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俄罗斯普希金崇拜的形成与影响

揽炒猪肉昧拾金 2012-04-04 19:46:04
陈训明

        谈到俄罗斯文学,中国人并不觉得普希金如何比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高明,西方国家更对普希金持公然的冷淡态度。①而在俄罗斯本土,普希金的地位则是高于一切的。不仅超过上述两位世界公认的大师,超过俄罗斯所有的经典作家和艺术家,而且超过包括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在内的一切伟人。只有普希金才有权被称为“俄罗斯的象征”和“俄罗斯的一切”。这些情况表明,俄罗斯人对普希金的感情已远远超过热爱与祟敬,变成了真正的崇拜。
        俄罗斯的普希金崇拜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早在他1826年结束漫长的流放生涯回到莫斯科,特别是在他受黔沙皇单独召见并誉为“俄罗斯最聪明的人”之后,在一段时间内,上流社会和文学爱好者对他的热情已近乎崇拜。
        其实这只不过是一种赶时髦的行为,当新的时髦流行起来时,“崇拜者”们对他的热情就迅速冷却了。对诗人十分崇敬的别林斯基就曾在1834年撰写的《文学幻想》一文中概叹:“普希金时代在三十年代结束了,说得更确切一些,是突然中断了,而且连同他的影响一起。”②
        由此可见,当时并不存在真正的普希金崇拜。尽管1837年普希金之死在许多人心中激起类似于对受难圣徒的敬仰之情,尽管别林斯基1839—1840年发表文章改变他关于普希金尚不是世界第一流天才诗人的看法,指出这位俄罗斯诗人“如同荷马、莎士比亚与歌德一样,是世界艺术巨匠之一”,甚至还超过歌德,③并在此后一口气撰写了11篇有关普希金的热情洋溢的论文。但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等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对普希金的评价都远低于对果戈理。前者谓普希金未能展现三十年代的时代精神,其晚期作品于社会与文学无益,“作为抒情诗人,无法与涅克拉索夫相比”④。后者则批评普希金“为了高尚的欺骗”而“背离真理”⑤。有人更指责普希金在1825年后背叛了十二月党人,成了尼古拉王朝的拥护者和歌颂者⑥。在这之后,皮萨列夫连“普希金是伟大的诗人”、“俄罗斯新文学的奠基者”等说法都予以批驳,统统斥之为“胡说八道”⑦。
        就总体而言,对普希金的冷淡持续了将近40年。直到1850年莫斯科树立普希金纪念碑,俄罗斯人对普希金的态度才大大改变。
        1855年,尼古拉一世死后不久,普希金曾经挂名的外交部的一些官员就倡议为普希金建造纪念碑。5年之后,包括普希金同班同学在内的皇村学校几届毕业生再提此议。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沙皇政府虽然勉强表示同意,但却一毛不拔。所有经费的筹集、纪念碑设计方案的选定和建造、揭幕仪式及其相关活动的组织等等,都是民间热心之士自发进行的。然而当一切就绪之后,莫斯科总督多尔戈鲁科夫等政府官员乃至奥登堡亲王等皇室成员都出面参加,反客为主,使活动带有半官方性质,从而使这次揭幕典礼成了俄罗斯普希金崇拜的真正开端。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沙皇本人及其政府都未正式出面参加纪念活动,也没有对普希金的评价定调子。而与会者虽然异口同声地歌颂普希金,但看法却各不相同,甚至互相抵悟。马卡利都主教号召“俄罗斯子民们”感谢上帝,因为上帝将普希金这样的天才诗人赐给了他们,并且帮助他完成其特殊使命⑧。御用文人卡特科夫呼吁持各种观点和立场的人们消除敌意,实现和解。而被卡特科夫攻击为同情革命的屠格涅夫既强调普希金是一位俄罗斯民族诗人,又指出他的天才不是一般民众所能理解的;既赞誉普希金是世界性的巨匠,又不认为他可与莎士比亚、歌德和荷马等大师并列。照屠格涅夫的定位,普希金是俄罗斯民族文学争取光辉未来的先驱者和导师⑨。
        与屠格涅夫之持保留态度形成对比,陀思妥耶夫斯基称普希金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天才,谓其才能“无论在什么地方,也无论在谁那里,都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将普希金的地位置于莎士比亚、歌德、荷马与席勒等人之上。在普希金的种种优点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特别强调其全世界性的共鸣能力:“的确,欧洲文学中出现过许许多多艺术天才一莎士比亚们,塞万提斯们,席勒们。然而,从这些伟大天才中,能指出一个像我们的普希金这样具有全世界性共鸣能力的人来吗?而这正是我们民族最重要的能力。他与我们民族分享这一能力,更重要的是,他也因此而成为民族诗人。”。
        尽管卡特科夫、屠格涅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讲话代表了不同派别、不同倾向的观点,并且遭到各自敌对者的抨击和冷嘲热讽,但这种种矛盾恰好表明普希金崇拜的多元性。不过,此时的崇拜不仅尚未获得官方的正式认可和民众的跟从,就在文学界,也并非所有的重要人物都表示赞同。在各种各样的庆典活动中,人们都看不到托尔斯泰的身影。
        长期以来,我们只知道托尔斯泰非常喜欢普希金的小说和诗歌,单是《别尔金小说集》就读了不下七次,并且主张“每个作家对它都要研究再研究”(11)。可是,倘若注意考察就会发现,到70年代末,随着世界观的改变,他对于整个文学艺术的态度发生了极其重大的变化。他在《艺术论》中对人类既有的艺术持否定态度,认为人民跟艺术风马牛不相及,老爷们的艺术对人民来说只不过是一种额外负担。莫斯科普希金纪念碑的揭幕庆典恰好是在这个时候。因此,尽管他所居住的青田村离莫斯科并不远,屠格涅夫还专门登门拜访,请他参加,他都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事后,他将这解释成仅仅是对庆典形式的反感,他对于普希金的天才依然是非常爱戴的。
        其实不然,他通过引述一个外地小市民的看法,表明了自己的真实态度:普希金本人因谋害别人性命而死于决斗,不堪效法;其作品大都是爱情诗,而且很不文雅……因而不应把普希金奉为伟人,为之建造只有圣徒和战斗英雄才配享有的纪念碑(12)。
        托尔斯泰之缺席并未根本影响1880年莫斯科普希金纪念碑揭幕庆典活动颂扬普希金的巨大作用。正是这一庆典大大提高了普希金在整个俄罗斯的知名度和大众心目中的地位。
        1899年普希金诞辰100周年到来之前,沙皇政府决定将这次纪念活动完全变成官方行为,借以扩大政府对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的影响与控制。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谕令成立纪念委员会,任命彼得堡帝国科学院院长康士坦丁·康士坦丁诺谁奇亲王担任主席,而成员则包括财政大臣在内的达官贵人与社会名流。较之1880年的纪念活动,1899年这一次有以下显著特点:
        将自发组织改为由沙皇亲自颁旨的官方组织;
        将纪念范围由莫斯科一城扩展到全国各地。通过行政命令要求各地举行报告会、晚会、朗诵会、戏剧演出等纪念活动,将许多街道、图书馆和学校改用普希金的名字命名,在各级各类学校设立普希金奖学金与助学金,向有关人士颁发普希金奖章,免费向中小学生发放普希金作品集和肖像,有些地方甚至还发放包装纸上印有普希金头像的巧克力;
        1880年纪念活动中,各种政治和思想流派的代表都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与此相反,1899年要求发言者必须按照官方的规定,把普希金说成是沙皇专制制度忠实的捍卫者和尼古拉一世的忠臣。有谁胆敢逾越雷池一步,就会遭到严厉惩罚。比如,著名普希金学者雅库什金只因论及普希金与十二月党人的密切关系,就被当局驱逐出莫斯科(13)。
        1880年的纪念活动,只有托尔斯泰等个别重要作家拒绝参加。而对1899年官方组织的活动,绝大多数著名作家都予以抵制。不要说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一代宗师【按:陀爷死于1881年,屠格涅夫1883年】,就是一般稍有见识、气节与良心的作家,都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明自己的不合作立场。梅列日科夫斯基、罗扎诺夫等人更勇敢地发表文章,公开反对把普希金形象简单化(14)。
        当然,这些作家的抵制与1850年托尔斯泰的拒绝参与在动机方面有很大的差异:托尔斯泰当时无论是对庆典活动本身,还是对普希金本人,都持批判态度;而抵制1899年纪念活动的作家们所批判的仅仅是活动本身,对普希金本人则都是祟敬的,只是其程度有所不同罢了。
        总之,在1899年,尽管全俄性的普希金崇拜已基本形成,但每个人、每个流派的崇拜都各有自己的目的,自己的角度,并未完全按照官方规定的模式。正如文学批评家安德列耶夫当时所说的那样:“斯拉夫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援引《俄罗斯的诽谤者》和《波罗金诺》,称他为自己人,西方派则征引‘鬼才知道我为何出生在俄罗斯!’……自由主义者拜倒在《自由颂》、《短剑》和《播种者》跟前;保守派强调普希金是贵族并在晚年接近宫廷;实用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死死抓住他的诗句:‘我曾用琴声激发善良的感情’;同时,‘为艺术而艺术’的鼓吹者则高呼诗人对群俗所说的话:‘滚开—宁静的诗人与你们有何干系!’”(15)。
        到20世纪初,随着俄罗斯社会矛盾、斗争的加剧,对普希金的崇拜出现了危机。对他评价的差异之大叫人难以置信。“民主天才”、歼轻浮诗匠”、“先知与导师”、“沙皇与祖国的歌手”、“十二月党人的朋友”、“世界警察的首脑”、“绝对的诗人”、“自由的预言者”、“秘密”、“什么也不是”等等称呼,被一古脑儿扔到普希金头上(16)。布尔柳克和马雅可夫斯基等末来派作家更宣称“科学院和普希金比象形文字更难于理解”,要把普希金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一起“从现代生活的轮船上扔下去’(17)。
        十月革命胜利后的一段时间,普希金的定位间题依然悬而未决:他到底是沙皇专制的朋友还是牺牲者?他在俄罗斯文学史上应否占据至高无上的地位?对于第二个间题,至少列宁是持保留态度,尽管他并不反对将普希金列为俄罗斯经典作家。单从列宁接涟写了几篇关于托尔斯泰的文章,而对普希金却不屑于动笔,即可看出在这位领导人的心目中,托尔斯泰远比普希金重要。
        直到1937年普希金逝世100周年纪念,普希金的地位同题才得到彻底解决,对普希金的崇拜才真正确立。
        如果说1899年沙皇政府是要让普希金作为专制歌手和沙皇忠臣的名声传遍俄罗斯的每一块土地,1937年苏联政府则是调动所有的新闻媒介、文艺团体、科研单位、大中小学、部队、工厂、农庄等举行各种活动和讨论会一,成立普希金研究小组,务必让每一个生活在广褒的苏联土地上的人,无论男女老幼,都接受当局所塑造的普希金形象,并尽可能将这一形象传播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这一形象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组成:
        首先,以中央决定的方式确定普希金作为伟大诗人的伟大功绩:“伟大的俄罗斯诗人,俄罗斯文学语言的创建者,新俄罗斯文学的奠基人亚历山大·塞尔盖耶维奇·普希金,他用不朽的艺术语言的作品,丰富了全人类”(18)【此处换页处疑缺字】
        其二,中央决议中还把普希金称为“共产主义的先驱”与“社会主义今天的喉舌”(19)。
        其三,《真理报》发表社论,强调“普希金首先具有深刻的人民性,无论是在其作品中,还是在其政治观点中”(20)。
        其四,在政府举行的纪念会上,教育人民委员布勃诺夫发表讲话,在上述评价之外,又给普希金奉上几顶桂冠:“当时最伟大的活动家之一”,“先进的思想家”,“俄罗斯文学的天才改革家”,专制统治者及其帮凶的无情抨击者,十二月党人的忠诚战友(21)。
        上文说到,在1899年纪念期间,尽管当局严禁发表不同意见,还是有一些学者和作家敢于唱反调。而到1937年,由于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要么被驱逐出境,要么遭到镇压,苏联政府对普希金所定的调子得以原原本本地贯彻执行,最终确立了普希金在俄罗斯文学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其后的纪念活动,无论规模大小,规格高低,都不过是1937年纪念的翻版和深化,侧重点虽有所不同,却无本质上的差异。比如1949年的普希金诞辰150周年纪念,由于二战刚结束不久,苏联又是战胜国,就特别强调普希金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世界意义。关于后者,著名普希金学者布拉果伊在《普希金的世界意义》一文中宣称:“《叶甫盖尼·奥涅金》是19世纪全世界的第一部真正现实主义的伟大作品,就某一方面而言,它是永远也不会被任何人超越的。”(22)正是由于1949年前后大量口径统一的普及读物和文章的发表,在此后相当一个时期内,普希金系以爱国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的标准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
        如果说从1949年起每年必开的普希金学术讨论会主要是在深人研究方面起作用,那么,从1966年起每年普希金生日(6月6日)都要在原普希金家族的庄园米哈伊洛夫村举行的全苏诗歌节,则于普希金崇拜的保持和发展大有助益。或许是为了保持平衡,不久之后,每年普希金的忌辰(2月6日)【按:当为2月10日】,也要在普希金家族的另一个庄园鲍尔金诺举行纪念活动。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进行的改革,并未动摇对普希金的崇拜。恰恰相反,值此意识形态急剧变化、精神信仰发生危机之时,人们不约而同地到普希金那儿去寻求支持。著名演员马里扬诺夫当时说:“非天才的普通人生活艰难,需要支持,需要信仰。而普希金就是我们的信仰,美好而光辉的信仰。”(23)
        总之,自1880年特别是1899年以来,由于历代统治者的提倡和社会各界的鼓吹与努力,到本世纪80年代末期,俄罗斯的普希金崇拜已达到近乎宗教痴迷的狂热地步。诗人库什涅尔形象地描绘了这种情况:“人们自然而然地形象地认为他是神,死而复生的神,从天上下来的神。他消溶在我们呼吸的空气中。他在我们吃的面包中,喝的酒中。他的诗难道是放在我们的书架上吗?不,它们时时刻刻和我们在一起,溶人我们的血液中”(24)。
        尽管在这之后,随着苏联的解体,价值体系的巨变,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动荡,人们对普希金的热情已不如当年,甚至出现了一些公然对普希金崇拜表示怀疑和非难的文章。但是,新政权出于自身的需要,仍继续把普希金标举为“俄罗斯的象征”。(25)
        从1880年开始一直持续到如今的俄罗斯普希金崇拜所带来的影响是双重性的: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
        从积极方面而言,它大大推动了普希金作品的普及,增进了俄罗斯国内外对普希金及其作品的了解。普希金作品的印行之多,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单是1987年,其三卷本诗集就发行了1070万册。不仅如此,由于普希金作品进人中小学课本和幼儿读物,由于普希金的主要作品和普希金的生平都由中央电视台等单位制作成电视、电影、幻灯和录音磁带,近年来还制作了光盘,真正做到让俄罗斯人从呱呱坠地到撒手尘寰,几乎无时无刻不同普希金在一起。
        由于普希金是作家,是知识分子,对他的近乎狂热的崇拜增强了俄罗斯本来就存在的对作家和知识分子的崇拜,对文学艺术和知识的崇拜。对此,有两个极好的例证。一是有权在莫斯科新圣母公墓中安眠者,除了赫鲁晓夫等国家级的党政军显贵之外,作家和科学家等著名知识分子占绝大多数。二是俄罗斯各地的博物馆和挂牌的纪念处所,以作家最多。
        由于普希金是民族诗人,长期对他的崇拜有力而又持久地激发了俄罗斯人对诗歌的热爱和创作诗歌的欲望,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诗人,标志着俄罗斯诗歌复兴的所谓白银时代的主要代表更直接受到普希金创作和普希金崇拜的强烈影响。
        普希金崇拜增强了俄罗斯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1999年,俄罗斯联邦出版委员会主任拉普杰夫为十九卷本《普希金全集》所作的后记中称普希金为“俄罗斯的团结者”(26),并非空泛的官话。从19世纪末到现在,尽管各个政治思想和文艺流派斗争激烈,有时甚至互相残杀,各有自己的主张和领袖,但在崇拜普希金这一点上,大多数人都能找到共同的语言。
        最后,对普希金的崇拜直接促进了对普希金及其作品的研究得致了普希金学作为一个影响巨大、成果丰硕的专门学科的诞生和发展。
        从1937年到1999年的历次重大的普希金纪念活动,由于是政府组织的崇拜行为,因而不仅在俄罗斯国内,而且在许多国家——首先是当时和苏联或俄罗斯友好的国家——扩大普希金的影响,进而扩大俄罗斯文学.、文化乃至整个俄罗斯的影响,宣传俄罗斯的价值观念,有效地把普希金崇拜变成了为国家民族利益服务的行为。
        同上述积极方面形成对比,普希金崇拜的消极影.响也十分明显。
        由于普希金崇拜主持者的根本目的是想通过宣传对诗人的崇拜来达到崇拜他们自己,任何违纪现象都可以用对普希金的大不敬来予以声讨和惩罚,从而培养了奴性,导致阴谋家、两面派得势,随大流、说套话成风。于是,在沙俄时期,人们跟着歌颂普希金是“沙皇的宠臣”、“专制的朋友”。本世纪叨年代赞誉普希金的预言天才时,又严肃地列举了令今人捧腹的例子:十月革命的成功印证了普希金“十月已经来临”这句诗【那么,请参维吉尔的第四首牧歌】。到70年代,人们到处高呼:“向着普希金,前进!”而80年代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普希金又被说成是主张改革、公开性和市场经济的思想家。
        普希金崇拜对研究造成的危害也是显而易见的。《普希金全集》依然不全,《俄罗斯批评中的普希金》其实是《俄罗斯赞颂中的普希金》——凡是批评普希金的文章,一篇也未收人。不少研究者赶风向:如同当年片面宣传普希金是无神论者一样,现在许多人又千方百计把普希金说成是虔诚的东正教信徒。
        普希金崇拜所带来的简单化、公式化和庸俗化,对我国也产生了影响。尽管鲁迅早就注意到普希金立场的变化,可是,长期以来,我们还是习惯于背诵苏联政府对普希金所下的那几句定义。我们见他在《大尉的女儿》中将普加乔夫写得很有人情味,就跟着苏联同行说他支持农民运动,从未想到他会说过这样的话:“上帝保佑我们不要看到俄罗斯的暴动,无谓而又残忍的暴动!”(27)更想不到这说的就是普加乔夫起义。
        当然,应当看到,近几年来,我国一些研究普希金的学者已逐渐跳出人云亦云的窠臼,在尽可能充分了解和尊重俄罗斯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认真寻找适合自己的视角和题目,努力提出有价值的独到见解。即使迈出的步子还不大,这也是非常可喜的现象。因为只有这样,才可望与俄罗斯及其他国家的普希金学者平等对话,共同把普希金研究推上一个新的台阶。



注:
①关于西方对普希金的评价,见陈训明《中国与西方对普希金态度的差异问题》,载《中国比较文学》1999年第4期。
②《别林斯基选集》,莫斯科—列宁格勒,国立文艺出版社,194年第40页。
③见《别林斯基全集》,莫斯科一列宁格勒,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248—1948年,第2卷第275页,第9卷第243、250—251页。
④《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莫斯科—列宁格勒,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39—1954年,第11卷第475页,第17卷第322—323页。
⑤《杜勃罗留波夫全集》,莫斯科—列宁格勒,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34年,第1卷第331页。
⑥见维索钦娜《万分珍惜的形象》,莫斯科,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101页。
⑦《皮萨列夫全集》,莫斯科,国立文艺出版社,1956年,第3卷第109页。
⑧《神圣的莫斯科及科洛姆纳都主教马卡利(布尔加科夫)在普希金追悼仪式结束后为普希金纪念碑揭幕发表的讲话》,见《关于普希金的讲话(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60年代)》,莫斯科,文本出版社,19卯年,第6页。
⑨《屠格涅夫文集》,莫斯科,国立文艺出版社,1962年,第10卷,第300—308页。中译文参见冯春编选《普希金评论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第512—523页。
⑩《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莫斯科,国立文艺出版社,1958年,第10卷,第454—455页。顺便说一下,这段文字中的:“отзывчивость”(共鸣能力)一词有人译成“使全世界与之共鸣的能力”,显然将共鸣的主客关系弄颠倒了。
(11)《列夫·托尔斯泰论创作》(戴启簧译),漓江出版社,1992年。第50—55页。
(12)引自赖维特《文学与政治:1880年的普希金节》,圣彼得堡,1994年,第113—114页。
(13)罗斯托夫《普希金百年诞辰纪念与莫斯科密探》,载《星火》杂志1936年第30期。
(14)罗扎诺夫《论普希金科学院》,载《艺术世界》1899年5月号,第13-14页。
(15)引自维索钦娜《万分珍惜的形象》,第132—133页。
(16)穆拉维约娃《普希金形象:历史演变》,见《关于普希金的传说与神话》,圣彼得堡,人文出版社,1999年,第124页。
(17)罗曼年科编《俄罗斯的太阳—20世纪俄罗斯作家论普希金》,莫斯科,民族友谊出版社,1999年,第95页。
(18)《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1935年12月16日关于成立全苏联普希金纪念委员会的决定》。见葛一虹编《普希金画传》,上海,天下图书公司,1942年,封二。
(19)《普希金—俄罗斯新文学的莫基人》,莫斯科—列宁格勒,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41年,第5页。
(20)引自索维钦娜《万分珍惜的形象》,147页。
(21)《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与全俄中央委员会通报》,莫斯科,1937年2月11日。
(22)见《普希金(1799—1949)诞辰纪念活动资料》,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61年,第47页。
(23)莫斯科《文学报》,l987年1月1日。
(24)库什涅尔《我珍视好的权利……》,见《新世界》1987年第1期第235页。
(25)见叶利钦为《普希金全集》第18卷(莫斯科,复活出版社,1996年)所作序言。
(26)《普希金全集》第19卷,莫斯科,复活出版社,1999年,第1350页。
(27)《普希金全集》第8卷,莫斯科,复活出版社,1995年,第3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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