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长篇研究

研究金庸六部长篇小说：射雕到鹿鼎记。四年里寻找轴心，与几位教授及金庸专家请教，大家说是新方向。 我把六书与写作时代对照，寻找每部小说轴心及之间差异比较。企图发现他心态及价值观的变迁。
 我自小读金庸，第一本是倚天，当时应为1965年左右，读天龙也是1967、笑傲1968、69、鹿鼎1969、70，都是与发表时间相差不远。至今少说也读了30多、四十遍。
 
我本科物理，在财经界服务二十年，可算见过许多人事。但写论文其中难题包括以中文分析武侠失语，因为：
1。传统文化被批臭。尤其批孔批林。如复礼就是复辟。
2。西化太过，后来又走上一面倒向苏联模式，忽略了西方神学所带来的平等，监视，道德（大家都是上帝的儿女）。所以不全面。
3。政治化：
甲。小说被认定只能有现实小说，而现实小说只能用来批斗黑暗。其他类小说被认为是商业化及麻痹民心。
乙。宣传为官是做一家一姓的奴才，因而不鼓励士人做官。官方宣称己方为民。鼓励大家无私的为人民服务，实际上是直接为政府无代价的服务。扭曲了官与民的关系。
4。改革开放前，政府机构的缺陷。因为本着人民当家，是个大家庭，所以政府机构有着家庭邻里同学的观念，确少专业精神。这是我前些时所认为的中国人不麻木，是中国机制麻木。因为"亲情"太多，以致公私难分。
 
起先两年我读了新文化运动及五四，发现两个不是同一回事。在仔细思考鲁迅，因为他说中国黑暗吃人及中国人麻木愚昧，而金庸里的人物有性格及原则，书里的中国也不黑暗。再来注意明、清两代的文化已经变质，怀疑元代汉人成为奴隶所致。
 
没有知音及挑战，我写不起劲。如有听众肯答应关注发展及不留情的踢盘赐教，考虑在此发表。。 请指点！
第一部 射雕（1957.1-1959.5） 属于“理性克服感性”、“身在海外，心在祖国”、“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主旨。当时金庸在左派长城电影工作，写书含有统战华侨之意。王德威写道：
“〈梁羽生金庸：民间政治文学开端〉（文学的香港）第四个时间点—— 一九五五年二月开始，三十一岁的《大公报》编辑金庸先生，在总编辑罗孚建议下，开始写《书剑恩仇录》，这以后的故事也许就不必多说了。从一九五五至一九七二年，金庸创作了十五部作品，成为，成为二十世纪下半期回顾广义的华语系文学最重要，最受欢迎的作者之一，《书剑恩仇录》写作年份的前后，要注意故事隐含的意义。金庸这部小说在左翼《新晚报》发表，《新晚报》与《大公报》、《文汇报》延续冷战政治一个特别线索。《新晚报》以更民间更诉之於大众的风格来吸引读者或香港居民的认同，幕后操盘人罗孚更是资深的左翼文化人。
一九五四年，在罗孚主导下，梁羽生已开始武侠小说创作。金庸、梁羽生几十年的“书剑恩仇录”是另外一个故事的开始。两人不相上下，一个是《龙虎斗京华》，一个是《书剑恩仇录》，形成香港左翼为基准的民间政治文学的开端。在这个意义上，《新晚报》、罗孚、金庸共同构筑文化脉络，这个脉络里构思左翼为左标的怀柔政策；而这一左翼怀柔政策又意外的延续一九五四年前的鸳鸯蝴蝶派和武侠小说的命脉。左和右，精英和民间，传统鸳蝶和现代进步革命文化，各种各样复杂的交锋，正好在梁羽生和金庸既合作又竞争的有趣关系之间展开。《新晚报》当时产生的文化动力，以后几十年对香港文学、文化想像有深远影响。”
（王德威：《文学的香港史》〈梁羽生金庸：民间政治文学开端〉，明报月刊，2011年2月25页）
第二部 神雕（1959.5-1961.7）， 金庸已经离开左派，自创明报，走独立路线。在被杨澜访谈时，金庸说他创办明报的直接原因是因为他不满《大公报》由一个“中国很正派的，完全正实的，是不讲假话的。。。知识分子的、很正义的一份报纸”慢慢变质。尤其是关于人民公社的报导。“人民公社进行时我也到广东去看过，这个完全讲假话，一亩地可以生产四万斤、五万斤粮食，根本不可能，假的，他把所有的苗子重重叠叠地放在一起，把上面的算产量，我说在骗人，你广州的来骗广东省，广东省来骗中央，全中国都在讲谎话。”
（杨澜：《杨澜访谈录2008II》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08年3月第一版176页）神雕故事也变成了对小我杨过因为阶级成分不纯，而被家长歧视，失去社会地位。他也因而对家长/领导不信任及追求个人幸福，属小我怀疑领导。那时正值大跃进浮夸成风。
第三部倚天（1961.7-1963.9），故事里大我宋不复存在，而小我明教及六大门派却严重分裂。 张无忌团结小我，驱除蒙古。故事属于小我同舟共济，重建大我。时值大饥荒，许多人饿死与香港边界。苏联又与新中国交恶，逼中国还债。
这前三部的着重点都在于小我的责任。而对大我的描述极少。符合当时对大我（新国）只能有理想而无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