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的冠冕与新世界巅峰:《测量世界》译后感

文泽尔 2011-09-16 07: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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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的冠冕与新世界巅峰
——丹尼尔•克尔曼对世界文坛的首次撼动:《测量世界》译后感

文泽尔

二零零七年十月中旬,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上,我曾与君特•格拉斯先生有过一番偶遇闲谈。作为现今德语文坛上少数几位仍在世的大师之一,格拉斯先生对当代华语文学的发展表示出了极大的兴趣。他对我说:“加泰罗尼亚人(注:2007年法兰克福国际书展的主题是加泰罗尼亚文化。)的文学,似乎并不那么具备世界性,汉语文学的可能性还更大些 。”

因为我提到自己也写书,是作为华语类型小说作家的身份赴展的,于是,这样的话语,多半也有些客气的意思藏在里面。老人那年已界八十岁,穿褐色的毛衣和西服,里面一件棉质格子衬衣,不打领带,时不时吸上一口烟斗,看上去悠哉游哉、超脱世外。

但是,当我说起科研方面的经历、说到希望把科学的世界在小说中设法呈现时,老先生突然来了一句:“你应该看看那本书。”

这也是我与他之间那席匆忙对话的最后一句,彼时,似乎是因为格拉斯先生要赶去和某位波兰诗人一同出席活动,我被工作人员客气地请开。之后各自回家,至今再没有机会见上一面,“那本书”的书名,看来是没办法由他亲口告诉我了。

不过,他具体指的是哪本书,到了二零零八年底,我却已经知道得差不多:不是别的,正是现在展现在诸君面前的这本《测量世界》。

当时,《测量世界》在德语区的几个国家已经卖出上百万本了,雄踞《明镜周刊》畅销书榜榜首长达三十七周。英文版出版后,上了《纽约时报》全球最畅销图书榜的第二名。自二零零九年起,小说中的文本被德国多个联邦州收录为大学入学考试的必考内容。出版之后再版多次,获奖无数,当之无愧地成为了本世纪以来德语言文学最具社会影响力的小说作品之一。

德语区的读者们,受教育程度普遍偏高,不同阶层、不同年龄的读者,阅读的兴趣点也极端分散——那么,究竟是怎样的一本小说,能够刺激到如此大数量的读者群,并且获得德语区中几乎一致的美誉呢?

我留意到德语文学界常把黑塞的《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拿来同《测量世界》进行比较。黑塞的那本书,是代表作《荒原狼》之后出版的作品,小说通过讲述修道院中纳尔齐斯和歌尔德蒙二人在漫长人生当中,各自使用自己笃信的方式来探索生命的本质、追求理想并最终达成和解的过程,表现两种可以称之为极端的人生观之间的冲突,并暗示这世上互有联系的不同个体,经过心灵和肉体的漫长跋涉之后,终究可以走向调和、自然、融洽的境界。在《测量世界》当中,天才数学家高斯作为理性的代表,恰如《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中的纳尔齐斯,足不出户却能洞悉万物,相比俗世庸人,高斯更愿意与站在天幕之后的“创造者”交流。一生所能做到的成就、所可遇见的人、所愿达成的理想,在高斯的眼中皆如公式般明晰、具体,甚至到了冷酷之境。而洪堡男爵,却以探险作为了解世界的方式,如原文中所述:“他到过新西班牙、新格拉纳达、新巴塞罗那、新安达卢西亚群岛和美利坚合众国,发现了横跨奥里诺科河和亚马逊河之间的天然河床,攀登过世人所知最高的山峰,蒐集上千种植物、数百类动物——有些是活的,大部分是死的。他对话过鹦鹉,发掘过死尸,测量沿途所见的所有溪流、山峰和湖泊,在每一处地洞里穿行蠕动,品尝过的野果、攀爬过的树木,多得比任何人能够数得出来的还要多。”和高斯相遇之后,他甚至还去了西伯利亚,并且一路奔波到了中俄边境,见过朝廷戍边的官员,领教过中国文字,还在翻译的帮助下和蒙古喇嘛有过一番玄谈。就是这样的两个人,在彼此的漫漫科学生涯当中,因为巧合或者宿命,频繁受到对方在相关领域中各种发现的影响:报上常有刊登的、关于洪堡探险的事迹,经常对高斯有所触动,在高斯因为对生命本身存疑,想要赴死之时,手上拿着的是洪堡在南美发现的箭毒;而高斯在数学和天文学上的成就,又对洪堡的探险之路造成影响。这般惺惺相惜,如两生花一样交错纠缠的人生,待相见时,却都已成为了老人:思维缓慢、行动不便、脾气古怪、风烛残年。

叙事结构上,小说整体使用了如同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这本书的起首风格,先让老年高斯登场:一切从高斯受了素未谋面的洪堡邀请,和儿子欧根一道,动身前往柏林参加自然科学研究者会议讲起。但又不是如“许多年之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将会回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那样的、从生命的末端开始回溯过去的倒叙手法,而是一种或许更精巧些的、分节完成的插叙:第一节二人见面之后,时光瞬间倒流二十五年,从洪堡兄弟出生及受教育开始,娓娓道来。然后,作者不断变换叙事主体视角,一节洪堡完毕之后,立即换上一节高斯登场,如此往复,直到两人回到第一节“旅行”之后的时间点,再度相遇为止,仿佛两条原本完全不会相交的平行线,最后竟然彼此交汇了一般。这点同时与文中高斯反复提及“空间是弯的、平行线也可以相交”的具体论述相呼应,给人以一种难以言喻的、结构美感上的震撼。漫长到几乎长达整本书的插叙部分结束之后,丹尼尔•克尔曼为了更好地实践了黑塞关于“轮回”的创作理念,笔锋一转,将主题过渡到了高斯犯事远逃的儿子欧根身上。船长的一句话,一语道破玄机:“他们(指高斯和洪堡)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永远都不会再回来了。”事实上,欧根在去美国之后,从过军、教过书,最后成为了成功的生意人,还担任了七年圣查尔斯第一国民银行的行长 (参:http://www.gausschildren.org/genealogy/getperson.php?personID=I19&tree=cfgauss)。与文中提到高斯亲自造访暮年康德、请示对欧氏几何学相关质疑一事类似(洪堡则因为只是战战兢兢地给康德写信,以致最终也未能打破时代对伟大人物的过分神化——本书也把这一讽刺运用到了文豪歌德的身上),这一结尾又再度印证了作者在全文最开始时借高斯之口所表达的感慨:“一个具体的人,一旦在某个特定的时代出生,便立刻被这个时代给束缚住了:不管他本人是愿意,还是不愿意……相较过去而言,‘当下’为活着的人们创造了极不相称的天然优势;但是,一旦以‘未来’作为参照,又使现在的人们看起来跟小丑无异。”此种对时与空、虚与实、叙事与感怀、严谨与大气在运笔尺度上的精准把握,在本书中比比皆是。

虚构本身亦为真实的表现形式之一。《测量世界》一方面努力营造出一种相对客观、一种对历史真实发生的重视和敬重,另一方面又通过各种手段,戏谑地表达出对小说写作、对虚构行为本身的尊敬。作者丹尼尔•克尔曼并非理工科出生,他曾在奥地利的卡尔克斯伯格(注:现在属于维也纳市统辖。)神学院修习哲学和文学艺术,求学之路曲折,也没能获得博士学位。不过,为了塑造高斯教授这一数学天才的形象,克尔曼却在相关考据上下足了功夫,书中不止出现了高斯幼年时速算一到五十之间自然数加法的、世人皆知的轶事,不止在他完成用尺规作图法画出正十七边形这一天才壮举时,对多边形尺规作图法进行了细致具体的介绍,为了丰满“为高斯而选择放弃轰炸哥廷根”的拿破仑形象,克尔曼甚至拿出了那个在数学史上相当出名的“拿破仑问题”,为了表现专业性,他甚至还在书中开起了高等数学里“勒让德变换”的玩笑,甚至给最小二乘法在天文学上的应用勾勒了一出活色生香的发现史。在洪堡男爵的冒险方面,克尔曼甚至查阅了一八五六年出版的英文古书,精确运用那些目前已不存在的地名——比如多尔帕特城,比如传说中的威索卡亚•哥拉平原。他考证一切,全文上下出现不下五十位在当时科学、政治、教育、军事、文化等领域叱咤风云的人物,所有人物的表现都与那个时代、以及他们当时的年龄和境遇相符,虚构的人物又有几十位,化名之下,又都各有所指。比如那位号称是《德意志体操艺术》作者、满口豪言壮语的蓄胡子男人,声称自己的名字是科瑟尔里德;又比如那个神秘古怪的“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伯爵”,实际有部分是暗指高斯的学生狄利•克莱,这位解析数论的创始人之一,努力破解了高斯用拉丁文写就的奇书《算术研究》,并给出了通俗易懂的注解;洪堡在冒险中所遇到的、来自巴特库尔汀的布隆巴赫先生,更是将“虚构”这一行为拟人化了:德语文学界甚至笑称《测量世界》中所出现的、虚构交缠真实的写作手法命名为“布隆巴赫现象”。

确实,原书中小说化处理的部分很多:比如,在现实记载中,欧根离开德国,并不是因为误入了反动集会现场,而是因为与父亲的愿望发生了分歧,自己主动离家出走。他与父亲最后一次见面,也不是在医院中(高斯甚至尾随离家出走的欧根,去了一次不莱梅。即使在欧根抵达美国后多年,父子二人也保持着通信联系),而是在奥地利天文学家奥尔伯斯的家中。达盖尔的银版摄影法,在一八二八年洪堡所主持的德国自然科学学者和医生协会第十七次大会上时、还远未成型。甚至,科学家威廉•韦伯当时也并非和妻子一同赴会,而是跟他哥哥恩斯特在一起。在布伦瑞克资助高斯的斐迪南公爵,也不是在耶拿中的枪,甚至公爵本人还是一位杰出的元帅,取得过赫赫战功,而不像文中所述那般昏庸无能(文中所描绘的公爵形象,大概更倾向于对十九世纪普鲁士王室贵族进行讽刺)。这些还都是有清楚文献记载的史实,至于克尔曼的其它虚构,德语文学界多有讨论,这里就不再详述了。

译者在翻译本书的过程当中,对已有的前两个中文译本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其中朱刘华先生所译上海三联本,错漏甚多;商周闕旭玲女士那本也谈不上理想(这点在同为丹尼尔•克尔曼所著《我与康明斯基》中文译本中,表现得尚不明显:因为那本书更为“小说”和“虚构”一些)。错如“日食”被误为“太阳黑子”,“二次互反律”被误为“正方形的相互性原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一书被误为《纯理智的批评界》,康德现象学中的“直观(Anschauung)”被误为“世界观”等等;漏如洪堡遇喇嘛之后的大段对话跳脱,前往西伯利亚矿井中的多处遗句等。不胜枚举,皆为硬伤。语法学上,德语属于典型的屈折语系语种。而汉语作为分析语系中的一个最重要分支,对虚词和语序的要求极高。丹尼尔•克尔曼的原文,对话全部使用间接引语来表述,按照作者的本意,是希望能够在书写的时候,与历史人物们拉开距离。同时,间接引语表述亦常出现在科学文献及历史研究著作当中,如此一来,也可为文章营造出一种带有浓厚书卷气息的历史沧桑感。但是,在从德语转换到汉语的过程当中,刻意强调作者的这一用意,却反而变成了正确、流畅表意的阻碍。反复多次的“他说,他……(他的)……”型从句用法,导致人称代词频现,且杂乱,往往一句话四五个“他”,让中文读者无所适从。经过仔细权衡与考量,译者在尽量保持原文语序和代词位置精准的前提之下,将硬译后会导致冗长、累赘和歧义的引语进行了修整,使其更符合中国人的阅读习惯,避免了前两个译本中被读者们反复诟病的问题,于此重修善本,以飨读者。

至于每节的标题名,原文全部使用定冠词搭配短名词这种简洁有力的形式,译者在此也沿用前译之创见,全部使用汉语双字词作为标题,并作出适当调整,以确保作者原意准确。

丹尼尔•克尔曼放弃攻读的博士学位,正是对康德哲学所进行的研究。他借高斯之口,畅谈“直观”和“真相”、“空间”与“时间”这种在博大精深的康德哲学中屡屡提到的概念,并用一种几近白描的残忍手法,尽显英雄暮年之悲壮,给予这位象征“过去时代”的大师以最独特、最私人的临终关怀。在努力表现科学拓荒年代、那种狂飙猛进的时代感的同时,又把宿命论的惨烈渲染到了极致。

如果说世界文学的顶峰藏有一顶皇冠的话,那么,在作者交出《测量世界》时,他离这皇冠也仅有一步之遥了;如果说攀登文学高峰是一项运动,那么,本书的出版,无疑为德语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创造了一座新的巅峰。就连作者本人,到目前为止,也无法轻易越过了。
文泽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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