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不定期吐槽（2011.9.14）
2009年初的时候，我坐在南宁市裕丰商场里，悲怜自己庸碌的人生。当时我感到绝望，工作乏味且强度大，竞争阴险而丑陋；所事非我所愿，所得非可偿我；剑拔弩张又尔虞我诈的人际关系拖垮了我的精神。每晚身心困乏地回到住处，却又无酒难眠。我就是在这个时候读到卡佛的小说——肖铁翻译，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大教堂》。我是在商场里读的，环境嘈杂，人来人往，随时被问价钱的顾客打断。然而我读到了自己的救赎，有可能把我从这平凡、乏味、庸碌和丑陋的生活中打捞起来，并赋之予美学内涵的出路——写作。我并不是没写过东西，但从没有过方向，大多只是发泄。而卡佛作品的形式和内容在此时哪怕还不是完全，也已很大程度上使我受到了启迪。
我向往为荣誉而活的人生，通过在个人道德上的自觉自律，以及不计成败利害并不懈地追求真善美以实现自我。然而这种荣誉感在我踏入社会后几乎没得到过有力的认同。我从最初的不适、茫然和疑惑，逐渐演化成后来的愤怒甚至憎恨。我反复看到的情形是，品性卑劣、毫无原则、庸俗肤浅的人，在社会活动中获得了成功（并非很大的成功，我没接触过大人物），受到赞赏，朋广友众。
假如你是一个不太计较个人得失的人，首先找上你的不会是褒奖和尊重，而是水蛭一般聚到你身边占便宜的人。他们无一例外地会把你的谦恭和虔诚视作懦弱和愚蠢。而你甚至耻于和这种小人斗争。你会更加大度地对待他们，使他们的贪婪、狡诈和自私不会因阻力而退缩，而是更彻底地暴露出来。这是你作为清高者的自损式报复，你让小人得偿所愿，同时使他们的丑陋面目尽展无遗。但最后你会发现，除了你以外，并无他人真正关心和在乎这些丑陋。你成了一个悲剧。这还没算上你在感情经历方面受过的羞辱。你小时候温和谦恭的性格很可能因此渐渐变得偏激和固执。变成一个让人感觉难以亲近的人。最后，甚至是那些值得你一交的朋友也这样评价你：“他或许还算是个可敬的人，但我可不想和他交朋友，想想看，和他坐在大排档里喝酒谈心？还是算了吧！”
——这加深了你的孤独。而且你也极不愿给别人添困扰。
那么，你失败、孤独、愤怒和绝望的人生怎么办？你眼看着自己将湮没在生活的臭水渠里，奄奄一息，但又无计可施。而且马上就要被为数众多、充满活力的扭动着的蛆虫淹没——被你所不屑的事物埋葬！——什么都不剩。
写作可能是我最后的手段了。在我的备选项里，大概还有流浪、卖唱等更逍遥和洒脱，更有益于身心健康的选项。但只有写作可以把这个世界曾加诸我身上的恶心感交还给世界——如果这个世界有造物主，我要叫你看看你的作品有多失败。
提到卡佛，可以兼提耶茨作为对比。因为我是从2009年底开始有意识地阅读文学，而卡佛和耶茨的作品恰恰也是这两年被较全面地译介到国内并获得较大影响。网上网下也不乏拿他俩双提并论的观点和文章。我没有搜寻绝版老书的本领，也无识别冷僻好书的慧眼，所以在半循感觉半从众的情形下，我把容易买到的这两位作者的中文译作都读全了。可以说这两位再加上塞林格是暂时对我影响最深的作者（我对他怀有的是另一种爱）。我的小说就是从模仿他们开始写的。
在耶茨的作品里，男性往往不甘但无法超越平凡；女性则同样不甘却无法摆脱寂寞。在《革命之路》里，弗兰克和爱波在开始的时候实际上已过上了使人艳羡的中产生活。他们住在郊区的中产别墅区，爱波长相出众且热爱艺术，弗兰克的事业也颇为顺利。这种平凡恬静的生活是卡佛笔下所有人物无比渴求却无法得到的。比如在《大厨的房子》里，主人公因朋友要收回他借住着的房子而无助地面临生活将重坠深渊的绝境。事实上在卡佛的大多数作品里，主人公都是已经摔下了悬崖的尸骸。在《你们为什么不跳个舞？》里，男屋主的生活无疑已摔成了碎片；《真跑了这么多英里吗？》讲述了一对已走到末路的夫妻在对彼此作最后的伤害；而《柴火》、《凉亭》、《还有一件事》、《严肃的谈话》、《我打电话的地方》、《保鲜》等等这些篇目，都无一例外地把视线投向已堕入地狱的角色们如何在业火中受难的情景。而耶茨笔下的角色在登场时却往往是踌躇满志的。和《革命之路》相似，在他晚年的作品《年轻的心在哭泣》里，主人公达文波特在小说最初时完全是个幸运儿。他是退伍军人，有理想，心气高，在诗歌写作方面有一点才华，并且娶到了一个他心仪且富有的妻子。但是，就像我们见证了弗兰克夫妻是怎样在平庸的中产生活中毁掉了自己一样，我们又将看到达文波特的生活如何被他的知识分子式尊严毁掉。而她的妻子露茜生来富有，她从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只觉得别人都比自己快乐。
耶茨的悲剧是进行时的，你会读到悲剧的原因和它是怎样一步步发展；而卡佛的悲剧往往是过去时，他人物的生活在出场时就已被毁掉了，有时我们甚至不知道它是怎么被毁的（《你们为什么不跳个舞？》），我们只能看到这些悲凉的小角色在遭遇灾难后如何徒劳地振作，以图在生活中重新站立起来，就像在水中拼命划动六肢的蚂蚁，决定他们命运和去向的却是水流。
耶茨的文学偶像是菲茨杰拉德，他不但在写作上学习他，甚至连生活态度和人生经历、体验方面都努力接近他。他追随偶像的足迹，远赴欧洲生活了一段日子，又到西部为好莱坞写过剧本。耶茨生活的年代其实和较后的“垮掉的一代”重合，不过他的精神特质却更多地继承了菲茨杰拉德的“迷惘的一代”。但他其实并没见识过菲茨杰拉德笔下的“爵士时代”的奢糜空虚的美国生活。他一出生就遇上经济大萧条，整个国家深陷在苦难之中，然后迎来了罗斯福新政，美国从泥泞中重新爬了起来。接着的珍珠港事件使美国自独立战争后再次高度地团结起来。在他服役参与的二战中美国最后成为了正义的战胜国，并且战后国力迅速膨胀。在耶茨成长的过程中美国社会演绎了一段乐观积极的奋斗史。可菲茨杰拉德的失落却有相当部分是来自对世道人心的洞察和失望。比如他极致的作品《了不起的盖茨比》，就是描述一颗单纯、热烈、坦率和执着的灵魂如何被自私、冷漠、虚伪和狡诈的外界吞噬掉。在这一点上反而是塞林格较耶茨更多地继承了菲茨杰拉德。耶茨很少流露对世道人心的失望，这大概和他的性格、经历有关。他没有塞林格那种强烈的叛逆心理，所以对人心的虚伪缺乏感察。同时他自幼清贫的家庭环境也不大接触得到那些带有上流社会特色的势利和虚伪。他所真正关心的似乎是菲茨杰拉德式的“自毁型人格”会在平庸至绝望的二战后的中产生活中遭遇怎样的挫折——不仅在写作题材里，甚至在他真实的生活中。并且他自己对此也有意识。他在《年轻的心在哭泣》里揶揄了“自毁型人格”，甚至带着嘲讽提出了“迷惘的第二代”这种说法——其实这是他的自嘲。他不喜欢嬉皮士、摇滚乐、迷幻药等象征六七十年代个体叛逆与狂欢的事物及此种生活方式、人生态度。耶茨的身世教养是属于老派的中产阶层的。他的父亲是没能当成高音歌唱家的推销员而他的母亲是碌碌无为的雕塑家。这些都成了他小说里的素材。他幼时的家庭环境只是贫穷，但并不缺乏文化和艺术方面的熏陶。
而卡佛的出身则坎坷得多。他出身于社会底层的蓝领家庭，父亲是木工，好像还参与过修筑胡佛水坝。而他自己也得到处打工谋生。他甚至没读过大学。这就和今天我们身边的民工阶层类似。在他其实还少不更事的年龄，他就已结了婚并育有两个孩子。此后沉重的家庭负担消耗了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这些困窘不堪的经历一方面妨碍了他的写作，另一方面却给了他深刻而丰富的人生感悟和写作素材。对卡佛的写作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前辈作家包括契诃夫、海明威、弗兰纳里·奥康纳等。他可能没见过海明威，但他拜访过奥康纳。他早期的一篇自己都不满意的作品《告诉女人们我们出去一趟》很可能是受奥康纳（《好人难寻》）启发而创作的。但似乎只得皮毛，显得有点虚张声势。而他比较满意的中后期作品《大教堂》，同时也是他的代表作，在题旨上延续了奥康纳的《人造黑人》里同样的精神救赎。两篇作品甚至连布局也颇雷同。在《人造黑人》里，爷孙俩从一开始就处于紧张的对峙状态中，这种纠结的隔代亲情关系在奥康纳的长篇《暴力夺取》中和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缠绕在一起形成一幅荒诞诡秘的奇景；而在更绝望的短篇《眺望林景》里，它造成了世界的彻底毁灭。《人造黑人》里衬托爷孙俩内心冲突的外部背景是南方紧张的种族关系。他俩在一个陌生城市的黑人社区里迷了路，一宗意外的事件使两人的关系彻底崩裂。直到他们无意间遇见一尊黑人雕像，救赎的意象瞬间超脱出作品中的现实情境，达至一种类似顿悟的难以言传的精神体验。卡佛在《大教堂》里复制了这种内外对峙的精神关系。丈夫被要求款待一个双目失明的老人，这项任务多少有点难堪。而作为内在紧张关系的外在事件背景是，丈夫怀疑妻子曾和失明老人有过一段旧情。然后，丈夫在经受了一段尴尬的相处后，在他尝试握着盲人的手画出教堂的模样时，作品达至了空灵的顿悟，我们说不出来，但我们知道，所有人都得到了救赎。和奥康纳相比，卡佛的作品精神更世俗和现代，他针对的文化语境是现代人的欲望和亲伦关系，他大多数作品中的末日意象都是通过家庭关系的破裂来体现；而近半生都在与绝症搏斗的奥康纳的末日意象则要更复杂和残酷得多，掺杂了宗教、种族主义、南方文化传统等多方面内容，沾之者非死则伤。
如前所述，像贫穷、失意、酗酒和家庭破裂等这些是耶茨和卡佛共同的生活体验。但卡佛渴求的只是平静和宽松点的日子（他笔下的人物很少能得到）；耶茨却屡屡尝试超越这种平凡的生活而结果摔得粉身碎骨（无论是他或他笔下的人物）。他俩都在小说里描写过很多和他们的人生处境类似的角色，你会发现耶茨的人物往往是老师、作家这类有文化和教养，但经济拮据，往往还怀着高于现实的理想主义情怀的不甘平凡的人；而卡佛笔下的则就是彻底——或者说毫无退路地面对残酷现实的小人物。其实现实中的卡佛也教授过文学课程，但他在访谈中称此段经历没有给他很深的感受，他也没以此为素材创作过作品。此外，驱使耶茨去以写作表现的像是他对生活中的不幸和无奈的怜悯——尤其是对爱情和婚姻中女性的悲凉命运的洞察和怜悯是他写作中的重要感受性材料；而对于卡佛来说则是他对现实的不甘和敌意——并非攻击性的敌意，他并没抹黑和诅咒美国生活，而是以旁人不具备的诚实、洞察力和创造力呈现隐藏在普通生活中的残暴和绝望。这是最值得我学习的。尤其是，无论对现实怀有多少不甘和憎恨，也千万别尝试在写作中随心所欲地编排现实，以达到自己的情感意图。另外也别直抒胸臆，因为直接地抒发情感那太简单了，哪怕一个不认字的人，只要懂说话就能办到。而小说艺术不应该是这么简单肤浅的。我觉得这是作者应对小说体裁怀有的基本敬意。
在我看来，卡佛的文学意识和领悟力要比耶茨出色。但我同样地喜爱他们。耶茨后期的作品似只剩下重复自己和抒发个人情怀了。他可能比卡佛要温和，但固执得多。而卡佛最出色的作品出现在写作生涯的中后期。他自己比较喜欢的作品是《好事一小件》和《大教堂》，不难察觉这两篇作品的共同点是都有一个得到救赎的结尾。是温暖和乐观的。但他表达此观点时已处在功成名就的晚年时期。假如他一生都不被承认，他是否还会视这两篇作品为心头好？我对此蛮好奇。但无论如何，和耶茨早年便完成了自己最优秀的作品不同，卡佛一直在进步。他作品中的意象不断往深邃和丰富的方向拓展，同时剔除掉了叙事中的一些属于哗众取宠的震撼效果。到《山雀派》时，他甚至开始触及现代主义了；在遗作《差事》中他则似乎已洞悉了自己的命运。而耶茨似乎至死都抱残守缺地排斥现代和后现代主义。
说回自己。我还有一些构思好的故事，只要闲下来就写。自己越重视的材料，越要留到精力充沛时动笔。此刻我无比困倦。我也自知在小说写作上我的心态杂而不纯。我对生活和现实忿忿不平，这是我主要的写作动力。我不肯定，如果不是因为我的生活没有了出路，我是否还会被挤到小说写作这条路上来。我还不清楚自己有多热爱小说这门体裁。如果我的精神境界变得足够高，一捋胡子便能消化掉生活中的恶心感，那我可能不会再写作了。基本上我是个虚无主义者。我看人类一切的思想、行为都注定是无意义的。
我向往为荣誉而活的人生，通过在个人道德上的自觉自律，以及不计成败利害并不懈地追求真善美以实现自我。然而这种荣誉感在我踏入社会后几乎没得到过有力的认同。我从最初的不适、茫然和疑惑，逐渐演化成后来的愤怒甚至憎恨。我反复看到的情形是，品性卑劣、毫无原则、庸俗肤浅的人，在社会活动中获得了成功（并非很大的成功，我没接触过大人物），受到赞赏，朋广友众。
假如你是一个不太计较个人得失的人，首先找上你的不会是褒奖和尊重，而是水蛭一般聚到你身边占便宜的人。他们无一例外地会把你的谦恭和虔诚视作懦弱和愚蠢。而你甚至耻于和这种小人斗争。你会更加大度地对待他们，使他们的贪婪、狡诈和自私不会因阻力而退缩，而是更彻底地暴露出来。这是你作为清高者的自损式报复，你让小人得偿所愿，同时使他们的丑陋面目尽展无遗。但最后你会发现，除了你以外，并无他人真正关心和在乎这些丑陋。你成了一个悲剧。这还没算上你在感情经历方面受过的羞辱。你小时候温和谦恭的性格很可能因此渐渐变得偏激和固执。变成一个让人感觉难以亲近的人。最后，甚至是那些值得你一交的朋友也这样评价你：“他或许还算是个可敬的人，但我可不想和他交朋友，想想看，和他坐在大排档里喝酒谈心？还是算了吧！”
——这加深了你的孤独。而且你也极不愿给别人添困扰。
那么，你失败、孤独、愤怒和绝望的人生怎么办？你眼看着自己将湮没在生活的臭水渠里，奄奄一息，但又无计可施。而且马上就要被为数众多、充满活力的扭动着的蛆虫淹没——被你所不屑的事物埋葬！——什么都不剩。
写作可能是我最后的手段了。在我的备选项里，大概还有流浪、卖唱等更逍遥和洒脱，更有益于身心健康的选项。但只有写作可以把这个世界曾加诸我身上的恶心感交还给世界——如果这个世界有造物主，我要叫你看看你的作品有多失败。
提到卡佛，可以兼提耶茨作为对比。因为我是从2009年底开始有意识地阅读文学，而卡佛和耶茨的作品恰恰也是这两年被较全面地译介到国内并获得较大影响。网上网下也不乏拿他俩双提并论的观点和文章。我没有搜寻绝版老书的本领，也无识别冷僻好书的慧眼，所以在半循感觉半从众的情形下，我把容易买到的这两位作者的中文译作都读全了。可以说这两位再加上塞林格是暂时对我影响最深的作者（我对他怀有的是另一种爱）。我的小说就是从模仿他们开始写的。
在耶茨的作品里，男性往往不甘但无法超越平凡；女性则同样不甘却无法摆脱寂寞。在《革命之路》里，弗兰克和爱波在开始的时候实际上已过上了使人艳羡的中产生活。他们住在郊区的中产别墅区，爱波长相出众且热爱艺术，弗兰克的事业也颇为顺利。这种平凡恬静的生活是卡佛笔下所有人物无比渴求却无法得到的。比如在《大厨的房子》里，主人公因朋友要收回他借住着的房子而无助地面临生活将重坠深渊的绝境。事实上在卡佛的大多数作品里，主人公都是已经摔下了悬崖的尸骸。在《你们为什么不跳个舞？》里，男屋主的生活无疑已摔成了碎片；《真跑了这么多英里吗？》讲述了一对已走到末路的夫妻在对彼此作最后的伤害；而《柴火》、《凉亭》、《还有一件事》、《严肃的谈话》、《我打电话的地方》、《保鲜》等等这些篇目，都无一例外地把视线投向已堕入地狱的角色们如何在业火中受难的情景。而耶茨笔下的角色在登场时却往往是踌躇满志的。和《革命之路》相似，在他晚年的作品《年轻的心在哭泣》里，主人公达文波特在小说最初时完全是个幸运儿。他是退伍军人，有理想，心气高，在诗歌写作方面有一点才华，并且娶到了一个他心仪且富有的妻子。但是，就像我们见证了弗兰克夫妻是怎样在平庸的中产生活中毁掉了自己一样，我们又将看到达文波特的生活如何被他的知识分子式尊严毁掉。而她的妻子露茜生来富有，她从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只觉得别人都比自己快乐。
耶茨的悲剧是进行时的，你会读到悲剧的原因和它是怎样一步步发展；而卡佛的悲剧往往是过去时，他人物的生活在出场时就已被毁掉了，有时我们甚至不知道它是怎么被毁的（《你们为什么不跳个舞？》），我们只能看到这些悲凉的小角色在遭遇灾难后如何徒劳地振作，以图在生活中重新站立起来，就像在水中拼命划动六肢的蚂蚁，决定他们命运和去向的却是水流。
耶茨的文学偶像是菲茨杰拉德，他不但在写作上学习他，甚至连生活态度和人生经历、体验方面都努力接近他。他追随偶像的足迹，远赴欧洲生活了一段日子，又到西部为好莱坞写过剧本。耶茨生活的年代其实和较后的“垮掉的一代”重合，不过他的精神特质却更多地继承了菲茨杰拉德的“迷惘的一代”。但他其实并没见识过菲茨杰拉德笔下的“爵士时代”的奢糜空虚的美国生活。他一出生就遇上经济大萧条，整个国家深陷在苦难之中，然后迎来了罗斯福新政，美国从泥泞中重新爬了起来。接着的珍珠港事件使美国自独立战争后再次高度地团结起来。在他服役参与的二战中美国最后成为了正义的战胜国，并且战后国力迅速膨胀。在耶茨成长的过程中美国社会演绎了一段乐观积极的奋斗史。可菲茨杰拉德的失落却有相当部分是来自对世道人心的洞察和失望。比如他极致的作品《了不起的盖茨比》，就是描述一颗单纯、热烈、坦率和执着的灵魂如何被自私、冷漠、虚伪和狡诈的外界吞噬掉。在这一点上反而是塞林格较耶茨更多地继承了菲茨杰拉德。耶茨很少流露对世道人心的失望，这大概和他的性格、经历有关。他没有塞林格那种强烈的叛逆心理，所以对人心的虚伪缺乏感察。同时他自幼清贫的家庭环境也不大接触得到那些带有上流社会特色的势利和虚伪。他所真正关心的似乎是菲茨杰拉德式的“自毁型人格”会在平庸至绝望的二战后的中产生活中遭遇怎样的挫折——不仅在写作题材里，甚至在他真实的生活中。并且他自己对此也有意识。他在《年轻的心在哭泣》里揶揄了“自毁型人格”，甚至带着嘲讽提出了“迷惘的第二代”这种说法——其实这是他的自嘲。他不喜欢嬉皮士、摇滚乐、迷幻药等象征六七十年代个体叛逆与狂欢的事物及此种生活方式、人生态度。耶茨的身世教养是属于老派的中产阶层的。他的父亲是没能当成高音歌唱家的推销员而他的母亲是碌碌无为的雕塑家。这些都成了他小说里的素材。他幼时的家庭环境只是贫穷，但并不缺乏文化和艺术方面的熏陶。
而卡佛的出身则坎坷得多。他出身于社会底层的蓝领家庭，父亲是木工，好像还参与过修筑胡佛水坝。而他自己也得到处打工谋生。他甚至没读过大学。这就和今天我们身边的民工阶层类似。在他其实还少不更事的年龄，他就已结了婚并育有两个孩子。此后沉重的家庭负担消耗了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这些困窘不堪的经历一方面妨碍了他的写作，另一方面却给了他深刻而丰富的人生感悟和写作素材。对卡佛的写作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前辈作家包括契诃夫、海明威、弗兰纳里·奥康纳等。他可能没见过海明威，但他拜访过奥康纳。他早期的一篇自己都不满意的作品《告诉女人们我们出去一趟》很可能是受奥康纳（《好人难寻》）启发而创作的。但似乎只得皮毛，显得有点虚张声势。而他比较满意的中后期作品《大教堂》，同时也是他的代表作，在题旨上延续了奥康纳的《人造黑人》里同样的精神救赎。两篇作品甚至连布局也颇雷同。在《人造黑人》里，爷孙俩从一开始就处于紧张的对峙状态中，这种纠结的隔代亲情关系在奥康纳的长篇《暴力夺取》中和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缠绕在一起形成一幅荒诞诡秘的奇景；而在更绝望的短篇《眺望林景》里，它造成了世界的彻底毁灭。《人造黑人》里衬托爷孙俩内心冲突的外部背景是南方紧张的种族关系。他俩在一个陌生城市的黑人社区里迷了路，一宗意外的事件使两人的关系彻底崩裂。直到他们无意间遇见一尊黑人雕像，救赎的意象瞬间超脱出作品中的现实情境，达至一种类似顿悟的难以言传的精神体验。卡佛在《大教堂》里复制了这种内外对峙的精神关系。丈夫被要求款待一个双目失明的老人，这项任务多少有点难堪。而作为内在紧张关系的外在事件背景是，丈夫怀疑妻子曾和失明老人有过一段旧情。然后，丈夫在经受了一段尴尬的相处后，在他尝试握着盲人的手画出教堂的模样时，作品达至了空灵的顿悟，我们说不出来，但我们知道，所有人都得到了救赎。和奥康纳相比，卡佛的作品精神更世俗和现代，他针对的文化语境是现代人的欲望和亲伦关系，他大多数作品中的末日意象都是通过家庭关系的破裂来体现；而近半生都在与绝症搏斗的奥康纳的末日意象则要更复杂和残酷得多，掺杂了宗教、种族主义、南方文化传统等多方面内容，沾之者非死则伤。
如前所述，像贫穷、失意、酗酒和家庭破裂等这些是耶茨和卡佛共同的生活体验。但卡佛渴求的只是平静和宽松点的日子（他笔下的人物很少能得到）；耶茨却屡屡尝试超越这种平凡的生活而结果摔得粉身碎骨（无论是他或他笔下的人物）。他俩都在小说里描写过很多和他们的人生处境类似的角色，你会发现耶茨的人物往往是老师、作家这类有文化和教养，但经济拮据，往往还怀着高于现实的理想主义情怀的不甘平凡的人；而卡佛笔下的则就是彻底——或者说毫无退路地面对残酷现实的小人物。其实现实中的卡佛也教授过文学课程，但他在访谈中称此段经历没有给他很深的感受，他也没以此为素材创作过作品。此外，驱使耶茨去以写作表现的像是他对生活中的不幸和无奈的怜悯——尤其是对爱情和婚姻中女性的悲凉命运的洞察和怜悯是他写作中的重要感受性材料；而对于卡佛来说则是他对现实的不甘和敌意——并非攻击性的敌意，他并没抹黑和诅咒美国生活，而是以旁人不具备的诚实、洞察力和创造力呈现隐藏在普通生活中的残暴和绝望。这是最值得我学习的。尤其是，无论对现实怀有多少不甘和憎恨，也千万别尝试在写作中随心所欲地编排现实，以达到自己的情感意图。另外也别直抒胸臆，因为直接地抒发情感那太简单了，哪怕一个不认字的人，只要懂说话就能办到。而小说艺术不应该是这么简单肤浅的。我觉得这是作者应对小说体裁怀有的基本敬意。
在我看来，卡佛的文学意识和领悟力要比耶茨出色。但我同样地喜爱他们。耶茨后期的作品似只剩下重复自己和抒发个人情怀了。他可能比卡佛要温和，但固执得多。而卡佛最出色的作品出现在写作生涯的中后期。他自己比较喜欢的作品是《好事一小件》和《大教堂》，不难察觉这两篇作品的共同点是都有一个得到救赎的结尾。是温暖和乐观的。但他表达此观点时已处在功成名就的晚年时期。假如他一生都不被承认，他是否还会视这两篇作品为心头好？我对此蛮好奇。但无论如何，和耶茨早年便完成了自己最优秀的作品不同，卡佛一直在进步。他作品中的意象不断往深邃和丰富的方向拓展，同时剔除掉了叙事中的一些属于哗众取宠的震撼效果。到《山雀派》时，他甚至开始触及现代主义了；在遗作《差事》中他则似乎已洞悉了自己的命运。而耶茨似乎至死都抱残守缺地排斥现代和后现代主义。
说回自己。我还有一些构思好的故事，只要闲下来就写。自己越重视的材料，越要留到精力充沛时动笔。此刻我无比困倦。我也自知在小说写作上我的心态杂而不纯。我对生活和现实忿忿不平，这是我主要的写作动力。我不肯定，如果不是因为我的生活没有了出路，我是否还会被挤到小说写作这条路上来。我还不清楚自己有多热爱小说这门体裁。如果我的精神境界变得足够高，一捋胡子便能消化掉生活中的恶心感，那我可能不会再写作了。基本上我是个虚无主义者。我看人类一切的思想、行为都注定是无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