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的怨怼
这个题目起得不好,怨怼是不合适的。下午在微博上看到朋友说起屈原的事儿,觉得她的怀疑确实很有意思。屈原和其作品离骚能成为经典,甚至离骚能成为一种文体,这和汉代人的推崇关系最大。其中最重要的作品就是《屈原贾谊列传》。到如今,不怀疑屈原的道德上的“清白”才怪呢。即便在司马迁的时代里,推重屈原也必然有他的时代原因,自然和他赖以生存的整个立身之道直接有关系。到如今,汉代人的立身之道离我们这么远,即便从字面上去理解那些美德,也是非常困难的。怀疑就对了。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和《汉书》《贾谊传》一对比,就能看出两个作者讲述的侧重点不同。抱歉,《汉书》无涉屈原,但这不影响比较吗。。。《史记》似乎更“文学”一点,选文是《鵩鸟赋》和《吊屈原赋》。《汉书》选文就多出了大篇幅的政论文,都在谏议文帝、景帝废除封建制。《汉书》从更接近于当代史家的视角揭示了贾谊怀才不遇的深层原因:后进儒生和朝中保持保守观念的老臣重臣在政见上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分歧。当然从历史大势看,贾谊晁错这些人的政见是很有远见的。换句话说,也就是在西汉初年文景时期,新观念已经随着新一代人登场了。在这种背景下,再去理解《史记》里对贾谊的同情和感慨,贾谊就更显得不幸。在时代更迭、制度、朝代更迭迅速的时期,观念冲突当然会更强烈,个人的命运也肯定较安定盛世更加激越。
《屈原贾生列传》里倾注了更多的个人感情。毕竟,《史记》的体例和《汉书》等后代史书还是不大一样,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史书。著述更多受《春秋》以及子书之影响,不论暗喻褒贬还是自成一说,总是要表达自己的判断和感慨。这种文风和战国风气的关系比较大。也就是在这里,屈原被“塑造”成义士了。东汉王逸等儒生用经义解屈原的作品,那就进一步把屈原上升为忠臣。在《史记》的叙述里,司马迁还是更为屈原的洁身自好和遭遇感到惋惜和不解。因为按照战国的风气,在本国不遇是完全可以去他国谋发展的。虽然屈原是贵族,按说不能叛国。不过,看看三晋公子们的行为,似乎当时“叛国”这件事也常有发生。
此外,还有一个选择:既然君主是个昏君,自己又是重要的贵族和重臣,那就完全有理由另找个贤能的公子把君主给换了。这话不是我说的,是孟子说的。孟子所说也未必全然是儒家自编的观点,实际上在《左传》《公羊传》里此类记录并不少。不过,司马迁好像没注意到这件事。可能是因为自己身处大一统的西汉,君臣观念已经比较清晰了,那就想不到这一层。另一可能是不讲这件事。(也就是有可能屈原这一支的贵族在楚国内部的争斗中逐渐处于劣势,那就不得不面对一方面出身高贵有辅政之权却又被排挤的尴尬现实。参看晋国中晚期六卿的争斗。)如果从“成一家之言”的角度去理解,那么舍去这一段不讲也在情理之中。否则岂不是很违和?何况,这和这篇传记的主题也有出入。
而且,处理屈原以及屈原背后的楚文化也是件麻烦事。秦楚两国是中原文化的大患。秦国被彻底目为豺狼之国还是战国中晚期的事儿。楚国这个南方大国侵吞周王室疆域的行动,在鲁桓公时期就有了明文记载。事实上时间的起点只可能更早而不是更晚。在历史记载里,楚国公子之间为争夺君位互相杀戮的记载也不少,史家当然是颇为批评,视为蛮夷之举。楚国的形象和中原文化相较本来是很不同的,可在司马迁的史笔之下,我们看见了一个更接近于西汉初期尚侠气、尚义气的文化所期许的屈原形象。我特别强调“义气”而非后世的“忠义”,是因为我认为,在司马迁的时代,过于强调汉代的伦理是有所不妥的。西汉早期战国风气尚存,侠士好义轻生的传说非常盛行。在已经出土的汉代砖画中,就有荆轲刺秦王的故事,而且这些传说甚至传到了巴蜀。司马迁从什么角度选择材料,多少会和这些风气相关。何况,从“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呼”这样的论述里,已经点明了愤懑不平之气。屈原的高贵被刻画出来了,其怨怒也被刻画出来了。
司马迁之外,再向前推屈原的形象就非常困难了。即便在本文中,这个形象也是经过提炼的。里面不仅讲述了屈原身处末世的不幸,也描述了楚国在战国后期的争霸过程中是怎样被戏弄的,对屈原的同情里还包含了一层对楚国的同情。司马迁还是有一种很强的天命观的。也许正是在这种命运的刻画之下,历史人物才能如此超拔于常人。从这一笔法来看,《史记》虽以偏重文学的方式塑造屈原贾谊两个不容于世的形象,较之于《汉书》里塑造因新旧政见争斗而命运不幸的贾谊形象,其实也并不低格。而如果不是楚文化,特别是楚地的歌调、辞赋在汉代特别流行,甚至变成了进身仕途的一个手段,屈原恐怕也不会在《史记》里占据那么大的篇幅。
然而,《史记》还是非常伟大。即便在文景时期,我们能看到的以辞赋晋升的文学之士如枚乘,其文章中辞章的地位明显高出讽谏这一目的。现在都知道汉大赋主要受宋玉景差作品影响而非屈原。前两天和朋友聊到《文选》,更是说起辞章研究,再怎么分类分体,其实并不能讲出多少内容。很明显,辞章之学,学得再好也只能停留在文字表面,虽然直到明清以前,辞章还是必须讲传统经义,但是那也不过是讲讲罢了,没有更大的意义。回到汉初的风气里,就可以明白何以同样是汉代辞章来源的大宗,司马迁不讲宋玉之辈,而独独突出屈原。毕竟屈原的《离骚》即便有强烈的怨怼和义气,那也比仅仅是辞章要高出太多了。而又为什么独独将贾谊列入屈原列传之后,而非其他汉代真正的辞赋大家。
至于屈原的怨怼和他的清白的问题。。。好吧,我吐了半天口水都在讲《史记》。其实我只是想说,《史记》已经很了不起了,把楚文化用这么一种非常符合他的时代要义的方式讲述出来,毕竟又讲述得很崇高,虽然这里面可能隐去了很多更有意思的历史细节。当然如果按照儒家后世的诗教传统来看,《离骚》还是个挺异样的文学。毕竟——人生还是不必太怨愤的。面对《离骚》的言辞,我经常需要在“哀而不伤”的原则和文章本身强大的感染力之间做选择。其实到最后甚至都不是屈原的问题,而是自己的问题。其实经过两汉人的塑造,屈原已经是更接近于儒家讲义里的忠臣义士,即便不是正宗,至少也是“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这样的行为准则的寄托。也不必批评汉儒,那个时代需要这么讲,事实上任何一个时代都需要为至少一种行为方式找个寄托。从自己所生长的环境里,自然会长出一种道理。屈原贾谊这种形象的诞生也无可厚非。问题是,当经学义理早就死了以后——这一切就成问题了,不把这些问题理清楚,或者说不在生活行为中慢慢理出这些问题,日子会过得很分裂。分裂也不是个太大的问题,问题是怎么看待这种分裂。即便在汉代或者宋代,这两个特别讲伦理的时代里,生活分裂的事例也比比皆是。说到最后,解决不了外界问题的时候,都是要回到自己身上解决才是。
扯半天终于都变成废话了。另外再补上一句,关键时刻的行为也很重要啊。比如,你怎么死的,死得好不好,关键的事儿上你怎么判断和抉择,这个确实对盖棺定论影响特别大。不过我个人还是比较倾向于一种态度:安于自己的命运,虽然确实有怨恨和不解,但既然是自己选择的,有什么可遗憾?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和《汉书》《贾谊传》一对比,就能看出两个作者讲述的侧重点不同。抱歉,《汉书》无涉屈原,但这不影响比较吗。。。《史记》似乎更“文学”一点,选文是《鵩鸟赋》和《吊屈原赋》。《汉书》选文就多出了大篇幅的政论文,都在谏议文帝、景帝废除封建制。《汉书》从更接近于当代史家的视角揭示了贾谊怀才不遇的深层原因:后进儒生和朝中保持保守观念的老臣重臣在政见上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分歧。当然从历史大势看,贾谊晁错这些人的政见是很有远见的。换句话说,也就是在西汉初年文景时期,新观念已经随着新一代人登场了。在这种背景下,再去理解《史记》里对贾谊的同情和感慨,贾谊就更显得不幸。在时代更迭、制度、朝代更迭迅速的时期,观念冲突当然会更强烈,个人的命运也肯定较安定盛世更加激越。
《屈原贾生列传》里倾注了更多的个人感情。毕竟,《史记》的体例和《汉书》等后代史书还是不大一样,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史书。著述更多受《春秋》以及子书之影响,不论暗喻褒贬还是自成一说,总是要表达自己的判断和感慨。这种文风和战国风气的关系比较大。也就是在这里,屈原被“塑造”成义士了。东汉王逸等儒生用经义解屈原的作品,那就进一步把屈原上升为忠臣。在《史记》的叙述里,司马迁还是更为屈原的洁身自好和遭遇感到惋惜和不解。因为按照战国的风气,在本国不遇是完全可以去他国谋发展的。虽然屈原是贵族,按说不能叛国。不过,看看三晋公子们的行为,似乎当时“叛国”这件事也常有发生。
此外,还有一个选择:既然君主是个昏君,自己又是重要的贵族和重臣,那就完全有理由另找个贤能的公子把君主给换了。这话不是我说的,是孟子说的。孟子所说也未必全然是儒家自编的观点,实际上在《左传》《公羊传》里此类记录并不少。不过,司马迁好像没注意到这件事。可能是因为自己身处大一统的西汉,君臣观念已经比较清晰了,那就想不到这一层。另一可能是不讲这件事。(也就是有可能屈原这一支的贵族在楚国内部的争斗中逐渐处于劣势,那就不得不面对一方面出身高贵有辅政之权却又被排挤的尴尬现实。参看晋国中晚期六卿的争斗。)如果从“成一家之言”的角度去理解,那么舍去这一段不讲也在情理之中。否则岂不是很违和?何况,这和这篇传记的主题也有出入。
而且,处理屈原以及屈原背后的楚文化也是件麻烦事。秦楚两国是中原文化的大患。秦国被彻底目为豺狼之国还是战国中晚期的事儿。楚国这个南方大国侵吞周王室疆域的行动,在鲁桓公时期就有了明文记载。事实上时间的起点只可能更早而不是更晚。在历史记载里,楚国公子之间为争夺君位互相杀戮的记载也不少,史家当然是颇为批评,视为蛮夷之举。楚国的形象和中原文化相较本来是很不同的,可在司马迁的史笔之下,我们看见了一个更接近于西汉初期尚侠气、尚义气的文化所期许的屈原形象。我特别强调“义气”而非后世的“忠义”,是因为我认为,在司马迁的时代,过于强调汉代的伦理是有所不妥的。西汉早期战国风气尚存,侠士好义轻生的传说非常盛行。在已经出土的汉代砖画中,就有荆轲刺秦王的故事,而且这些传说甚至传到了巴蜀。司马迁从什么角度选择材料,多少会和这些风气相关。何况,从“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呼”这样的论述里,已经点明了愤懑不平之气。屈原的高贵被刻画出来了,其怨怒也被刻画出来了。
司马迁之外,再向前推屈原的形象就非常困难了。即便在本文中,这个形象也是经过提炼的。里面不仅讲述了屈原身处末世的不幸,也描述了楚国在战国后期的争霸过程中是怎样被戏弄的,对屈原的同情里还包含了一层对楚国的同情。司马迁还是有一种很强的天命观的。也许正是在这种命运的刻画之下,历史人物才能如此超拔于常人。从这一笔法来看,《史记》虽以偏重文学的方式塑造屈原贾谊两个不容于世的形象,较之于《汉书》里塑造因新旧政见争斗而命运不幸的贾谊形象,其实也并不低格。而如果不是楚文化,特别是楚地的歌调、辞赋在汉代特别流行,甚至变成了进身仕途的一个手段,屈原恐怕也不会在《史记》里占据那么大的篇幅。
然而,《史记》还是非常伟大。即便在文景时期,我们能看到的以辞赋晋升的文学之士如枚乘,其文章中辞章的地位明显高出讽谏这一目的。现在都知道汉大赋主要受宋玉景差作品影响而非屈原。前两天和朋友聊到《文选》,更是说起辞章研究,再怎么分类分体,其实并不能讲出多少内容。很明显,辞章之学,学得再好也只能停留在文字表面,虽然直到明清以前,辞章还是必须讲传统经义,但是那也不过是讲讲罢了,没有更大的意义。回到汉初的风气里,就可以明白何以同样是汉代辞章来源的大宗,司马迁不讲宋玉之辈,而独独突出屈原。毕竟屈原的《离骚》即便有强烈的怨怼和义气,那也比仅仅是辞章要高出太多了。而又为什么独独将贾谊列入屈原列传之后,而非其他汉代真正的辞赋大家。
至于屈原的怨怼和他的清白的问题。。。好吧,我吐了半天口水都在讲《史记》。其实我只是想说,《史记》已经很了不起了,把楚文化用这么一种非常符合他的时代要义的方式讲述出来,毕竟又讲述得很崇高,虽然这里面可能隐去了很多更有意思的历史细节。当然如果按照儒家后世的诗教传统来看,《离骚》还是个挺异样的文学。毕竟——人生还是不必太怨愤的。面对《离骚》的言辞,我经常需要在“哀而不伤”的原则和文章本身强大的感染力之间做选择。其实到最后甚至都不是屈原的问题,而是自己的问题。其实经过两汉人的塑造,屈原已经是更接近于儒家讲义里的忠臣义士,即便不是正宗,至少也是“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这样的行为准则的寄托。也不必批评汉儒,那个时代需要这么讲,事实上任何一个时代都需要为至少一种行为方式找个寄托。从自己所生长的环境里,自然会长出一种道理。屈原贾谊这种形象的诞生也无可厚非。问题是,当经学义理早就死了以后——这一切就成问题了,不把这些问题理清楚,或者说不在生活行为中慢慢理出这些问题,日子会过得很分裂。分裂也不是个太大的问题,问题是怎么看待这种分裂。即便在汉代或者宋代,这两个特别讲伦理的时代里,生活分裂的事例也比比皆是。说到最后,解决不了外界问题的时候,都是要回到自己身上解决才是。
扯半天终于都变成废话了。另外再补上一句,关键时刻的行为也很重要啊。比如,你怎么死的,死得好不好,关键的事儿上你怎么判断和抉择,这个确实对盖棺定论影响特别大。不过我个人还是比较倾向于一种态度:安于自己的命运,虽然确实有怨恨和不解,但既然是自己选择的,有什么可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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