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缪尔·贝克特:文学途中

1984 2011-11-03 02:58:06
作者 DENIS DONOGHUE

1906年春天,萨缪尔•贝克特出生于都柏林南部的狐狸岩(Foxrock),准确日期尚存争议。1989年12月22号,他在巴黎去世。60多年里,他写了超过15,000封信。编辑们计划出版四卷本《贝克特书信集》,包括由他们挑选的共约2,500封信件,并在丰富的注释里引用另外5,000封。法文信件在原文之外还有英语译文。第一卷包括1929年到1949年的信件,已经在2009年出版。

新的一集是《第二卷:1941-1956》,这个标题略有不妥,因为没有1940年6月10日和1945年1月17日之间的信件。1940年6月12日,德国军队占领巴黎之前两天,贝克特和他的伴侣、未来的妻子苏珊(Suzanne Deschevaux-Dumesnil)离开了这里,起先去了维希,最后到了阿卡维(Arcachon)。他们在阿卡维捱了三个月。九月中旬,他们冒险潜回了巴黎的旧公寓。1941年9月1日,贝克特加入了抵抗组织,那是英国特别行动委员会(British Special Operations Executive)的一个部门。他负责接受关于德军行动的情报,并打出定稿。这些情报将被发往英国。1942年9月,由于部门遭到间谍的破坏,贝克特和苏珊逃往法国的非占领区。几周后,他们几经辗转(fertile in vicissitudes)后在沃克吕兹省的鲁西荣旅店(Roussillon d’Apt in the Vaucluse)安顿下来。他们在那儿住了两年,直到1944年8月25日巴黎解放,没办法写信和收信。1944年10月12日,贝克特回到了公寓。第二卷里的第一封信标署的时间是1945年1月17日。

贝克特和苏珊一贫如洗,他们在巴黎的战后岁月举步维艰。他父亲的遗产到法国时已经所剩无几。如何写作是个头疼事儿。他在战争期间写了小说《瓦特》(Watt),出版起来很难,花了若干年。1949年5月,为了避开巴黎的喧嚣,贝克特和苏珊租下了乌西-马恩村(不知道法语怎么发音:ussy-sur-marne)一处几乎什么都没有的房间,这里距离巴黎大约35英里。在那里他能够写作了,下午时可以种种花、栽栽树,还能跟苏珊一起散步。1949年6月,他对朋友乔治•迪蒂(Georges Duthuit)说:

“一天傍晚,暮色沉沉,回乌西村的路上,我们突然发现自己正被一些稀有的蜉蝣所护卫,我想那是‘飞蝼蛄’。它们笔直地沿着道路,都朝着同一方向,跟我们的速度差不多。那不是阳光指引的运动,因为我们在朝南走。最后,我知道了。它们正在直奔马恩河,要在水里快活一番,然后,被鱼吃掉。”

1950年,他的生活开始变得宽裕些:他的母亲去世,留给他一些遗产。更重要的是,他开始与午夜出版社的热罗姆•兰东(Jérôme Lindon of Éditions de Minui)合作。兰东不仅给他出书,而且还是他宅心仁厚的经纪人。他的小说迅速得以出版,包括《莫卢瓦》(Molloy,1951)、《马龙正在死去》(Malone Dies,1951)和《无名氏》(The Unnamable,1953)。《瓦特》则在1953年姗姗来迟。不过,最关键的一件事,乃是《等待戈多》(En Attendant Godot)1953年1月5日在巴黎巴比伦剧院(the Théâtre de Babylone)的首演。在此之后,他声名日隆,财运亨通,并在1969年拿到了诺贝尔奖。

第二卷涵盖的岁月中,生活里最能激励他才智的力量是与迪蒂的友情。给迪蒂的第一封信标署的时间是1948年5月27日,但他们在此前已经是朋友了。直到1954年3月2日的戛然而止(不知道啥意思:staggered to an end),通信都没有间断过。迪蒂是复刊的《变迁》(Transition)杂志的编辑。《变迁》是一本主要关注法国文化的英文期刊。他约请贝克特英译法文文章,并且润色其他人的译文。迪蒂是为批评家,精通当代法国、美国绘画,以及拜占庭和东方艺术。即使出版过一本关于普鲁斯特的小册子,还发表了一些固执己见的散文和评论,贝克特也不自认为是批评家。不过,他偶尔会硬生生地探讨关于艺术或语言问题的理论,譬如他与朋友考恩(Axel Kaun)的讨论。考恩激发了贝克特在1937年7月9日关于语言的回应:

“我们不能把它突然丢掉,所以至少我们不该留下什么可能闹得它名声败坏的半成品。接连不断地扎孔,直到隐藏在后面的不管什么东西开始显露出来——我没法给当今的作家想象出个更高目标来。”(此段不甚理解,幸亏我不是哪本书的译者,汗:“Since we cannot dismiss it all at once, at least we do not want to leave anything undone that may contribute to its disrepute. To drill one hole after another into it until that which lurks behind, be it something or nothing, starts seeping through — I cannot imagine a higher goal for today’s writer.”)

还有翻译家瑙曼(Hans Naumann),他收到了贝克特写于1954年2月17日的书信,里面有这句格言似的话:“我仍要给你这条线索:所求难以胜任。(the need to be ill equipped/le besoin d’être mal armé)”

1949年头一个月,贝克特和迪蒂大多为他们的朋友范维德(Bram van Velde)的画作而忙碌,他是为旅居巴黎的荷兰艺术家。贝克特相当欣赏他,迪蒂略逊之。(意思拿不准:only slightly less so)。问题在于:如何书写它们,如何指出它们的动机。贝克特经常盯着画看一小时,全情投入,却发现除了“了不起,了不起”之外难置一言。审视范维德的画作,他至少有一次突然陷入了狂喜的唱腔(an aria of exultation)当中。那是1951年9月10日给迪蒂的信:

“我不断地想起他的画,狂乱的无助堪称奇迹,华美壮丽有如磷火的海难一般汩汩流动……一切都沿着极广阔的路径蓬勃而出并回归原位,还有真正深邃的压迫性的沉静。”

不过贝克特很快意识到,写范维德就是写他自己,或者说试图把范维德据为己有。作为一位先锋派作家,贝克特强烈反对布尔乔亚的忠诚,反对关于表达与沟通的谈话,反对往昔,反对旧隐喻,反对旧时机,反对“予施与得的闹剧”。在与迪蒂合写的《三对话》(Three Dialogues)中,他声称偏爱“对无所表达的表达,表达的无谓,由表达而出的无谓,不愿表达,以及对表达的感谢(the expression that there is nothing to express, nothing with which to express, nothing from which to express, no power to express, no desire to express, together with the obligation to express)。”照贝克特说,范维德是头一个画家,“其画作缺少(如果你愿意也可说是摆脱了)每个外观和形式那里都有的那种,理想的和实质的动因。也是头一个没有因确信表达之不能而束手束脚的画家。”

尤其是1949年3月9日那一封,给迪蒂的信表现出贝克特因这些悖论而绞尽脑汁,想要摆脱它们,却感谢迪蒂令他保持了一贯的水准。他们讨论了其他的问题:为《等待戈多》做些什么,比方说该怎么演。1948年10月和1949年1月间,贝克特很快地完成了这出戏剧,迪蒂在细节上帮了些忙:

“我确切地领会了你对舞台道具的建议。那对我很有帮助,也已经有了帮助。我认为他们遇到了超越日常生活的不公正,那荒谬的树荫,你甚至都不愿意在那棵树上上吊。(I see them as having a larger-than-life-size iniquity, in the derisory shade of a tree you could not even hang yourself on.)”

较晚些:“《等待戈多》里的天空是名义上的天空,他们也不晓得究竟是不是那棵又细又枯的树。我乐于注意到,那个令人冒汗的、可疑的折磨人的地方,是随意为挨斯特拉冈和弗拉基米尔们(Estragons and Vladimirs)建立起来的,其抽象,卑鄙得有如自然。在那里,有时会长出来个芜菁,或开了条沟渠。”

此外,却已是尾声,1954年3月,贝克特要求迪蒂让他从明晰与澄清(explicitness and clarification)中解脱:他说他不能胜任工作。关于杰克•叶芝(Jack Yeats)的画作:“即使对于那位我热爱崇敬的老人,我都着实地难以忘却自己。”

书信中那种温暖人心的品质,是贝克特对自己阅历的信赖,并不只包含在寄给迪蒂的信中。他越促使自己达到理论上的精确,就越确认对自己信仰的断言。他从不任由自己的实践被自己的理论所威胁。他谴责那种赋予过往以特权的行为,不过并不包括他自己的过往。在他的小说和戏剧中,某些在狐狸岩生活的童年小桥段被反复忆起。他在《如是我闻》(手头木有工具书,瞎翻译的,Ill Seen Ill Said)中慨叹道,“但愿都是单纯的虚构,”。可那不是单纯的虚构,不会是,他也不愿意是。他盼望令自己的意识漂浮在其自言自语之上,但是他从未否认过那事实——生活扰乱了语句。

《全体坠落》(手头木有工具书,瞎翻译的,All That Fall)是单纯的回忆:我相当了解那条铁路,我曾经每天搭乘斯蒂洛根(Stillorgan)与都柏林之间的哈考特大街(Harcourt Street)路段的火车。

甚至可怜的古老且退化的语言:跟贝克特决意批判它差不多,他无来由地热爱它。就像他在《来自被抛弃的作品》(From an Abandoned Work)里写的:

“完了,完了,在我心里有个柔和的所在,尽管已经完结,不,是正在完结,我爱那字词,是我独一无二的爱恋,没有多少。”

在《最糟糕,嗯》(Worstward Ho)里同样如此:

“话不管谁说。更糟的屋子!他们有时几乎敲钟,那是多么真实啊!想要的太浅薄了!讲那夜晚,是年轻的一声叹息和重新振作”(此段荒腔走板,记得前一阵好像见过这段译文来着,可惜忘记出处了,“The words too whosesoever. What room for worse! How almost true they sometimes almost ring! How wanting in inanity! Say the night is young alas and take heart.”)

还将出版的,是他结束《最后阶段》(Endgame)和写作《快乐的日子》(Happy Days)、《克拉普最后的录音带》(Krapp’s Last Tape)、《怎么样》(How It Is),以及小巧精当的《如是我闻》时的信件。那会是更给力的两卷了。

PS:作者Denis Donoghue在纽约大学教授英国、爱尔兰和米国文学。他最近的一本书是《爱尔兰散文》已经在春季出版。

原址:http://www.nytimes.com/2011/10/30/books/review/samuel-becketts-midgame.html?_r=1&ref=books
1984
作者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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