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哭叛徒的吊客:史铁生与远藤周作

安冬霓 2011-06-28 13:58:17
在史铁生的小说中,“叛徒”的身影时隐时现。《中篇1或短篇4》中男人为了与心爱的女人相见而叛变。《务虚笔记》中葵花林里的女人在和革命者恋人幽会时被敌人抓住,她屈服了。《我的丁一之旅》中的姑父,在与做地下工作的女家庭教师接头时被敌人抓住,他忍受不了酷刑,做了叛徒。在之后的岁月,男人、葵林女人和姑父生活在无限的痛苦、忏悔、自我惩罚中。

史铁生说,“这世界上最让我同情和做噩梦的,是叛徒。”小说里,这些叛徒的确在面临考验时败落下阵来,可是他们自问没有背叛信仰。《务虚笔记》中,几十年后垂老的葵林女人开始在葵叶上写字,有人将其拼了出来——“我罪孽深重,但从未怀疑当初的信仰。”既然信仰未变,为什么在关键时刻背叛呢?显然,这些叛徒都是弱者,他们在非此即彼的抉择面前选择了软弱。正是看到了两难的选择境地,史铁生才“最同情”他们:“一边是生,是永恒的耻辱与惩罚,一边是死,或是酷刑的折磨,甚至是亲人遭连累,我怎样选择?这问题白昼我不敢回答,在黑夜我暗自祈祷:这样的事千万别让我碰上吧。”

既做了叛徒,又未曾改变信仰,在这一点上,远藤周作的《沉默》与史铁生的小说异曲同工。传教士洛特里哥最后还是做了弃教者,一如他的老师费雷拉。他们怀着热忱、高洁的信念来到已经禁教的日本传教,最后迫使他们弃教的不是肉体的折磨,而是为了解救被“穴吊”的日本信徒。如果传教士不屈服,那些普通百姓就会承受无比残酷的死刑。是选择坚持信仰,还是要解救无辜者,做一个对日本百姓“有用”的人?传教士选择了后者。可是,洛特里哥虽然宣布弃教,内心却并不认为自己背叛:“神职人员会强烈地指责我做冒渎的行为吧。我即使背叛了他们,但绝不会背叛主。我用与以往不同的形式爱着那个人。为了了解他的爱,到今日为止所做的一切都是必要的。”这和葵林女人在葵叶上的宣告多么相似。

《沉默》中,远藤周作涉及到了基督教的神学问题。或许,史铁生的思考与基督教也不无关系,他曾经把这个问题与基督教的罪的观念联系起来,把这些叛徒类比为耶稣所宽恕的那个行淫的妇女:谁没有罪,就可以用石头砸死她。他也曾经将爱愿或者说一种祈祷的姿态视作超越现实困境的路向。抛开宗教或神学问题不谈,两个作家对叛徒不约而同的同情,其实都是触动于历史上的真人真事。

《务虚笔记》透露葵林女人的原型:

【我听人说起过一个叛徒,他活着,他没有被敌人杀掉也没有被自己人铲除,他有幸活了下来,但在此后的时间中,历史只是在他身边奔流。人群只是在他眼前走过,他停留在“叛徒”的位置如同停留在一座孤岛,心中渺无人烟,生命对于他只剩下了一件事:悔罪。这个人,在我的想象中进入北方的葵林,进入一个女人的形象。这个人,可以是一个女人,但不限于一个女人,她可以在北方的葵林里,也可能在这葵林之外的任何地方,与我的写作之夜相隔几十年,甚或几千年,叛徒——古往今来,这是多少人的不灭的名字和不灭的孤岛呵。】

在《病隙碎笔》(三)中,史铁生对这个叛徒原型做了更多描绘:

【我看过一篇报告文学,讲一个叛徒的身世。这人的弟弟是个很有名望的革命者。兄弟俩早年先后参加了革命,其实他跟弟弟一样对早年的选择终生无悔,即便是在他屈服于敌人的暴力之时,即便是在他饱受屈辱的后半生中,他也仍于心中默默坚守着当初的信奉。然而弟弟是受人爱戴的人,他却成了叛徒。如此天壤之别,细究因由其实简单:他怕死,怕酷刑的折磨,弟弟不怕。当然,还在于,他不幸被敌人抓去了,弟弟没这么倒霉。】

这个叛徒是谁?史铁生一直没有明言,但是从“弟兄革命者”、“叛徒与烈士”等线索还是可以顺藤摸瓜找到答案。我想,这个原型很可能就是所谓从“红色历史学家”变成叛徒的徐梦秋。徐生于1901年,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留学苏联,并参加过长征,是《红军长征记》的编辑,1943年在新疆被盛世才逮捕后叛变。解放后被判处无期徒刑,关押于老虎桥监狱,1976年病死。他的弟弟叫徐梦周,并不像史铁生说的不曾被敌人抓过,实际上,1928年徐梦周也曾被捕,但史铁生说的另一句话没错,“弟弟没那么倒霉”,后来梦周被解救出来了,1940年因车祸丧生。

徐氏兄弟都负有才名。徐梦秋更有《长征日记》是珍贵的史料,惜乎现在仍不能出版。不过,1937年开始编辑1942年由八路军总政治部刊行的《红军长征记》中还是留有徐梦秋的笔墨。此书1955年出过选本,2000年又以《亲历长征》之名重出,里面署名“莫休”的即徐梦秋。

徐梦秋的叛变自然是他受不了盛世才的酷刑,值得指出的一点就是,徐在长征中失去了双腿,他本来是要经过新疆去苏联治病的。有人认为,徐的背叛和他失去双腿后精神的变化不无关系。人可以接受一次考验,但很难承受住一次又一次的考验。徐的病残可能也是引起史铁生同情并进而深入探究叛徒心理的另一个因素。

《沉默》中洛特里哥也有原型,远藤周作在《后记》中提到了小说的模特——冈本三右卫门,本名鸠杰贝•凯拉。凯拉受“穴吊”之刑而弃教,娶日本妇人为妻,于1685年逝世,享年84岁。远藤周作特别指出,小说中的洛特里哥“与史实不同”。

显然,徐梦秋也好,传教士凯拉也好,在历史记录中,他们是实实在在的“叛徒”。他们背叛之后是否还“坚持信仰”,据现有史料也无从谈起。但是,史铁生和远藤周作却从残缺信息中捕捉到了更为深沉和悖谬的人性与神学问题。即使这些叛徒自认为不曾背叛信仰,这又有什么意义呢?《沉默》中作为对立面的筑后守大人有一套很高明的辩论法来对付洛特里哥。他说,你们到日本传教不过是“丑女多情”,日本根本不需要你们。他说,你内心可以坚持信仰,但是一定要做出弃教的姿态以避免日本信徒执迷不悟,就是去踩圣像而已嘛。这样的话语多么像敌人诱惑革命者的语言:“你只要写个悔过书(脱党书)就可以出狱,我们不管你内心是怎么想的。”可是,在这样的时刻,“姿态”怎么可能只是“形式”而没有“内容”?

所以,远藤周作也好,史铁生也好,都没有从这个角度为叛徒开脱。他们只是感叹:“没有所谓的强者与弱者。谁又能断言弱者一定不比强者痛苦呢?”(《沉默》)

同是抚哭叛徒,两个作家的着眼点显然也有不同。远藤周作的基督教背景使他的小说既关心人性问题也关涉神学问题,洛特里哥的难题在于他与“大写的他”的关系——主是沉默的,还是传教士没有听见“他”的声音?这是人与神的关系。

史铁生却更关注人与人的关系:

【憎恨叛徒的人为什么憎恨叛徒?
对,主要不是因为叛徒背叛了什么信仰。信仰自由嘛。就是说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信仰,和自由地放弃任何信仰。主要是殃及。就是你说的那种——殃及!就是说,叛徒,会使得憎恨叛徒的人也走进叛徒曾面临的那种可怕的处境。
疼痛、死亡、屈辱、殃及无辜的亲人、被扯碎的血肉和心魂……人们深知这处境的可怕,就创造出一个更为可怕的惩罚——“叛徒”,来警告已经掉进了那可怕处境中的人,警告他不要殃及我们,不要把我们也带进那可怕的处境。】

神也许沉默着。洛特里哥却相信“那个人并非沉默着”,“纵使那个人是沉默着,到今天为止,我的人生本身就在诉说着那个人”。这样,远藤周作就把凯拉的背叛故事转变成了一种更深刻的基督精神的生成。

而在没有神的故事里,信仰问题也成了次要的,人甚至可以用“信仰自由”来搪塞良心。但是,人与人的关系在此却成了焦点。“殃及”,这才是无比真实、真切的问题所在。在此,图穷匕见,背叛与否,关涉的其实主要还不是信仰,而是对他人的责任。你要保存自己和亲人,你就要背弃同志;你要保全同志,你就要牺牲自己和亲人。这依然是无可选择的。

当然,作家不承担解决问题的责任,他们只负责凭吊就可以,特别是凭吊那些屈辱的叛徒。因为敢抚哭叛徒的吊客,需要勇气。
安冬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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