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千秋万岁名,三餐口粮可搞定?

张佳玮 2012-07-26 11:12:54
       贝多芬曾经鲁莽而天真,说他已经有经济上的自由。如果有朋友来求他相助,他只要略写几首曲子,换来金币,就能解朋友的燃眉之急。他对了一半,19世纪开始,世界的确多了一批自由创作的艺术家,不必像巴赫当年服务于主人,旅游都要受限制,想换个东家,还要坐一个月牢;1815年在维也纳,贝多芬声名极盛时,说他自己高傲的“任王族们追逐”,那时他尊严无比,的确不必再摧眉折腰。但他错的是,艺术家并不因此而大富大贵。实际上,在他晚年,维也纳沉迷于罗西尼歌剧时,贝多芬的日子并不那么好过。
  
  有些艺术家很幸运,生于富贵人家,终身不必烦恼。比如门德尔松,祖辈又是哲学家又是银行家,小时候就能和已成为欧洲之神的歌德为伴同游。比如托尔斯泰,自己是伯爵,可以撒开写小说,还能拿田庄搞试验玩自己的乌托邦。纳兰性德是相国公子,李煜和宋徽宗是天子贵胄,这都不在话下了。唐鲁孙说,旧八旗子弟爱串京剧票友,是因为上头很鼓励:八旗子弟铁帽子王们闲下来便要生事,好吃懒做荒疏身体,还不如让他们唱京剧。唱京剧一要起早练,二要养身段,三得护嗓子,四能结交人,就没法大烟大酒,还不惹事——实际上京剧神人,大多苦出身,撕腿练嗓子过倒仓,一步一个
       贝多芬曾经鲁莽而天真,说他已经有经济上的自由。如果有朋友来求他相助,他只要略写几首曲子,换来金币,就能解朋友的燃眉之急。他对了一半,19世纪开始,世界的确多了一批自由创作的艺术家,不必像巴赫当年服务于主人,旅游都要受限制,想换个东家,还要坐一个月牢;1815年在维也纳,贝多芬声名极盛时,说他自己高傲的“任王族们追逐”,那时他尊严无比,的确不必再摧眉折腰。但他错的是,艺术家并不因此而大富大贵。实际上,在他晚年,维也纳沉迷于罗西尼歌剧时,贝多芬的日子并不那么好过。
  
  有些艺术家很幸运,生于富贵人家,终身不必烦恼。比如门德尔松,祖辈又是哲学家又是银行家,小时候就能和已成为欧洲之神的歌德为伴同游。比如托尔斯泰,自己是伯爵,可以撒开写小说,还能拿田庄搞试验玩自己的乌托邦。纳兰性德是相国公子,李煜和宋徽宗是天子贵胄,这都不在话下了。唐鲁孙说,旧八旗子弟爱串京剧票友,是因为上头很鼓励:八旗子弟铁帽子王们闲下来便要生事,好吃懒做荒疏身体,还不如让他们唱京剧。唱京剧一要起早练,二要养身段,三得护嗓子,四能结交人,就没法大烟大酒,还不惹事——实际上京剧神人,大多苦出身,撕腿练嗓子过倒仓,一步一个坎。名票友大多家里有钱或有身份,图个闲乐罢了。

        穷人傍上贵族,是最可靠的致富手段了。司马相如早年穷,但自从傍上了汉武帝,成了御用文人,就此也富贵腾达,于是陈皇后肯出千金,请他做《长门赋》。米开朗琪罗和拉斐尔都是被教皇看中要求修陵墓的,鲁本斯也凡代克也是常跟教皇、英国国王一流人物打交道。一言而蔽之:他们都不用特意和劳动人民打交道,挂靠着宫廷,自然有收入。苏轼这一流人物,做官自有俸禄,不靠稿费养活。王维是能住得起别墅、修佛的居士,但也是因为会画画通音律,和王族公主们走得近,不是靠出诗集攒钱。真靠稿费实打实过日子的,也就是柳永这种白衣卿相,所谓“天下有井水处,皆歌柳词”,这受欢迎度程度远超过林夕和方文山了——可是并不因此富贵。

       事实很残酷:以民间为主要经济来源的画家,大多受穷;挂靠宫廷、为王族夫人们画像的布歇和委拉斯凯兹们,才挣得了钱过好日子。举个例子吧:

     17世纪初,生在德国、长在佛兰德斯(比利时、荷兰那片儿)的鲁本斯到威尼斯学艺,八年之后,北上回家,成了佛兰德斯的宫廷画师。然后他就勾搭上了西班牙王室,被英国国王封爵,简单说吧,达到了一个画家富贵尊荣的极限。到后期,他简直都不必亲自动笔了。定框架,让助手们画大局,自己最后来画龙点睛,使画焕发生机。这位爷为何如此富贵?丹纳先生极推崇鲁本斯,认定“佛兰德斯只有一个鲁本斯,一如英国只有一个莎士比亚”,但也承认:这厮就是一异教徒。他笔下都是些肥男胖女的裸体,皮肤嫩、肉丰满、脸色红俏,连画宗教画都如花似玉,充满了嚣张的肉欲气息。他画大幅画,画意大利式的裸体。不管画什么,他都使之色彩浓艳、光彩夺目。逼真写实吗?未必。但他所画的壮丽肉体,太合豪阔们的胃口了,管他像不像北欧人呢!于是鲁本斯飞黄腾达,随意出入路易十三、查理一世们的宫廷。





        他徒弟众多,其中有位凡代克,学了老师的手艺,继续当宫廷画家。他最著名的肖像画,便是为后来被斩首的查理一世来了幅出猎图。凡代克业务繁忙时,也得雇群助手,帮着画人物躯干——所谓人物躯干,其实就是个假人模型穿件衣服——最后由凡代克画个脑袋算数。如果恰好委托人容貌不佳,凡代克就和师父一样,想法子调点色彩,让衣服料子、头发、肌肤想办法光彩夺目,再把手画得漂亮点——好比现在的高明PS师傅,不改五官,而是用液化高光,人一下子就神态华丽了。

        凡代克往下一代,有位荷兰画家叫做维米尔——如今他的《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倒牛奶的女佣》都被认为是古往今来的杰作,但这位先生一辈子没富贵起来。40岁哪年把老爸遗产卖了,43岁就过世了。他死后二十一年,画被拍卖,最高一幅卖了200荷兰盾——顺便说句,伦勃朗的《夜巡》,画里16人每人出了100荷兰盾的份子凑给了他,而且伦勃朗也远没到宫廷画家的富豪度,经济上就差这么远。





        现在我们知道了,维米尔的画儿光线微妙静谧,可以做到通体发光而不刺眼,但太隐蓄太温柔,实在太缺少强烈的第一印象。他的画缺少夸张对比和戏剧性;他一辈子都在画花边女工、女佣这些普通人,而且也没有扭她们的脖子、加一节脊椎骨、让她们狂欢哭笑。
         
        话说,老丢勒——16世纪最伟大的德国艺术家,版画、水彩画等都拿得起来——去威尼斯旅行开眼界,却觉得三观都被改变。他惊觉南欧对画家的待遇极高“为这荣耀我该怎样颤抖?”竟至慨叹“在这里我是老爷,在家里我是食客!”天差地远。南欧画家被教皇贵人们簇拥着妙笔生花;北方的匠人们相形之下,就苦得多了。很简单:南方人爱画大型祭坛画、大壁画,壮丽华贵,又都是人体,投老爷们所好;北方画派虽然器物精细,但尺幅小,而且——这句话有点难听——很逼真,有点过于逼真了。你可以说老派的荷兰画家是死脑筋:一笔一画的“只画眼睛看到的东西”,在今日抵不过照相机,在当时也无法邀宠于君王。事实就是,善用PS美化者豪华富贵,踏实不修饰者穷白。

  
  19世纪之后,传统王室和教会势力凋零,不只是如中学历史课本所说,“打倒了万恶的封建主”,其实也顺便穷了一代人。19世纪中期库尔贝这样的画家已经公开跟贵族对着干了,凡高、高更这样的准民间艺人,没赶上王族时代,固然自开一派天地,但活着的时候不免曲高和寡;波德莱尔诗名几乎冠绝19世纪法国,但生前拢共赚过的稿费也就是三万五千法郎。当然也有混得好的:罗西尼写歌剧到三十来岁,富贵无匹,然后就快活过下半辈子了;大仲马写完《基督山伯爵》后,每年稿费已经超过二十万法郎。用今日眼光看,前者是金牌肥皂剧大师+流行乐制作人,后者是销售榜冠军报纸连载王。当然,坏处是会被严肃界的诸位大师瞧不起。但瓦格纳对此看得很通透:他几乎不择手段的把自己的伟大作品搬上舞台,使自己奠定了史上歌剧之王,然后不管世界如何抨击他的人品,自顾自享乐:“我生来与众不同,我必须享有智慧、美和光明。世界赋予我所需要的。我才不能像你们的大师巴赫那样,靠管风琴师可怜的收入维生!“
  
  1912年,普鲁斯特把《追忆似水年华》的前三部交给出版商时,遭遇了一片拨浪鼓似的摇头。伟大的纪德——距离他当选诺贝尔文学奖还有35年——没肯推荐出版这本小说。阿尔弗雷德·安布罗代表所有出版商提了个问题:“为什么开头三十页都在说自己睡不着觉?”——所以小说的第一部《在斯万家那边》初版,是普鲁斯特自掏腰包。之后的转折点是:雅克·里维埃尔大力推荐,引发热烈评论;纪德展示风度的道歉。直到六年后,第二部《在少女身旁》出版后拿到龚古尔奖,形势才完全逆转——当然,当届龚古尔得奖前后另有许多争议风波公案,那是另一回事了。作为对比,DH劳伦斯没普鲁斯特那么阔。1921年的小说《虹》被查禁后,日子艰难,得靠给报刊爬格子挣钱。后来他写出《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前,已经隐约感觉到前景危险,所以和他的意大利出版商玩了个小手段:先受了近千英镑的预付款,自己印出私人版本,然后往外卖。
  
  做艺术家更麻烦的,是教育问题。莫扎特爸爸就是名乐师,其实对他大有好处。反过来,勃拉姆斯家里是穷乐师,他10岁就得去弹琴赚钱,到20岁遇到雷曼伊,之后再认识了舒曼,状态才缓解。并不是每个天才都能跟瓦格纳似的,半民科学音乐还能学成旷古歌剧第一人。中国的书画家,门槛更高些。因为书画一体,寒门士子玩得起琴棋书画者甚少,所以穷读书人多,留得下诗词文章书画的人,大半穷不到哪去——曹雪芹晚年够穷了,可也是生在锦衣玉食堆里的,要不然贾宝玉那些吃喝穿戴,如何信手拈来?画家们通常若不是张择端、梁楷这些和宫廷打上关系,就是苏轼、黄庭坚之类有官职的,又或是祖上有些钱,不拘生计。赵孟頫是王室公子,所以书画甜润,可以开元朝一代风气;王蒙是他外孙,世家渊源;倪瓒家是富甲一方的大地主,有哥哥撑腰,无忧无虑,只要高兴画画就行。明四家的里沈周,算是很平民的人物了,但曾祖父跟王蒙称兄道弟,父亲又是画家杜琼的弟子,又是家学渊源。清朝的名才子如袁枚和扬州八怪的一些人,或者做官,或者就得靠和某员外、某盐商、某大人打好关系,得一些资助,才撑得下去。
  
  哪位说了,大师们只要学罗西尼、大仲马,创作些人民喜闻乐见的作品,就能过好日子的,并不难啊?——可是人民的品位着实不易把握。纳博科夫以贵族出身,20世纪30年代在柏林侨居期间已经有了文名,但小说不太卖钱;纳博科夫边在美国教书,边乘假期间隙完成了《洛丽塔》——用他自己的说法,与妻子薇拉出门捕蝴蝶的雨夜,他就在车里写小说——但在出版上遭遇了难题。维京公司拒绝了。《纽约客》拒绝了。连续被四家出版方拒绝后,纳博科夫只好往欧洲大陆找门路。1954年,法国的奥林匹亚公司过来接了手。问题是:奥林匹亚公司是家既出版先锋小说、也出版色情文学的地方。1955年9月《洛丽塔》在欧洲出版,然后就是1956年初的事情:英国卓越的小说家格雷厄姆·格林和约翰·高登打上了擂台。前者认为《洛丽塔》是神作,后者认为《洛丽塔》是毫无节制的色情书。在争吵、谩骂、美国市场拒绝这本书的传说、走私一本《洛丽塔》要20美元等推波助澜之下,《洛丽塔》莫名其妙的,或者说,神奇的,成为了畅销书。纳博科夫终于可以放弃大学教书,放心捉蝴蝶了。当然,这里有命运玩笑的成分:20世纪30年代,他在欧洲写了如此之多的好小说,却只是得了“侨民里的托尔斯泰”之名而不畅销;偏是去了美国,才在欧洲成名;而且此后,他这样高傲、博学、严肃的小说家,却得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洛丽塔》是本严肃的小说,而非色情读物。相对的,艾略特写出不世神作《荒原》后依然得上班谋生,继续在银行工作,以至于海明威和庞德20世纪20年代要募捐基金,“把艾略特拯救出来,让他写诗!”
  
  还是回到贝多芬。实际上,一直认为自己能够自由的贝多芬,并不太能获得人民的广泛认可,比如门德尔松的爸爸那位开银行的,就认为他的曲子是噪音。既然观众群不是很靠得住,于是最稳定的经济来源,依然是身为贵族的鲁道夫大公——也就是《大公三重奏》致敬的那位先生。事实是,穷出身要当艺术家甚是不易,成了艺术家后要富贵更是艰难。人民的趣味既叵测多变,企图靠人民谋生很是危险。大师的傲骨又不能当饭吃,如果不是先天富,又没赶上商业化的好时候,最可靠的,真还得是腐朽反动的封建贵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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