个人脑的形状（原书配有村上画的插图），来到这个世界的人必须先与自己的影子分离，然后被指定一种工作，而影子会慢慢死去。住在这里的人都只能限于在高高的围墙内活动，唯一的出口由一位孔武有力的看门人把守，任谁也出不去——唯一可以进出的是一种独角兽，因为在这个世界，失去了影子的人们即失去了心——思维也同样，感情也同样——但是人们会长有“心的外壳”（事实上是残存的记忆或者回想）——而独角兽的责任便是将这种外壳带到围墙外，使围墙内的人保持“纯净”。
主人公“我”在来到这个世界之后成为了“读梦人”——事实上是通过触摸“图书馆”中的独角兽头骨来与人们的残存记忆交流。而“我”非常怀念“影子”，但守门人不允许我去见他，但在“我”的努力下，“我”终于见到了影子，他瘦弱不堪，即将死去，于是影子和“我”谋划逃出这个地方——但当历尽艰险，影子和“我”来到了那个唯一可以逃出这个处所的湖边时，“我”犹豫了，虽然影子一再的劝说“我”，但“我”最终决定留下，因为“我”明白了这个处所之所以存在的道理：（这里请容我引用一段比较长的原文）
“我发现了造就这镇子的究竟是什么。因此我有义务，也有责任留下来，你不想知道这镇子是什么造就的？”
“不想知道。”影子说，“因为我已知道，这点我早已知道。造就这镇子的是你自身，你造出了一切：围墙、河流、森林、图书馆、城门、冬天、一切一切。也包括这水潭、这雪。这点事我也清楚。”
“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一旦告诉你，你岂不就要这样留下来？无论如何我都想把你带到外面。你赖以生存的世界是在外面。”
影子一屁股坐在雪中，左右摇了好几次头。
“可是在发现这点之后，你再也不会听我的了吧？”
“我有我的责任。”我说，“我不能抛开自己擅自造出的人们和世界而一走了之。我是觉得对不住你，真的对不住你，不忍心同你分手。可是我必须对我所做之事负责到底。这里是我自身的世界。围墙是包围我自身的围墙，河是我在自身中流淌的河，烟是焚烧我自身的烟。”
影子站起身，定定注视水波不兴的潭面。纹线不动地伫立于联翩而降的雪花中的影子，给我以仿佛渐渐失去纵深而正在恢复原来扁平形状的印象。两人沉默良久。惟见口中呼出的白气飘往空中，倏忽消失。
“我知道阻拦也无济于事。”影子说，“问题是森林生活远比你预想的艰难。林中一切都不同于镇子。为延续生命需从事辛苦的劳作，冬天也漫长难熬。一旦进去，就别想出来。你必须永远呆在森林里。”
“这些通通考虑过了。”
“仍不回心转意？”
“是的。”我回答，“我不会忘记你。在森林里我会一点点记起往日的世界。要记起的大概很多很多：各种人、各种场所、各种光、各种歌曲……”
影子在胸前几次把双手攥起又松开。他身上落的雪片给他以难以形容的阴影。那阴影仿佛在他身上不断缓缓伸缩。他一边对搓双手，一边像倾听其声音似的将头微微前倾。
“我该走了。”影子说，“也真是奇妙，往后竟再也见不到你了。不知道最后说一句什么好。怎么也想不起简洁的字眼。”
我又一次摘下帽子拍雪，重新戴正。
“祝你幸福。”影子说，“我喜欢你来着，即使除去是你影子这点。”
“谢谢。”我说。
在水潭完全吞没影子之后，我仍然久久地凝视水面。水面未留一丝涟漪。水蓝得犹如独角兽的眼睛，且寂无声息。失去影子，使我觉得自己恍惚置身于世界的边缘。我再也无处可去，亦无处可归。此处是世界尽头，而世界尽头不通往任何地方。世界在这里终止，悄然止住脚步。
我转身离开水潭，冒雪向西山冈行进。西山冈的另一边应有镇子，有河流，有她和手风琴在图书馆等我归去。
我看见一只白色的鸟在漫天飘舞的雪花中朝南面飞去。鸟越过围墙，消失在南面大雪弥漫的空中。之后，剩下的惟有我踏雪的吱吱声。
——对，造成一切的是“我”的自身，或说是由自身形成的精神性囚牢——事实上这个镇子也的确像一个囚牢。
而在这里我们发现，从主人公一开始无法认识镇子的成因——即无法认清囚牢的背后是什么，到不顾一切地向要离开这个处所（甚至已经自己给自己造出了通道）——即想要逃离囚牢，再到认清了这一切是自身的产物——即源于精神上的禁锢和思维上的滞步不前，再到最终决定留下——这与我们大多数人的想法不同，甚至相反。不是逃离，而是留下，其实原因简单而朴实——
——“我有我的责任。”我说，“我不能抛开自己擅自造出的人们和世界而一走了之。”
这样的一种责任感是我们常常无法做到的——面对由对生活的迷惑与彷徨所造就的囚牢，我们常常靠转移注意力或其他手段进行逃避——但那个囚牢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对它负有责任，就好像村上所说的“我不能一走了之”。因为事实上，逃避不可能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即便你现在逃离了这个囚牢，将来你同样可能回到这里——而此时，在囚牢中你所感到的绝望与痛苦将远远超出你第一次在此地的感受。
所以允许我妄加揣度一下——“我”之所以留下，是要“一点点记起往日的世界。要记起的大概很多很多：各种人、各种场所、各种光、各种歌曲……”而当这些东西被记起，当“我”的问题被解决，当“我”的精神枷锁被打破——那座围墙将会自然的倒塌，我将带着那位图书馆的女孩，回到“我”所处的现实世界——在那时，“我”的世界将比原来更宽广。
——所以我们有责任去承担，我们要勇敢的面对，我们要推倒那座墙。
最后，关于这座墙，或许村上本人的一句话更能解释它的存在——“最可怕的是因特定主义主张而导致的精神囚牢，形成难以自拔的普遍现象。”——这也是我写这篇文字的灵感来源之一，希望以此与君共勉。
推倒那座墙，让世界更宽广。
                
                
附：《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一书有两条平行的主线，为了简要（当然事实上我的语言还不够精炼）地说明我的观点，我只取了其中一条，请见谅。同时请允许我说明一点，我眼中的村上可能和主流的看法不同，不是所谓的“蓝调”、“小资”，在我眼中，村上也有着强烈的责任心（譬如关注沙林毒气事件的《地下》）。因此关于此书的观点我可能和很多人不一样，不是所谓“绝望的忧伤”之类，还请理解。
而关于村上，我还想额外的说几句，个人从内心是很佩服这位作家的，虽然在大多数人的眼里，村上是“小资”的代名词，但至少在我眼里，一位能够坚持跑步近四分之一个世纪，不吸烟不喝酒，“坚持每月去两次理发店”，“保持男孩的生存姿态”的作家，已足以使我们尊敬，更重要的是村上在他规律科学甚至看似制度化的生活背后，能深刻地认识到“最可怕的是因特定主义主张而导致的精神囚牢，形成难以自拔的普遍现象。”这样的哲理，并保持他的想象力与写作热情，使自己超越他所说的“普遍现象”，这更使我由衷的佩服——因为客观地说，“推倒那座墙”这样一个颇具符号意味的动作，仍旧比不上在高度规律的生活中保持自我，不陷入囚牢来的可贵、可敬——有着社会责任感和作家良知的村上是平易近人的，是你我可以感受到的温度——无论你我眼中的村上是什么样的。——至少不需要总是悲天悯人，总是苦大仇深，总是在文字中痛苦的救赎。
教会我们乐观健康生活的同时飞越自己的心——这或许是村上这一存在对我们的最大意义。
后记：
这篇长文终于写完，加上那一段引文估计会突破万字，时间大约是四个多小时，不得不说写这篇文章的确很累，中途我基本是写完一章休息一下，静心思考一下——由此我对于那些长篇小说作家更萌生多一分的敬意，不过或许我还没有达到一个更高境界——写作不会感觉累，但至少我感到快乐，因为我是抱着极大的诚意将自己长期以来思考关于“囚牢”这一命题的观点用文字记录了下来，也算是一种思维的梳理，庆幸于最近看的那几部电影，更庆幸于《世》给我留下的长久影响，让我能够还算有条理的将我所想说的与你分享——感谢你能“不辞劳苦”地看到此处，也希望我的文字能引起你的一些思考，更欢迎你把思考与大家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