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局尽是严重，世人仍有幽默”——编辑随笔随“编辑随笔”
一 编辑的心
“这是很不幸的，《人言》虽然只说人话，不说鬼话，可是它生在一个只说鬼话的时代里，又生在一个不易说人话的国家里。它既不愿做一个时代的落伍者，又不肯作一个国家的盲从者。所以在过去的两年中，那一天不在风雨飘摇的环境里挣扎，那一天不在残酷压迫的势力下斗争？这还是很幸运的，《人言》竟没有死亡，直到如今天仍有着生命，新的生命。”近日在看“邵洵美作品系列第二辑”编辑随笔卷《自由谭》校样，上面这段话即出自邵洵美为《人言周刊》所写编辑随笔《写在三卷前头》，在风雨飘摇的今日读来，尤有感触。于是把摘录及搜集来的文字拼接补缀成文，作为记念。
起初对邵洵美的印象，限于三端：鲁迅笔下的“富家翁女婿”，与徐志摩并称为“诗坛双璧”，享誉海上的“文坛孟尝君”。我原先亦把他的出版事业简单看作败家子之乐。——话说回来，金钱、诗性加上意气，如果不作出版家，真想不出更合适的事业。初看其编辑随笔，只觉是个好玩的人。“《论语》同人十诫”便写得颇有劲，有着现在刊物皆无的真趣与气性。仅列出第三条为据，“不评论我们看不起的人，但我们所拥护的人要尽量批评（如我们的祖国、现代武人、有希望的作家、非绝对无望的革命家）”。
邵洵美自称“天生的诗人”，但绝对是一位“后天”的出版家，他在出版业的的杰出成就完全源于自身的努力付出。1926年，22岁的邵洵美成为狮吼社的主要成员，主持社务后创办了《狮吼》月刊。1928年，在办《狮吼》的同时，他用祖上留下的遗产创办了金屋书店及《金屋》月刊，自己也亲自写撰文、翻译、评介。金屋书店先后出版了几十种书，小说、理论、诗歌、译著，多具唯美色彩。1929年，徐志摩创办的新月书店负债累累，难以维持，邵洵美应邀加盟并给予了经济上的鼎力支持，将书店接办下去，并与徐志摩、林语堂等人将《新月》月刊编下去。1930年，徐志摩领衔办《诗刊》时，邵洵美直接参与了刊物的编辑工作。1932年，邵洵美索性接办了上海时代图书公司，一些如雷贯耳的重要刊物从他的手中一一问世：《时代画报》、《论语》半月刊、《十日谈》旬刊、《人言》周刊、《时代漫画》、《万象画报》、《时代电影》、《声色画报》、《文学时代》、英文版《直言评论》，以及“新诗库丛书”、“论语丛书”、“自传丛书”等等。其中《自由谭》诞生于抗战时期，是旗帜鲜明的抗战刊物。其影响延续至今。此处单举老画家黄苗子一说：“《时代画报》《时代漫画》和《万象》对中国漫画的发展起很大的作用，漫画的发展也影响到绘画的发展。如果没有洵美，没有时代图书公司，中国的漫画不会像现在这样发展。”（《新文学史料》2006年第1期）
邵洵美办刊很注重细节，颇多创意。在刊物中设置“群言堂”栏目，希望打破各刊物《读者邮箱》栏里所读到不过是“读者个人的问题”与编者“万能的答复”而已的程式。（第96期编辑随笔）《论语》的底页不用“编辑”而用“文字编读”，邵洵美是这样解释的：这区区四个字是表示着编者一些心愿的。因为我们希望一编者不要把寄来的文章，看看作者的名字，看看题目，再约略看看内容，便把来“编辑”起来。一个“编者”同时须得有“读者”一样的忍耐和诚心；他须和读者一般也能有欣赏每一篇文章的机会。我们进一步的希望是“读者”都能变成“读编”。他非特读，还得帮着编；便是说，他应得随时把自己所希望于《论语》的，让我们知道，使《论语》成迷他“趣味的寄托”。这时候编者与读者的合作方奏大成。（第108期编辑随笔）这些用心背后是编者的诚意，“人总是重情的动物，你诚心了人家也就诚意，什么事情只要公开了就有人和你合作：救国如是，做人如是，编辑刊物也如是。”（第93期编辑随笔）我始终觉得，正是这些看似渺小的斤斤与庄重，支撑起那个时代人们峻洁的精神气质。
他还编出各色专号，活色生香：鬼故事专号、家的专号、癖好专号，以至吃、病、睡、懒（后未及编出）专号等，无所不包，涉笔成趣。谢其章称邵氏最惊人之笔，在于敢于在国民政府濒临溃败之际，决然地出一本《逃难专号》（1949年3月16日第173期《论语》）。这也是《论语》的最后一个专号。——由此也可以看出这本刊物并不仅为娱乐大众，再想到我们现今新闻出版的一系列明文暗款，遍地河蟹，才知道“娱乐至死”的时代连一本《论语》也不配有。
二 无自由谭
邵洵美对统治阶层的批评异常不留情面，时而直接表达内心的愤慨，“所以在中国，亲戚是不可靠的，朋友是不可靠的，同事是不可靠的；手续不可靠，感情也不可靠。所谓真相既不可靠，所谓公章也不可靠。西安事件便是这样一个局面。”（《论语》第103编辑随笔）时而畅谈“言论自由”，“要知道写文章的人的笔是活的，尤其是受过‘春秋笔法’的中国文人的笔，你不准我说天，我会在‘地’字上用功夫；你不准我多说，我会在‘少说’上想办法；你不准我说□□，我会在××上达到目的。结果是掩蔽了一些真相同，却产生了不少谣言。作者读者之间既不得‘言传’，便群相意会。于是不通的文章变为杰作；写错的新闻目为实事。幽默事件便充溢宇宙；幽默文章便风行天下。”（《论语》第107期编辑随笔）
他主办的刊物经常被停刊（如《时代漫画》），被“开天窗”（如《十日谈》）。邵在编辑随笔中自嘲刊物被禁，幽默中难隐激愤的棱角：“其实刊物的被禁止，往往是编辑者求之不得的事情。（一）我们搜肠索肚写了几十篇论文，而读者所得的印象，未必深刻；但是当对方一纸禁令传到，刊物停止发行，读者们顿时为它感动。证以论文扬言主，不啻得了个强有力的实例，顷刻间编辑者的目的已达，可以名之谓‘被动的苦肉计’。（二）办刊物办上相当的时间，编辑者每会从兴起变成责任，责任变成束缚；名被禁刊，落得藉端下场，还我自由。（三）以后再办刊物，销路可增无数。（四）可以间接提示同胞，我们所得到的言论自由的限度。（五）会投机的编辑者可以因此得到意外的收获。”（《论语》102期编辑随笔）《论语》一度被国民党当局勒令停刊。抗战胜利后复刊。1949年5月，它再次被国民党当局令停刊。
很长时间以来，邵洵美的名字无法在解放后的文学史中找到，或有人认为是鲁迅的一句话造成。二人的矛盾，仅从迥异的个性与一致的真诚看来，也是并不足怪的。但即便只是从邵洵美的这些编辑随笔中，我们也可以读出他的血性与关怀，并非“开一只书店，拉几个作家，雇一些帮闲，出一种小报”就自以为是文学家之辈。韩石山在《民国文人风骨》中写到，“鲁迅一九三六年秋去世，没有经历抗战。邵洵美是全程经历了抗战的，应当说，在这场全民族的圣战中，邵洵美有上佳的表现。他先是出版宣传抗战的刊物《自由谭》，后来又在英文版的《直言评论》上刊发了毛泽东《论持久战》的译文并出版单行本。更为可贵的是，他的弟弟当了汉奸，拉他下水，他义正辞严地拒绝了。”
还是谢其章说得好，“我们以前认为的那个高贵的诗人邵洵美，后期他所主办的刊物的主旨，无一不是向上是抗争的，向下是温抚的”。
三 所谓“幽默”
《论语》问世后立即成为一本畅销杂志，还在文学史上创下了一个流派——论语派。《论语》创办前后长达十七年半，作者阵容十分强大。第91期《论语》第一次出专号，“鬼的专号上”。征文信发出，三天内即得附着稿子的复信，文章多得篇幅增加一倍仍登不下，只得分出上下两号，上册知堂、老舍、老向、林庚、赵景深方才唱毕，下册丰子恺、李金发、梁实秋旋即登场，无怪身为主持的邵洵美兴奋之情跃然纸上：“我们诚足自骄我们题目的‘讨人喜欢’了。”
邵洵美对《论语》的定位很有意思，不无自豪：“《论语》是现在我国态度最纯粹的一种定期刊物。我们的确完全是‘老百姓立场’。”（第143期编辑随笔）“《论语》乃几乎是目前唯一‘尽忠’于中国的刊物。……中国人说中国话，写中国文章：试问目前有几人做到？”（第95期编辑随笔）
《论语》的风格始终如一，幽默、讽刺、俏皮、滑稽，但从未缺乏战斗力。邵洵美这样评价这份刊物：“《论语》半月刊的销行是因为当时人要说话，而说话不便，于是面装笑容，泪向心底流的风气大盛”，并称，《论语》是“以幽默来救命，‘我要大家救的，是生命的本身’。”（《论语》编辑随笔第102期）“最近读英国培根爵士散文集，在《论叛乱》一章里他说，‘在一个动荡的时局里，为上者对老百姓，应给予相当自由，使郁积不满化为乌有（唯不得太形侮辱或故示凶勇），此乃安全之道。盖幽默不泄，则毒血内流，易结恶瘤而成绝症’。所以我们的《论语》，的确有益身心脾胃，难怪有知者来自动配服，以资调养。
在第100期编辑随笔中，邵洵美有感而发：
“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论语》不想强出头，却爱多开口；但是开起口来，宁愿 含泪苦笑，不愿忍辱埋怨。况且我们的眼泪也早已干了。
我们连悲哀都让人家掠夺完尽，
所剩的只是不值钱的快活几分。
明白了这“几分剩下的快活”的滋味，才是《论语》中人。
邵洵美还说，“时局尽是严重，世人仍有幽默”。惟愿我生活的时代仍有这样的幽默。
“这是很不幸的，《人言》虽然只说人话，不说鬼话，可是它生在一个只说鬼话的时代里，又生在一个不易说人话的国家里。它既不愿做一个时代的落伍者，又不肯作一个国家的盲从者。所以在过去的两年中，那一天不在风雨飘摇的环境里挣扎，那一天不在残酷压迫的势力下斗争？这还是很幸运的，《人言》竟没有死亡，直到如今天仍有着生命，新的生命。”近日在看“邵洵美作品系列第二辑”编辑随笔卷《自由谭》校样，上面这段话即出自邵洵美为《人言周刊》所写编辑随笔《写在三卷前头》，在风雨飘摇的今日读来，尤有感触。于是把摘录及搜集来的文字拼接补缀成文，作为记念。
起初对邵洵美的印象，限于三端：鲁迅笔下的“富家翁女婿”，与徐志摩并称为“诗坛双璧”，享誉海上的“文坛孟尝君”。我原先亦把他的出版事业简单看作败家子之乐。——话说回来，金钱、诗性加上意气，如果不作出版家，真想不出更合适的事业。初看其编辑随笔，只觉是个好玩的人。“《论语》同人十诫”便写得颇有劲，有着现在刊物皆无的真趣与气性。仅列出第三条为据，“不评论我们看不起的人，但我们所拥护的人要尽量批评（如我们的祖国、现代武人、有希望的作家、非绝对无望的革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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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洵美自称“天生的诗人”，但绝对是一位“后天”的出版家，他在出版业的的杰出成就完全源于自身的努力付出。1926年，22岁的邵洵美成为狮吼社的主要成员，主持社务后创办了《狮吼》月刊。1928年，在办《狮吼》的同时，他用祖上留下的遗产创办了金屋书店及《金屋》月刊，自己也亲自写撰文、翻译、评介。金屋书店先后出版了几十种书，小说、理论、诗歌、译著，多具唯美色彩。1929年，徐志摩创办的新月书店负债累累，难以维持，邵洵美应邀加盟并给予了经济上的鼎力支持，将书店接办下去，并与徐志摩、林语堂等人将《新月》月刊编下去。1930年，徐志摩领衔办《诗刊》时，邵洵美直接参与了刊物的编辑工作。1932年，邵洵美索性接办了上海时代图书公司，一些如雷贯耳的重要刊物从他的手中一一问世：《时代画报》、《论语》半月刊、《十日谈》旬刊、《人言》周刊、《时代漫画》、《万象画报》、《时代电影》、《声色画报》、《文学时代》、英文版《直言评论》，以及“新诗库丛书”、“论语丛书”、“自传丛书”等等。其中《自由谭》诞生于抗战时期，是旗帜鲜明的抗战刊物。其影响延续至今。此处单举老画家黄苗子一说：“《时代画报》《时代漫画》和《万象》对中国漫画的发展起很大的作用，漫画的发展也影响到绘画的发展。如果没有洵美，没有时代图书公司，中国的漫画不会像现在这样发展。”（《新文学史料》2006年第1期）
邵洵美办刊很注重细节，颇多创意。在刊物中设置“群言堂”栏目，希望打破各刊物《读者邮箱》栏里所读到不过是“读者个人的问题”与编者“万能的答复”而已的程式。（第96期编辑随笔）《论语》的底页不用“编辑”而用“文字编读”，邵洵美是这样解释的：这区区四个字是表示着编者一些心愿的。因为我们希望一编者不要把寄来的文章，看看作者的名字，看看题目，再约略看看内容，便把来“编辑”起来。一个“编者”同时须得有“读者”一样的忍耐和诚心；他须和读者一般也能有欣赏每一篇文章的机会。我们进一步的希望是“读者”都能变成“读编”。他非特读，还得帮着编；便是说，他应得随时把自己所希望于《论语》的，让我们知道，使《论语》成迷他“趣味的寄托”。这时候编者与读者的合作方奏大成。（第108期编辑随笔）这些用心背后是编者的诚意，“人总是重情的动物，你诚心了人家也就诚意，什么事情只要公开了就有人和你合作：救国如是，做人如是，编辑刊物也如是。”（第93期编辑随笔）我始终觉得，正是这些看似渺小的斤斤与庄重，支撑起那个时代人们峻洁的精神气质。
他还编出各色专号，活色生香：鬼故事专号、家的专号、癖好专号，以至吃、病、睡、懒（后未及编出）专号等，无所不包，涉笔成趣。谢其章称邵氏最惊人之笔，在于敢于在国民政府濒临溃败之际，决然地出一本《逃难专号》（1949年3月16日第173期《论语》）。这也是《论语》的最后一个专号。——由此也可以看出这本刊物并不仅为娱乐大众，再想到我们现今新闻出版的一系列明文暗款，遍地河蟹，才知道“娱乐至死”的时代连一本《论语》也不配有。
二 无自由谭
邵洵美对统治阶层的批评异常不留情面，时而直接表达内心的愤慨，“所以在中国，亲戚是不可靠的，朋友是不可靠的，同事是不可靠的；手续不可靠，感情也不可靠。所谓真相既不可靠，所谓公章也不可靠。西安事件便是这样一个局面。”（《论语》第103编辑随笔）时而畅谈“言论自由”，“要知道写文章的人的笔是活的，尤其是受过‘春秋笔法’的中国文人的笔，你不准我说天，我会在‘地’字上用功夫；你不准我多说，我会在‘少说’上想办法；你不准我说□□，我会在××上达到目的。结果是掩蔽了一些真相同，却产生了不少谣言。作者读者之间既不得‘言传’，便群相意会。于是不通的文章变为杰作；写错的新闻目为实事。幽默事件便充溢宇宙；幽默文章便风行天下。”（《论语》第107期编辑随笔）
他主办的刊物经常被停刊（如《时代漫画》），被“开天窗”（如《十日谈》）。邵在编辑随笔中自嘲刊物被禁，幽默中难隐激愤的棱角：“其实刊物的被禁止，往往是编辑者求之不得的事情。（一）我们搜肠索肚写了几十篇论文，而读者所得的印象，未必深刻；但是当对方一纸禁令传到，刊物停止发行，读者们顿时为它感动。证以论文扬言主，不啻得了个强有力的实例，顷刻间编辑者的目的已达，可以名之谓‘被动的苦肉计’。（二）办刊物办上相当的时间，编辑者每会从兴起变成责任，责任变成束缚；名被禁刊，落得藉端下场，还我自由。（三）以后再办刊物，销路可增无数。（四）可以间接提示同胞，我们所得到的言论自由的限度。（五）会投机的编辑者可以因此得到意外的收获。”（《论语》102期编辑随笔）《论语》一度被国民党当局勒令停刊。抗战胜利后复刊。1949年5月，它再次被国民党当局令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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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长时间以来，邵洵美的名字无法在解放后的文学史中找到，或有人认为是鲁迅的一句话造成。二人的矛盾，仅从迥异的个性与一致的真诚看来，也是并不足怪的。但即便只是从邵洵美的这些编辑随笔中，我们也可以读出他的血性与关怀，并非“开一只书店，拉几个作家，雇一些帮闲，出一种小报”就自以为是文学家之辈。韩石山在《民国文人风骨》中写到，“鲁迅一九三六年秋去世，没有经历抗战。邵洵美是全程经历了抗战的，应当说，在这场全民族的圣战中，邵洵美有上佳的表现。他先是出版宣传抗战的刊物《自由谭》，后来又在英文版的《直言评论》上刊发了毛泽东《论持久战》的译文并出版单行本。更为可贵的是，他的弟弟当了汉奸，拉他下水，他义正辞严地拒绝了。”
还是谢其章说得好，“我们以前认为的那个高贵的诗人邵洵美，后期他所主办的刊物的主旨，无一不是向上是抗争的，向下是温抚的”。
三 所谓“幽默”
《论语》问世后立即成为一本畅销杂志，还在文学史上创下了一个流派——论语派。《论语》创办前后长达十七年半，作者阵容十分强大。第91期《论语》第一次出专号，“鬼的专号上”。征文信发出，三天内即得附着稿子的复信，文章多得篇幅增加一倍仍登不下，只得分出上下两号，上册知堂、老舍、老向、林庚、赵景深方才唱毕，下册丰子恺、李金发、梁实秋旋即登场，无怪身为主持的邵洵美兴奋之情跃然纸上：“我们诚足自骄我们题目的‘讨人喜欢’了。”
邵洵美对《论语》的定位很有意思，不无自豪：“《论语》是现在我国态度最纯粹的一种定期刊物。我们的确完全是‘老百姓立场’。”（第143期编辑随笔）“《论语》乃几乎是目前唯一‘尽忠’于中国的刊物。……中国人说中国话，写中国文章：试问目前有几人做到？”（第95期编辑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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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的风格始终如一，幽默、讽刺、俏皮、滑稽，但从未缺乏战斗力。邵洵美这样评价这份刊物：“《论语》半月刊的销行是因为当时人要说话，而说话不便，于是面装笑容，泪向心底流的风气大盛”，并称，《论语》是“以幽默来救命，‘我要大家救的，是生命的本身’。”（《论语》编辑随笔第102期）“最近读英国培根爵士散文集，在《论叛乱》一章里他说，‘在一个动荡的时局里，为上者对老百姓，应给予相当自由，使郁积不满化为乌有（唯不得太形侮辱或故示凶勇），此乃安全之道。盖幽默不泄，则毒血内流，易结恶瘤而成绝症’。所以我们的《论语》，的确有益身心脾胃，难怪有知者来自动配服，以资调养。
在第100期编辑随笔中，邵洵美有感而发：
“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论语》不想强出头，却爱多开口；但是开起口来，宁愿 含泪苦笑，不愿忍辱埋怨。况且我们的眼泪也早已干了。
我们连悲哀都让人家掠夺完尽，
所剩的只是不值钱的快活几分。
明白了这“几分剩下的快活”的滋味，才是《论语》中人。
邵洵美还说，“时局尽是严重，世人仍有幽默”。惟愿我生活的时代仍有这样的幽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