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中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的中国人

夏日飞雪Sara 2011-07-31 10:08:54

1、鲁迅:曾拒绝诺贝尔奖提名 鲁迅是第一位受外国人关注并有可能获得诺贝尔获提名的中国作家。 1927年,来自诺贝尔故乡的探测学家斯文海定到我国考察时,在上海了解了鲁迅的文学成就以及他在中国文学上的巨大影响。这位爱好文学的瑞典人,与刘半农商量,准备推荐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刘半农托鲁迅的好友台静农去信征询鲁迅的意见。鲁迅婉言谢绝了。这年9月25日,鲁迅便郑重地给台静农回了一封信。他回信说: 静农兄弟: 九月十七日来信收到了,请你转告半农先生,我感谢他的好意,为我,为中国。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 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哪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 或者我所便的,是我是中国人,靠着“中国”两个字罢,那么,与陈焕章在美国做《孔门理财学》而得博士无异了,自己也觉得可笑。 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奖赏金的人,瑞典最好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的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以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我眼前所见的依然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颓唐,此后能否创作,尚在不可知之数。倘这事成功而从此不再动笔,对不起人;倘再写,也许变了翰林文学,一无可观了。还是照旧的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罢。 鲁迅写这封信的时间正是中国新文学经过风风火火的10年之后,其时中国文坛上出现了许多卓有成就的作家,当然包括鲁迅本人。但鲁迅是一个清醒的理性主义者,尽管新文学在最初十年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他仍能看出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差距,对中国新文学的实绩作出了客观的评价。 我们从鲁迅的这封信中,可以看出鲁迅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态度:其一,鲁迅认为诺贝尔文学奖是高水平的奖项,在没有实力竞争的时候侥幸得到它,名实不符,不利于文学扎扎实实的发展,反而会掩盖自己的缺陷和不足。其二,鲁迅以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为标尺,意识到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的距离。强调这种距离,不是妄自菲薄,而是为了使中国文学能更好地向前发展。其三,鲁迅对诺贝尔文学奖保持一种平常心态。鲁迅看到世界优秀作家极多,而诺贝尔文学奖不可能把每位作家纳入自己的体系之中。僧多粥少,不必为此计较。 我想,鲁迅先生60多年前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态度,也是我们应该持有的态度。 鉴于过去我们对鲁迅与诺贝尔文学奖的关系有些误解,我们想在此多说几句。 一个典型的观点曾经影响了一部分人,他们认为鲁迅获得了提名,但遭鲁迅拒绝,因为他不愿为当时的国民党反动派政府增添光彩。这种将事件政治化的解释,虽然具有激进色彩,拔高了鲁迅,但与实际情况不相符。 首先,了解诺贝尔文学奖操作程序就会知道,提名和获奖两者之间不能划等号,从提名到获奖有许多路要走,有的由提名到获奖中间长达二十余年,有的作家每年都获得提名,但终其一生亦未能获得评委的垂青。很少有一次获得提名便获得通过的。 其次,我们来一个假设,如果1927年鲁迅先生没有拒绝提名的话,能否在这一年摘取桂冠呢?可以看看1927年的评奖经历。这一年,评奖竞争非常激烈,进入候选人名单被淘汰的作家,竟有36人之多,这其中还包括托马斯·曼和高尔基这样屡获提名的享有世界声誉的作家;同时,法国一批有影响的学者推荐了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柏格森。这种推荐的号召力是不言自明的。如果把鲁迅和这些作家相比,他创作的数量或许还略嫌轻了些。 2、沈从文:若不离世,可能在88年获奖 诺贝尔文学奖评审:沈从文与诺贝尔文学奖的遗憾 作为瑞典学院的院士,我必定对时间尚未超过50年之久的有关事项守口如瓶。但是我对沈从文的钦佩和对他的回忆的深切尊敬促使我打破了严守秘密的规矩。沈从文曾被多个地区的专家学者提名为这个奖的候选人。他的名字被选入了1987年的候选人终审名单,1988年他再度进入当年的终审名单。学院中有强大力量支持他的候选人资格。我个人确信,1988年如果他不离世,他将在10月获得这项奖。他去世几天之後,台湾一个文化记者打电话来,问我是否可以确证沈从文的逝世。我立即打电话向中国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的文化参赞确证此讯。然而中国大使馆的文化参赞从未听说过沈从文,这位于五四时代就开始写作生涯的老资格作家中的佼佼者。这位卓而不群的作家的写作生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被中断了。1987年以前,甚至台湾读者也不被允许涉猎他的作品。两个政府都没有给予文学足够的重视。 马悦然: 诺贝尔文学奖资深评审委员、瑞典汉学家、诺贝尔奖评委里唯一懂中文、瑞典文学院院士。 3、老舍:差点获得诺贝尔奖 英国历史学家卡莱尔说:“记述历史的才能,可以说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它是我们的主要禀赋;在某种意义上,人人都是历史学家。哪一种记忆不是写满了 编年史,……大多数人的说话都是记述,而不是为了表达思想——它确乎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部分,是为了表现他们的见闻经历;这种经历,如果他们健谈,就会是一个没有穷尽的话题。如果离开叙述,交谈的溪流,即便在最聪明的人中间也会干涸,变成为一掬死水,而在愚笨的人中间就会完全枯竭。” 关于老舍是否曾经差点获得诺贝尔奖,正是这样一个人们“健谈”了20多年的话题。这个话题,无疑是经“口述”而来,并已由“口述”写入了“正史”。先看下面这段文字: “1966年8月24日这张日历,在整部中国文学史上都是沉重的。随着韶光流逝,它的重量正越来越被人们掂出来。不仅中国文学史上还没有一个作家之死在国内严密封锁消息,甚至焚尸扬灰的情况下,却引发了国际性的悼念热潮;而且今天我们才知道:就在老舍愤而跳入北京德胜门西边豁口外太平湖的那一刻,国外在对他的境遇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正准备授予他一项威望很高的国际性的文学奖,只是在最后核实被授奖人是否健在时,才得知他不幸逝世的消息!于是,这项文学奖授给了另一位健在的同样杰出的亚洲作家了。而这项国际性的文学奖的荣誉,正是逐步走向世界的中国文学家们至今仍衷心向往的……” 这是老舍研究者宋永毅在他出版于1988年的《老舍与中国文化观念》一书,在《气节和风骨:一种古典人格美的完成》一节论及老舍之死时开篇的一段话,历史叙述显得确凿无疑。里边提及的那项没有点名的“国际性的文学奖”,不言自明指的是诺贝尔文学奖。 类似的文字,远不止这一篇。至少我还看到另一位老舍研究专家关纪新,在他2003年重庆出版社出版的《老舍评传》里,也有一段十分明确的描述:“在神州大地邪火攻心的整整十年间,世界忧心如焚地关切着中国,也关切着老舍。诺贝尔奖的评奖委员们曾经动议,要向老舍颁发他们的文学大奖,结果是经过了一番艰难的核实证明老舍已不在人世之后,不得不撤消了该奖,这项全球瞩目的奖励,从来只授予在世者。” 可上述的“历史叙述”存在一个极大的无法解释的矛盾,即老舍去世是在1966年,而川端康成获奖是在1968年。我想,第一,绝没有可能把1966年“原本”要授给老舍的诺奖给川端康成保留两年。第二,1968年授给川端康成的诺奖,是否“原本”是要授予老舍的?老舍差点获诺奖,是真实的历史,还是口述的传说,像“老舍之死”一样,至今仍是个谜。当然,对我来说,这又是一个研究“口述史”再好不过的范例。 我想在此挖掘的是,老舍与诺奖的情缘是历史上确曾实有其事,还是口述历史下子虚乌有的以讹传讹? 为写这篇文章,我再次向老舍之女舒济和老舍之子舒乙进行了核实,他们都清晰地记得,是前日本老舍研究会会长藤井荣三郎于1978年受该会的委派,专程到北京,向老舍的家人通报:1968年,川端康成获得诺奖从瑞典载誉回到日本以后,受到盛大的欢迎。据参加庆典活动的瑞典驻日本大使披露,当年的诺奖原是要授予中国的文豪老舍,后经查此人已经去世。而诺奖只授予在世的人,于是授给了川端康成。这个说法至少在提及老舍差点获奖的年代上是不矛盾的。 同时,舒乙还向我讲述了另一个并非题外的细节:梁实秋去世后不久,他的遗孀韩菁青到北京探望冰心,当时舒乙在场。梁夫人当时说,梁实秋生前交代,等自己百年之后,让她到北京,只转告冰心和老舍的家人一句话,即在梁的眼里,中国的现代作家中只有一个人有资格获得诺奖,那个人就是老舍。 可见,关于老舍差点获诺奖并非空穴来风。对于这个说法的详情,曾有不止一家报纸引述舒乙的话作过报道。此仅举一家报载原文: “舒乙说,中国作为文学大国,始终没有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原因除了政治偏见以外,还因为中国作家的作品被翻译成外文的太少,在交流上存在着技术上的难题。而老舍当时在中国作家中恰恰是作品被译介最多的,连瑞典文的也有。另外,诺贝尔文学奖评选程序也很复杂,先是由国际著名学者进行提名,被提名者可能有几百人,然后层层筛选,最后剩下5位候选人,再由评选委员秘密投票,得票最多的就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老舍在1968年被提名,到了最后5名还有他;秘密投票结果,第一名就是老舍。 “但是在1968年,中国已经进入了‘文革’高峰。各国谣传老舍已经去世,瑞典就派驻华大使去寻访老舍下落,又发动其它国家进行联合调查,中国官方当时对此没有答复(编者注:老舍死于1966年8月24日),瑞典方面断定老舍已经去世。由于诺贝尔奖一般不颁给已故之人,所以评选委员会决定在剩下的4个人中重新进行评选,条件之一,最好是给一个东方人。结果这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成了日本的川端康成。 “‘文革把一切都化为乌有!’舒乙感慨,沉默,稍后介绍说,这个悲哀的事实是在当年庆祝川端康成获奖宴会上,由瑞典大使透露出来的。舒乙同时列举出两个证人:一个是瑞典大使馆文化参赞。另一个是已故作家萧乾的夫人文洁若。萧乾夫妇曾经到过瑞典,证实过此事,文洁若将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对此有所记录。” 有意思的是,这家报纸在向文洁若求证以后,发表了题为《文洁若对老舍曾获诺贝尔奖不予证实》的报道,原文是:“前几天舒乙在一次演讲中提到,老舍先生获得了196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但因为他已过世所以奖就给了川端康成,他说文洁若了解情况。当记者向文洁若求证时,她说:‘这件事是挪威人伊丽莎白·艾笛和萧乾谈话时透露的,后来我告诉了老舍的家人。不过西方人是成心的,人一死就说要给奖,沈从文不也是这样吗?要说真想颁奖,为什么不给还在世的巴金呢?’” 更有意思的是,文洁若确曾写过文章记述此事。她在文中写到:1980年,挪威汉学家伊利莎白·艾笛因研究萧乾的小说《梦之谷》,开始与萧乾通信。1981年秋,为了研究“易卜生与中国”,专程访华,到当时还在天坛南门附近居住的萧乾家拜访。“记得她是用英文这么说的:‘那一年,本来已决定把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中国作家老舍。然而查明老舍确实已于8月间去世,而按照规定,诺贝尔文学奖是只颁给仍在世的人的,所以就给了另外一个人。’”而且,文洁若“情不自禁”地很快将此事告诉了当时与她同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且办公室与她“只隔一个门”的舒济,还“给她写了一份不足四百字的书面材料”。 另外,文洁若推断,“我不相信直到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才得悉老舍的死讯。当艾笛女士向萧乾透露‘决定把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中国作家老舍’那番话时,我认为她所说‘那一年’,指的是1966年。”我想,这至少是在年代上把老舍死的“那一年”与川端康成获奖的“那一年”混为一谈的始作俑者之一。(笔者按:此文还用日文发表在2001年8月号的日文版《人民中国》上。) 最有意思的是,发表文洁若此篇文章的2000年第11月号香港《明报月刊》,在文尾特别加了一个“编按”:“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讲师陈迈平及本刊驻瑞典特约记者傅正明曾致电文中所提到的关键人物挪威汉学家艾笛女士求证。艾笛女士回复从没有跟萧乾和文洁若谈到老舍,她谈的是沈从文。” 就这样,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出现了,几乎所有“口述史”的当事人都矢口否认自己如此“口述过”,甚至使曾经如此“口述过”的人都有了编故事之嫌。 为写此文,我专门发电子邮件,请日本友人冈田祥子女士向舒乙在“口述”中提到的藤井荣三郎求证。很快,2005年5月29日,藤井先生给冈田女士写了回信。热心肠的冈田女士收到信以后,便用国际特快邮寄给我。我又请同事李家平先生将此日文信翻译成中文,终于见到了这位极其重要的“口述者”的“证词”。特摘引如下: 冈田祥子先生 关于您所询问的事情,我向您说说我的记忆,要把事情的时间性搞清楚,还得参照我的经历来讲。 从日本文艺杂志上见到原本考虑授予老舍的诺贝尔文学奖可惜又失去的消息,并把这些告诉舒乙先生和老舍夫人的,确实是我。当时他们听了也感到吃惊,我想这些您也许不清楚。可是,时间上并非“1978年或79年”,而是1981年4月。清楚地记得那是我第一次访问北京的时候。拜访舒家,是在滞留北京的那几日,……在同(舒乙、胡絜青)两位畅谈中,我记得向他们说起,“日本文艺杂志载,日本国际笔会的一位作家谈到,川端康成获奖后,他从瑞典大使馆的朋友的电话里得知,原本获奖者是考虑到老舍先生的,可是因为文革,对中国的印象很差,加之老舍本人已经去世,于是该奖授予了川端。这个笔会的人说,川端先生是非常杰出的作家,但作为人道主义的受奖者来说,还是老舍先生更为合适。” 不记得我向舒乙先生说过(诺奖)筛选获奖者的经过,因为那杂志的文章上,在“秘密投票”方面,有没有记述方面的详细说明,我全然没有印象。 在当时的几种杂志里,我只选刊登创作和评论的买来看。主要是《文学界》、《新潮》、《群像》、《文艺春秋》四种。在我的记忆里,《文学界》曾把几个人的随笔、回忆性短文集中发表在一个类似轻松沙龙的栏目里边。记得执笔者中有崛田善卫,也许还有其他人。总之,我当时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记录,便将这本杂志藏入书斋。这篇文章刊于哪年哪个月号,此外,杂志是否真的是如我所记忆的《文学界》,已不是很清楚了。当时我手头有事,且认为什么时候要看,随时找出来就可以了,于是一直没有再找。但文章刊登的时间可以确定,记得这篇文章,是刊登在杂志的11月号或12月号,也许还要再稍晚一点。总之没有把杂志名称、刊行月号和作者名字记录下来,是个大失误。在1981年和舒乙先生、胡絜青先生会面数年后,忽然舒乙先生向我打听杂志名和作者名。本当把杂志邮寄过去,可是怎么也找不到了。那时我的书斋曾做过一次大扫除,清理过一些没用的杂志,也许当时就把那本杂志错误地归入无用的书籍和杂志当中了。但是,不管怎样,关于老舍和诺贝尔奖的文章曾刊载于文艺杂志上,这件事情是不会错的。说实在的,收到舒乙先生的信,我连忙跑到中之岛图书馆,查找川端先生获奖后一年以内出版的杂志,在《文学界》等杂志的目录中,寻找可能的文艺消息、短篇随笔,可是我无法确认是哪个人。以上,只能向您做一些不是很确切的答复,实在是抱歉。…… 我想,一定是写完信的藤井先生尚觉言有未尽,特意又补上一段“附记”: 我向舒乙先生说“这件事,在日本老舍研究会大家都知道”。当然不是在1981年我们初次见面时说的,应是两年后在名古屋老舍研究会成立(12月),我出任关西地区常任委员的时候,而1981年我是不可能这么说的。从那以后又经过了几年,在老舍研究会的闲聊中,也曾和几个人提起前述那本杂志,谈过老舍和诺奖的事情。也许您知道,我是惦记着这桩事的。总之,真想找到那篇文章! 从藤井的信中看,他的“记忆”与舒乙的“记忆”在一些细节的“历史叙述”上,有不吻合的地方:一是时间,舒乙记得他们的会面是1978或1979年,而藤井记得是在1981年。这是次要的;二是内容,出入就更大了。关键有两点,一,藤井“不记得”他向舒乙说过诺奖筛选获奖者及“秘密投票”方面的经过。二,藤井只“记得”他向舒家“口述”的是:他是从“日本文艺杂志”看到,是“日本国际笔会的一位作家”从瑞典驻日本“大使馆的朋友的电话里得知”老舍与诺奖的事,而非在庆祝川端康成获奖的仪式上由瑞典驻日大使亲口说出的。 这未免有点儿让人“尴尬”。其实,在此之前,另一个让“口述者”似乎感到了“尴尬”的人证已经浮出水面,他就是瑞典文学院院士,担任过某届诺贝尔文学奖评委执行主席,而且是诺奖评委里唯一懂中文的马悦然。《明报月刊》在刊登文洁若《老舍差点获诺奖?》的同时,还刊登了马悦然的文章《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在马悦然的“记忆”里,老舍是他及妻子“当年的亲密知交”。并由于1966年时他还不是瑞典学院院士,故而可以就其所知,公开诺奖中关于老舍的事情。“老舍确实曾被几位法国汉学家提名为诺贝尔奖候选人。提名者中的保·贝第(PaulBady)曾经就老舍的一部著作写过论文。我曾数次被法国友人揪住,寻求我对老舍候选人资格的支持。那时我对这个奖的候选人,则心中另有所重。此外,我觉得老舍作品的翻译质量不足以代表他小说的真实水平。就我所知,那时他仅有的被译成英文的作品是《骆驼祥子》和《离婚》。在英译《骆驼祥子》中介绍的幸福结局全然诋毁了小说的本意。我断定老舍因而不可能进入候选人的终审名单。事实果然如此。” 可他还是因“对沈从文的钦佩和对他的回忆的深切尊敬”,“打破了严守秘密的规矩”。他证实:“沈从文曾被多个地区的专家学者提名为这个奖的候选人。他的名字被选入了1987年的候选人终审名单,1988年他再度进入当年的终审名单。学院中有强大力量支持的候选人资格。我个人确信,1988年如果他不辞世,他将在10月获得这项奖。” 由此,另一个有趣的现象出现了,马悦然和艾笛女士说她“从没有跟萧乾和文洁若谈到老舍,她谈的是沈从文”的“记忆”取得了一致;而舒济、舒乙的“记忆”,又与文洁若“不予证实”前的“记忆”相吻合。只可惜那位当年瑞典驻日本大使,没有提供任何“口述”或文献的佐证(藤井先生的信未证实有瑞典驻日大使如是说)。看来那唯一的客观史实,历史的真相,即到底1966年或1968年老舍是否进入了当年诺奖的终审名单,只有等到2016年或2018年老舍去世50周年或川端康成获诺奖50周年之际,诺奖评选档案揭秘的那一天,这段由“口述史”遗留的“历史”公案才能真正大白于天下。因为,从马悦然所说便可知道,“作为瑞典文学院的院士”,“必定对时间尚未超过50年的有关事项守口如瓶”。 换言之,如果历史的档案文献验证了口述传说,那至少这段叙述老舍差点获诺奖的“口述史”便是真实的历史,并为“口述史”可以作为“正史”的旁证提供了实际的现实依据;而如果相反,则这段“口述史”便仅仅是流传民间的稗官野史,又反过来为只信“正史”而瞧不起“口述史”的人提供了攻讦的口实。但无论如何,只有到“那一天”,一切谁是谁非无休止的争论,才能真正就此打住。 然而,在目前尚处于没有“考古挖掘”作为旁证的阶段,心存“疑古”也还是说得过去的。我在翻查《老舍全集》时,发现了一封时间标明写于1956年至1957年间的老舍致瑞典驻华使馆人员的短信,只有一句话:“‘I am not Cao Yu,I am Lao She,且不一一。’”译为中文为“‘我不是曹禺,我是老舍,且不一一。’” 乍一看,这封信有点令人摸不着头脑,不知所云。多亏有编者的脚注:“瑞典大使馆的两位年轻的女工作人员告诉该使馆文化参赞马悦然说,与她们住在同一胡同里的是剧作家曹禺,并要马悦然替她们用中文写一封信,邀请这位著名的邻居去喝茶。结果收到信的是住在灯市口丰富胡同19号的老舍。老舍用此简短的一句话,回复了她们。” 如此看来,当时担任驻华使馆文化参赞的马悦然的“口述史”也未必准确,至少在他任职时,或准确到1956年至1957年间,他还没和老舍成为“当年的亲密知交”,否则应不会不知道住在丰富胡同19号的应是老舍,而不是曹禺。 就老舍差点获诺奖这件事来说,也许能等到真相揭开的“那一天”,也有可能是,它作为“过去的真实”根本就没有存在过,而一直是个“神话”。 4、林语堂:西方看不懂中国文学 林语堂错过诺贝尔奖 西方看不懂中国文学 1975年夏,国际笔会在维也纳召开,林语堂被选为副会长,接任川端康成。会上,全体通过以国际笔会名义推荐林语堂获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 结果大家都知道:该年,诺贝尔文学奖给了意大利诗人蒙塔莱。 可拿,该拿,未拿到即身死,将有可能拿到这个文学圣殿座券的中国作家,还真不少。这个题目谈不尽,此地只谈一下林语堂。林语堂是作为英语作家被推荐的。候选作品《京华烟云》,没有一本作者认可的中文译本,林语堂的其他七本长篇,当时也没有中译本。台湾德华版《林语堂经典名著》二十一卷,是在他去世后,1980年译出:当年林语堂是作为英文作家被推荐的。 我一直遇到一个难题:什么是中国文学。所谓"中国人",即在中国出生中国长大的人,只要用汉语写作,无疑问是中国文学,只不过是"海外的"中国文学。那么中国人用英文写作,是否仍为中国文学? 在印度,在尼日利亚,在南非,甚至在新加坡,这个问题好回答:英语是那些国家的法定语言之一,也是文化语言之一。而且,由于不同种族之间交流的需要,这个"之一"不可避免成为主要文化语言。所以索因卡是尼日利亚的英语作家,拉什迪是印度的英语作家,奈保尔是特里尼达英语作家。没有人说他们是英国或美国作家。 但是,英语不是中国的法定语言,或文化语言之一。因此,"中国的英语作家"这名称自我矛盾。这些作家写的是美加英澳等国的少数民族文学。 "中国人"是否用英文写作,条件当然是他的英文是否与中文一样好,像林语堂;或是英文比中文更好,像林语堂的女儿林太乙。但这是次要的事。重要的是,他意图中的读者对象是谁。这个意图性极端重要,无可掩饰,会从作品的各种特征表现出来。 第一个特征在文风:哪怕像林语堂这样,中文是典雅的中文,英文是漂亮的英文,也无法做到写中文"一如"写英文。林语堂的英文之作,都是别人翻译成中文,也有一些林语堂自己捉刀。请看林的英文名著,至今英美人还读得津津有味的《生活的艺术》,如此开场: 在下面的文章里,我不过是表现中国人的观点。我只想表现一种中国最优越最聪明的哲人们所见到,而在他们的文字中发挥过的人生观和事物观。我知道这是一种闲适哲学,实在异于现代的闲适生活中所产生。 再看一眼林语堂用中文写的"小品文",例如《脸与法治》: 中国人的脸,不但可以洗,可以刮,并且可以丢,可以赏,可以争,可以留。有时好像争脸是人生第一要义,甚至倾家荡产为之,也不为过。在好的方面讲,这就是中国人的平等主义,无论何人总须替对方留一点脸面。 二者相去,何以道里计!应当说,林的中文好到无法翻成英文,他的英文也好到无法翻译成中文。两者都已是炉火纯青:"缺少可译性",是文之至美。林语堂的中文散文,绝对不会写成英文延绵环连;他的英文传记,小说,也绝对不可能用中国人赞叹的简约并置。 而且,林语堂从来不用中文写小说,也极少用英文写幽默小品。难道中国人不喜欢读小说?难道英美人不欣赏幽默?当然不是。我认为,林语堂"只有"用英文写小说的能力。 这话听来太有辱先贤。且慢,我说的是林语堂只有用英文小说竞争诺贝尔奖的能力。 奠定林语堂英语小说家地位的《AMoentinPeking》,起先林语堂请流落在新加坡的老友郁达夫"翻译",寄给了他五千美元的预付金,郁达夫只开了一个头,没有践约。1940年林语堂经过香港,还与郁达夫通了电话,敦请郁回到重庆翻译。郁在电话里只答应做下去,却依然没有动笔,虽然也没有还钱。 看来林语堂不太懂人情世故,不知道从郁达夫角度想想这里的"脸面"--二人年龄虽一样,郁达夫在小说上"成名",却远远早于林语堂。1939年林语堂大名满英语文坛,郁达夫却潦倒外乡。 此文不讨论文人面子问题。我问的是,为什么林语堂要请郁达夫翻译?如果要"京味",浙江人郁达夫,福建人林语堂,彼此彼此。1941年郑陀应元杰译本《瞬息京华》,吾师卞之琳曾经称赞其标题,仄仄平平,声调奇妙。其文字,与后来的译本《京华烟云》相比,没有差到太离谱的地步。当时林语堂却很不高兴,特地在国内报纸广告声明,"劝国内作家勿轻易翻译"。林的英文,会那么精湛难译,比英美作家还难? 看一下此小说的英文本,或任何中文译本,就可以明白此中奥妙。这本小说为英美读者所写:从世纪初开始的中国政治文化背景,复杂的事情简化,简化后还要仔细解释。路人皆知的社会情况,一挑即明风俗人情,是对中国读者而言。这本小说就得一一说来。因此,全书像是把《吾国吾民》拆散,分头仔细讲解。 林语堂完全明白应当如何对付西方读者--在开始写小说之前就懂。1936年西安事变,举世震惊。哥伦比亚大学邀请三个中国名人(陶行知,胡秋原,林语堂)对公众演讲此事。其他人侃侃而谈,林语堂发言,却大讲Chang与Chiang并非一家子:抓人的是张,被抓的是蒋。一句话,首先弄准听众并非中国问题专家。结果,听众对林语堂的反应最热烈。的确,西方人要把中国人名字读得出,分得清,记得住,就得出一身汗。日本小说在此就占了便宜。 郁达夫作为中国小说大家,了解中国读者的"期待域",林语堂作为用英文写中国题材的名家,知道西方读者想要什么。他希望郁达夫做的--我猜想--是弄出一本中国读者能欣赏的小说。 "以西方读者为对象",有时反而给作者出乎意料的自由度。林语堂的八部长篇中,就有《奇岛》这样的未来小说,1955年,在任何中国文化集群中,都不需要这种"未来乌托邦"。另一本写晚清一个女性追求爱情的长篇小说《红牡丹》,性描写之大胆,林生前表示,"译成中文,应删除"。其实书中还有不少场面,在晚清中国社会,完全不可能,只是西方读者无法判断,给了林语堂方便。 无怪乎林语堂的八部小说,尤其是《林语堂三部曲》,在西方赢得林的生前身后名,两星期前我还到BBC国内电台回答林语堂崇拜者的问题。在中国很少有人读到甚至听说过。 反过来,我们看一下在西方走红的一系列"中国人"写的"中国书",例如近年的《鸿》,《叶落归根》等,中国人看了,不知好处何在,碰了西方读者哪根神经。书中不厌其烦地解释事件来龙去脉,完全没有时间切换的平铺直叙,似乎有点"小儿科"。其实这是林语堂谈"Chang抓Chiang"的老路子。 而且,不仅是中国人写的英文书,西方人写中国而得大名者,中国人读起来都不懂其妙处。赛珍珠的《大地》,韩素音的《目的地重庆》,谭恩美的《喜福会》读来都让人觉得太简单化。要不,就是太离谱;马尔罗的《人的境遇》写得有气派,但是有关上海工人起义的史实,有关中国社会历史,错得无以复加。中国人读时,只能睁一眼闭一眼。无怪乎40年代的英文散文名家"哑行者"蒋彝,写了十二本英文游记,从来不让译成中文:他是个知己知彼的明白人。 反过来,我相信西方读者读《白鹿原》,《古船》,《马桥词典》,不管翻译文字多好,都很难读得下去。英国报纸有书评家劝告说:读者感到虹影《饥饿的女儿》时间穿插太难读,并不奇怪。办法是先读《鸿》,明白事件前后,再读就可以读懂虹影的倒叙说的是什么。 这么一说,似乎我在呼应刘索拉的感叹"文化不可交流"?不,中国读者读西方小说,绝非如此无能:《战争与和平》能读,《布登勃洛克一家》能读,《玫瑰的名字》也能读。译文质量如何,也似乎不是太大问题。中国读者硬着头皮也要读懂的决心,再复杂--例如七颠八倒的俄国人名字--也难不倒的毅力,应当让西方读书界汗颜。 现代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了解,远远超过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现代中国文学界对西方文学了解之透彻,远非光顾一下中国文学的西方任何学术机构能比拟。如果让中国文学界专家(假定没有官员坐镇)评定诺贝尔文学奖,绝对会比瑞典人弄出的现在这张单子更准,更精彩。 不少人认为中国作家拿不到诺贝尔奖,是因为西文译本不够多,不够好。这真是冤乎枉哉。以译笔流畅著称的葛浩文教授(HowardGoldblatt)就抱怨过,他翻译的几十本中国当代小说,没有一本影响超出圈子之外。反过来《哈姆莱特》四种中译本,差别实在太大,最早的朱生豪译本,粗糙了一点,却一样被中国读者读得津津有味--文化能交流,在交流,可惜是单行道式的的交流。 西方人对非西方文化,无法摆脱俯就的姿态:如果看不出妙处,必是中国作家写得不好。不过,责怪中国作家水平差,西方优越感太露,是犯大忌。于是指桑骂槐,怪翻译不够好,怪汉学家无能。 用这种态度读东方文学,相比之下文化史政治史不太复杂的民族,如印度,如日本,如埃及,如尼日利亚,自然就比中国人占先。而写中国的作家,要得诺贝尔文学奖,就必须是知道如何为西方读者写作的赛珍珠或林语堂。可惜,林语堂提名而未能获胜,从此"诺贝尔"歌赋长恨,也成了使中国批评界(包括西方的中国文学研究界)越来越弄不清的谜团。为此,已经费了太多笔墨,而且剑桥大学现在有人写博士论文,研究中国作家为什么与诺贝尔无缘。 我觉得,不妨研究一下,为什么颁发诺贝尔的皇家学院看不懂中国文学。再研究一下,为一雪这"世纪之耻",中国作家有没有必要学学林语堂,把精妙的中文,构筑复杂叙述的能力,都先搁一边,照顾一下咱们的洋读者和洋裁判? 5、巴金:对受邀诺贝尔毫不知情 巴金对受邀角逐诺贝尔文学奖一事毫不知情 近日,巴金受邀竞争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广为流传,据称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作家提名委员会主席团的王海龙从纽约致信作家赵本夫,称该团4月10日起草并通过了致巴金的邀请及致敬信,恳请他接受邀请,角逐诺贝尔文学奖。巴金家人近日却告诉记者,巴金及其家人对此事并不知情,他们甚至推测:“这可能是造出来的消息。” 巴老的女儿、《收获》杂志副主编李小林在和记者通话时说,巴老即使获得提名,也决不会参加。 李小林特别指出了两点:一,炒作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消息毫无意义;二,如果确实有邀请巴老参加评选的有关信函,《钟山》杂志社也应该先得到巴老的同意,再考虑刊发。她说:巴老早就说过,他是为中国人写作的,对获什么奖一点都不感兴趣。她强调说,每年有几千人获得这个提名,最后只选一个,炒作这种消息毫无意义,中国人没有必要在乎这个奖项。 李小林同时也提出质疑:为什么给巴老的邀请及致敬信不直接寄到上海作协?为什么不通知巴老的家人?由此她认为,“这很可能是一场闹剧,或者别有目的。” 据《重庆晚报》报道,90余岁高龄的巴金现在上海一家医院接受治疗,其家人表示外界无法与之联系。对应邀竞争诺贝尔文学奖一事,巴金本人和家人根本不知道,也从来没有收到过邀请及致敬信。其家人同时表示,从70年代开始就有人要提名巴金竞争诺贝尔文学奖,而每年都有几千人被提名,没有人会把这当回事。 发布这条消息的作家赵本夫说,他与王海龙有多年文字交往但从未谋面,当初接到这件事时他觉得很突兀,但这是件好事,他似乎不应该推掉。 赵本夫说,王海龙等在美学者成立这个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作家提名委员会主席团,是因为不能忍受西方对中国作家群的漠视。这个委员会已报请瑞典皇家学院并取得了回执。即这个提名委员会的提名资格是被确认的。赵本夫表示,邀请是权利,同不同意是巴金的事。 然而,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审程序和规则是:每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评选由瑞典文学院负责,该院共设18名终身院士。据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介绍,每年有资格推荐候选人的是世界上所有大学的文学系主任、副主任,以及所有作家协会的主席、副主席,在2月1日以前把推荐书送到瑞典文学院,每年有200个名额。2月起,瑞典文学院每周四都开会,请专家做报告,逐渐筛选。到了5月份或6月份,只剩下5-6个人,评委再仔细研读每个人的作品,到了10月中旬投票产生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至今为止,诺贝尔文学奖共评出95位获奖作家,其中亚洲仅有3位,中国则一个也没有。 6、李敖:获诺贝尔奖的几率比当“总统”高 李敖盯牢诺贝尔文学奖 提名作品《北京法源寺》 李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几率会比当“总统”的几率高得多。 因参加台湾“总统”竞选而在海内外大出风头的李敖,最近锦上添花——他已于上个月底正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审核小组通知,被提名为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这个消息在海峡两岸不胫而走,让那些一直为中国人没能获诺贝尔文学奖而耿耿于怀的人,也轻轻地舒了一口气。据称,李敖是我国台湾地区第一位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作家。他的长篇历史小说《北京法源寺》是这次提名的一个重要依据。遗憾的是,这部小说1992年11月在内地出版,这几年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日前,笔者打电话给身在台北的李敖,请他回答一些读者可能关心的问题。64岁的李敖先生用他特有的坦率和真实的方式,回答了我的提问—— 我们的谈话就从100年来中国人和诺贝尔文学奖的关系开始。1927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来我国考察,曾与刘半农商定,拟提名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由刘半农托台静农探询鲁迅意见。9月,鲁迅先生致信台静农,说了著名的“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的话。我问李敖先生,鲁迅的这种看法今天是否还有意义?他是否觉得诺贝尔文学奖对我们中国确实很重要?有意思的是,李敖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他说:“天下一家,诺贝尔文学奖已有100年的历史,至今没有发给一个中国人,是他们的失误:一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国家,一个有数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没有一个人得到这个奖,也是极大的遗憾。”在他看来,中国作家中不乏可以获奖的人。“老舍就有这个资格”,李敖说,“因此不是内容的问题,而是如何评估的问题。亚洲有4个人获奖,以色列一个,印度一个,日本两个,就是没有中国。有人说是作品不合格,不够标准。100年都不够格?我不相信。”不过,李认为,近几十年的中国文学的确不能令人满意,即使是80年代以后的内地作家,比较多的也往往是写个人的苦难和哀怨,写得很小气,缺乏对于人类的博大的关怀。诺贝尔文学奖恰恰要求作家的整体人格和精神,而不仅仅是文学功力。它要求作家必须是理想主义者,必须坚持公理与正义。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中国的绝大多数作家距离诺贝尔文学奖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李敖认为,西方人要读懂一部中国文学作品其实很困难,中西文化的差异和语言上的障碍都可能影响到相互间的沟通。“我的《北京法源寺》英译本是牛津大学出版社组织翻译的,但西方人要想真正读懂,仍然需要大量的注释。”关于这部小说的主题和内涵,李敖自称很丰富。“书中写了四百多个小主题、小单元,如生死、鬼神、家国、君臣、朝野、夷夏、忠奸等,都有十分精辟的见解。”他说他写的就是一部哲理小说,是用文学的手法来表现。数年前笔者曾读过这部小说,至今还留有一些印象。李敖的写法的确与众不同,其中绝对没有一般作家用来吸引读者的“无聊故事”,而几乎全写男性的豪侠、男性的忠义、男性的决绝、男性的悲壮,以及男性的思想与行动。 我问他,作为一部历史小说,《北京法源寺》是不是也有虚构?他承认“比例很高”,但又强调说,“书中史实都尽量与历史符合”。李敖一直很重视他在北京的那段经历。他两岁来北京,13岁离开,在北京住了10余年,然而他并没有去过北京的法源寺。“没有去过法源寺,一样可以写法源寺。”他说,“写《人猿泰山》的作者据说也没去过非洲,却并不影响他写出生动的作品来。” 李敖平时写小说很少,《北京法源寺》是惟一的一本。 在李敖看来,伟大的知识分子古今都是一样的,“他们都坚守精神的独立性和社会的良知,他们都不随大溜。”他恰恰是在这个意义上称自己是“大陆型知识分子”。他说:“台湾知识分子的格局一般都很小,而大陆型知识分子则不同。”他把这种人想象为独来独往的独行侠,认为自己最符合这个标准。“我在台湾是个单干户、个体户,台湾当局不承认我是作家,我曾有96本书被查禁,这在全世界也是首屈一指的,但他们不能消灭我,也不能使我屈服,这是我的本领,也显示出我的决心和毅力。我不是要求别人,是说我自己。就像守寡,有人能守,有人不能守,不能强求。” 李敖表示,今后会写更多的小说。“以前写得少,以后比例会增加。我现在正构思的一部小说名叫《七十三烈士》,是以广州黄花岗起义幸存者的故事为原型展开构想。但目前还没有动手写”。应该说李是钟情于文学的,他曾在另外一个场合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几率可能会比当“总统”的几率高得多。“您觉得这次获奖的可能性大不大?”我问。他说:“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也许要等很多年,去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等了27年,米兰·昆德拉自1987年起不断被提名,至今尚未拿到桂冠。此事不可强求,但从资格上讲,我早就够格了。” 资料:亚洲四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罗德宾拉纳特·泰戈尔(1861-1941)印度杰出诗人、作家、艺术家。19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获得该奖的第一位东方作家。 泰戈尔是一位多产且多才多艺的作家,一生共出版了50多部诗集,12部中长篇小说,20多个剧本以及不少游记、随笔、论文和专著,此外还创作了大量的音乐绘画作品。诗歌方面著名作品有《吉檀迦利》、《新月集》、《园丁集》。小说作品有《沉船》、《戈拉》、《摩诃摩耶》。泰戈尔曾于1924年访问中国,其诗风对郭沫若、徐志摩、谢冰心等均有影响。 ●川端康成(1899-1972)日本著名小说家。1968年10月17日以其三部名作《雪国》、《古都》、《千鹤》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川端康成保持了日本的古典美及民族个性。川端崇奉禅宗,将佛经看作世界文学的极致。他古典文学素养深厚,幼时即熟读日本文学名著,并深受外国现代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和乔伊斯等人的影响。川端的代表作品有《伊豆舞女》、《水晶幻想》、《浅草红团》、《雪国》、《名人》、《湖》和《古都》等。 1972年4月16日,川端康成在寓所口含煤气管自杀身亡。 ●施姆尔·约瑟夫·阿格农(1888-1970)以色列著名作家。1966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出生于波兰加西利亚的一个犹太商人、学者家庭。他10岁时迁居巴勒斯坦,25岁时赴德国任教,1924年重返巴勒斯坦,直至逝世。生活阅历使阿格农对人生有了深刻的体验,并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阿格农创作的重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新娘的华盖》、《宿夜的客人》、《前天》,短篇小说《黛拉婆婆》、《千古事》等。他的作品流传很广,已被翻译成近20种文字。 ●大江健三郎(1935-)日本著名作家,199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大江健三郎出生在日本爱媛县喜多郡大濑村(今内子町大濑)。大濑地处森林峡谷间,这里自然环境优美,民风淳朴,对大江健三郎后来的创作影响颇深。 大江健三郎的代表作品有《死者的奢华》、《广岛札记》、《人的性世界》《同时代的游戏》、《青年的污名》、《日常生活的冒险》、《摆脱危机者的调查书》、《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等。

夏日飞雪Sara
作者夏日飞雪Sara
226日记 20相册

全部回应 2 条

添加回应

夏日飞雪Sara的热门日记

豆瓣
免费下载 iOS / Android 版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