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柏拉图著作的翻译简述

东方暮 2012-02-20 15:55:23
近年来出版界似乎有一股风气,将民国期间的文史哲译作纷纷翻出来,重行出版。如此这般的原因,大约一是敲敲当前译界的警钟,让他们好好看看自己的前辈如何工作,二是作为读者阅读与译者翻译的参考。近来柏拉图著作翻译渐兴,则由以上两条出发,重出民国间译本确也有必要。

汉文中出现柏拉图之名,可追溯至明万历年间。时耶稣会士庞迪我作《七克》,多用古典、圣经故事。其中一则谓“拔辣多怒其仆曰:‘我不怒,必责尔。’”这事出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柏拉图传中。而介绍柏拉图著作,则以英人艾约瑟为先。其《百拉多传》称柏拉图“其书十五种”,并引非特卢斯、理西斯、伯达哥拉、哥尔加、格拉底罗、巴美尼代、非陁七种书名。(《百拉多传》文不长,但颇有可读之处。此处说十五种,显系受疑古之风影响。)至迟到1905年前后,国人已知柏拉图全部三十五篇对话名称。

柏拉图著作的翻译,当20世纪之初,曾有王国维的片断之作(《会饮》215a-216a,《申辩》41c-42a)。而全篇的译作,则首推吴献书《柏拉图之理想国》。192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上下两册。《民国时期总书目》称其书有序,但我所见各版均无有。据《总书目》,此书是依Jowett英译转译而成。然在转译之中
近年来出版界似乎有一股风气,将民国期间的文史哲译作纷纷翻出来,重行出版。如此这般的原因,大约一是敲敲当前译界的警钟,让他们好好看看自己的前辈如何工作,二是作为读者阅读与译者翻译的参考。近来柏拉图著作翻译渐兴,则由以上两条出发,重出民国间译本确也有必要。

汉文中出现柏拉图之名,可追溯至明万历年间。时耶稣会士庞迪我作《七克》,多用古典、圣经故事。其中一则谓“拔辣多怒其仆曰:‘我不怒,必责尔。’”这事出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柏拉图传中。而介绍柏拉图著作,则以英人艾约瑟为先。其《百拉多传》称柏拉图“其书十五种”,并引非特卢斯、理西斯、伯达哥拉、哥尔加、格拉底罗、巴美尼代、非陁七种书名。(《百拉多传》文不长,但颇有可读之处。此处说十五种,显系受疑古之风影响。)至迟到1905年前后,国人已知柏拉图全部三十五篇对话名称。

柏拉图著作的翻译,当20世纪之初,曾有王国维的片断之作(《会饮》215a-216a,《申辩》41c-42a)。而全篇的译作,则首推吴献书《柏拉图之理想国》。192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上下两册。《民国时期总书目》称其书有序,但我所见各版均无有。据《总书目》,此书是依Jowett英译转译而成。然在转译之中,也有更动,如将原文叙述形式改作戏剧对话形式,为各章添写标题,以及省略大部分引用诗文等。吴先生时任职东吴大学英语系,英文自然精熟,而译笔也古朴典雅,其学生许国璋后来以为“远胜今日之白话译本”。此译本不但民国年间多次再版,建国后亦复出版,即在郭、张两先生白话译本问世后,仍有出版,足见其受欢迎程度。甚至有些人还以为以“理想国”译The Republic,是吴献书先生的首创。(1905年《教育世界》所载《霍恩氏之教育说》,即以“理想之国家”作此书译名。此文佛雏先生考,谓出王国维之手。而同时日本出版柏拉图全集,木村鹰太郎所译即取名《理想国》。故此名,大约也是此时期东语西渐的产物之一。)

20年代,吴宓主编刊物《学衡》亦开始发表柏拉图对话译文。吴宓留学美国时,即受导师白璧德影响,通读Jowett译The Dialogues of Plato五卷,以为中国疗医“西洋传来之病”的良药。他先选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学班学生景昌极,请其译Apology、Crito、Phaedo三篇。景氏虽不同古希腊文,仅据英译转译,但“于句法务求其肖,语气务求其称,虽于称呼然诺之小节,非不得已亦不删除”;尤有趣者,译Phaedo时,他见其中与《周易》、老庄、佛氏之言多有可以相通者,便偶尔随文出注,加以标明,甚而直接采《孟子》“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来作译文,可谓别具一格。
恰此时,香港皇后学院副校长G. N. Orme将学生郭斌龢荐于吴宓,盛称其希腊文已入门,“为中国学生中所仅见”。吴宓遂请郭氏来译柏拉图。郭斌龢将柏拉图eidos分为逻辑之部和心理之部,并以The Symposium和Phaedrus两篇当作心理之部代表作,便将其迻译发表。1934年,《学衡》发表的五篇译文,由郭斌龢再行修订,经吴宓校对,附郭氏《导言》、《柏拉图之埃提论》及景氏《柏拉图理性说略评》,以《柏拉图五大对话集》之名,由南京国立编译馆出版。

20年代译作,此外尚有张师竹译《苏格拉底自辩文》,由吴献书校,发表于《英文杂志》第10卷1-12期上(1924年)。此时正是北方新文化运动轰轰烈烈之时,亦是西洋学者讲学中国渐兴之时。北方除旧立新,而以南京高师与《学衡》为代表的南方则多被视作保守。不过就柏拉图著作翻译发表而言,则以南方功大。北方诸人,惟有周作人于《语丝》上发表了一篇“不必说文词不高明,就是格调也大异了”的《戏译柏拉图诗》。

正当此时,主持“尚志学会丛书”工作的张东荪,忽下了决心,要将柏拉图全部43部著作(含旧时所传伪篇)尽数译出。他先选26种“真而且要者”,作为“正编”,并请张师竹负责翻译。又以《柏拉图全集》名目,于尚志学会学刊《哲学评论》上打出广告。张师竹下手却也迅速,据Jowett译文很快便脱手译稿八篇。张东荪自取别种译本加以校订,极为认真,“往往一字之易有经三四改者”,以至最后原译“所留者不及二三而已”。如此校订重译六篇之后,张东荪交商务印书馆,以《柏拉图对话集六种》之名发表。此时他已为“人事牵率”,对全集编译明显力不从心,但似乎还有些期望。《柏拉图对话集六种》英文名作Plato's Dialogues (The First Series),似乎还有后续。但人事却越陷越深,最终也无有下文。
张氏全集计划可说半途而废,却也后继有人。1934年,严群在张东荪指导下,以硕士论文《柏拉图哲学的研究与批评》自燕京大学哲学系毕业,遂远赴哥伦比亚大学深造。在美期间,他即开始自译柏拉图全集,并于1935年在《新民》杂志上发表据Jowett译文,参酌Loeb本与Burges本译成的《拉哈斯》。据说,严先生所译柏拉图,建国后已大体完备,然遭遇时变,译稿大半散佚。其全集计划,亦未能克终。

1934年,文学性的《沉钟》杂志发表《埃昂(柏拉图的一篇问答)》一文。此是杨晦所译的Ion。杨晦所习的是文学,却对柏拉图甚是喜爱。据说他在北大时,曾抽空去学古希腊语。主编《沉钟》时,也多次引及柏拉图。抗战前,他曾独力译过多篇柏拉图对话,惜皆毁于战火。民国之时,杨晦大约是严群、张师竹以下译柏拉图对话最多的一人了。

到40年代,柏拉图著作的中译已略有成就,共有11篇对话出版或发表全译文。然就总体质量而言,其中惟郭斌龢两篇译自古希腊语原文,其余均据英文(且多是Jowett译文)迻译;译文也基本只是翻译原文,鲜有注释;按当时学界认识,所译都是前期、中期作品,不及晚期之作。
正于此时由德国回国的陈康,对此便不太满意。他既不满于时人谈柏拉图即讲《理想国》,“仿佛这篇‘谈话’是他的思想的代表,甚至是他的思想的大成”;又暗讽有了Jowett译文,“中国便有了许多柏拉图学者”;对不加序或详细的注的译法亦不以为然。贺麟代表“西洋哲学名著编译会”请他译柏拉图著作,这位以《亚里士多德论分离问题》的博士论文从德国毕业,此时正经历着由哈曼万有论向耶格尔发生学方法转变的哲学教授,便选了公认最难读的Pharmenides来译。陈康的译法,是“以义理为先”,用词不拘泥于一一对应;同时又加以详细译注,凡文字校勘、词句释义、历史考证、义理研究,皆一一详为注明,以致注文较译文多出九倍;尤要者,他在译注之中,详细考辨柏拉图相论变化,依着对话的进行,逐步推导柏拉图晚年相论的基本观点,使译注无形中成了篇论文。此种方法之新颖,哲学辨证之深奥,远远超出此前柏拉图著作乃至整个古希腊哲学著作翻译和研究的水平。1944年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后,引起巨大反响;抗战后随即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再行出版。陈康此作极度震撼了后学们的心灵,不但将汪子嵩、王太庆等人吸引进入柏拉图研究之中,也成为谢文郁、彭文林等再传后学的模仿、追慕的对象。尽管陈康的柏拉图译作仅此一部,译成中文的相关论文也不多,但论对柏拉图研究之影响,无人可出其右。

陈康的《柏拉图巴曼尼得斯篇》如丘陵之中起了一座大山,为民国时期柏拉图著作的翻译与研究,差不多画上了终结的句号。1945年,还有林苑文女士本着“爱”之心,以《爱的对话》为名翻译The Symposium出版。此后,局势动荡,柏拉图的翻译差不多停滞了。民国虽还有四五年的生命,民国时期的柏拉图著作翻译则告一段落了。

附论:日本与中国的柏拉图研究(粗说)

国人接触柏拉图,应是较日本人为早;但翻译和研究的总体水平,恐怕就在其后了。1894年,德国人Raphael Koeber入主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供教授职直至1914年。他大力提倡古希腊哲学的研究,扭转了日本前此专注英国功利主义的局面。1903-1911年,东京富山房出版了木村鹰太郎和松本亦太郎合作,据Jowett的The Dialogues of Plato五卷本迻译的《柏拉图全集》,较国人翻译的第一个《柏拉图全集》,早出近一个世纪。
日本古希腊哲学研究兴起之时,正逢中国人留学日本高潮之际。国人留学日本,本即为了“力省效速”地学习西方;而彼国柏拉图研究的兴起,自也为留日学生跟进。前此国人论及柏拉图者,惟严复一人而已。而此时,自梁启超、章太炎以下,留日人士能说柏拉图一两句者渐多,甚至专文介绍古希腊思想,于柏拉图既加褒赏,复有诘驳。同时,伴随东语新词的大规模移用,日人翻译柏拉图时的一些词汇可能也进入中文,如上文所说《理想国》书名,以及译eidos的“观念”一词。
日本西学译介研究于中国的影响,当辛亥之前的高潮后,逐渐消散。中国转而直接由西方引入,不再经由日本;日人的相关成果,亦很少影响国人。战后,田中美知太郎于50年代主持翻译《柏拉图全集》,将柏氏四十余篇作品(含古人所定伪篇)悉数译出,加以详注出版。(田中先生于战时手部受伤,身体残疾。然他深信战后日本欲总结过往,开创未来,必要学习古希腊思想,遂亲自组织柏拉图全集翻译工作,并自撰序言为首卷,详细介绍柏拉图著作版本、流传及西人研究状况,论述柏拉图思想大概。)80年代,后学们又重新组织力量,翻译出版新版《全集》。而在两次全集翻译出版之间,正是日本柏拉图研究不断积累,逐步提高的时期。回望国人,研究亦有七八十年历史,虽可说曾有比肩国际水平的教授人物,迄今却无有一部拿得出手的《柏拉图全集》,不能不令人汗颜。还好,全本的《柏拉图全集》正在出版之中,多少可以给人一些宽慰。

PS:这本是学业论文的一部分。这论文写得不如人意,但敝帚自珍,全部扔掉总不太甘心,就据原文修改一下,贴在网上,有兴趣的朋友或者可以稍看一下。民国时期柏拉图的研究和著作翻译状况,历来都不甚了了;日本的相关状况,几乎就是空白。所谓温故知新,他山之石,当柏拉图研究逐渐兴盛的时候,对这两部分稍作总结,大概总不是件坏事吧。

补记:
现在已经不关注这方面了,但之前曾妄想改成论文的时候,又查对了一些材料,发现原来想法的一些错误和疏漏。就作为补记于此吧。如果还有什么可补充的,也顺序记于此处。
1、王国维《霍恩氏之教育说》,查了霍恩的原文The Psychological Principle of Education,这里是the ideal state,故王氏的译文“理想之国家”不是译的Politeia或Republic,不能算“理想国”译法的出处。但汉译“理想国”应是源于日人。日文译名的形成,可以参看纳富信流的《プラトン 理想国の現在》(纳富氏也认为汉译,以及韩译出自日译)。
2、张师竹,查到一些材料,系东吴大学文学院学生,曾任校刊编辑,发表过一些文章(比如糖的历史之类),跟吴献书可能有师生关系。毕业后的经历有两段:曾在商务印书馆任职;30年代又在东吴大学修读法学(硕士?),曾是工部局法律处助理。不太清楚两段是不是同一个人。
3、《民国时期总书目》称吴献书《理想国》的底本“Oxford Classical Text of Plato中之Republic”,这个Oxford Classical Text是不是牛津古典丛书OCT?如果是的话,似乎不太可能,因为没有资料显示吴氏精通古希腊文。而且译文本身也不像是从古希腊文直译的。原来说根据Jowett译本是对照了部分内容的猜测。《总书目》说有序,但查了国图所藏第2版(即《总书目》著录的版本),并没有序,很多问题很难说清楚。
4、《理想国》从第一人称叙述改译为剧本对话形式,迄今所见最早是在1918年沧海发表于《太平洋》的《柏拉图的国家起源论》。这样译的原因不明。
5、曾译过《希腊哲学史》的何子恒,也有过翻译柏拉图全集(根据Jowett译本)的计划,“先译几种能够切实代表苏格拉底的对话,然后再及于柏拉图假借苏格拉底以发挥自己思想的部分”。目前所见仅译成两部:《友爱》(即《吕西斯》)和《关于虔诚之论辩》(即《游叙弗伦》),发表在1943-44年的《学术界》上。
6、杨晦是哲学系出身,虽然他后来主要是从事于文学研究。(此承尚小明老师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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