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朗读与默读

Gräkomanie 2012-11-02 18:27:30
载《书城》11月号。请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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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的朗读与默读
                                                                        
                                                                          
古人通常用什么方式阅读?他们的阅读习惯与我们有无根本性的差异?默读究竟是不是一个现代的发明?

在尼采写下下面一段文字之前,上述问题并未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与反思:
“我们优秀的音乐家偏偏写作糟糕这一事实证明,德意志的风格与声响以及耳朵多么不相干。德国人不大声朗读,不为耳朵而读,而是仅仅用双眼阅读:他将耳朵放入抽屉。而古人为自己朗读时——这极为少见——则大声朗读;如果有人默读,便会使人惊讶,并促使人暗地里【为这一奇特的行为】寻找原因。”(《超善恶》247)

在尼采看来,阅读方式的不同正是古人与现代人之间极为重要的差异:前者出声朗读,后者则沉默面对文本。当他将古人“为自己朗读”称为一种“罕见”的行为时,他同时也暗示,古人的阅读通常是有他者在场的一种演述(performance),而现代人则独自阅读(为自己读)。为了支持这一论点,他随即影射了一个来自奥古斯丁的例证: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对其导师安布罗西乌斯(Ambrosius)阅读方式的回忆。依据奥古斯丁的记叙,安布罗西乌斯在阅读时“眼睛一页一页地浏览下去,他的心体味意义,他的口舌不出声而休息。往往我们到他那里——因为他从不禁止任何人入内,也没有事先传达的习惯——见他在凝神阅读,我们在静默中坐了片刻,便退出了(因为看见他如此全神贯注于书中,谁敢打扰他?)。我们猜想他仅仅得到这片刻的空暇,摆脱事务的纷扰,不作它用,专用之于调养精神,便不应该冒昧打扰他。可能他的不出声,是为了避免听者注意,遇到晦涩的文字要求他解释,或讨论疑难的问题,因而耽误了时间,不能读完他所预定要读的书。另一方面,他的声音很容易嘶哑,为了调养声息,也更有理由默读了。总之,不论他如此做有什么用意,像他这样的人,用意一定是好的”(《忏悔录》卷六3.3,周士良译文,下同)。

正如尼采所说,安布罗西乌斯的默读似乎被青年奥古斯丁视为前所未见的奇特现象,以至于要特意为之寻找解释。根据奥古斯丁的猜测,安布罗西乌斯可能基于两个原因压抑住读书声:他要么担心与听者互动会降低阅读效率,要么为了保护嗓音 。既然默读被奥古斯丁描述为一种例外状况,尼采断定,古人应该拥有与我们迥异的阅读习惯,他们很可能总是大声朗读。

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尼采并非朗读/默读这一文化转型的发现者。事实上,在他之前,Wieland等人已经意识到这一被长久忽视的区分。然而,尼采极可能是思想史上引入奥古斯丁的记载来证明这一转型并将其与口传性/书写性的问题联系起来的第一人。在他眼中,这绝不是对古代生活史的琐碎考辨,而是关系到对古代文化本质的理解,因为口传文化向书写文化的过渡既是悲剧精神向理性主义转化的象征,也是其决定性因素。通过尼采著作所发挥的强烈而持久的效应,由朗读到默读的历史转变才真正进入了古代研究者的视域,而经由古典学者的相关讨论,又进一步引发了一场蔓延至中世纪研究、媒介研究等领域的激烈论战。至今争论不休的问题首先是:古人是否总是朗读,而不像现代人一样习惯于默读?对于他们而言,默读是否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怪事,正如安布罗西乌斯的轶事所暗示我们的?

最初在专业的古代研究中涉及这一问题的学者是Eduard Norden以及尼采的好友Erwin Rohde。前者在初版于1898年的名作《古代艺术散文》(Die antike Kunstprosa)中试图借助奥古斯丁的例子来揭示“一个或许鲜为人知的事实”——“在古代人们常常朗读”。后者在研究希腊小说的专著中同样发展了尼采的洞见,他宣称,即使是在希腊文化史的晚期,所有具有艺术性的著作仍旧是为朋友圈中的朗诵以及“瞬时的听”而写,而非为了“孤寂房间中的深思阅读”而写(Der griechische Roman und seine Vorläufer, Leipzig 1914, 326f.)。与尼采一样,他不仅将古代文本与朗读相系,并且意识到了这一朗读通常并不仅仅指向朗读者自身的单一个体,而是具有面向一个阅读共同体的表演性质,而后一点却为Norden所忽视。

然而,无论是Norden还是Rohde的论著都仅仅简短地谈及古代的朗读,而缺乏对于朗读/默读问题的系统研究以及相关古代材料的全面检视。这一工作直到1927年匈牙利奥古斯丁专家Josef Balogh在Philologus上发表德文论文“书页之声:论出声阅读与出声书写的历史”(„Voces Paginarum“.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s lauten Lesens und Schreibens. 匈牙利文初稿发表于1921年)才得以完成。作为讨论朗读/默读之历史演变的经典研究,此文力图证明,朗诵是古人正常的阅读方式,与之相对,默读是一种由特殊原因所导致的异常(Abnormität)(页88)。随着此文的发表,这一观点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漫长时间里被视为确定无疑的真理。

正如Balogh的文章通过引述尼采的《超善恶》进入正题,他承认尼采为自身立场的先行者:他对朗读问题的关注不仅为《超善恶》片段所激发,并且获得了尼采巴塞尔语文学讲义的支持。令人惊叹的是,在这篇开始于1913年完成于二十年代初的论文中,他即显示出对于尼采讲义(出版于1912年)的知识(参页230-232),而这些讲义即使在今天仍旧受到古代研究者甚至尼采研究者的漠视。追随尼采,Balogh将奥古斯丁的记叙视为朗读/默读问题的权威。他坚称,奥古斯丁对于默读所流露出的惊讶证明了这一阅读方式的罕见与异常。同样,作为尼采的信徒,Balogh也试图把握默读现象深远的思想史意义。他在同年发表的“奥古斯丁的‘旧风格与新风格’”(“Augustinus ‘alter und neuer Stil’”,载Die Antike 3, 1927)一文中继承了尼采在默读与沉思之间建立的关联。根据此文对奥古斯丁转信的审美主义解读,默读作为一个特殊事件正是促使其放弃与朗读相系的华丽辞藻,由修辞转向哲学的关键。

回到“书页之声”论文。在奥古斯丁的著名段落之外,Balogh还列举了来自贺拉斯、卢奇安(Lucian. 旧译琉善或路吉阿诺斯)、昆体良以及基督教传统的丰富证据来捍卫自己的学说。限于篇幅,笔者在这里只转述他对卢奇安《无知的藏书家》第2节(Adversus Indoctum et libros multos ementem 2)的解读。这位公元2世纪出生于叙利亚却精通希腊文学传统的讽刺作家描绘了一个伪装的爱书人:

“奇人,如果你不理解并且永远不会利用它们(指书)的美,就像一个盲人不能欣赏俊秀少年之美,拥有它们对你又有什么好处呢?你尽管开眼观看书本,凭宙斯之名,你读得多且快,你的眼在口之前【读到这些文字】。然而,这对我而言是不够的,除非你知道每一段落的优点与缺陷,除非你懂得宏观的意旨何在……”

“你的眼在口之前【读书】”这一描述引起了Wieland的注意。在他的卢奇安译本中,他宣称,上述引文清楚地告诉我们古人习惯于朗读,在古人看来,若是不朗读,便会错失文本一半的优美。换言之,他认为卢奇安嘲讽藏书人眼睛浏览得过快,未能以一种正确的方式——即眼与口同步协作的方式——朗读书本。Balogh接受了这一理解,并且进一步补充说,古人敏锐地发现,读书时要求眼与口双重的感官处于一种“和谐”(Zusammenstimmung)之中,而当读者眼读得比口快时,则会产生一种“注意力的分裂”。他认为,这一分裂是“阅读的原始阶段”,但通过长久的练习便可获得最高的阅读技艺,即嘴和眼各自的活动“如此快速相继,以至于节奏的差别变得难以察觉”(页228-229)。简单说,在Wieland和Balogh二人的解读中,仅仅能睁开眼睛观看书本对于卢奇安来说是“不够的”,这与不能看见美好之物的盲人并无二致。只有当眼与口步调一致,以恰当的方式朗诵出所读的文字时,才能真正享有书本之美。这就是古人崇尚朗读而排斥默读的原因。

虽然早在1931年W. P. Clark就曾在《古典学刊》(The Classical Journal)上撰文质疑默读异常说,但真正撼动Balogh学说统治地位的是Bernard M. W. Knox于1968年发表在《希腊、罗马、拜占庭研究》(Greek, Roman and Byzantine Studies)上的“古代的默读”(“Silent Reading in Antiquity”)一文。这位颇具传奇性的美籍英裔学者,早年曾于二战中加入美军奔赴欧陆战场,期间被围困于意大利一个古老的修道院之中。因这一偶然的机遇他接触到此地所藏的大量古籍,从此走上古典学的不归路。彼时在战火中醉心阅读古代书卷的青年军人,此时已经承担起华盛顿哈佛希腊研究中心(Center for Hellenic Studies)的主任之职。与Balogh一致,Knox认为古人惯常的阅读方式是朗读。二人的分歧在于:他反对Balogh将默读视为一种极不寻常的现象。在Knox看来,朗读与默读在古代同时并存,后者绝不罕见。而根据他在80年代出版的剑桥古典文学史中的讲法,古人选择默读或者朗读要视具体的阅读情境而定。Knox说,“尽管亚里士多德及其弟子可能,甚至极可能快速并且沉默地阅读他们研究所依据的材料,但我们不能忘记,任何具有即便最微弱文学性的作品均为朗读而写”(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lassical Literature I: Greek Literature, Cambridge 1985, 14)。与Rohde的措辞类似,“任何具有即便最微弱文学性的作品”不仅仅指史诗、戏剧等通常意义上的文学文本,而是将带有文学性的科学文本,例如按照格律写作的哲学论著也包括在内。Knox实际上暗示了一种粗略的区分:希腊人若是出于欣赏的目的阅读一部具有文学性的作品则朗读,但面对学术研究的材料则可能快速默读。

在“古代的默读”一文中,Knox首先一针见血地指出,Balogh的证据绝大多数来自罗马以及晚期古代,他几乎没有提供希腊的例证。除去早期材料的匮乏,Knox认为,从实际的操作上看,阅览任何文本均伴随朗诵这一设想也难以实现,比方说,亚历山大语文学家绝不可能朗读他们校勘工作所涉及的所有文献,因为这些文献数量惊人,而朗诵显然要比默读花费更多的时间。随后,Knox将Balogh所援引的若干例证逐一进行了细致的考察,从而证明Balogh实际上有意无意地歪曲了这些引文的含义。这里仍以卢奇安《无知的藏书家》为例。Knox强调,Wieland与Balogh都错误地将“眼在口之前”这一描述视为卢奇安对藏书人阅读方法的批评,并相应地在译文中添入“【读得】太快”一语。然而按照Knox的解释,卢奇安对于阅读情景的描述“更像是一种承认(concession),而非一种指责”(页425),即承认附庸风雅的藏书家拥有娴熟的阅读技艺,其呈现为“读得多且快,眼在口之前”。因为紧随其后的句子“但这对我而言是不够的,除非……”并非像Balogh所理解的那样表示眼睛读得过快是不够的,除非眼与口同步,而是说,尽管藏书人掌握阅读的技艺,这仍然不令人满意,除非他能够懂得所读的内容。

这样,对于Balogh理论有利的证据只剩下奥古斯丁所讲述的默读轶事。Knox承认,这一证据似乎很难反驳。但他仍提供了一个猜想:安布罗西乌斯的默读之所以引起奥古斯丁的惊讶,是因为后者不仅是一个研习口头演述的修辞学教授,并且是一个出身低微的非洲青年,而前者的默读很可能是罗马贵族圈的习惯。换句话说,安布罗西乌斯的默读和奥古斯丁的朗读均与他们特定的教养状况相关联。

在这篇极大地推进了阅读史研究的论文中,Knox不仅敏锐地发现了Balogh学说的弱点,他还提供了三个来自公元前5世纪至4世纪雅典的例子来证明默读实践的存在。它们分别来自欧里庇德斯的悲剧《希波吕托斯》、Antiphanes《萨福》一剧残篇以及阿里斯托芬的喜剧《骑士》。在《希波吕托斯》中,自杀身亡的费德拉留下一封书信。当忒修斯在歌队的环绕中展开信开始阅读时,他突然爆发出一阵哀号:“这是怎样的不幸再加不幸,不可承受,不可言说!”

歌队长:这是什么事?说出来吧,如果能告诉我的话。
忒修斯:这信高呼着,高呼着难以承受之事。我在何处能躲避不幸的重压呢?因为我是完了,我是毁灭了,因为我在这文字里看见了怎样的,怎样的一支歌在回响啊,不幸的我!
歌队长:唉!你说了预示不幸的话。
忒修斯:我不能再把那难以说出的,毁灭性的恶禁锢在我口唇之门中了。(876-884行)

上述对话清楚地表明,尽管忒修斯已经通读了全文,围绕在他身旁的歌队却对信的内容茫然无知。正如Knox指出的,“他显然沉默地阅读了这封信,而观众则观看他默读”(页433)。持默读异常论的人或许会反驳说,是突如其来的丧妻之痛让忒修斯暂时偏离了正常的朗读习惯。Knox的另一例证,Antiphanes记录的谜语对于这一质疑无疑给予了最为有效的回应。这则来自萨福的谜语如下:

“一物以阴性为本,衣褶下庇护其子。孩子虽哑,却对意欲之人呼喊,穿越海涛,穿越整个陆地,不在场之人也能听闻,尽管他们感官为聋。”(Athenaeus 10.450e-f)

谜底是信(ἐπιστολή)。萨福解释说,文字就是她的哑巴孩子,他们可对远方之人言说,而“其他人即便恰好立于一旁,也无法听闻【收信人】阅读”(Athenaeus 10.451b)。这则谜语雄辩地证明,忒修斯在沉默中读信并非一个特殊的案例,而是希腊人日常生活习惯的反映。最后一个例证是阿里斯托芬笔下阅读神谕的喜剧场景。在《骑士》的序幕部分(115行以下),尼西阿斯将偷来的神谕交给德莫斯特涅斯,后者一边阅读一边不断索要更多的酒,对神谕内容却始终守口如瓶。每次尼西阿斯打听神谕中说了什么,得到的回答都是“再倒一杯!”。直到饮够了酒,德莫斯特涅斯这才透露神谕的内容。与歌队焦急询问忒修斯信中所言一样,尼西阿斯对德莫斯特涅斯的请求也暗示出他并未听见后者诵读神谕的只字片语。Knox试图借此说明,与Balogh认为所有古代文本都要求朗读的想法相反,早在经典时期的雅典,用于默读实践的不仅有书信,还包括神谕。假如忽视文学与现实之间的可能差异以及某些刻意的文学效果的话,他提供的上述证据显得无懈可击。

Knox的文章发表之后,研究界分裂为两个阵营。一方努力捍卫尼采至Balogh一系的学说,坚持朗读的普遍与默读的异常,另一方则站在Knox一边,试图搜寻更多的证据来说明朗读与默读在古代同时并存。前者在圣经研究、文艺复兴研究、中世纪史等领域占有优势。面对默读派的挑战,他们利用基督教的传统来捍卫自身的立场。然而当他们宣称朗读统治了更早的希腊罗马时期时,不可避免的弱点在于——正如Knox早已在文章中指明的那样——基督教父的阅读与“有教养的希腊人和罗马人的阅读习惯”毫不相干(页422-423)。与之相对,古典学者中不乏Knox的后继者。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俄国学者A. K. Gavrilov发表于《古典学季刊》(The Classical Quarterly. 1997年刊)的“经典古代的阅读技艺”(“Techniques of Reading in Classical Antiquity”)一文。作为Knox阵营的一员,他对其立场又有所推进:在Knox强调默读实践已存在于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之后,Gavrilov宣称,默读在古代不仅并不罕见,而且是常见的阅读行为。他的文章有两个最为突出的优点:首先,它引入了生理学、心理学、教育学等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来解释阅读史材料;其次,它对奥古斯丁段落提供了不同于Knox的新猜想。

Gavrilov指出,当代美国实验心理学发现了一种被称为“眼-声间距”(eye-voice span,简称EVS)的现象。实验表明,当一个有经验的朗读者读出某一段落中的任一字词时,他的目光并非停留在这一词语之上,而是开始扫视紧随其后的文字,因为只有将朗读的字词放置到完整的句子甚至段落当中,朗读者才能确定其韵律和音调。鉴于希腊时期的书籍尚未发明词语之间的间隔,这种“眼-声间距”似乎对于断词及断句都是极其必要的。Gavrilov认为,在当代阅读心理学研究的帮助下,曾经争议重重的卢奇安段落变得明朗,因为所谓“眼在口之前”不过是对发展完善的“眼-声间距”的客观描述。因此,他完全赞同Knox的观点,即藏书人的阅读方式并无瑕疵,卢奇安所指责的是,藏书人尽管拥有纯熟的阅读技艺,却缺乏对于文本的真正理解。

在Knox之后,留给默读派的首要任务就是为奥古斯丁的惊讶提供更为充分与融贯的解释。Gavrilov尝试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去考察这一问题。他发现,奥古斯丁对默读的惊讶发生于一个特殊的语境之中,即在导师与学生共处一室的时刻。奥古斯丁写道,或许是担心与偶然闯入的听者交谈会缩短自己的阅读时间,当学生们进入安布罗西乌斯的房间时,他在沉默中读书。而这些在旁边默默坐了一阵,对于书的内容一无所知的学生最后只好离开。在Gavrilov看来,令奥古斯丁感到惊讶的不是默读本身,而是安布罗西乌斯竟然有悖于知识共享的原则,在求知若渴的学生面前默读!为此,Gavrilov找到了《忏悔录》内部的证据:在第六卷十一节,奥古斯丁抱怨寻求真理的道路上充满阻碍,他说,

“可是哪里去找寻【真理】呢?什么时候找呢?安布罗西乌斯没有时间,我也没有时间阅读。哪里去找书籍?哪里去购买?什么时候买得到?向谁借?”

阿布罗西乌斯不与学生一同读书,奥古斯丁对此充满怨念:既然书籍如此珍贵,为什么不大声朗诵所读的书籍,并且以共同讨论的方式引导学生前进?Gavrilov强调,当我们考虑到师生这一特殊关系以及奥古斯丁对于知识的极度渴求,我们就不难理解他为何会对导师的默读表示惊异并且特意为其寻找理由。Gavrilov同时提醒读者注意,根据奥古斯丁推测的理由,他实际上承认默读是一种更为专注,更加快速的阅读方式。

在同期《古典学季刊》上发表了知名的古代哲学研究者M. F. Burnyeat的短文“再论默读”(“Postscript on Silent Reading”)。作为前文(前文也由他从俄文译为英语)的补充,他指出,出自托勒密《论标准与控制力》(Περὶ κριτηρίου καὶ ἡγεμονικοῦ)的段落证实,公元后2世纪的学者常常默读,因为他们发现发出声音会干扰思考,从而降低阅读的效率。Burnyeat将其与《斐多》中苏格拉底在市场上听人朗读阿那克萨哥拉斯的著名场景联系起来。柏拉图提到,这次朗读激起了苏格拉底对于阿那克萨哥拉斯学说的热情,他在购得阿氏之书后,以最快的速度进行阅读(98b5)。Burnyeat由此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苏格拉底是否也大声朗读?他的答案是:苏格拉底或许朗读,或许默读,但更可能是在沉默中快速浏览了全书。与Knox一样,Burnyeat也坚持默读是讲求工作效率的学术研究的必然要求。

为了与朗读派论战,Burnyeat找到了一则来自普罗丁的材料。在《九章集》中,普罗丁提到,专注的读者常常意识不到自己正在读(Enn. I 4.10)。朗读派认为普罗丁指的正是朗读,Burnyeat挖苦说,只有僵尸才能一边朗读,一边对这一阅读活动毫无意识。他相信,当奥古斯丁承认自己常常读了一页书却不知在读时(Trin. XI 8.15),所指的也是默读。然而,与Knox从悲喜剧中发掘的材料相比,Burnyeat提出的两则证据显得缺乏说服力。因为根据日常经验,当我们全神贯注于文本的内容时,对于沟通我们与文本的阅读活动本身——无论它是出声还是沉默——的意识就会减弱,尤其是当古人有着比现代人多得多的朗读实践时,这一朗读更可能成为一种潜意识的行为。日常的阅读经验同样也告诉我们,即使在朗读时,奥古斯丁所说的走神状态也时有发生,并非默读才有神思恍惚的时刻。

通过上文的重构可以看到,关于古人的阅读习惯,争论的双方都主要依赖于流传下来的文字记述,然而这些为数不多的文本证据又难于找到确定无疑的解读,正如卢奇安以及奥古斯丁的段落那样。虽然Gavrilov充满自信地断言,通过他对于默读语境的分析,此后研究者将不会再把《忏悔录》当作早期古代阅读技艺的权威,但他的解释尝试是否成功仍是一个开放的问题。随着论战的深入,文本之外唯一的实物证据——早期书籍的形制同样成为争论的焦点。一边是中世纪学者Paul Saenger从连写文本(scriptura continua)这一特殊的形式出发论证朗读的必要性,他相信,面对这种既未在词与词之间留出间隔,又没有使用标点符号的文本,古人不得不依靠听觉来划分词语和句子,而默读的产生则与10世纪时词间空格的广泛使用紧密相关(参其极具影响的《词距:默读起源》(Space between Words: The Origins of Silent Reading, Stanford 1997)一书)。另一边,William Johnson则指出连写文本的形制与认知生理学恰好相符,比方说,人类视觉所形成的近窝区视像(parafoveal vision)就与书页每一栏的宽度重合。在他看来,连写文本同样适合于朗读与默读(参“经典古代的阅读社会学(Toward a Sociology of Reading in Classical Antiquity)”,载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2000年)。

让我们暂时停止对于朗读/默读论争的追踪,而对研究现状作一简略的总结。朗读派尽管缺乏早期材料的支持,并且面临一些不利的证据,他们的观点却几乎统治了中古研究界。随手翻阅新近的奥古斯丁研究,例如2012年Blackwell指针系列推出的《奥古斯丁指针》(A Companion to Augustine),默读仍旧作为一个晚期古代的发明被提及(参“Augustine and Books”一文)。在专业学术圈之外,朗读说还获得了通俗读物的欢迎。Alberto Manguel的《阅读史》一书(A History of Reading. 此书中译200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正是一个极好的例子。Manguel在第三章“沉默的读者”中全面接受了Balogh一派的学说,而仅仅在一个注释中谈及了Knox的见解。从根本上说,这一立场所向往的是一个更具审美意味的时代。因为在尼采那里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他将朗读与音乐,与情感相系,从而赋予其一种美学上的优越性。如今,他的后继者们同样将手持书卷,为一个共同体进行口头演述的古人置于一个浪漫主义的图景之中,在他们眼中,这一审美时代正是通过默读的普及与我们所身处的理性时代割裂开来。对于不断创造这种反现代性神话的现代人而言,可以预见的是,朗读派的观点仍将持续发挥其效应。

另一方面,当默读派如Gavrilov和Burnyeat等人将Knox的立场极端化,甚至宣称古人的阅读习惯与现代人根本上并无二致(Gavrilov文页69)时,他们似乎走得太远。Knox不仅从不质疑古人的朗读实践相对于默读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并且继承了尼采以来朗读派对于演述的关注,而后一点却并未引起Gavrilov与Burnyeat的重视。正是对朗读表演维度的忽视,使得Gavrilov过于轻率地将经典时期悲剧文本的阅读判定为默读(参其文章附录对阿里斯托芬《蛙》52-53行以及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第三卷12章1413b3-1414a的讨论),而未能看到,在一个口传占主导的文化中,悲剧的阅读尽管脱离了音乐、布景与歌队,却仍然是口头的演述。

古人如何看待朗读与默读?默读是不是一件值得惊异的怪事?古代阅读史研究是要回到Knox相对保守的立场,还是继续往前推进?上述问题还没有确定的答案。但可以确定的是,这场持续一个多世纪的朗读/默读论争还远未到结束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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