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利茨克奖的刺猬和狐狸

延川 2012-03-22 07:44:54
以赛亚•伯林的《刺猬与狐狸》*引用某希腊诗人存世的断简残篇中的一句话:“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开篇,加以发挥。

他指出一类人“凡事归系于某个单一的中心识见、一个多多少少连贯密合条理明备的体系,而本此识见或体系,行其理解、思考、感觉;他们将一切归纳于某个单一、普遍、具有统摄组织作用的原则,他们的人,他们的言论,毕为本此原则,才有意义。”这是刺猬型的思想人格和艺术人格。

另一类人“追逐许多目的,而诸目的往往互无关联,甚至经常彼此矛盾,纵使有所联系,亦属于由某心理或生理原因而做的‘事实’层面的联系,非关道德或美学原则;他们的生活、行动与观念是离心而不是向心式的;他们的思想或零散或漫射,在许多层次上运动,捕捉百种千般经验与对象的实相与本质,而未有意或无意把这些实相与本质融入或排斥于某个始终不变、无所不包、有时自相矛盾又不完全、有时则狂热的内在识见”。这是狐狸型的思想人格和艺术人格。

他说柏拉图、黑格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都是程度不同的刺猬,而亚里士多德、但丁、莎士比亚、歌德、普希金、巴尔扎克等人则是狐狸。

伯林说这一比喻所生出的一层意思“表现了作家与作家、思想家与思想家,甚至一般人之间所以各成类别的最深刻差异中的一项”。加上这种划分方式生动有趣,因此有不少人进行类似的演绎,比如认为李白是狐狸,则杜甫是刺猬;鲁迅是狐狸,茅盾反而是刺猬;还有人以此说为依据,探讨择偶标准,到底是狐狸型伴侣更好还是刺猬型伴侣更好。

作为普通人中的一类,建筑师当然也可以划分为刺猬型建筑师和狐狸型建筑师。以普利茨克奖得主为例, 巴拉甘(1980),贝聿铭(1983),迈耶(1984),奥斯卡•尼迈耶(1988),罗西(1990),西扎(1992),文丘里(1991),槙文彦(1993),安藤忠雄(1995),莫内欧(1996),费恩(1997),皮亚诺(1998),福斯特(1999),赫尔佐格和德梅隆(2001),格伦•马库特(2002),伍重(2003),哈迪德(2004),汤姆•梅恩(2005),保罗•门德斯•达•洛查(2006),罗杰斯(2007),卒姆托(2009),妹岛和世和西泽立卫(2010),艾德瓦尔多•苏托•德•莫拉(2011),王澍(2012)诸般人等可以归为刺猬型建筑师;而约翰逊(1979),斯特林(1981),凯文•洛奇(1982),汉斯•霍莱因(1985),戈特弗里德•玻姆(1986),丹下健三(1987),戈登•邦夏(1988),弗兰克•盖里(1989),鲍赞巴克(1994),库哈斯(2000),努维尔(2008)等人则不妨划入狐狸的阵营。

以我对伯林思想的理解,制定了一套讨论普利茨克奖获奖建筑师的分类标准:作品呈现一致形式的都是刺猬,凡是坚持地域主义的也都是刺猬,虽然他们建筑作品的形式多变,各不相同;剩下的人里面,有一贯坚持的理论的,也都归入刺猬,剩下的就都是狐狸了。

这种分法当然无法用合理与否来评定,伯林在与贾汉贝格鲁的谈话中也说到,“这种分类当作有趣的智力游戏,但我一旦这样做了,我还是很认真地对待它的。当然任何分类都能说明某些东西,只是我的这种分类是极其简单的……这样的划分是不完整的。有的人既不像刺猬也不像狐狸,有的人既像刺猬也像狐狸。”** 事实上,他在《刺猬与狐狸》真正关注的是托尔斯泰这个自以为是刺猬的狐狸。

任何简单的分类,都很无趣,因此重要的是从中找出包含两种特质的建筑师。比如罗西、皮阿诺、伍重这些建筑师,归入到狐狸的阵营也未尝不可。国人熟悉的贝聿铭,如果只看他在卢浮宫项目里跟业主打交道时的表现,那可是地道的狐狸。而类似霍莱因、戈特弗里德•玻姆和鲍赞巴克这样的建筑师,肯定不是刺猬,在二选一的情况下,只好混迹于狐狸堆中。把丹下健三归入狐狸,也有点牵强,如果不考虑在中东的那些作品,他实在应该是个大刺猬才对。

但无论如何,总的感觉还是刺猬数量居多。尤其是近些年来,普利茨克奖得主大都是刺猬。中国人一直在感叹为什么没有中国人获得诺贝尔奖(其实已经有了,只是没能获得中国承认)。普利茨克奖号称是建筑界的诺贝尔奖,且并没有明显表现出与意识形态和政治观念的不同,所以今年中国建筑师获奖,实在是中国建筑界,甚至整个中国的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

但是邻国日本,已经有四次五人获奖,是除了美国之外,获奖次数最多的国家。这个奖是美国人设的,而且创立初期,美国的建筑设计水平确实不错,但这些年却只有一个汤姆•梅恩,获奖人数最多还是靠老明星的贡献和积累。弗兰普顿早就说过,从国家的普遍水平上来看,日本,瑞士,芬兰和英国是世界上建筑设计水平最高的四个国家。如果以普利茨克奖的标准来评判一个国家的建筑水平,中国还是有不少的差距。

中国和日本很不一样。可以说日本基本上是个刺猬巢,而中国则是一个巨大的狐狸窝。如果死盯着普利茨克奖,那么在它的评选标准没变之前,我们只能感叹狐狸得奖的几率低啊。

狐狸和刺猬的比喻并没有褒贬之分。中国人善于变通,适应性强,这种文化特性极其适应狐狸的生存。然而,目前在这种环境下生存的都是一些小狐狸和假狐狸,像盖里,库哈斯这样的大狐和巨狐也无法现形。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还是咱们的小狐狸少了一点刺猬的特质。拿伯林自己来说,他是自居且乐于当狐狸的。但实际上,他虽然拒绝“一个多多少少连贯密合条理明备的体系”,但这种一贯的拒绝,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更像刺猬的特质。所以有人认为,伯林是以刺猬的抱负,行狐狸之事。我们的中小狐狸,或许欠缺的就是那么一点点刺猬的抱负,所以才没法成长为大狐和巨狐。

然而中国的主流观念似乎是鼓励刺猬的,所以很多狐狸不得不伪装成刺猬。而那些具有刺猬特性的人,往往受困于知识结构和人生体验的局限,在建立一个多多少少连贯密合条理明备的体系这种具有一定难度的过程中屡屡受挫,没法成长为大刺猬和巨刺。对这样的人来说,在抱有刺猬抱负的同时,更需要的可能是多掌握一点狐狸的行事手段。


此文酝酿多时,成稿则颇得益于和老吴的讨论,CMYK对草稿的评点和启发。特此致谢。


2012年3月22日

*《刺猬与狐狸》收录于《俄国思想家》,以赛亚•伯林著,彭准栋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2月第一版。以下引文如未注明,均出自该文。

**《伯林谈话录》,拉明•贾汉贝格鲁著,杨祯钦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4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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