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该怎样办教育?

阿修 2012-07-31 12:14:14
以下文字起因于一起对话。有一些持相当libertarian观点的豆友,对港大周保松一篇谈机会平等的文章表示不满,认为机会平等也是一种分配平等,国家不应该劫富济贫,人为的修正人所持有资源或禀赋的初始不平等状态。其中有位豆友提出,除了最基本的识字教育,国家甚至不应该提供公共教育。识字教育之外,其他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应该由私人出资,国家不应该给予任何补助。
我当时表示了不理解。对个人财产与自由的珍视,对政府干预的警惕,是libertarian的特色。但这种珍视与警惕能不能扩展成对政府公共责任的否定,甚或干脆否认公共概念的存在,我持相当怀疑的态度。即使是哈耶克与诺齐克两位libertarian大师,也否认财产权能够完全超脱于公共利益之上。(其论证,部分可见《道德理由与财产权》http://www.douban.com/note/227651792/)。
回到教育话题。米尔顿弗里德曼也是著名的libertarian,是著名的教育券计划的提出者。该计划的思路是将政府的公立教育投入折换成有价证券,发给学生家庭,学生持此券自由择校,学校在教育市场上彼此竞争,吸引学生手中的教育券。在《资本主义与自由》(http://ishare.iask.sina.com.cn/f/22741677.html,英文版http://ishare.iask.sina.com.cn/f/23648870.html)一书中,弗里德曼专门用一章内容(第六章《政府在教育方面的作用》)来阐述这一主张。照我看来,这是一个典型的“限权负责”政策主张,即,限制政府控制管理教育的权力,但并不使其摆脱公共服务的责任。
这些豆友(我自己也有一位好朋友)认为,这是弗里德曼的无奈之举:如果不能免除政府身上公共教育的负担,那么最好是以市场化的方式来做这件事。
那么,弗里德曼是不是真的这样想呢?根据我个人对第六章的解读,恐怕并非如此简单。

在文章的一开始,弗里德曼把教育分成了三类:一般教育,大学教育与职业教育。他认为,这三类教育对社会、个人的影响是不同的,因此需要分别对待。

一,一般教育:
在一开始,弗里德曼就提出:“如果一个社会中大多数公民不具备起码的文化与知识,也没有价值准则方面的共识,那么该社会就不可能实现稳定和民主”(p94)。换句话说,弗里德曼在这里论证的逻辑是社会福利导向的。由于基础教育不仅有益于受教育者,而且会惠及社会其他人。这种外部效应(或者用弗里德曼的术语neighborhood effect),就成为国家投资于公共教育的理由(由于惠及的对象不特定,所以只能由国家以公共财政的方式再分配教育成本)。
在这里,所谓的一般教育,从弗里德曼的前后文看来,就是小学到高中一级的教育。而随着一般教育向高等教育(大学)、职业教育(比如说法学院、医学院等)上升,其带给社会的边际收益在逐次递减。由于这种原因,社会对受教育者的补助也因层次而异(由多到少)。至于具体补贴多少,要社会通过政治管道进行协商决定。
但这里,弗里德曼也明确提出,要把education和schooling分开,schooling是提供教育的一种方式,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教育都要以政府出资并进行管理的schooling来实现。换言之,弗里德曼承认由国家补助教育的正当性,但是他不认为这种补助非要由国家直接出面出资维持、控制、管理教育机构来进行。
弗里德曼认为,国家直接经营学校有几个重要的缺陷。一是缩小家长可以选择的范围(国家只对公立学校提供津贴),二是学校由于缺乏市场竞争导致缺乏动力满足消费者要求,三是导致教育的分化(美国的教育制度是用各地区的地产税来支付当地的教育费用),四是教师的工资因此固化,导致劣币驱逐良币。
弗里德曼认为,如果用教育券的方式,就能解决这些问题。

二、大学教育
大学教育是否应该受到国家资助,这是一个问题。对弗里德曼来说,公共教育的主要内容应同公共相关,那就是“公民教育”。因此,弗里德曼对大学教育的看法是矛盾的,一方面,大学确实有助于培养年轻人成为公民和社会领袖(因此存在外部效应),另一方面,大学教育中确实有很大比重的纯粹职业训练的成分。
在这种情况下,该不该补贴,补贴多少,我觉得弗里德曼的意思是,这种事交由政治管道协商决定比较好。他倒是在讲,假如公众决定要补贴的话,以教育券的方式还是比国家直接出资供养大学要好,理由同上。

三、职业教育
弗里德曼认为,职业教育没有一般教育那种外部效应(我认为还是有的,职业教育有助于个人事业的成功,一个高素质的受教育者多多少少会助益于他人与社会,一个经济上成功的阶层也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当然,这个也不能一概而论,可供斟酌就是)。他认为这仅仅是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的一个方式。如果政府对职业教育也进行补贴的话,就可能会造成过度投资的情况,从而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这是因为教育成本中部分由国家承担的话,只要受教育者的收益超过他自己的成本的话,他就会选择继续投资,尽管从总成本上来说,是完全不值得的。
但是,弗里德曼也观察到,在市场均衡状况下,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和对有形资产的投资的回报率应该相等。但是现状是,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率相对要高,这说明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明显不足。“对人力资本投资的不足很可能反应了资本市场的不完全性”(p111)。弗里德曼的解释是,人力资本投资的风险要比投资于有形资产要大得多。要解决这种风险就需要实施“部分的奴隶制”,但这种解决方案显然是现代文明和社会经济条件所不能接受的。
弗里德曼觉得,解决方法之一就是政府出资为个人提供贷款。当然,他也知道这种贷款计划在政府的操弄下也许会变成政客收买人心的工具,不过,“即使存在这种危险,同样也存在机遇。目前资本市场的不完全性导致只有富人子弟(或能受到富人的捐助的人)才能接受昂贵的职业训练。由于其他人得不到相应资本投资,就使得这些子弟能够避开竞争。这样,在财富和地位上就造就了永久的不平等状态”(p117,我根据英文本做了翻译方面的修缮,中文本不是很流畅)。

弗里德曼在文末说道:“上面的类似安排将在很大程度上使机会均等成为现实,使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减少,并且使人力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它之所以能做到这点,并不通过单纯的对收入再分配(它会限制竞争、破坏积极性、只做些表面功夫),而是通过加强竞争、通过使积极性更能发挥作用、消除不平等的原因起作用。”(p117)
看到这里,我想起了德沃金的一句话:“平等的关切是政治社会至上的美德——没有这种美德的政府,只能是专制的政府。”尽管弗里德曼和德沃金在政治思想系谱上差距很大,但是很显然,他们至少在某些观点上是有共同底线的,在这里,就是对公共的关注。

我一直觉得,把libertarian学说当成社会达尔文主义来理解,是有相当问题的。自由主义不是各顾各的代名词,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在公共关怀与个人自由之间,是会寻找平衡点的。
阿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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