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

 “外交禁区”应该打破
2011年09月15日 10:05:30分类：随笔
      “外交无小事”是当年周恩来总理对外交和外事工作的指示、对外交和外事工作者的告诫。其实任何事情都会有大小之分，周总理的这句话是有所指的。不同的人在不同的问题上和不同的场合可能有不同的解读，但“外交无小事”的滥用导致“外交禁区”的设置。“外交无小事”不等于外交问题不能公开讨论，不能有不同意见，不能让媒体做独立和客观的报道，也就是媒体报道和人们讨论没有必要完全按照“外交口径”来进行。
 
      当年尼克松因“水门事件”在美国声名狼藉、臭不可闻，虽然“外交上”不存在对此表态的问题，中国也没有表态的必要，“内政”吗，但中国当时是从另一个角度思考问题，视尼克松为打破美中关系的“英雄”和“老朋友”，几乎全面封锁消息，所有媒体都噤若寒蝉，成为国内新闻界的一个笑话。把外交工作和新闻报道等同起来，“外交”对新闻媒体报道的过度管制，实为“外交禁区”的一个实例。
 
      昨日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宣布中国承认利比亚的“全国过渡委员会”，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5个国家中最后一个承认这个“政权”的，这是一个迟到的宣布，让人有“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感觉。
 
      早在利比亚国内冲突刚发生之际，人们已经看到在利比亚利益受到即刻最大损失的是中国，在利比亚外籍人士撤离的最大群体是中国人，大家也都意识到西方强权卷入的不可避免，就连阿拉伯联盟中不少国家尤其是利比亚的邻国都乘势“墙倒众人推”。一个靠政变上台的独裁者，在国内一个家族垄断巨额财富，并且在国外藏有大量资产，人民早已不满，“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利比亚政权的更迭是早晚的事。对于这样一个政权的态度表现出模棱两可，在道义上是不可取的。
 
      几个月来，国内官方（外交部）对利比亚问题的表态和处理，加上官方媒体对利比亚事态天天的新闻报道，给人予比较“倾向”卡扎菲政权的印象。“上海合作组织”中的俄罗斯早就“改弦更张”，再次“耍弄”和“背叛”了中国。而中国似乎在死守“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底线，而大大缺乏对整个事态演变结果的分析预测，在国际战略的大格局中有失“灵活性”和“韬光养晦”的技巧，在国际社会和未来在利比亚如何维持中国的利益处于了一种被动的局面。
 
      导致在利比亚问题上中国处于一种被动的局面的原因可以说是多层次的。除了利比亚问题有其自身的和阿拉伯世界的复杂性外，中国自身不能积极和准确地在全球化（经济）格局新形势中定位国家利益，摆脱以“内政”因素思维，受限于意识形态影响、以及外交“精英”主导和“近亲繁殖”的旧体制，同时缺乏高素质外交人才，都是导致误判、决策不利、决策迟缓的原因。
 
      其实，中国外交史上重大失误很多，典型的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输出革命”、社会主义阵营的组合和分裂、柬埔寨问题（柬共）的处理等等，但是很少见诸于公开讨论，似乎外交是“禁区”，是最高领导人和少数人的事情。中国在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多年来在外交上的失误，包括中国的对外援助上的失误，严重影响了中国自身的经济建设。如果没有这些失误，中国的事情、中国的建设，本来应该会更好些。
 
      最近网络上流传的央视白岩松的一番评论，就涉及了中国过去外交和外援路线方针上的一系列问题。他的言论是大胆的、有见地的，代表了很多人的看法。
 
      受意识形态的影响，我们曾经对最客观的现实都不能认真看待，这样的实例并不少。
 
      1980年代，中美关系曾经出现过“蜜月期”，两国关系似乎到达过一个巅峰。在两国关系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三任美国总统先后与中国签订了“三个联合公报”，被我们称为确立了中美关系的“基本准则”的文件，而同时美国国会也通过了“台湾关系法”，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主要障碍。对于美国政治制度的认识和判定，似乎是不可讨论的，因为“三权分立”在当时很多人看来是“假的”，是“美国资本主义虚伪的表现”， 国内的报刊杂志在“统一思想”的体制下，是给以坚决批判和抵制的。
 
      中国自己搞不搞“三权分立”是一回事则另当别论，而承认不承认人家的体制和政治现实，熟视无睹的“鸵鸟政策”是没有任何帮助的。如果不正视人家的体制，你就无法有效开展外交工作。
 
      那个时期，博主外派美国从事外交工作，很佩服时任驻美全权大使韩叙的工作、思想和作为。韩大使曾经给外交部和中央写了多次报告，分析和介绍了美国政府“三权分立”的情况，提出如何认识和针对“三权分立”开展对美外交，并且在大使馆设立了“国会工作小组（处）”，专门开展对美国国会议员的工作，开创了先例。韩大使的“思想解放”好像没有得到某些领导的喜欢，但他在美国的外交工作确实是最有成效的，在华盛顿建立起了很好的“人脉”。
 
      韩大使经常出差美国各地，发表演讲或者参加重要活动。每到一地，他总有2个必不可少的日程安排，一是会见以身份为联邦议员为主的各地政要，一是看望留学生。他主张做美国主流社会的工作，而把看望华人社团的事情留给领事侨务的官员去做，他也如此要求在各地的几个总领事。我清楚地记得1987年初陪同他到印地安那州参加一个国际活动，他和该州的联邦参议员卢格（Richard Lugar，老牌参议员，至今还担任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谈笑风生、互动频繁、无所不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华盛顿，韩大使是当年唯一一位可以随时登门白宫造访美国总统的外国大使，“羡杀”所有外国使团的人员。而老布什总统（里根总统时期的副总统）带着全家每年圣诞节到韩大使官邸过圣诞，几乎成为“惯例”。有一年小布什也跟着父母家人一起参加，当然那时谁也没有想到这位“高干子弟”也会成为后来的美国总统。韩大使在华盛顿圈“游韧有余”，可见一斑。
 
      一不小心，多写了一些，也算是借此表达我对韩叙大使的深切怀念！相比之下，如今在中国外交界象具有韩大使如此水平和思想思维的人才，能把外交做到如此境界的恐怕已经没有了。虽然现在已经不是出毛、周、陈（毅）、邓之类叱诧风云的战略家和外交家的年代，现在缺少有声望的外交活动家，有着体制内的原因，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1996年我在美国接待了一个来自XX 省政府的代表团，率团的是省委的一个书记，当时用的是“省政府顾问”的头衔。首次访问美国，他和代表团成员渴望了解美国的社会情况。我对书记说，“您知道美国最反华的势力有哪几部分人吗？每年最极力反对给予中国‘最惠贸易国待遇’的是哪些人吗？”。“主要有三大部分：一是美国的工人阶级（即工会）；一是某些极端宗教势力（如反对堕胎的组织）；还有就是保守的极右派。” 对于从“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和“亚非拉人民大团结”那一套外交路线方针的宣传和教育中过来的人们，“书记”听了很是吃惊，有了幡然猛醒的感觉，说这是此次访问美国“最大的收获之一”。可见，意识形态和思维对国际事务认识会带来多大的影响。
 
      外交的基石是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外交路线和方针政策以及国际战略的制定完全应该以这两点为核心，理想主义应该让位于实用主义。
 
      要打破“外交禁区”，中国首先要在国家制度建设上进行改革。要让国家一级的民意机构拥有在外交政策上的议政、决策和听证、制衡的权利、包括对外交外事经费的决定权和使用情况的监督权。这个恐怕是现时最难做到的。而民意机构在外交上发挥作用，可以使国家在外交上有一定的回旋余地。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美国在这方面能够“长袖善舞”。不是吗？在两国关系问题上，中国政府对由于美国白宫对美国国会的插手而无奈而无奈，不管在某些政治议题上还是经济议题上，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太多了。而中国就缺乏这种机制和“手腕”。
 
      要建立更多的外交智囊机构、思想库。而这些机构应该是独立的，不附属于任何政府部门的非政府组织（NGO ）。思想库可以附属于民意机构，还特别应该鼓励由企业赞助和支持的民间的智能机构的存在和发展。鼓励他们进行的外交问题研究，开展外交议题的论坛，有助于弥补官僚机构的种种不足。在一些外交政策方针出台前，接受广泛的参与的讨论和议论，有助于政策的全面性。
 
      其次，媒体应该享有更多的对外交、外事问题的自由报道权和评论权，不应该对媒体设立外交“口径”。媒体可以反应民意对外交问题及其处理的看法。外交机构同时还应该学会和善于利用媒体来开展外交。
 
 
            2011-09-14 有感于崖畔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