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加缪的午后

柏拉不图 2012-05-14 22:02:41




故事始于一部电影。


去年,偶然在杂志上看到一篇法国电影《与玛格丽特的午后》的简介,感觉这应该是我喜欢的类型,就从网上找到了它,可惜一直没有字幕。前一阵终于等到了字幕,急急忙忙地看了,果然不负所望。
影片的另一个译名是《下里巴人》。法国著名演员杰拉德.德帕迪约扮演了这个“下里巴人”热尔曼:一个典型的蓝领,识字不多,干着体力活,业余时间和朋友们泡酒吧。不过,热尔曼有个爱好,喜欢在午后去公园里看鸽子。就在公园的长椅上,他遇到了玛格丽特,一个95岁的老奶奶。玛格丽特也有个爱好,喜欢看书。那一天,她看的书,是加缪的《鼠疫》。玛格丽特就读给热尔曼听,这个“下里巴人”居然对加缪产生了兴趣。当然,电影里的玛格丽特不会想到,同样对加缪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还有电影前的我。
之前对于加缪,一直是只闻其名,未见其书。只知道他的标签是“法国存在主义”。可惜有段时间,看过几本“存在主义”的书,便对这一流派心有余悸。不过,电影中玛格丽特读给热尔曼的那几段《鼠疫》的文字,却无意中感染了我,急不可耐的找到了这本小说来读,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


玛格丽特给热尔曼读的是《鼠疫》,但我认为影片指涉的可能是加缪的另一部小说《局外人》,在故事和人物的设置上,《与玛格丽特的午后》和《局外人》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局外人》里的默尔所是一个小职员,接到母亲去世的电报,去养老院参加葬礼后,不小心卷入了一起枪杀案而被审判。译者柳鸣九认为《局外人》“最着力的揭示点之一就是现代司法罗织罪状的邪恶性质。”我觉得小说以“局外人”为题,不仅仅意指默尔所在整个审判过程中已经处于案件之外,成了他自己行为的一个“局外人”,一切只能任司法系统宰割。更可能指的是默尔所对于外界事物的一种态度,如加缪所言:“我不是这里的人,也不是别处的。世界只是一片陌生的景物,我的精神在此无依无靠。一切与己无关”。如果真的持此信念,那么必然会影响到对他人和外界事物的态度,一种事事与己无关的虚无态度。读过这部小说的人,会发现小说里的默尔所的行为方式恰恰印证了这一点。本质上,默尔所不是一个坏人,虽然他不小心杀了人。不过他对一切事物的冷漠,令人很吃惊。无论对同事,还是对身边的陌生人,甚至对他母亲,默尔所都采取一种“过客”的“局外人”态度。
《与玛格丽特的午后》中的热尔曼却与默尔所完全不同。由于文化水平低,又生着一幅臃肿的身材,热尔曼常常被朋友们讥笑为“又笨又蠢”。但他热爱生活,空闲的时候去公园里喂鸽子,还给每个鸽子起了名字,每次都细心地数数它们是否都在。对待鸽子有如此爱心的热尔曼,对人也很热情。酒吧里的一个朋友曾经嘲笑他连莫泊桑是谁都不知道,但当这个朋友半夜遇到困难,需要他帮助的时候,他义不容辞。酒吧侍女失恋了,别人都冷嘲热讽,同样只有拙嘴笨舌的热尔曼去安慰她。反观《局外人》中的默尔所,且不说对待旁人,就是对待自己的亲生母亲,同样表现的很冷漠。母亲去世了,他赶去下葬,医生问他想不想见母亲最后一面,他说不想。在葬礼上,他的行为表现的完全不像是给自己的母亲下葬,默尔所竟然想到葬礼结束时“我要上床睡它十二个钟头时我所感到的喜悦”。葬礼结束第二天,他就和一个女同事去游泳、看喜剧电影、上床。后来,默尔所失手杀人,法院正是依据他在“母亲去世”这一件事上表现的完全象一个“局外人”这一事实,最终判定他是故意杀人。当然,在这一点上,我不同意如小说中的法官那样,给默尔所加上法律罪名,(或许译者柳鸣九正是据此认为这部小说的首旨是在批判现代司法制度),我甚至也不同意给默尔所加上一条道德的罪名。但是,读者能从默尔所的行为里,读出他对生活有多么的冷漠。
《与玛格丽特的午后》中的热尔曼也有母亲,他对母亲的态度则迥异于《局外人》中的默尔所。热尔曼的母亲一直都对他很不好,从小就打骂他。后来他的母亲得了老年痴呆症,热尔曼还是一如既往的照顾她。当母亲去世的时候,热尔曼很痛苦。最后在母亲的遗产中,才发现母亲其实一直是爱着他的,只是方式不同。《局外人》中,默尔所早早的就把他母亲送入了养老院,尽管理由如同养老院的院长说的那样无可厚非:“您无力负担她。她需要有人照料,您的薪水又很菲薄。总之,她在这里更快活些。”但真实的理由则是母子关系的疏离:“妈在家的时候,一天到晚总是看着我,不说话。她刚进养老院时,常常哭。那是因为不习惯。几个月之后,如果再让她出来,她还会哭的。这又是因为不习惯。差不多为此,近一年来我就几乎没来看过她。当然,也是因为来看她就得占用星期天还不算赶汽车、买车票、坐两小时的车所费的力气。”
有意思的是,在《与玛格丽特的午后》的结尾里,同样也出现了一个养老院的场景。当亲戚们将年迈的玛格丽特送到养老院时,热尔曼千里迢迢找到了她,并将玛格丽特“劫持”出养老院,带到自己家里养活。从某种意义上讲,热尔曼失去了一个母亲——这个母亲给了他身体,但是又得到了一个母亲——这个母亲给了他精神。而在《局外人》中,默尔所的母亲去世后,默尔所与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根脐带也断了,只剩下冷漠。所以,加缪用这样的话作为小说的第一句:“今天,母亲死了。”
两相比较,《与玛格丽特的午后》简直就是《局外人》的负相,它的另一极。如果说默尔所的所作所为是“局外人”,那么热尔曼的所作所为毋宁说就是一个“局内人”。实际上我认为,“局内人”才是加缪写《局外人》的真正目的。加缪创作《局外人》的时候,只有26岁,小说描写的正是那个年龄段的青年人对存在的一种虚无感,对他人的一种冷漠,加缪也感到了“虚无”和“冷漠”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正如玛格丽特念给热尔曼听的《黎明的承诺》中的一句话:“冷漠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所以在《局外人》的结尾,加缪让临刑前的默尔所终于“第一次向这个世界的动人的冷漠敞开了心扉”,并且“为了把一切都做得完善,为了使我感到不那么孤独,我还希望处决我的那一天有很多人来观看,希望他们对我报以仇恨的喊叫声。”




其实,真正体现加缪“局内人”的作品,正是玛格丽特第一次读给热尔曼听得那部《鼠疫》。当奥兰这座城市遭遇鼠疫之灾的时候,每个人都不可能是“局外人”,每个人都必须站出来与鼠疫抗争。加缪在故事中设置了一个记者的角色,无疑是对《局外人》里的默尔所思想转变后的延续。这个记者无意中来奥兰采访,突遭鼠疫流行,被封在城里,走不出去。于奥兰和鼠疫而言,他就是一个十足的“局外人”。他的表现也是如此,在封城的前几天,记者一直在想办法找人、托关系,弄个通行证逃出奥兰,结果屡屡失败。后来,当记者看到城里的各种人都在冒死自发成立组织,协助政府阻止鼠疫流行时,他非常感动,最终决定留下来和城里居民一起战斗。记者前后的行为恰恰体现了“局外人”向“局内人”的转变过程,最终,记者替默尔所完成了他在《局外人》中未竟的心愿。
据说《鼠疫》整部书都是在暗喻“二战”时被纳粹控制下的法国,但从“局外人”向“局内人”转变的这一个更广阔的层面讲,它也可以是在揭示人对于世界,对于存在所采取的行为。你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尽管认识了很多人,做了很多事,最后还是一个人离开,对于这个世界,你仿佛就是一个局外人。但是,总有一样东西,会让你觉得你不是这个世界的局外人。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在古典时期,它是“上帝”,在现代时期,它是“理性”,后现代时期,这两个雕像都打破了,人解放了,也像一支断了线的风筝,恰如默尔所在母亲去世后,与这个世界的关系一样。或许在风筝飘荡的最初时间,它感到的是自由,但时间长了,只有恐慌。
于现代人而言,信仰这个词或许太大,不过,人生在世,你总要相信点什么吧?
有人可能想到了“爱”,但这个词被“心灵鸡汤者”用的太多了,意义已经被掏空了。不如换一个词:同情心。当然,这个同情心不是带有感情色彩的那种对于弱者的同情。或许是一种休谟式的同情:“即感情上的共鸣,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所共同具有的人性或心理构造上,共同的感觉经验、共同的功利追求基础之上的。”只有将别人视为己人,才会有同情心。正如《鼠疫》中的那个记者——因为有了同情心,他才愿意留在奥兰,与城里的居民并肩抗击鼠疫;也如《与玛格丽特的午后》中的热尔曼——也正因为有同情心,他最后才把玛格丽特从养老院“劫持”回自己家里;更如《局外人》中临刑前的默尔所——恰是因为有了同情心,他才最终醒悟过来,愿意在临刑前拥抱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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