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粒麦子

Cether 2012-09-03 23:11:14
 《卡拉马佐夫兄弟》一部名副其实的伟大的小说。对我而言,这种伟大并非在于语言的清丽或是结构与情境的精致所营造出的愉悦的阅读体验。恰恰相反,这是一部不易阅读的小说,它在语言上并无甚可夸,甚至某些部分还显出相当的粗笨和拖沓(比如第三部中米卡深夜赴莫洛叶克会情人格鲁申卡那段);几乎在每一处重要场景或情节中,人物对话所要处理的问题都堪称宏大,以至于读者必须百分之百地投入。某种程度上,它甚至要求读者须对人物大段的自白或辩白内容有一定程度的背景知识性了解。在每一处这样的场景中,每一个重要人物的出场似乎都像是背负了一身巨大而复杂的历史或信仰问题(许多时候,你就像是被作者挡在了某处,不想继续前行)。陀思妥耶夫斯基近乎想要处理在他以前所有时代中的所有重大问题!然而,所有这些问题,又似乎都关乎贯穿整部小说的一个核心意象——一粒麦子,落在地里,并且死了。

(一)三个家庭
我愿意理解在这部小说中有三个主要的家庭:卡拉马佐夫一家,斯涅吉辽夫上尉一家(树皮擦子),修道院。修道院中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不容忽视,不仅因为在人物关系的设置上,修道院中的几位修士,神父并佐西马长老都曾与卡拉马佐夫一家有过一次重要的正面交谈,拉基金修士在米卡一案的审讯中更是一位重要的证人。更为重要的是,修道院这一精神家庭中的信仰纷争以某种方式与小说中每一个主要人物的命运紧密相连,甚至投射到每一个俄罗斯人。诚然,从现实主义的角度,读者或许还可以将三个家庭看作是19世纪70,80年代俄罗斯三种社会阶层的投射(贵族,平民,教士)。然而在我看来此种解读对于理解小说本身无甚裨益,甚至也许也并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本意。
三个家庭都各自面临着危机:卡拉马佐夫一家错综复杂的家庭史,每位家庭成员因此被扭曲的心灵;修道院中诸位僧侣的信仰之争;斯涅吉辽夫上尉一家物质生活的贫乏。而唯一往来与这三个家庭之间的人便是作者所设定的小说的主人翁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关于这位所谓的主人翁,我忍不住多说两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者的话”中曾提醒他的读者:“可如果大家读完这部小说,并没有看到,也不同意我的主角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有什么出奇的地方,那又怎么样呢?我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很悲痛地预见到了这一点。”小说读毕,我同意陀老的“先见之明”,在我的阅读过程中,这位主人翁曾不止一次地被忽略,甚至被遗忘。相较于他那行为龌龊却内心高贵,情感澎湃的大哥米卡,以及行为得体,内心却阴霾重重,困惑不止的二哥伊凡;相较于卡马佐夫家其他成员由于不同程度的心灵扭曲而呈现出的各种鲜明的性情瑕疵,我们几乎找不出阿历克赛个性上的缺陷,他几乎不像是卡拉马佐夫家的人。在整部长达800多页的小说中,仅仅唯有一次,也就是修道院的大家长佐西马长老去世后尸体很快发出腐烂之气时,阿历克赛表现出了信仰上的动摇和挣扎。然而即便是对这仅有一次的动摇和挣扎,陀老都处理得相当有分寸感,使人几乎不把这种信仰的动摇看作是卡拉马佐夫家庭史中的可怕基因所导致的某种致命缺陷——像他的哥哥米卡,伊凡及仆人斯麦尔佳科夫那样——而是某种必然会被战胜的暂时的软弱。
随着情节的展开,三个家庭都先后经历了一次意味深长的死亡(老卡拉马佐夫之死,佐西马长老之死,伊留莎之死),而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又是唯一一位与三位死者生前关系密切的人。三个死亡事件使每一个家庭中潜藏已久的危机显露了出来,却同时也使每一个家庭中的某个具有隐秘意义的事件得以被照亮(illumination)。这些有隐秘意义的事件及其所附带的力量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被赋予了某种终极价值。每一个事件中的主人翁们都是一粒曾经落在地里,并且死去的麦子,在他们人生的某一时刻,这粒被深埋麦子会在长出某种难以置信的力量,照亮整个灵魂。小说的结尾,陀老这样表述这种隐秘的力量:“人们对你们讲了许多教育你们的话,但是从儿童时代保存下来的美好、神圣的回忆也许是最好的回忆。如果一个人能把许多这类的回忆带到生活里去,他就会一辈子得救。甚至即使只有一个好的回忆留在我们的心里,也许在什么时候它也能成为拯救我们的一个手段。”
的确,当我们阅读小说中这些隐秘事件亲历者们的心灵史时,我们会发现,他们的心灵都曾在某一个时刻(moment)被照亮(illumination)。对每一个这样的时刻,陀老都不吝笔墨,钜细靡遗地详述整个事件的过程、事件亲历者们前后的心态转变以及这样的时刻在多年之后所迸发出的持久而深邃的力量。在阿历克赛所整理的已故佐西马长老的生平里,读者能看到这位圣者孩童时期是如何受到《圣经》故事的影响,喜爱阅读福音书,以至在他成年后,在某一决斗时刻的前夕突然原谅了自己原本想要置其于死地的情敌;赫尔岑斯图勃医生在作证时讲述了米卡少年时酬谢他一磅胡桃之恩的小事,虽然小说并没有明确暗示也许正是米卡年少时的这件小事所具有的隐秘力量使他在看到父亲的那一刹那被照亮而不至犯罪,然而我相信这确是陀老意味深长的伏笔;至于阿历克赛在伊留莎葬礼之后对孩子们进行的一番语重心长的教诲遵嘱,更加清楚地揭晓了这层深意。

(二)阿历克赛
另我感到不解的是,主人翁阿历克赛(阿辽沙)在这里再一次成为例外。我们看不到在他身上也曾经历这样的转折时刻,或是顿悟。然而,从阿辽沙的身世来看,他的心灵完全有可能也是卡马拉佐夫式的,不健全的,就像他的胞兄伊凡那样。阿辽沙的母亲患有严重的疯癫病,她死时阿辽沙才四岁。后来阿辽沙也完全清楚父亲老卡拉马佐夫在母亲生前是如何苦待她,并在母亲死后随即抛弃了他和哥哥伊凡。然而阿辽沙成年后第一次出场时,已经是一个“大家全都喜爱”的青年,并且已经走上了信仰的道路。陀老无疑对我们的这位主人翁宠爱有加,他第一次出场,就已经让人刮目相看:

最先要说明的是这个青年阿辽沙并不是宗教的狂信者,至少据我看来,甚至也决不是个神秘主义的信徒。我先把我的意见说完全吧:他是一个早熟的博爱者,所以撞到修道院的路上来,只是因为那时候唯有这条路打动了他的心,向他提供了一个使他的心灵能从世俗仇恨的黑暗里超升到爱的光明中去的最高理想。(P14)

或许不止一个读者会像我一样发出这样的疑问:既然阿辽沙身上也带着卡拉马佐夫式的基因,既然他的母亲也并无甚称奇之处,甚至不是一位敬虔的正教信徒,为何阿辽沙可以如此与众不同,可以不必经历那痛苦的转折时刻就成为了早熟的博爱者?甚至“二十岁上到了父亲家里,一直走进龌龊的淫窟,到了实在看不下去的时候,唯有默默地退出去,没有一点轻蔑或责备任何人的神色”。老实说,读到这里,我的确困惑不解,他是如何做到的?并且,随着小说的展开,每一位人物都逐渐承受着不同程度的心灵创痛或精神纠葛,唯有阿辽沙,永远像一个不温不火的倾听者或旁观者,对于每一位当事人的心路历程都不曾做出过任何激烈的评论;也似乎永远不会被当事人的情绪所影响,而是任何时候都满怀信任,设身处地,感同身受。倘若是现实生活中,我想自己也会像陀老一样格外钟爱阿辽沙式的人物,然而不得不说,对比小说中众多的人物形象,阿辽沙是最不丰富的一个。

(二)不可能是一个人!
1.
佐西马长老尸体发臭这一事件具有极强的隐喻,正是在这一事件中,修道院内部的各种信仰原则以及信众中的各种信仰心态都在这一时刻曝露无疑。陀老将这些心态浓缩成了一句精辟的判语:“人们看到一个正人君子身败名裂总是幸灾乐祸的——这是去世的长老在他的教诲中亲自说过的话。”(p370)。这句话相当意味深长,至少我读出了两层意思:人们在面对哥哥米卡的案件时或多或少都抱有这种心态,尤其是最终判定米卡有罪的那些陪审团的成员们。这也是当年法利赛人对待耶稣的心态,耶稣基督并未犯下任何过犯让当时的律法主义者们可以将他定罪。然而他们就是愿意看到这位号称自己是神的儿子的基督身败名裂,甚至在十字架下嘲笑他——既然自称是神的儿子,为何不能将自己从羞辱的十字架上解救下来。同样,人们认为既然佐西马神父是远近闻名的圣者(曾经做过许多令人惊奇的预言,又德高望重),为何他的尸体这么快就臭了。这类人看重的是信仰中蕴藏的某种神秘力量,这种神秘力量必须要在某一特定时刻以某种物质形式(可见,可感)显现出来,它不能是原初的延迟(德勒兹)。这种神秘主义心态的代表无疑是费拉庞特神父,在这位神秘的隐修者那里,连鬼都必须要是有形有体的。
最早跟随耶稣的门徒们虽然并不认同犹太群体中的极端主义们对耶稣的诽谤和攻击,但在面对耶稣赴死这件事上,他们也开始对耶稣的身份表示出了犹疑甚至背叛。我同意犹大的背叛也并非仅仅是因为几个金币,而是——那个在最后的晚餐上宣告自己即将赴死的耶稣使他们基于传统的弥赛亚想象顿时幻灭:耶稣应该是一个能够带领犹太民族起身反抗罗马统治,实现民族复兴的英雄或是大能的君王。西门所属的奋锐党(Zealots)也是一个有着类似宗旨,专门进行各种针对罗马上层社会的暗杀的恐怖主义组织。彼得虽然没有那么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但耶稣预言自己即将往耶路撒冷赴死时,彼得显得惊慌失措并劝阻他(马可福音第8章)。真正作为人子的耶稣基督与门徒基于犹太传统的弥赛亚想象大相径庭,这是他们无法接受的。

2.
在读小说的过程中,我偶然地读到了德勒兹《批评与临床》中的第六章《尼采与圣保罗,劳伦斯与拔摩岛的约翰》。这样巧合的阅读使我不得不再次感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深刻,德勒兹在这章中所要讨论的问题,在“宗教大法官”里以更加形象生动的例子展开了质问,这一部分的阅读相当艰难,相当挑战。虽然我并不认为《卡拉马佐夫兄弟》是一部极富宗教意味的小说,但在小说的许多重要情境中陀老的确长篇大论地探讨了基督教信仰的核心问题。这种探讨具有极大的野心,几乎想要无所不包(比如教会与国家,东正教的长老制,宗教原教旨主义,神秘主义等)。就像我一开始谈到的,每一个人物也都像是为此背上了极大的历史或信仰包袱,而到小说的末了,作者也没有让这些人物得到解脱,而是悬置了所有人物内心的最终命运。哥哥伊凡就是一个怀疑主义者,而在他与魔鬼的那次恍惚交谈中,魔鬼的申诉带有强烈的浪漫主义口吻(很像弥尔顿的《失乐园》,拜伦的《该隐》)。然而所有问题中最具挑战性的自然是“宗教大法官”,这也是被人们谈论最多的一章。
在没有读到《尼采与圣保罗,劳伦斯与拔摩岛的约翰》之前,我想自己或许对“大法官”一章不见得能得出什么进一步的看见,只能是将问题悬置,但德勒兹的分析确实是一个相当具有吸引力的思路,虽然我隐约觉得这一思路笼罩着深层的诺斯替主义(或灵知主义)的阴霾。“大法官”一章暗伏着许多信仰当中的悖论,而从德勒兹的角度,其中之一便是权力的宗教VS爱的宗教。权力宗教与爱的宗教这两种看似无法融合的信仰原则却恰恰融合在了耶稣基督的身上,也融合在了《约翰福音》与《启示录》的作者拔摩岛的约翰身上,以至于小说家D.H.劳伦斯曾非常认真地专研这样一种说法:他们不是同一个人,不可能是同一个人!

并不是两个作者的问题,而是两种类型的人,或者灵魂的两种地域、两个完全不同的整体的问题。《福音书》是贵族、个人、温和、多情、颓废并相当有学问的。《启示录》是集体、民众、没有文化、憎恨又野蛮的。(《批评与临床》,P71)

如果说那些赞同《福音书》和《启示录》精神相悖的人更倾向于《福音书》。 “大法官”则恰恰对此发出了拷问:
你答应给他们天上的面包,但是我再重复一句,在软弱而永远败德不义的人类的眼里,它能和地上的面包相比么?就算为了天上的面包有几千人以至几万人跟着你走,那么几百万以至几万万没有力量为了天上面包而放弃地上的面包的,又该怎样呢?是不是只有几万伟大而强有力的人是你所珍重的,而那其余几百万人,那多得像海边沙子似的芸芸众生,那些虽然软弱但却爱你的人就只能充当伟大和强有力的人们脚下的泥土么?(《卡拉马佐夫兄弟》上,p284,耿济之译本)

然而陀老也只是留下了拷问,整部小说里没有一个人物的命运,也没有一处的陈白在这一问题上显出作者的立场。然而即便是高贵的《福音书》也记载了耶稣给四千人,五千人吃饱(如果我们可以把这看作是一个庞大的集体的话)。并且根据马可的记载在喂饱了五千人后,仍有许多人前来,马可以他特有的简洁有力的笔法记录下了耶稣此时的反应:
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圣经•马可福音》6:34)
2012.9.3(读完《卡拉马佐夫兄弟》后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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