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编辑黄仁宇作品的体会

西丰客人 2011-11-18 15:25:04
 韧性、差异化竞争及推广
——我编辑黄仁宇作品的体会
按:这是应《中国编辑》约稿而作,刊今年第六期。据编辑耿丽萍小姐说,是俞晓群先生推荐我的。谢谢俞师。

英国知名出版人吉尔•戴维斯在其《我是编辑高手》中专列一章,标题就叫:“编辑难,难如登天。”做个好编辑,只是改改错字和病句,是远远不够的;他得时时刻刻面对竞争激烈的市场。吉尔说,编辑必须对一些事情随遇而安,要善于化解可能的失败所带来的压力。这些可能的失败如影随形,威胁着编辑:自己到底适不适合做编辑?为什么这本书怎样折腾也卖不出去?如何度过提不出选题计划的“晦暗的日子”?……说到底,编辑需要靠好选题、好书及其销售数字来证明自己。
在出版界呆了十年,我深深体会到吉尔所说的这种种压力。十年来,我做过数十本书,绝大多数不畅销,或畅销而无法带来满足感。借吉尔的话说,一本好书的产生,“像是个小小的奇迹”;编辑是作者以外最有资格“说自己有功于这本书的诞生的”人——这就是满足感,也是证明自己、让自己成长的方式。在我编辑的数十本书中,目前最能给我带来这种满足感的大约非黄仁宇作品莫属。现在回顾编辑过程,有兴奋,也有遗憾。
 
韧性诚可贵
从业编辑以来,有很多好选题跟我擦肩而过:或是下手太晚,或是策划不力,或是联系无果……所幸的是,黄仁宇的作品我坚持了下来。
《万历十五年》(以下简称《万》)是中华书局首先推介给大陆读者的,这给了我接手编辑黄仁宇作品的机缘。作为中华人,我对编辑前辈的工作和付出深表敬意。不过,时过境迁,如今读者的阅读习惯与二十年前大不相同,而中华版《万》的封面、用纸、版式一如其旧,在市场上难免要落后。截至2004年底,中华本的发行量大约只是三联本的三分之一。大概在2002年,我就想做这本书的新版本。当时我在发行部门,无法实现。后来重回编辑岗位,才有机会提出这个想法。
2004年我到大众读物工作室,提出做《万》新版的想法,得到编辑室和社里的同意。自从2000年黄先生去世后,我们跟美国几乎没有了联系。书局只是在1995年跟黄先生签过重印合同,期限截至2004年12月底。如果不进行续签的话,那就意味着书局将会流失一份宝贵的出版资源。但是怎么找到黄先生的家人呢?我只知道黄仁宇有一子黄培乐。我一方面咨询书局这边有关的当事人,一方面充分利用网络的便利,上网搜索。在书局内部的打听没有结果。不过,在狂搜了N个网页之后,我终于找到载有黄培乐个人信箱的网页。我尝试着发了一封邮件过去,说明中华书局出版《万》的经过以及考虑出版新版的计划。我清楚地记得,那是在2004年11月9日。
此后就是漫长的等待。一个月,两个月……大半年过去了,几乎没有希望了。突然有一天,我收到了一封英文邮件,正是黄培乐的回信。他说:“我刚刚看到你发给我的邮件……不知我曾回过你没有。我怕我忘记回了,如果这样,希望不会使你不快。”这一天,是2005年7月26日,距我发信已经8个多月了。原来,我是发到了他的老邮箱。在等待期间,我还委托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总发行人林载爵帮助联系黄培乐,转达我们的意思。联经公司此时已引进了我们的“正说历史书系”,与书局算是有固定的合作关系。就在我收到黄先生的回信不久,联经那边也有回音,给了我黄培乐的新邮箱。
虽然我们联系上了,但还有比较费力的地方。原来我只能用英文同黄培乐联络,他不懂中文。我是半吊子英文,只能看不能写。幸好有两位英文系毕业的同事——马昕和王瑞玲,她们两人在我联系新版出版事宜上帮了大忙。有关新版的商讨,先后大概往来二十多封邮件,直到2006年2月初,新版合同才正式签订,一共签了两个版本,文字本和图文本。文字本即“增订本”,算是此前版权的合理延续,图文本即“增订纪念本”,则是一个完全更新的版本。至此,我可以全身心投入新版编辑中了。
《万》两个新版陆续上市并获得成功之后,我开始考虑黄仁宇《全集》集外文字的辑录与出版。当我跟黄培乐先生谈了这个想法时,他很支持,但对其中的版权问题表示疑虑。我搜集、整理黄仁宇散见于港澳台及美国、德国等地报刊杂志的文字,并向律师咨询相关法律问题,对黄培乐先生释疑。往来邮件不断,又是两年多的时间,一直到2010年2月才签订《现代中国的历程》出版合同。
搜集黄仁宇集外文字,也是一个耗时费力的事情。幸好有台湾耿立群女士编订了《黄仁宇作品目录》,我才得以按图索骥去找。耿女士还惠寄了多篇文章的复印件。2008年10月我去台湾,专程拜谢了耿女士。
在图书出版过程中,充满了太多的不确定因素。一个选题,虽经辛苦劳作,但因故无疾而终却是常事。在黄仁宇作品出版之前,这种深深的无望感常在我脑海徘徊。联系版权,多方查找资料,考虑如何补充文字,逐步完善策划意图……常常十天半个月甚至数月没有什么进展,焦虑时时袭来,但我知道,有个很好的目的地就在那里,值得你为它付出努力,于是坚持下去,往前推进。谢天谢地,最后,它们都顺利出生了,而且成长得都还不错。

一鱼可多吃
   《万》新版最终以现在的面貌问世之前,有一个不断改进、完善的策划过程。2004年中期,我提出一个“大话/聚焦万历”书系的策划案,围绕明史与万历皇帝做一系列书,包括:《万》、《风雪定陵》、《万历传》、《万历王朝潜规则》等。这个策划案很不成熟,最后因为无法联系版权、作者而告夭折。到下半年,始计划专攻《万》新版。书局保存了两卷《万》出版档案,我曾仔细翻阅研究,为做新版打下坚实基础。
据我在2004年11月9日给黄培乐的邮件,要做两个版本:一是续签纯文字本,二是做插图本。一年后,2005年11月7日,我给书局的情况汇报中提到版别是:“特别纪念版——中华书局作为首次推出黄仁宇作品的出版社,具有特别的意义。黄仁宇先生本人对此亦非常感怀于心。如今20多年过去了,黄先生也已作古,推出本版,当具有特别纪念的意义。”“插图珍藏版——除纪念版增加的内容外,本版将增加清晰贴切的历史图片。全书在版式设计上应更为精美好看。”这时,两个版本的具体做法已经渐渐明晰。
但是,推出新版的压力还是非常大。我在2006年新版推出之前的推广策划案中说:“在大陆,三联1992年开始推出黄仁宇作品,1997年收入我局《万历十五年》,极大增强了黄仁宇品牌的效应,截至目前,三联版印数已达24万册,远远超过我局累计印数8万册的水平。期间,我局版权2004年底到期,三联版的销售更是呈上升态势。”我得时时考虑这样的问题:如何改变中华老版销售不力的状况并力图超越势头良好的三联版?
我想到的对策就是差异化竞争。在新版推广策划案中,我写道:“三联版是作为作品系列之一种(全集之一),相比起来,中华版是单行本形式,有更多的操作空间。”我明确阐述新版策划意图:一是“重新认识经典,开拓阅读层面,深度普及”;二是进行“差异化定位,提升中华版《万历十五年》竞争力”。对具体做法,我在策划案中提出三点:
(1)扩充内容
增收黄仁宇的未刊文字和图片、富路特序(《万》英文版序言,美国历史学家富路特所作——编者注)、欧蒲台书评、黄仁宇与书局往来部分信件、傅璇琮回忆出版经过等。
(2)拓展新的阅读层面
作为一部经典,该书受到了各界读者的欢迎,产生了很多读法。将这些读法揭示出来,将更有利于该书的推广。人们其实已经跳出“读历史书谈历史”的思维,开始谈论该书新的读法……其中,曾文祺的读法最为引人注目。这种读法跟目前的商业环境勾连很紧,如果适当地予以运用或推动,将在企业员工中带动阅读。
(3)制作更有吸引力的封面
与拓展阅读层面相照应,在封底放上具有代表性的评论(读法),各界知名人士倾情推荐语。制作说服力很强的腰封,告知读者本书所经历的光荣历程(奖项)。
我希望新版从内容到装帧上,都能与中华和三联的老版不同,具有竞争优势。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首先是推出文字本还是插图本这个问题上,我一直犹豫不决。先出文字本,怕与三联本区别不开,造成直接冲突;先出图文本,则势必在定价上要高出文字本一大截,亦恐影响销售。编辑室主任宋志军力主首推图文本,理由在于图文本从外观上就可以直接跟三联版区别开来,便于读者选择,稍后才推出文字版。最后,我听从了这个意见,还是以增强差异化为上策。事后看来,这种选择是正确的。
图文新版于2006年8月推出,其最大的特色,是在内容上做了很大的完善。
第一,核校了全部文字,改正了过去的一些刊印错误,甚至是内容方面的一些错误。比如,海瑞的遗产,老版记为“二十余两”白银。这是误记。英文本所记是“不足二十两”,王国宪辑《海忠介公年谱》所载为“十余两”,后两者一致。海瑞为回族人,他为母贺寿,《明史》本传言“市肉二斤”,而老版误为买了两斤猪肉。查英文版原文,黄先生用的是“pork(猪肉)”一词,看来是他本人误记。这次均予以改正。李贽的悼妻诗《哭黄宜人》其四:“慈心能割有,约己善持家”,老版误作“慈心能割有,约己善治家”。这次也根据李贽《焚书》一并改正。这些内容上的校正,是一种很大的改善。
第二,增收黄仁宇《1619年的辽东战役》等四篇文字。黄先生的这篇文章以一个战例具体说明了明代官僚制度的弊病,是对《万》主旨的有力补充。原文发表在印量很少、印行时间较早的《明史研究论丛》上,这次收入新版,也是一个新亮点。而且,为了读者直观地了解当年战役态势,我们参考李治亭的著作,专门制作了一幅作战示意图,附于书中。另外三篇文字分别是富路特教授(L. Carrington Goodrich)所撰英文本序言、美国畅销书作家厄普代克(John Updike)所撰长篇书评《万历:漫长的怠政时代》和黄仁宇之妹黄粹存女士所撰读后感《皇帝只是个牌位》。这些文字均从不同的侧面评述了本书。这些文字丰富了《万》的内容,有助于加深读者对《万》的理解。
第三,新版还增加了30余幅历史图片,其中包括11幅彩图。图片是一种直观的视觉材料。出版中文版时,黄仁宇就曾希望能插入图片,后来由于条件限制,没能实现。这次新版算是帮助他完成未了心愿。这些图片贴切地展示了文字所要讲述的内容,尤其是彩图,相当细致有味,反映了明代当时的精神氛围。
文字的校订和增补是读者一时难以看出来的内功,而图片及封面则是读者可以直接感知的因素,一样不可掉以轻心。美国出版业领袖玛丽莲•罗斯和汤姆罗斯合著的《售书攻略》中说:“我们生活在充满视觉刺激的世界中。据研究,出版物中印刷上图片会增加一篇文章35%~40%的读者缘。”为挑选收入书中的彩色图片,我找了很多图片资料作备选,抱着宁缺毋滥的态度进行精选,并力图与书中文字相映照。听说有业界前辈知道书局要做《万》图文版时很担心做不出味道,甚至有位前辈自告奋勇要求参与插图工作(因故未果),新版出来后他们均表示超出想象。我最早在天涯论坛发布新版书讯时,有网友提醒勿成注水书,而新版上市后获得读者欢迎,似无此讥。
对新版封面的制作,也严格要求。刚开始,我请了三个设计工作室做样稿,都不太满意。后来选定SDD工作室,但是,好几稿都是比较呆板或者素净的样子。我很不满意,对设计人夏冬说,能不能活泼些,更吸引人些?夏冬回答我,这书是好书,不怕素。我问她:你是怎么知道这书是好书?她说,就是这次设计封面时阅读样书。我跟她说:“那就对了,这书已经卖了二十多年了,影响很大,可是你并不知道。很多人知道它,但是,更多的人不知道它。这就是事实。现在你要做的就是,做一个活泼的、有色彩的封面,能够吸引人,让读者能被封面吸引过来,然后接近这本书。”后来,我们选用了一幅反映明代以文统武特质的《平番得胜图》,做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令我稍感欣慰的是,有不少媒体和书评界的朋友对新版封面表示赞赏。
从图文版推出后的效果来看,差异化策略是比较成功的,虽然在具体做法上有所调整,但最终较好地实现了策划意图。一个朋友告诉我,她有位师兄在书店发现了图文版,非常喜欢,虽然他已经有《万》,但还是毫不犹豫地买了新版。从网友评论来看,这样的读者不在少数,他们是看中了新版的收藏价值。还有一个现象也能说明这个问题。在2007年1月推出文字新版后,图文版在地面书店的销量一直高于文字版,而文字版在网店销量高。网上购书者往往直奔低定价而去,而在地面书店,读者是看到了实际图书,因喜欢而不顾较高的定价就买了。图文版定价36元,比三联本及中华文字版的18元定价高一倍。图文版首印原定20000册,因有同事担心暑期快结束及高于三联本的定价而没有竞争优势,遂减为16000册。上市后,很快连续重印,可见这种担心没有成为现实。
出版界人士大概都知道,对于独占性资源,做起来有明显优势。而对于公版书或向多家授权的书,做起来就有一定难度,一是怕做不出特色,二是怕多版本会分散读者购买力。从我做《万》新版来看,一鱼是可以多吃的,关键是要吃得巧妙,吃出特色——这个思路就是通过差异化策略打造竞争力。更有意思的是,差异化竞争还有可能重新激活市场,促进总体销售,各个版本齐头并进,老版本销量甚至能在推广热潮带动下有较大增长。据统计,中华书局1982年5月首次推出《万》,到2006年8月,老版发货约8万册,平均每年不到6千册。2006年8月,图文本上市,掀起媒体关注热潮,此后销售显著增加。截至今年7月,图文本发了13万多册,新版文字本发了19万多册,累计逾32万册,每年6万册。三联书店版《万》,1997年5月出版,至2006年6月,印数为26万多册,每年2.8万册;2006年6月之后印数为22万册,每年4.4万册。
    这种现象同样存在于中华书局传统经典图书的出版上。以前很长一段时间,书局内部担心将《诗经》、《论语》等经典做简体字版后,会影响繁体版的销售。但随着近几年书局在经典普及出版上的运作,简体字版经典图书销量可观,而原先的繁体版销量也有增加——看来,两者构成互补的关系,拓宽了销售渠道。

推广有空间
图书是商品,需要推广。我认为,图书从选题计划提出的那一刻就开始了推广的历程。最基本的是,书名叫什么,封面文案如何,等等,这些因素都会直接影响受众的印象,从而影响销售态势。《万》新版虽然分文字版和图文版,而图文版最后定名为“增订纪念本”(这是在最后一刻得益于中华书局副总编辑顾青的建议,即“纪念《万历十五年》问世30周年”),显然比“插图珍藏版”更具特别的意义。为配合这一定名,我从黄培乐先生寄来的照片中选择了黄仁宇晚年照片一帧及黄夫人格尔女士所绘肖像,置于书前,给人一种不一样的感觉。
黄仁宇集外文字,我拟名为《现代中国的历程》,既是揭示黄仁宇研究中国历史意在观察现代中国何由诞生这样一个宏大的主题,也是暗合时下社会关注中国该怎样实现现代化的思想潮流。这个书名与我对黄仁宇著作的理解有关(我在《万》新版推广策划案中就说:“他给公众讲述明朝的故事,无非也是要退后五百年,看清现代中国之来路。”),也是借用台湾多年以前的一部论文集名称,内中收黄仁宇文字一篇(该文已收入黄仁宇作品系列中,故此次未收)。曾有同事建议用书中某篇文章题目做书名,比如《中国社会的特质》,或者围绕写蒋介石的三篇文字来取名(以合刻下蒋介石出版热)。但仔细思来,都不如原拟名切题、大气,并给人以贴近现实感。黄培乐来信对这个书名很肯定,而此书问世之后,也获得了很多读者的认可。在封面上,我选用了黄仁宇一段自述(见其自传《黄河青山》),着眼于东西方历史的融汇;并加了两行推广语:“黄仁宇作品最新结集/以全球史眼光看中国现代化之路”,书名、推广语与自述互相呼应。推广语也是几经思考后拟定,“黄仁宇作品最新结集”——明白直接,对黄仁宇有点印象的人也许会有如下感觉:“黄仁宇的书不是出完了吗?怎么还有新的?”“黄仁宇的新书?得看一看!”这种心理上自然产生的疑问及期待,将是推动销售的最好原动力。注意,我没说“黄仁宇的新书”,而是如实阐述“黄仁宇作品的最新结集”,并在出版说明里予以详细交代。
 图书出版以后,我有选择性地寄一些样书给媒体朋友及书评人、学者,并与他们保持联系。我相信当图书符合他们的期望时,才有可能获得关注。如果一本书本身做得很差,内容也寡淡,就没有理由要求别人垂青。媒体的关注可能会极大促进销售,但也可能效果不那么明显。2007年我编辑的李开元《复活的历史:秦帝国的崩溃》上市,因写法新颖、内涵厚重,掀起一阵报道热潮,关注的媒体涵盖网络、报刊、电台及电视台——按一位业内朋友说,那是“畅销书的架势”,但销售并无大起色。我在反思,可能图书本身做得有问题,考虑今后重新运作。幸运的是,《万》新版和《现代中国的历程》大大得益于媒体推广。
2006年8月1日,《新京报》出了半版报道:《新版<万历十五年>修订原版错误》。这是头天下午临下班时记者曹雪萍跟我长聊两三个小时后的成果。报道出来后,新版尚未上市,但该文已引发媒体关注热潮。此后,我接受过多家媒体的采访。新版的推出及其报道较好达到了当初的策划意图之一“重新认识经典……深度普及”,做大了这本书的销售盘子。我注意到,很多读者是在新版上市后才知道《万》这本书的。书局2003年就与开卷信息技术公司合作。根据开卷公司监测数据,在图文本上市之前,三联本月零售量大约在500~700册之间,但此后却节节攀升,一度高达2200多册;而图文本则曾取得过1800多册的成绩。由于开卷公司监测的只是一部分采样书店,实际销量一般是其监测数字的4~5倍,可见其时新版上市与媒体报道的良性互动。
《现代中国的历程》上市后,也受到媒体高度关注,相继入选“新浪中国好书榜”4月总榜第一名和“2011年上半年榜十佳好书”第二名、《新京报》“2011年夏季最值得阅读的20本书”、《中国图书商报》“2011年上半年榜10本好书”第一名、2011年第三届新安读书月十佳好书等,连续4月来销量稳中有升,目前已5印,累计5万册。
早在编辑《万》新版时,我就考虑摒弃履历式的作者简介,以黄仁宇“曾梦想成为中国的拿破仑”及其“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的主张入手来介绍他。我相信这样的文字更具亲和力。我很欣慰地看到,有许多网友直接引用这段文字来介绍黄仁宇。《现代中国的历程》于是也沿用了这个简介。
如今资讯发达,网络迅捷,编辑常常披挂上阵直面市场推广。我现在常常在新浪微博上关注、搜索、转发有关《万》及《现代中国的历程》的读者评论、销售榜单等信息,并在线回答网友们提出的问题,有如面对面交流,效果较好。“新浪中国好书榜”2011年上半年榜十佳好书榜单公布后,转发率极高,很多读者因此关注这些书,并按图索骥去买。
出版是一项需要合作的事业。我很感谢同事们的支持,但我也有感到遗憾的地方。编辑是出版社内最熟悉选题的人,也最有责任照料好自己的图书——除了悉心琢磨图书本身之外,还须争取更多同事,尤其是销售部门的支持,坚定他们的信心。但这一点我做得并不好,这两本书首印数均偏低就是证明。当然,我很感激他们在图书上市后及时添货与关注,使得图书避免断货,能在市场持续热销。
图书本身的做法上,也留有遗憾,本来也许可做得更好。前面提到,《万年》新版原本想要在封底增加评论,“拓展新的阅读层面”以利推广,后因故没有做到,只是在封底的内容介绍中提到本书“获得如潮好评,成为众多作家、学者、企业家、高校师生的案头必备书”。为筹备新版,我曾疯狂搜索网络上关于《万》的评论,并整理出了一份详细的评论资料,却也因故没有用上,想来有点可惜。后来,以这些资料为基础,我写过一篇《万》的三十年印象记,发表在《南方都市报》上,《现代中国的历程》封底则放上了四段从中选出来的代表性评论。
至于为什么想要以评论撬开可能存在的另一块市场,我在新版推广策划案中有过详细说明,录以备考:
关于腰封和封底的说明
图书是一种自身可以宣传自身的产品。书的封面就是一块天然的推广阵地。
美国出版家艾佛利•卡多佐忠告图书从业人员:“把加农大炮都放到封面上去,擦亮刀枪,拿出你所有的办法吧。务必要有冲击力!时刻注意读者!”在他看来,赞许性评论无疑就是有力的武器:“它使一本书看起来更可信从而有助于销售,如果它出自专家或名人之手就更是如此。假如你手头就有这样的推荐广告,不妨昭告天下,务必要把它印在封面、封底,或者打开书以后的头一页。”美国售书专家玛丽莲•罗斯夫妇也认为:“好的评论不仅有助于在短期内得到订单,如果运用得当,它还具有长期的销售动力。……将这些溢美之词运用于每一个可能的途径中(去)。”
现在国内也很流行这种宣传理念。例如,《中国哲学简史》和《正说清朝十二帝》都有醒目的腰封,《狼图腾》封底列有四个评论,评论人身份有企业家、作家、歌唱家和文学批评家。
关于《狼图腾》的评论,金丽红有一个值得借鉴的介绍。这本书她自己就没读完20页,一开始并没有找到宣传点。他们给各界名人寄书,收回来20多个评论。其中,海尔集团张瑞敏的评价一下子触及了金丽红他们的兴奋点:这书还有这层读法,好!这条评论被置于首位。按常规想法,对一部小说的评论,孟繁华的评论最合规矩和想象,应当放在重要位置。但实际上是放在最后。原因在于张瑞敏的读法打开了这本书新的阅读层面,也就是找到了新的读者群体,那就是现代商战环境中的老板和员工。而且,这种读法非常自然。
同样,《万历十五年》也有新的读法。一般都以为这本书不过是把历史说得有趣而已,但明基电通公司中国营销部总经理曾文祺却从中读出了对一个企业的洞察力的训练。把大明朝看成是一个组织的话,皇帝是董事长,内阁辅臣是代理人,各级官僚是中层,这与企业的运作又何其相似!实际上,这种读法在史学界也是有迹可寻的,如许倬云就曾如此“从历史看管理”。就是黄仁宇本人,他给公众讲述明朝的故事,无非也是要退后五百年,看清现代中国之来路。这层意思贯穿于他的研究历程中,富路特序言中也有揭示。所以美国心理学家Srully Blotnick认为这本书提供了有关古代和现代中国人许多问题的答案,傅璇琮说本书“拓新了我们看待历史、观察社会的眼光”,其意大致相近,只是没有曾文祺说得这么明确细致而已。
还有其他的许多读法,如作家王朔读出了这本书对他历史观、世界观的改变,江晓原读出了学术示范文本的意义,刘志琴读出了改革开放以后民众自我意识的觉醒,杨念群读出了心态史的精彩纷呈,更多的人读出了黄仁宇这个人的“独一无二”……
这些读法都可能会拓宽本书的读者范围,其中尤以曾文祺的读法最为吸引人。
美国书卷奖相当于美国国家图书奖,就算是提名,也相当提升该书的位置。在中华书局所藏书稿档案中,还有黄仁宇专为述及此事的记录,可见该奖在作者本人心目中的地位。2005年我与其子黄培乐联系时,黄培乐也特地解释了一番什么是书卷奖,亦可见其郑重其事。国内“20年来最有影响的20本书”之评选,正可说明本书出版以来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力。
凡此种种,都是货真价实的板砖,砸起来结实,皆可郑重表明本书之可信度,从而增加吸引力。另,北大社斯塔夫理阿诺斯著《全球通史》是一次成功的经典新推,封底与评论的结合可值得借鉴。
上述策划案说明在黄仁宇作品推广方面,还存在更多的空间有待发掘,可惜没有很好实施,留下些许遗憾。如果重来一遍,是否可以做得更好?也许会弥补这些遗憾,不过也不好说,因为固然可一样全身心投入、思维时刻保持高度敏锐的状态,而出版时机却在不断变化中,难免会影响出版效果。当然,在做黄仁宇作品过程中,得出的一些经验和教训,还是可以在今后的出版活动中予以借鉴的。
关于《万》新版,文字上可能还存在一些不足。虽然相较旧版而言,新版改正了不少原来的错误,但并未完全改净,或增加个别新的错误。好在如今的出版技术非昔可比,可以利用重印的机会及时更正。所以,读者看到的《万》新版版次越近,文字就越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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