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与子

老王 2012-02-23 00:50:57

探讨日本人的父子关系是个有意思的课题,虽然这需要相当的理论储备和调查基础,我还是冒昧地讲讲个人感想。
友人说公司里有位日本同事叫做早川,某日突然接到电话,其他同事转来时,他问:“谁找我?”同事说:“好像也叫早川。”他登时犹豫起来,面露难色,迟疑之后拿起电话说了几句。友人好奇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是独居的父亲从京都打来,事实上他们已经有十几年没联系了,突兀的电话让他颇感不安。
这个小故事似乎不是偶然的个例,不少日本人在父子关系中存在着一些难以描述的现象,其构成原因更加复杂隐晦。
作为分析辅助的文本,是两部电影。中国导演霍建起的《那山 那人 那狗》,张艺谋和日本影坛巨星高仓健合作的《千里走单骑》。前者至今仍然是一个传奇,是中国电影在日本获得的不可复制的票房奇迹。一部低成本的艺术电影,在中国市场仅仅卖出了一个拷贝,却在日本上映将近一年,经久不衰,票房高达十亿日元。这个成绩称得极为亮丽,特别是和制作成本相比,简直是点石成金。包括电影的创作者们,应该也都摸不着头脑,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此片在日本引起了如此之大的反响?霍建起在日本的知名度骤然攀升,并在翌年凭借《暖》夺得了东京电影节大奖。不过,那个奖项好像

探讨日本人的父子关系是个有意思的课题,虽然这需要相当的理论储备和调查基础,我还是冒昧地讲讲个人感想。
友人说公司里有位日本同事叫做早川,某日突然接到电话,其他同事转来时,他问:“谁找我?”同事说:“好像也叫早川。”他登时犹豫起来,面露难色,迟疑之后拿起电话说了几句。友人好奇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是独居的父亲从京都打来,事实上他们已经有十几年没联系了,突兀的电话让他颇感不安。
这个小故事似乎不是偶然的个例,不少日本人在父子关系中存在着一些难以描述的现象,其构成原因更加复杂隐晦。
作为分析辅助的文本,是两部电影。中国导演霍建起的《那山 那人 那狗》,张艺谋和日本影坛巨星高仓健合作的《千里走单骑》。前者至今仍然是一个传奇,是中国电影在日本获得的不可复制的票房奇迹。一部低成本的艺术电影,在中国市场仅仅卖出了一个拷贝,却在日本上映将近一年,经久不衰,票房高达十亿日元。这个成绩称得极为亮丽,特别是和制作成本相比,简直是点石成金。包括电影的创作者们,应该也都摸不着头脑,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此片在日本引起了如此之大的反响?霍建起在日本的知名度骤然攀升,并在翌年凭借《暖》夺得了东京电影节大奖。不过,那个奖项好像更多的是表达一种对《那山 那人 那狗》的“追授”,而《暖》也并未再现《那山 那人 那狗》的票房辉煌。之所以说霍建起不清楚日本人的热情从何而来,因为《暖》还是走文艺温情路线,但男女之间的感情刻画,哪怕是加上日本演员香川照之扮演的聋哑人,极尽煽情催泪,仍旧不及《那山 那人 那狗》的魔力。问题出在《那山 那人 那狗》的主题:父子关系。
我在2005年的东京电影节开幕式上看了《千里走单骑》,不知道日方在影片中对故事的建构有多大的影响,如果编剧邹静之是以一己之力完成,那么说明他对日本电影乃至日本文化下了功夫。影片的主题还是父子关系,日本的一对父子因隔阂多年冷战,中国的一对父子在生活颠簸中相濡以沫。最终,日本父子完成了形式上的和解。该片因为创作者的名气,在日本反响不错,熟悉的主题亦功不可没。
父子之间的相亲相爱之情,似乎是打动日本人心灵的一招“必杀技”。这或许说明在日本人的生活中,父子关系呈现的是另一番样貌。就像日本中年妇女疯狂迷恋韩国的“纯爱”电视剧,是因为她们在生活中感到了“纯爱”的稀缺。日本的父子之间,为什么会显得情感温度较低?父亲在儿子的心目中,又是什么样的形象?母亲在家庭里所处的地位和角色到底为何?一连串的问题等着回答。
上世纪30年代的军国主义氛围下,日本警察对大学生之类的年轻左翼激进分子,曾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令其“转向”。软的招数是把被捕的左翼青年带到局长室,让他们坐在局长的椅子上,局长自掏腰包给他们叫一份“亲子盖浇饭”。这个吃法现在也有,所谓“亲子”就是鸡肉和鸡蛋铺在米饭上,我总觉得名字听起来有股非要斩尽杀绝的别扭。警方希望“亲子盖浇饭”能令小青年联想起亲人和自己的关系,但“转向诱导”手册阐明,最好说些“你的母亲很担心你”之类的话,不能多谈父亲,否则反而会造成学生们的权威反抗意识。
父子关系大概是人类的亲缘关系中比较独特的,常常带有紧张和对抗色彩。弗洛伊德的“恋母弑父”情结理论,的确是天才的创想,但在东亚社会中,父子关系的纠葛自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即便是同属东亚文化圈的中国和日本,父子关系的表现亦有歧异。一般传统的中国家庭里,家长制文化都把父亲塑造成家庭的核心、支柱和代表,父亲因此而具有管束教导子女的责任和权力。父子之间的冲突,大多来源于此。儿子对父亲的反抗,就是对权威的挑战。但是,中国高度强调“孝”的意识形态,赋予其不容置疑的地位,并极为维护血缘为纽带的宗亲体系,这都使得儿子的反抗阻碍重重。而在日本社会的伦理观念中,“孝”并非至尊价值,比如人们常说日本人更在乎的是“忠”。同时,日本人的家庭关系对血缘的依赖也不如中国严重,伊恩•布鲁玛在《镜像下的日本人》里提到,“亲”和“子”最早期的意义,是指工作团体的领袖与成员。这些因素,导致日本的父亲形象从实质上讲,可能比中国要更加虚弱,日本的儿子大概更有勇气表达他们对父亲的反感和轻视。
家庭中不是只有父子,还有母亲的存在。中国人讲严父慈母,母亲的伦理地位或许尤胜父亲,权力地位却未必多高。可是,林明德认为,“在一层薄薄的掩饰之下,典型的日本家庭仍然属于母系社会。”这是因为日本近代以来,家庭结构的变化和男女社会角色的分工,使得日本母亲的地位非但没有削弱,反而得到了某种加强。林明德说:“对绝大多数的日本人来说,在母系社会中度过的童年经验,对其终身都有深远的影响。”我在此前那本小册子里写过一篇《母与子》,谈及日本式的母子关系。日本儿子对母亲的那种情感,不是弗洛伊德所说的恋,倒不如说是一种“依赖”。这种“依赖”并不存在于父子之间,相反,由于父亲在对待母亲的要么也表现出对母亲的“依赖”,或是他冷落了母亲和家庭,都可能造成儿子对父亲的敌意与轻蔑。所以,在日本的各种文艺作品中,以讽刺挖苦手法丑化父亲形象的例子并不少见。
当年在东京的岩波剧场,《那山 那人 那狗》热映许久,我也曾去看过一次,发现身边的日本观众几乎皆为老人。我不知道他们当中有多少人会像《千里走单骑》中的中井贵一那样,长年拒绝与父亲联络交往,但影片中工笔描绘的融洽父子关系无疑是最吸引他们的亮点吧。人皆如此,缺啥就想吃啥,吃啥为了补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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