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批判,但不要泼墨

鲁闽 2011-10-27 20:40:27
余华去伯克利演讲,我拜托朋友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他最新的那本书,为什么有的情节那么知音?比如,有一段他当作真事一般写给外国人看,说一对下岗夫妇没钱给孩子买香蕉,孩子哭,老公回家后就跳楼了,老婆冲到楼下,哭够了再回家,安顿孩子背对自己坐好,然后上吊。这一切,按理都是没有第三人在场的,他们家人说了什么,鬼知道,但余华知道。这样的虚构存在于一本纪实性的散文集里,那么,我到底如何给这本新书定性?虚构?还是纪实?”

余华的回答是:“写书的时候,现实与虚构的线确实比较难把握,有时候滑一下就滑出去了,然后自己有意识要把它收收回来。吃香蕉的故事是真的,但是在细节和描述上都有过艺术化处理,也是作为一个作家无法避免的。”

由此,我给朋友写了几封信,交流看法——
        
1.

看到你说他的演讲全是敏感词,我于是想顺带和你聊聊对他的看法。

总的说来,我认为,余华是一个已经有向西方贩卖中国负面倾向的作家了。他的《兄弟》由美国书商运作,最新的这本,我宁愿称为虚构知音、而非纪实散文的《十个词汇里的中国》,贩卖的迹象就更加明显。不能在大陆出版,完全是个噱头,因为他本来就知道,肯定不能出版,因为那第一章的题材。

他说得对,其实不光是作家,任何人写作,完全还原都是不可能的。纪实大抵也是一种虚构,像我写的好些文章,有对话,好像还有板有眼,但其实也是虚构,不可能是原原本本的。但我想,有一个东西是不应该虚构、也不应该滑过去的,那就是人心。

余华所说的那个香蕉的故事,是一个关于下岗的故事。最早出现在媒体报道里,余华拿来进行再加工。他有板有眼地说,这是事实。那么,一般人读了,也就当成了事实,当然,是感性的——中国好烂。

我也写过下岗的故事,虽然是亲见亲闻,但也是对记忆的重组、切割。如果只能讲一个故事,我愿意讲阳光一点的故事,而不去讲一家人下狠心买了好多猪肉下毒吃死了的故事。下岗是很艰难的事情,但多数人还是像刘欢那首歌唱的,“从头再来”。事实上,如果把那段历史检视一下,是香蕉的故事是主流,还是“从头再来”是主流?我想,应该还是后者,不然社会不可能持续运作下来这么多年。这不是说无视前者,也不是要来个三七或者四六开,而是当你煞有介事地来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不该太偏颇。

可是,余华独独把那个香蕉的故事拿了出来,作为一个符号,给中国、甚至中国人定了个性,拿给外国人看,我觉得就很恶心了。尽管写的是中国,但这不是一本写给中国人的书,而是一本贩卖给外国人的书。从这个原点出发,于是,最好的选择便是将它写成一本禁书,不是因为太深刻,而是因为远不够深刻,甚至谈不上真实。为了强调中国糟糕的特殊性,余华用的是哈哈镜,而不是显微镜。唯一的感动来自“鲁迅”一节的末尾,一个奥斯陆的教授说:“你小时候对鲁迅的讨厌,和我小时候对易卜生的讨厌一模一样。”这才是能够进入写作的素材。

当一个作家,其实更准确地说他是小说家,跳脱他的身份,去做一个二道、甚至三道的社会学者或者记者的时候,我觉得他已经离自己的本分很远了。人不可能什么都懂,不是什么都可以写,出名之后,更应该珍视自己的才华,明白自己的界限。在那本书里,他对许多社会问题的理解都是很肤浅的,不过是借了著名小说家的名号才得到i公开表达和阅读的机会,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从这个意义上,我很喜欢王安忆、苏童、贾平凹这样的作家。王安忆说得好,我对现实不是没有看法,但我的主业是小说,我的看法是通过我的虚构、我的人物来表现的。这个表现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沉淀的过程,对读者而言,阅读这样的小说,才会让读者有思考,有收获。在我看来,这才是小说家的本分,也是小说家的价值所在。

2.

你说在那样的场合,余华没的选择,我觉得恰恰相反,他完全可以选择。场合是他自己选择去的,他可以不去,去了也不见得要说这种话。我不相信书商和他的合约里对他说什么是有约定的,如果有,那性质就变了,可以等着拿诺贝尔奖了(不想还是让莫言赶在了前头)。

在如今这个时代,有没有属于文学的公共场合?我觉得有。还是说王安忆,前段时间,托宾来上海书展,王安忆和他对谈,不要看新闻,直接看视频。虽然闪光灯不断,观众之中也是各色人等,但她老老实实听,老老实实记,老老实实问,根本不管周围。不是说作家得是孤独的么?她这才是真的孤独,而不是像好些作家那样,只是在贩卖孤独。

至于书卖到国外去,王安忆的书,也卖,比余华还早,八十年代就卖到欧洲去了。如果说要搞反动,比起现在,八十年代要顺理成章得多,但王安忆也没有,还就是老老实实的,文学就是文学。她八十年代初去美国爱荷华,写了那么多日记,满眼西方的冲击。但她看了想了,冷静下来,还是接着好好写。当然,她运气好在那次去美国,有陈映真,对她而言,那是很好的榜样,有利于她思考,后来还写了个《乌托邦诗篇》。

关于她的爱荷华日记,有一段我记得很深。组织大伙看了场中国电影,王安忆写道,如果在国内,可能也不见得会说这电影好,但现在美国,就生怕别人说不好,自己很想证明,这是好的,但又不知道如何证明。读到这段,我很感动,爱国这种朴素的情感,我想是需要有一点的。

有“向西方贩卖中国负面倾向的”其实不只是作家,很多人都在干这种事情。好些作家,我以前听都没有听过,但是他们反动之后,我才知道,哦,原来他们也是作家。在我眼里,中国真正称得上作家的那些人里,搞贩卖这种勾当的人,其实很少,余华的转变,我认为几乎是个例。多数还就是一个二三流作家,冉云飞之类的。维基上随便一查,好些这种作家。

中国的山河肯定不是一片红,但也不是一团黑。对于现实里发生的事情,完全可以批判,但不要泼墨,如果你是知识分子,而不是网络喷子的话。如果往细处看,不少国人的生活的确艰辛且有不公,但他们不是什么没有自尊,也不会自爱的蝼蚁,他们用一辈子的实践来体现自己对生活的看法。如果你想关怀他人,首先得平等地尊重他人,如果只是因为读了点书,写了点文章,感情比较丰富和敏感,就居高临下摆出悲天悯人的姿态,那真是读腐了书的,不值得称道。

之前在武汉吃路边摊,小巷子里一排熙熙攘攘卖油饼、炒饭、炒面、鸡翅……的。虽然有卫生问题的嫌疑,但摆得很整齐,颜色很漂亮,看着就喜欢。有个卖面的妇女,不吆喝,就静静坐在那里。你买,她就做一碗,然后就又坐在那里,出神。我想,生活对她或许是沉重的,但人家默默操持着小生意,养着家,让人尊敬。

后记:

最近,余华出版了新长篇《第七天》。我大略看了看简介和评论,知道路数和《十个词汇里的中国》类似,也就没什么好读的了。关于后一本书,以上这篇文章算是篇读后杂感(当然,我已经做了些修改)。当时谈了不少爱国主义,似乎在讲作家应该写什么,不该写什么,这真是走偏了。其实我真正关心的,是用什么样的角度来看世界,以及什么才是文学性或者说文学应有贡献的问题。我认为,关于这两个问题,余华最近的写作交出的是一份非常糟糕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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