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文学中的汉音魏响——简论曹丕书信体散文

子非鱼 2011-09-24 23:32:02

一、曹丕散文时代背景:文学自觉与文风变迁 建安年间,文学风格发生变化,刘师培在《中国中古文学史·论汉魏之际文学变迁》[ 陈引驰编校《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版,第8页]的评价最为切中肯綮:“两汉之世,户习七经,虽及子家,必缘经术。魏武治国,颇杂刑名,文体因之,渐趋清峻。一也。建安以还,士民秉礼,迨及建安,渐尚通侻,侻则侈陈哀乐,通则渐藻玄思。二也。献帝之初,诸方棋峙,乘时之士,颇慕纵横,骋词之风,肇端于此。三也。又汉之灵帝,颇好俳词,下习其风,益尚华靡,虽迄魏初,其风未革。四也。”汉魏之际文学出现的四种趋向——清峻、通脱、骋词、华靡,于散文尤为确切。 姚鼐《古文辞类纂》把古典散文分为十三类,即论辩、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后世学者大致沿用这种体例。其中,书信作为社会生活的交际工具,是使用最广泛的一种文体。 东汉后期书信体散文的流行既是一种时代趋势,也是一种情感需要。汉末动乱,群雄逐鹿中原,文人流离转蓬、各事其主,几乎所有文人都有四处漂流、辗转各方的坎坷经历,因而形成了“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文心雕龙·时序》]的精神风貌。书信便于抒情达意且亲切晓畅的特点契合了文人交游倾诉的情感需要,按照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三卷第501页 ]中的说法,“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建安时期是文学变迁中极为重要的一环,表明创作主体自觉之开始的转折人物即“子桓以下,纯乎魏响”的曹丕。 二、题材内容上的继承与开拓 曹丕的散文作品中主观色彩及创作性最为酣畅尽意的,应为视角独特的书信体散文,总体来看,曹丕书信体散文在题材内容方面,对传统题材既有继承,又有开拓。 首先,品评文艺的书信集中体现了曹丕对书信题材内容的拓展。这类书信肇始于扬雄的《与桓谭书》,文中称赞司马相如的赋“不似从人间来,其神化所至也”,这类书信在汉代毕竟是少数,没有独立的结构。此前的文学批评最早只有如《论语》孔子论诗的只言片语,稍后或则裒辑成篇,如卫宏的《毛诗序》;或则现于一篇一书,如班固的《离骚序》、王逸的《楚辞章句》诸序等。曹丕《又与吴质书》中对建安七子的评价最为深刻,此篇本是叙友情之作,第二段加入对“七子”的评价,态度十分中肯,同整篇书信感时伤怀的基调保持一致,也可以独立成篇,是一篇完整的议论文。曹丕此文的开拓意义在于在书信中融入相对成熟的文学批评,体现了作者创作及批评的主动性。此外他还在《与王郎书》中把“立德”和“著篇籍”置于同等地位,也正是认识到文学之价值的体现。《与繁钦书》通过描写歌女如天籁的声音表达作者对音乐的理解,虽非专门的乐论,在当时的书信题材中亦属少见。 其次,曹丕与友人之间馈赠物品的书信也是对传统题材的拓展。致钟繇的三封书信《与钟大理书》、《九日与钟繇书》、《铸五熟釜成与钟繇书》即属此类。谭家健说:“这类互相馈赠杂物的短笺,汉魏不多见,至齐梁而大盛。萧氏父子、兄弟、君臣以及庾信与北周诸王之间,有不少精美的名作,皆为骈体。曹丕此类文字,实开其先例。”[ 谭家健:《六朝文章新论》燕山出版社,2002年版,第60页]《与钟繇书》开篇先从春秋四件美玉“晋之垂棘,鲁之玙璠,宋之结绿,楚之和璞”讲起,表明自己对美玉的青睐之情。然后通过对玉玦色泽的夸饰,陈述自己向对方求玉的委曲之意,“求之旷年,不遇厥真,私愿不果,饥渴未副”。接下来说明之所以让舍弟曹植转述是因为“恐传言未审”,最后写得到玉玦时的高兴之状,“宝玦初至,捧匣跪发,五内震骇,绳穷匣开,烂然满目”,通过玉玦的光泽和自己内心的震撼抒发了自己的喜爱之情,形象生动。全篇以美玉为中心,联接前后,一贯到底。用典信手拈来,结构紧凑而不杂乱,给人清越之感。同年秋重阳节之际,又作《九日与钟繇书》。此书开篇首先写“岁月往来,忽复九月九日”,点明节日的到来,随后写到人们会在重阳节这一天宴饷亲朋,以祝寿命天长地久,接下来赞美菊花“含乾坤之纯和,体芬芳之淑气”的高尚品性。最后把自己喜爱的菊花送给友人以示衷心祝福。用辞讲究,感情含蓄蕴籍,给人清朗之感。 再次,曹丕在与臣下书信中所涉及内容多为日常细事琐物,态度随性,谈及果蔬、被服、蜀锦之类或玩笑之辞,与政事毫无关系。如《与朝臣书》中论及粳稻米香,“江表唯长沙名有好米,何得比新城粳耶?上风炊之,五里闻香”。通过香气传散之远,确证此物是稻米之中的极品。《与刘晔书》对刘晔帽服的评价,“有似里父之服”,充满戏谑意味。《借取廓落带嘲刘桢书》用嘲笑调侃的语气跟刘桢作书,可见二人关系之融洽。这种日常化倾向对后世书信体散文的影响十分深远。 三、以情纬文,真挚洒脱 刘勰论述书信文体特征时说,“详总书体,本在尽言,言以散郁陶,托风采,故宜条畅以任气,优柔以怿怀;文明从容,亦心声之献酬”[ 《文心雕龙·书记》],认为书信应该畅达地抒写性情,悠闲从容地表现内心喜悦。古人所云“辞若对面”、“见字如面”等,就是对书信中真实自然特点的概括。鲁迅说,“‘通脱’即随便之意,此种提倡影响到文坛,便产生多量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文章。” 感时伤逝的悲伤之美,最能体现曹丕的文风。 吴质字季重,《魏志》本传中称他“以文才为文帝所善”,授振武将军,都督河北军事,封列侯,可见曹丕对他的器重。[ 裴注《三国志·魏书·王粲传》引《典略》:“质出为朝歌长,后迁元城令。其后大军西征,太子南在孟津小城,与质书。]《与吴质书》通过追述南皮之游纵论诗书、设局博弈的美好生活,表达了对文人学友之间感情的无限珍惜以及自己身居小城的寂寞,发出时过境迁、物事人非的感慨,通过“现实——回忆——现实”这种打通时空的结构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作者复杂的内心感受。多用四言句式,便于挥洒情感,易兴起每个人对今非昔比的感慨。 《又与吴质书》延续并深化了这份悲慨,“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噎,或覆族而丧。”[ 曹植:《说疫气》,赵幼文《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77页]建安七子中徐干、陈琳、应瑒、刘桢等人也在这一时期病逝。好友一时俱逝,曹丕内心的哀痛可以想象,在这封书信里,作者渲染了一种极为悲凉的氛围。开篇追忆,“昔日游处,行则同舆,止则接席,何尝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不料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无尽的伤感使得“至乃通夕不瞑”,这份真挚是曹丕历经沧桑之后的体验,感染力极强。 曹丕的文学作品大都有这种“以悲为美”的审美倾向,如其诗赋中多描写被抛弃的妇人、丧偶的寡妇、独居的少妇,这既体现了他文人性格中易感伤的特点,也反映了建安文风“以情纬文、真挚洒脱”的时代特征。 叶嘉莹在《汉魏六朝诗讲录》中比较丕、植二人时说:曹丕是比较接近理性诗人的类型,而曹植比较接近纯情诗人的类型,曹丕的诗是“以感取胜”[ 叶嘉莹:《汉魏六朝诗讲录》,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47页]。东汉末文人自我关照意识增强,随之痛苦也不断增加,于是他们秉烛夜游、及时行乐,《古诗十九首》即当时文人心理状态的写照。但曹丕从往昔诗酒流连的生活中觉悟到:及时行乐并不能改变生命易逝的无情事实。于是,他选择“著篇籍”传名声于后。在他看来,徐干著述《中论》,“辞义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矣”。“动见观瞻,何时易邪?恐永不复得为昔日游也。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可攀援”,这种思考相较于纯粹文人自伤有很大的进步。“颇复有所述造不?”虽向吴质发问,实际也表明他重视文学创作以“立言以不朽”的愿望。 《与王郎书》承上对生命的理性思考,明确提出“不朽”的观点和志向:“生有七尺之形,死惟一棺之土,惟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疠数起,士人凋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故论撰所著《典论》、诗、赋,盖百余篇。集诸儒于肃城门内,讲论大义,侃侃无倦。”对生命短暂的忧虑已被曹丕转化为“务立不朽于著述间”[ 张溥著、殷孟伦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67页]的动力。 千年已过,曹丕优秀的书信散文依然被人们津津乐道,其原因就在于这些作品理性探索着个体对于生命的精神困惑。 四、清丽激越的语言风格 综观曹丕的书信散文会发现他清越华丽的语言风格,这点集中体现在《与吴质书》、《又与吴质书》、《与钟繇书》、《答繁钦书》等作品中,而以《答繁钦书》最为突出。繁钦写信称赞一名叫车子的歌女“能喉啭引声与笳同音”,巧妙利用声音的转化达到“潜气内转,哀音外激,大不抗越,细不幽散,声悲旧笳,曲美常均”[ 萧统《文选》卷四十],文辞华美,得到曹丕的夸奖。可能是繁钦文辞之美激发了曹丕对音乐的理解,《答繁钦书》同样写得声色俱佳: 书信开头先表示对繁钦所记之女高超技艺的叹服,引出曾遇到更为美妙的歌女琐。对琐的介绍可谓别具匠心,先讲她九岁之时的神秘经历,给人一种期待,为其华丽出场张本。笔锋一转,众宾欢宴,“曲极数弹,欢情未逞”正暗示了琐的正式出场。月光微明,罗帐除去,观众从期待到等待的过程在这种时空里显得漫长而戏剧化。写其容貌“素颜玄发,皓齿丹唇”,少女之美显现无遗。写其上台的娇羞形态惹人怜爱,等到开始轻歌曼舞之时,用众人的反应侧面烘托出琐的高超艺术给人带来的震撼。“改曲变度”,就开始了又一次令人陶醉的艺术演绎,“商风振条,春鹰度吟,飞雾成霜”,意象空灵而富有诗意,从听觉触觉视觉入手,充分展现音乐给人带来的美妙感受,仿佛四季也因此神魂颠倒。通感的运用把原本属于精神层面的欣赏视听化、形象化,读者也从最初的期待到豁然开朗的审美体验中感受到这次视听盛宴。 这篇书信足以体现曹丕高超的音乐领悟力,层层铺叙描写、侧面烘托、通感的使用都为散文本身增添了许多魅力。语言清丽华美,让人如临其境、如痴如醉。多四言骈语,琅琅上口。 总体来讲,曹丕书信体散文既受到同时代散文通脱自然的影响,又展现出自己清越华丽的语言风格,尤其是语言的骈俪特色相当明显。谭家健说:“魏晋时期,骈文正式形成。对此起重要作用的首推曹丕、曹植兄弟。他们居于政坛文坛领袖地位,具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对传统文化十分熟悉,而又富于创造精神。 他们的文章追求华美的辞藻,喜欢采用排比对仗,讲求雕饰。在其带动下,行文骈俪成为一时风气。”[ 谭家健:《六朝文章新论》,燕山出版社,2002年版,第522页] 既是“汉音”的继承发扬者,又是“魏响”开拓者的曹丕,在两汉到魏晋的文化变迁交界,对建安风骨的形成以及魏晋骈俪文赋的盛极一时有推动首倡之功,其书信体散文中流露出的对于生命及自我意识的思考象征大一统主流精神的没落,同时也反映了时乱世衰下文人士卿无所适从的彷徨心理状态,具有创新特色与极高艺术价值,对于书信体散文在魏晋时期走向真正成熟意义重大。 —————————————————————————————— 参考书目: 《文心雕龙注》[[梁]]刘勰著 范文澜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明]]张溥著 殷孟伦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鲁迅全集》鲁迅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文选》[[梁]]萧统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建安文学新论》胡世厚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 《世说新语笺疏》[[南宋]]刘义庆著 [[梁]]刘孝标注 余嘉锡笺疏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中国散文通史》漆绪邦主编 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4 《中国文学批评通史》王运熙、顾易生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刘师培著 陈引驰编校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汉魏六朝诗讲录》叶嘉莹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中国散文史》郭预衡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六朝文章新论》谭家健著 燕山出版社 2002 《汉魏文学嬗变研究》胡旭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4 《建安七子研究》王鹏廷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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