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翻译的)以赛亚·伯林《卡尔·马克思》第一章——童年和青少年

艾弗砷 2011-10-19 20:05:56
我自己翻译的,欢迎大家批评指正^_^
(《卡尔·马克思》序言请见http://www.douban.com/note/176185077/

                           《卡尔·马克思》以赛亚·伯林著

                   第二章 童年和青少年


                 没有什么能使我静谧地求索,
                   当我强大的灵魂被唤醒;
                 没有什么能让我安然地停留,
                  我就像狂风暴雨 永不止息。*
                                   ——卡尔·马克思《青年》(*原文是德语)
        
        卡尔·亨利希·马克思——亨利希和汉丽埃塔·马克思的大儿子,出生在1818年5月5日,德国莱茵兰的特里尔,他的父亲是一名老练的律师。特里尔城曾是大主教教区,而在大约十五年以前,它被法军占领,并被拿破仑并入莱茵联邦。十年后拿破仑战败,维也纳国会将特里尔分配给正在急速扩张的普鲁士王国。
    近年来因为连续被法国侵占领地而威信尽失、名声扫地的德意志邦国的君王和首领,这时正在加紧修复被损毁的世袭君主政体,他们要求抹去任何危险思想的痕迹,但这种思想已经萌芽了,它在死气沉沉的传统笼罩下的日耳曼各省份里唤起了哪怕最温和的民众。拿破仑的失败和流放摧毁了德国激进分子的幻想,他们曾希望拿破仑的集权政治统治最终带来的即使不是自由,无论如何也能得到德国的统一。只要可能,事物总会重建并维持现状;德国又一次被分裂为封建性质的王国和公国,这些重新掌权的统治者,决心弥补自己多年来的失败和羞辱,着手恢复旧政权的每个细节,渴望一劳永逸地驱散民主革命的幽灵,而这些幽灵的记忆被民众中的启明者孜孜不倦地维系着。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在这方面尤其积极,在普鲁士的封建地主和拥有土地的贵族的帮助下,以维也纳的梅特涅为榜样,在很多年里他成功抑制了国民思想的正常发展,导致了萧条和绝望的气氛,而与此同时,即使是法国和英国这样反动的的国家,在那些年里似乎依然显得自由而有生气。在德国社会,尤其是一直保留着与欧洲文化的些许联系的西部,不仅知识分子强烈地觉察到这种情况,城镇里的大多数资产阶级和自由主义贵族等进步势力也更尖锐地意识到这个问题。这个社会用经济、社会和政治立法的形式去保留、去恢复旧有的特权、权力和权限,这些旧有的秩序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它们是早已失去光鲜外表的污秽的残存物;并且,由于它们与新时代的需求直接相冲突,为维持自己的生存,它制订了一个煞费苦心的破坏性的关税结构,但据此提出的政策却使贸易和工业系统陷入了困境。面对抵制专制和官僚作风的流行思潮,这个陈腐的机构必须对其施加压力,它的任务是把德国从自由主义的理念和制度的“有害”影响中隔离出来。
        警察机构的权力日益增大,它的严密监控渗透到所有公共和私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压制激起了文学界的抗议,但很快被政府的审查制度残酷的镇压了。德国的作家和诗人自愿自我流放,他们在巴黎和瑞士等地积极投入到反对现存政权的宣传中。当时社会的一般状况在某类人群身上反应得最明显,在整个十九世纪,他们的存在情况往往被视为社会变革的晴雨表——他们是人数虽少,但广泛分散在各地的犹太人。
        犹太人有理由对拿破仑心怀感激,无论如何,在表面上他摧毁了传统社会地位和特权的大厦,清除了种族、政治和宗教的障碍,在这些地区他颁布了新的法典,该法典声称其权威的来源服从于理性原则和人类平等。这些举措,通过向敞开这扇迄今一直严厉禁止犹太人进入的贸易和职业的大门,释放了久被封印的巨大能量与雄心,使犹太人热情地——或许是过于热情的——冲破了一直以来普遍的欧洲文化之中的种族藩篱,从那时起,犹太人成为欧洲社会革命新的重要因素。
        但不久,有些自由许可被拿破仑自己撤消了,而剩余的大部分条款则被恢复权力的德国贵族废除。其结果是,曾在其父辈带领下渴望摆脱传统生活方式,迈向更广阔生存前景的犹太人,现在却发现曾在他们面前半开半掩的门突然间又紧闭起来,他们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要么走回头路,回到悲惨的贫民区——他们大部分家人依然在其中生活着;要么改变他们的名字和宗教,以爱国的德国人或基督徒的身份开始新的生活。希舍尔·列维的遭遇是整整一代犹太人的缩影。他的父亲,马克思·列维和他的曾祖父,曾是莱茵兰州的拉比,像绝大多数犹太教徒一样,他们在一个虔诚的、封闭的、有着强烈自我中心观念的社群中度过了一生,面对着基督徒邻居们的敌对,他们用几个世纪以来使其隔离于外界生活流变之外的自豪与怀疑筑起自卫的高墙,寻求庇护。不过这时,启蒙运动已经开始渗入这片中世纪的人造领地,希舍尔,在接受了世俗教育后,成为了一名法国理性主义者及其拥趸和德国“光照派”的门徒,在生命的早期,他就转而相信理性和人性的宗教。他怀着坦率与纯真接受了它,长年的黑暗也没能撼摇他对上帝和简单而乐观的人道主义的信仰。他与自己的家庭完全断绝了关系,改名为亨利希·马克思,获得了新的朋友和新的爱好。他的律师生涯是比较成功的,他开始寻找一个稳定的未来——做一个德国中产阶级家庭里值得尊敬的家长,但1816年颁布的反犹太人的法律使他失去了赖以生存的职业。
        对现存教会,他可能并没有超乎寻常的崇敬,但他更少出现在犹太教堂,并且他持有自然神论的看法,对普鲁士邻居那温和开明的路德教教义他感觉不到道德的或社会的障碍,几乎全盘接受。无论如何,他的确曾犹豫不决,但这并没困扰他太长时间。他在1817年受洗进入新教,一年之后,他的大儿子——卡尔降生了。后者对有关宗教的一切,特别是犹太教徒的敌对,部分原因可能是由于特有的尴尬处境——在这些皈依者中有时他们会看到自己的影子。他们中有些逃脱了,成为虔诚甚至狂热的基督徒,其他的则孤身反抗所有现存的教会。越是敏感、越富智慧,他们遭受的挣扎就越大。海涅和迪斯雷利一生都被他们个人的特殊地位所困扰;对于祖先的宗教,他们没有弃之如敝屣,也未曾照单全收,而是时而嘲笑,时而卫护着;对于自己暧昧不明的地位,他们不能抱持一以贯之的态度,终其一生都在虚构自己被社会完全接纳的事实,内中却潜流着屈就与耻辱的暗涌。
        老马克思没有被任何此类复杂情况所困扰,他是一个淳朴严肃的有教养的人,他的才智并非出类拔萃,理解力也称不上超乎寻常。他是莱布尼茨和伏尔泰、莱辛和康德的信徒,另外他有种温雅羞怯、随和通融的脾气,最终,他成了热情的普鲁士爱国者和君主主义者,他在腓特烈大帝的身上寻求他此举的合理性,在他看来,腓特烈大帝作为一个宽容而开明的伟大国君,跟背负着蔑视思想家恶名的拿破仑相比毫不逊色。受洗后他的教名是亨利希,他致力于把他的家庭成员教育成为自由的新教徒,忠实于现有秩序和普鲁士国王的统治。他渴望拥有他最喜爱的哲学家们所描述的理想君主,但腓特烈·威廉三世令人厌恶的形象使他忠诚的空想落了空。事实上,这个胆小而不善交际的人唯一一次公开表现出他的勇气,是在一个公众晚宴上,他发表了一次讲话,讲话中他说,他希望温和的社会和政治改革能使明智而仁慈的统治者名副其实。这使普鲁士警察迅速盯上了他。亨利希·马克思立刻收回他所有言论,并使所有人确信他是完全没有恶意的。这些轻微但羞辱的困窘之事,尤其是他父亲那懦弱而顺从的态度,很有可能给十六岁的卡尔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之后,这郁积的忿恨情绪将被煽动成熊熊火焰。
        他父亲很早就意识到,他的其他孩子都碌碌无为,而卡尔却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执拗的儿子:他拥有敏锐明晰的理解力,固执专横的脾气,对独立的狂野追求,对感情的刻意压制,总而言之拥有一种如饥似渴而又桀骜不驯的求知欲望。这个一生都在跟社会和个人妥协的胆小的律师,为他从不让步妥协的儿子感到困惑和害怕,在他看来,这迟早要惹恼权贵,可能哪天会给他招致大麻烦。在信中,他经常焦急地恳求他节制他狂热的感情,强迫自己受些纪律的约束,培养文明礼貌的习惯,尽可能知恩图报,最重要的,不要因为拒不适应当下社会的基本要求而与所有人交恶。然而,即使是在表示最不赞成的观点时,这些信件的语气依然温文尔雅、深情款款;尽管对自己的角色和职业愈发感觉到担忧,亨利希·马克思仍以一种本能的细致与周到对待他的儿子,从不在任何重大问题上试图反对或斥责他。因此他们的父子关系继续保持着温暖亲密和庄重严肃,直到老马克思在1838年离开人世。
        看起来,父亲无疑对儿子的智力发展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老马克思相信孔多塞的观点:人的本质是善的、理性的,要确保这些品质留存下来,必须在一个人前进的路上清除那些有害的障碍。它们已经在消失了,并且在以很快的速度消失,而最后一个反动派的堡垒——天主教和封建贵族——将在不可抗拒的理性的进军中水逝草枯、烟消云散。社会和政治、宗教和种族的重重藩篱,是反启蒙主义的神父和统治者所殚精竭虑人为制造的障碍;这些人工障碍的消失将迎来全人类的黎明,那时,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不仅仅是在政治和法律上,在他们正式的外在关系上,而是在所有社会和个人,在他们最私密的日常交往上。
        他认为他个人一生的历史就足以对这种说法提供绝佳的证明。作为一个犹太人,一个享有不平等的法律地位的公民,他最终获得了与他开明的邻居们想平等的社会地位。他作为一个实实在在的人赢得了他们的尊重,并且至少在表面上,他融入了他们更理性、更有尊严的生活方式。他相信,人类解放的历史中新时代的黎明即将来临,在这新时代里,他的子孙后代将作为自由的公民在这公平自由的国度生活。他信仰中的某些元素后来明晰的出现在他儿子的社会学学说中。当然,卡尔·马克思并不相信理性的争论会影响行为方式,然而,终其一生,他都保有理性主义者和完美主义者的品性。他信仰社会发展进程明白晓畅的真理;他相信历史发展之不可阻遏——它的趋势是从一个阶段向更高阶段的迈进,而每个相继的阶段都意味着发展,意味着向理性之理想的进一步靠近。向所有感性的十八世纪思想家那样,对那些超自然动力因的信仰、任何形式的空想和梦幻,他都报以强烈的嫌恶;而且,他的系统性论述对民族主义、宗教和种族主义的稳固性等非理性力量的影响估计不足。另外,尽管黑格尔哲学对他毕生理论体系的形成塑造施加了最重要的影响,但他父亲及其朋友的理性主义哲学主旨早已在他体内扎根了,并起到了免疫针剂的作用。所以后来,当他接触到费希特和黑格尔浪漫的形而上学体系时,他没有像同时代的人们那样,迷恋于此,在它们面前彻底臣服。正是这个他年少时获得的突出的鉴别力,它明晰的论点和它的经验主义方法,让他在面对当时流行的哲学时,能够保持独立,并能在稍后将之融入到他自身的实证主义意味的哲学形式之中。这可能归因于他突出的反浪漫主义倾向,这使得他与那些表面上与他神肖酷似的杰出激进分子——像博恩、海涅、拉萨尔等辈——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尽管这些人的出身和教育在很多方面与他类似。
        对他童年在特里尔的生活,我们知之甚少。他母亲在他一生中扮演了一个无关紧要的角色;她生于荷兰的一个匈牙利裔犹太人家庭,她的父亲是当地的拉比,她没有受过教育,是她那个大家庭可靠的家庭主妇,她从未对他儿子的天赋或倾向表示过一丝的理解,他的激进主义倾向使她震惊,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似乎对他完全不闻不问,失去了兴趣。在亨利希和汉丽埃塔的八个孩子中,马克思是第二个;除了小时候对他的大姐索菲亚有种温馨的情感外,不管在童年还是成年后,马克思对他其余的弟弟妹妹都没有什么感情。他被送往当地一所高中学习,在那里他关于道德和宗教的论文以其勤勉的作风和高屋建瓴、一丝不苟的文风,获得了公正的赞扬。他的数学和神学中规中矩,他的主要兴趣是艺术和文学:他的这种倾向主要是受两个人的影响,这两人使他平生获益匪浅并受到他一生的爱和尊重。第一个人是他的父亲,另一个是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他跟亨利希·马克思是街坊,并一直与这个随和的律师和他一家友好相处。威斯特华伦属于德国上层社会中有教养的自由派别,在十九世纪上半叶,这派别的代表们是德国启蒙和进步运动的先行者。他是一个杰出的普鲁士政府官员,一个有人格魅力的知书达理的人。他属于那个被歌德、希勒和荷尔德林等伟大人物主导的时代,在这些人的影响下,他自由穿梭在门第观念极重的巴黎各审美领域之间,他用日益增长的德国式热情分享他对但丁、莎士比亚、荷马和古希腊悲剧家等作者天赋的重新发现。他被亨利希·马克思的儿子那惊人的才能和对新事物的渴求所吸引,他鼓励他阅读,借书给他,同他一起在附近的森林里散步,他引用书中长长的段落,跟他热切的聆听者谈论起埃斯库罗斯、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而早熟的卡尔,成了新浪漫主义文学手不释卷的读者:这些早年在他性格成型期获得的品味,他江河行地,一生未变。在以后的生活中,他喜欢回忆起与威斯特华伦共度的夜晚,那似乎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在他急需同情和鼓励的时候,这个比他年长很多的人给了他平等和友爱;当一次不得体的侮辱性行为可能会使他留下永久伤疤时,他受到了素丝良马的礼遇和接待。他的博士论文饱含着感激和钦佩之情,题献给威斯特华伦。1837年,马克思向他的女儿燕妮求婚,他很快同意了;由于他们的社会条件差异太大,据说这使燕妮的亲戚们惊愕而沮丧。不以人是否慷慨大方为善恶判断标准的马克思,在后来谈起威斯特华伦时,却几乎变得多愁善感。是威斯特华伦使他的信念坚韧不拔,使他的力量河出伏流,而这样的信念和力量成为马克思一生中最突出的特点。马克思是为数极少的年少时未曾遭受过挫败和迫害的革命者之一。因此,尽管说他异常敏感,自负又虚荣,他禀性好斗、恃才傲物,但面对一生中长达四十年的疾病、贫穷和兵连祸结,他的确展现了一个少见的始终如一、旷达向上、笃信好学的形象。
        十七岁时,他离开了特里尔。1835年秋天,他听从父亲的建议,成为波恩大学法律系的一名学生。他在那里似乎过得很开心。他说他打算每周要参加七种学科的讲座,其中有文学巨擘施莱格尔关于荷马的课程,还有关于神话、拉丁语诗歌和现代艺术的演讲。他积极地参加普通德国学生的社团,他写些拜伦式的诗歌,过着闲游浪荡的快乐生活,他经常负债累累,还至少有一次因为酒后聚众闹事而被当局逮捕。1836年夏末他离开波恩,在那年的秋初时节转到柏林大学学习。
        这次的转学是他生命中决定性的分水岭。在此之前他一直在相对偏狭闭塞的环境中生活:特里尔是一个精巧典雅的小城,在古老的秩序下残存,那改变世界轮廓的经济社会重大变革并未波及到它:科隆和杜塞尔多夫蓬勃的工业似乎远在天边;不管在社会、思想还是物质上,没有迫在眉睫的问题曾激起涟漪,和平的环境熏陶着他父辈温文尔雅的朋友们,它人工地使十八世纪的平静在十九世纪依然幸存。与特里尔或波恩比起来,柏林是一个拥挤的、庞大的城市,它现代,它丑陋,它自命不凡、严肃庄重,一时间它既是普鲁士官僚机构的中心,又是不满现状的激进知识分子的聚会地点——他们把它塑成日渐增长的反对派的中心。马克思一生保留着无餍足享乐的嗜好和一些僵硬抑或笨拙的玩笑话,但即使在那时,也没有人会把他描述为浅薄或轻浮。他在紧张和悲凉的气氛中猛然惊醒,突然感觉到他身在其中,他立即开始行动,用他独有的能量探索和批评他的新环境。
艾弗砷
作者艾弗砷
50日记 10相册

全部回应 8 条

查看更多回应(8) 添加回应

艾弗砷的热门日记

豆瓣
免费下载 iOS / Android 版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