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第二性》读后感

小曾 2011-06-23 09:28:13



读大学时就听说过波伏娃和《第二性》,而我错过了阅读这本可能会使我的生活有所不同的书。

那时我急切地阅读着的是萨特、罗素和库恩。如文革后头几批大学生中的许多人,我先向马克思主义行注目礼--第一个寒假是花在阅读《马克思传》上,甚至在暑假参加了在学校在北京郊外三堡举办的马列学习班,被《共产主义宣言》所激动,差一点成了小党员。但是,我的注意力很快被八十年代蜂拥而来的种种理论所分散,而且我所学的物理本身就是制造怀疑者的温床。二十世纪由"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给物理学带来的核心爆炸,使得我怀疑机械的社会变革理论。而一本由女性写的关于女性的书当时引不起我的兴趣,大概书名给我的印象如"妇科疾病"一般偏狭,或许我对自己的性别角色既不热心也不敏感。

富于讽刺意味的是,我的性启蒙始于对男性作家的书籍的阅读。当时流行的小说有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张承志的"黑骏马",还有"查太莱夫人的情人"。几个好朋友某个周末躲到北京同学家闲置的一套房子里,轮流接受劳伦斯的教育,一个个读得脸红红的,相互嘲讽,嘻嘻哈哈。回顾之下,这三位作家笔下的女性可谓异曲同工,"性"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有着使人返璞归真的妙能。令激越的"黑骏马"流连的大草原难道不是包纳一切的母性的化身?我们这些女学生,在阅读时是否感到一丝焦灼?张贤亮的坐在大西北炕头上敞开衣襟的狗子妈毕竟离我们很遥远。

真正影响我情爱观念的却是《红楼梦》。这部书的作用在于把情爱升华为"天地间的一种灵气",并把女性与这种形而上的质等同起来。这样的抽象帮助我在骚动的青春期过着一种严格自律的生活,把暗恋对象在美学空间高高供奉。自沉于顽固的抑郁,我不知不觉深深地浸淫于文学。"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华年思华年,不眠人就着晨光树影洗磨字句。

八六年春天,人艺上演希腊悲剧《俄狄普斯王》,看罢,一行人从城中心回西郊一路无语。另一次男女混合的聚会,忘记了是在西单还是老城根,在场的三两个女生徒劳地想做出一桌盛宴,结果菜一端出来,就被一屋人吃光,大家饥肠辘辘,围着空桌子,吃言词与观念。谈话发展的方向使我们紧张而激动,大家意识到:我们的国家走到了某个断裂点,意识形态将与经济基础分道扬镳。记得我忽然说:"我们要挂羊头卖狗肉了",我也记得男生们奇异的表情和我下意识的检点,那是年轻的我最后一次在公共场合对一个大不可测的话题发表见解,我不知道,命运已经为我准备好了消失的缝隙。谈了一夜的朋友们,第二天清晨步行到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那面旗,牵动我最剧烈含混的情感--我毫不怀疑它是"烈士鲜血染成的",上面有刘胡兰,黄继光的血,也有张志新、林昭的。

那一年冬天,研究生宿舍楼轮流播放着"一把火"与哀乐,我躲在床上读残雪的《苍老的浮云》,读得打摆子:肥胖的栀子话"叭嗒叭嗒"地坠落在雨水里,主人公抚摸着肚皮,感到腹腔塞满了芦苇。春天,校园里放眼尽是丁香和面有菜色的文学青年。我溜出去,乘车西行,来了一次我自己的"在路上"。一路上接受任何人的邀请,去他们家停留,居然没有被拐卖掉。在三门峡,我看到了一条清水黄河,槐树掩映,葱郁如西洋画中的伊甸园景象,我站在没脚的黄土中出神,一位老农起了疑心,他老远地叫出声:"姑娘,别想不开呵!"在西安的碑林里久留,我的心高兴得唱着一只歌。在敦煌石窟里,我的手电照亮墙壁上一只美伦美幻的鹿。在乌鲁木齐,和几个大男孩傍晚蹲在空旷大街高大建筑明亮的阴影里,眼睛瞄着火车站背后雪山的剪影。最后辗转去了新源、伊宁。在新源县一头撞上一位女诗人,陶若凌,她在那里当文书。她不顾我行装沉重,拉我到小镇新华书店买了杜拉斯的《情人》,马尔可思的《百年孤独》。一夜,来了一位从上海赴新疆从政的年轻乡长,我们听他谈乡办织厂,牧民脱贫的远景,三人就书籍与国事交换意见至天明。那个时代的青年不可遏制地要谈论国家,关于"祖国"的梦想占据了情欲初醒的身心。草甸子上缀满罂粟,空气中飘着恋爱,可是,从北京到新疆,我遇见的每一个人都似乎在失恋,都"有所思,在远方"。我把随身带着的《新诗潮诗集》的上册留给了陶若凌,下册我这些年一直读着,封面已破损不堪。

在美国,一道汪洋把中国八十年代的喧嚣挡在了帷幕之后。我似乎欢迎语言障碍带来的寂静感,"大街上的男人、女人都有着雕像般的肃穆"。经历了加速分裂的心灵需要休息。走在东部小镇行人稀少的路上,穿劣质牛仔裙露出苍白膝头的中国姑娘,悉心辨认灰蒙蒙的建筑群日渐明晰的轮廓:那一个我新鲜,笨拙,含情脉脉,并不知觉自己与其他文化的产品之间形成的反差:当我跟印度朋友热情洋溢地谈到川端康成的小说时,她马上考问我第二次大战的史实;这个声音甜美的印度姑娘把自己的青春卷进令人绝望的民族现实--她研究印度的宗教冲突,每有流血冲突发生就要回国考察;我俊俏土尔其同学,那时就是明确的女权主义者,她和美国男朋友一起执行家务分工表,男生替她开门会引起她柳眉倒竖;我的台湾女朋友,有一个尽善尽美的母亲,却早早打定了独身的主意。我欣赏这些朋友,却对她们的观念不置可否。我宿舍的门背后贴着一张高更的塔西提少女,下面小字标题是"你什么时候结婚?"。

八九年夏天我在"谈"恋爱,挽着平生仅有的一个俘虏的手臂出入饭馆、书店,或无所事事地"压马路"。北京发生的事我在半夜回家打开电视才知道。每一个中国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消化这些死亡,而我,因为年龄与时代的偶合,感应的方式也许更夸张、主观:他人的死仿佛是我内心某种仪式的外化,亦或我将那些死者吞食?腐烂的肉体转化为无机质,我最后一丝政治恋母情结终于消散,个体的砂砾从文化母体的巨大吸盘上剥落。

杜拉笔下的那些女子是一些匍匐得很低的生物,她们在黑暗中展开,漫过边界,颠覆荣辱。她警告过我们,那个所谓的"我"是不存在的,《情人》的"情"更是莫须有,真实的只有令人不齿的贫穷,徒劳绝望的母亲和小姑娘的"我一定要离开"的铁石心;殖民地的泥沼被逃遁的异乡人榨出几分美。我悉心考察的还有另一个女人的世界--弗琴尼亚-伍尔夫。阅读她始于一个错误,我本来是要读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流年》,却把意识流的几位鼻祖的名字搞混,借出了伍尔夫的《年》。她的《到灯塔去》是我少有的一读再读的书之一,我对她笔下的老处女感到亲近,那个站在画架前,对人群侥有兴致地观望着的Lily,是不是更接近我心中的自我?我是否象伍尔夫一样,感到需要传统生活的外壳的包裹?我坚决地把Lily留在书中。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子之于归,宜制其家"。在我喜气洋洋筹备婚礼时,我接到一个奇异的电话,来自大学时代我曾经非常仰慕的一位学长。他问我"是否还喜欢哲学?"这问话让我很晕头!老天,我关心过哲学?我答非所问--"现在不是很关心政治 "。我把学长的问题埋在记忆中。当时我不可能反省,因为造物主在我身上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于是就有做了两个孩子的母亲的人研究"第二性" 的这一幕。这时候寻找有关性的真缔,是否为时过晚?当两个孩子一左一右拉得我踉踉跄跄,我的性别角色可谓 "木已成舟"。现在读这本书,我自身的行为艺术正好构成一个波伏娃笔下又一个残酷而生动的标本:生物机制、文化滋养如何合作着把一个迷蒙少年送上赴汤蹈火,永劫不回的完成之路。


在这本划时代的书的开头,波伏娃用了一种低姿态甚至歉意的口吻:"在很长时间里,我对写一本关于女性的书很犹豫。这个主题令人厌烦,尤其对于女性,而且一点儿也不新颖。关于女性主义的争吵已经浪费了足够的笔墨,几乎该收场了。"这位在毕业答辩中几乎击败萨特的哲学女教师,她的志向不低于以文学探讨普遍人性,最终却充当了女性主义思想家的角色,一开始,她显然是不自觉的。

写这本书时的西蒙-德-波伏娃 与我现在的年龄相仿。虽然从青年时代就立志写作,她在三十五岁上才出了第一本书,之前,她的公开身份是哲学教师及萨特的女朋友。1946年,法国刚刚从战争、亡国的恶梦中走出来,带着屈辱与负罪感,法国知识分子们迫切地将目光投向社会现实,而波伏娃的工作方式却是她一贯的方式:从自己下手。当时她刚刚完成她的哲学论文「关于模糊的伦理学」,本来想写一个续篇,将自己定位为"女性和存在主义者",试图以自我为例案,证明"存在主义"作为人生哲学的可行性。在思考中,一个想法却"固执地、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她无比震惊地意识到自己原来与萨特不同,"他是男人,而我仅仅是个女人"。在82年的一次谈话中,她这样解释"仅仅":

"我当时还没有落脚到女人做为他者这样的概念--这个想法后来才有。我也没有认定女人的处境一定比男人的低劣。然而,我逐渐形成了社会没有给女性以平等这样一个论题,我必须告诉你,这是一个令我极不安的发现。就这样我开始真正严肃地对待我的有关女性的写作--当我认识充分认识到男女生活间的巨大的不对称时。但是(在1947年〕,这一切于我并不甚明了。"

这本书写于世界女性解放运动的一个低谷。第一代女权运动经过大半世纪的努力终于赢得了第一个回合的胜利,美、英、法等西方国家相继在二、三、四十年代修改法案,给予女性与男性平等的政治权利,新兴的国家如中华民国则后来居上把男女平权写进了早期的宪章。独立女子虽然是少数,却决不新奇,即便在中国,政治上远非激进的张爱玲,在相同时期也过着与波伏娃类似的自立门户的生活。"平等"在当时恐怕象现在一样是令趣味精致的人微微发笑的伪善口号,也是如波伏娃这样生性好强的女子的先天假设。

如后来许多专家所指出,这本书有着严重"博士论文"痕迹--里面引用了大量的文献,然而,今天并没有人有幸这样写博士论文:波伏娃是波伏娃自己的导师!虽然资料的征集在写作开始之前就进行了两三年,集中写作只用了不到两年时间,这部洋洋巨著包纳了生物学,人类学,心理学,唯物主义历史观与存在主义人生观,女性历史,女性个体成长史,当代女性生存考察,神话起源,文学中女性人物评析--她敏锐的触角伸向了这一复杂命题的每一根须,几乎开辟了现代女性研究的每一个方向。

从男女胚胎的微小(四十八分之一〕的DNA差异入手,波伏娃发现了相当于物理学上的"宇称破缺"的性别失衡机制:严格的社会分工局限了女性的发展空间,而社会观念又将男女生理上的差异绝对化、二元对立化,后果是女性在人类历史中的漫长的集体隐匿。如果书的长度与广度显示出作者思维的慎密与彻底,那么它的革命信号对无数读者却是不啻于平地惊雷!男女平等远非"好吧,平等吧"一句话所能解决,几千年来沉寂于家室的女性己经作为"人"的意识之外的"他者"(The Other〕 〕被筑进了文明大厦的缝隙,女性的躁动将松动文明的每一块砖瓦!
继"上帝的死亡",人类还要面临传统意义上"家"的瓦解。而在文明史中一直缺席的女性,面临着缺席的严重后果:相对于父兄夫君,我们是真正意义上的"异类"--或如书名所称的"第二性",我们在文明世界被离间的程度不亚于非洲奴隶被劫持到美国后的境况,可以仰仗的精神遗产几近于零。我们的躁动将在很长时间内仅仅是躁动。以动物世界静态的性别秩序为底线,以有史以来文明的动态展开为参照,波伏娃将"人"定位在"哺乳动物"与"一个历史理念"之间,由此,女性革命的时间尺度要被界定在生物进化与工业革命之间,而前者无限漫长。

一本好的著作必定带有政治意义上的模糊性。它刚出版时,几乎被看成"反女性"的书,不少女读者给作者寄去了辱骂的信。如果抽除作者从存在主义哲学汲取的乐观与行动精神,这本书的主要作用在于剥离、瓦解与渗透,正因如此,它避免了充当宣传品的命运。我读完这本书,感到一种延迟的孤独:回想过去参加过的许多物理学会议,以及会后的聚谈,我是总是在场三两个女性之一,我浑然不觉,我的声音却无比生怯,好象有巨大的惰性引诱我归向舒适的沉寂。如果我怀里揣着波伏娃的形象,是否会少一点战战兢兢?是否会感到有所师承?这本书,毫无疑义,是我们的。



女性作为"他者"

西蒙对女性主义重要贡献,在于把它从一种理想主义引向文化解析。在《第二性》的引言中,她先为自己锻造出进行这种文化分析的工具--她启用"他者"这个概念做为女性境况的一个基本描述。这本书的第一位中文译者陶铁柱先生充分意识到这个名词的重要性,专门为这个词的翻译作了下列注释:

"'他者','the other' 的真正含义,是指那些没有或丧失了自我意识、
处在他人或环境的支配下、完全处于客体地位、失去了主观人格的被异化了的人。这个术语不但是理解本书点的关键,也是理解存在主义的关键。所以,国内曾一度流行的萨特的'他人即地狱'的著名观点,其准确译法似乎应为"他者即地狱",而它的本来含义似乎应是,一个人如果丧失了主观意志,任凭他人或环境及异化了的自我的摆弄,就等于走进了地狱。"

在《第二性》的引言中,波伏娃阐明了女性做为"他者"身份。她采纳了人类学家Levi-Strauss对原始人群研究的结果,认为人类在两性关系的认知上具有主观性。波伏娃指出,男女之间主客关系缺乏可逆反性:

" 女性境况的特别标志是,她--的一个自由、自主的存在--发现自己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上:在这里她不得不接受'他者'的位置。男人们力图将她象一件物体一样安定下来,把她打入'蛰居'之宫。她的自我超越,总被另一个意志(它高高在上,无所不在〕所阴蔽,所颠覆。女性的戏剧源于这样一个冲突:每一个以自我为第一位的主体的基本愿望,和种种使她不得不认为自己不重要的境况的逼迫。

Levi-Strauss 在研究过原始社会的不同形态之后,得到以下面结论: '从自然向文化过渡的一个标志在于:人能够把种种生物关系视为一系列的对照;二重性、异体、对立和对称等,无论在确定的还是模糊的形式上,与其说被当作有待解释的现象,莫若说被视为基本的、被直接给定的社会现实的数据。'

根据黑格尔的说法,在每一个意识中存在着对其他意识的根本性的敌意,主体在对立中得到确立--他将自身设为基本的,那么与其相对的'他者'便是非基本的,是'物'。

其他的意识,其他的自我,也建立起对应的宣称。旅行人惊讶地发现自己在邻国被当地人看作'异乡人'。事实上,部落、民族、团体之间的战争、集庆、贸易、条约、竞赛倾向于取消"他者"的绝对意义并张扬它的相对性;很不情愿地,个体与集团被迫认识到相互关系的可逆性。但是,为什么这种相互性没有在性别之间达成?在"我"试图建立起"我"的过程中,'他者'被树立为'他者'。如果'他者'不企图重获'我'的位置,他就必须足够降服以接受异己观点。女性的降服从何而来?

在其他情况下,一个种类可能暂时地君临另一类。许多情况下,特权依赖于数目上的不等--多数统治或镇压少数。但是女性从来不是少数,不象美国黑人与犹太人的情况。有时,两个群体开始时是各自独立的,并不知觉对方的存在,某个历史事件造成了一个弱小种类对另一个强大种类的臣服,如犹太人与非洲黑人之被劫持。在这些情况下,被压迫的种族至少保存着对过去时代的记忆,拥有传统、甚至宗教与文化。在时间的某一点发生的境况可能在另一个时代被废除,黑人在海地的情况就是一个例子。而女性有史以来一直处于附属于男性状态,她们的'他者'地位看起来更绝对,看起来是自然现象,无更变的可能。女性没有过去,没有历史、没有自己的宗教。无产阶级可以提议消灭统治阶级,但是女性不可能梦想男性的灭绝。当男人把女人置于'他者'的地位,他可以期望她表现出死心塌地的'合作'。女性不能担当'主体',因为她常常缺乏资源,她感到束缚的必要性,她甚至对这样的角色感到满意。女性的基本特质是:她在由两个相依为命的成分铸成的总体中充当那'另外的'。"

缘起

在第二章「历史」中,波伏娃进一步将女性"异化"的起始追溯到人类集体意识蒙昧的早期。"他者"与"意识"如同分币的正反两面,而在最初的耕种者的意识里,自然与母体,因两者无限神秘的生育能力,和而为一。女性相对于人类社会的外在位置,即使在后来产生了以人为形象的上帝之后,也没有改变:

" 在游牧人群中,生育几乎是一些意外事件,土地的富饶还不为人知晓。最初的耕种者惊叹犁耙翻开的土地与母性身体多产的奥妙;他知道自己与牲畜、庄稼一样曾被生育,希望自己的部落生养更多的人,让部落绵延不断,同时保持土地的肥沃。最初的耕种者还在技术与神秘之间迟疑着。他或多或少地知道交配的功用以及他开发土地时所采用的技术的威力,但他仍然感到子嗣与作物同是神的礼物,女性身体似乎包藏着神秘的生命源泉。他无法在想到自己的同时不想到'他者';他用双重的眼光看世界。一开始这种双重性不见得以性别为区分,但随着初始农业社会女性角色的扩大,女性一度代表了'他者'的全部。在苏萨发现的最古老的人形是大女神:伟大的母亲身着长袍,头发高高地盘起,在可里特岛挖掘出的许多塑像中,她被冠以高塔;有时她浑圆壮硕,弯着腰,有时修长挺直,手臂压在鼓胀的胸部下方。她是天堂的女王,鸽子是她的象征物,有时她又是地狱的主宰,蛇从那里爬出;她在高山、海洋、江河中显现,四处点化生命;如果她杀生,她也能起死回生。易变,奢侈,残酷,她统领爱琴海域,亚细亚,叙力亚和安纳托利亚等西亚地域的史前文明。

后来的父权社会保留了一些传说、碑石、塑像,这些残片导致人们相信女性至上的母权社会曾经存在过,其实那不过是由BOCHOFEN提出的一个假说,后来被恩格斯采纳。女性的黄金时代事实上只是一个神话。从女性被指认为'他者'之时起,性别上的相互性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大地、母亲、女神--在'人'眼里,她从来就不是'人'的同类。她的威力在'人'的领域之外被确立,因而她也就在人境之外。所谓社会从来只由男性组成。'公共或社会的权威从来属于男性',
Levi-Strauss 在他的原始社会之研究的末尾这样宣称。"

波伏娃的文化批判示范

运用"他者"之刀,波伏娃将女性意识从"人"的阳伞下剔除出来。在《第二性》的第三章「神话」中,她率先使用了这种"外部"的眼光,孜孜不倦地将以往的文化产物,从夏娃、圣母,永恒女性,到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一一加以分析,审慎地给它们贴上"男性制造"的标签:

" 男人在女人-他者身上寻求自然与同道。我们都知道自然在人心中唤起的情感是何等含混。他向她索求,她压倒他;他来自她,她是他的存在之源,也是他的意志将要征服的领地;她是一团初糙的物质囚禁着灵魂,她是威慑无比的现实;她是偶然也是理念;是有限也是全部;她是精神的反面,也是精神本身,一时是盟友,一时是敌人,她是馄饨的黑暗,生命从中溢出;她是生命本身也是生命超度后的去所。乔叟笔下的求死的老者诗云:

我以手杖日夜敲击
大地,我母亲的门,
哭喊着:母亲呵,放我进去。"

"从东方到西方,女性的身体被变形为鲜花、果实、鸟儿。圣经的「歌中之歌」唱道:

你有着鸽子的眼睛,
你的头发如一群山羊,
牙齿又似排列齐整的绵羊,
你的双乳如雏鹿,
舌下含有蜂蜜与奶。"

"在基督教中,自相矛盾地,男人与女人,通过对肉体的弃绝,在某一平面达到了平等。甚至,女性被想象为主导的他者,她向下的影响被逆转。歌德的「伏士德」,这样结束:

"永恒的女性
引领我们飞升。"

波伏娃开劈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先河,她分析了MONTHERLANT,CLAUDEL,BRETON,劳伦斯,司汤达等五位作者笔下的女性形象。波伏娃给司汤达以高度的评价,称赞他是少有的能够想象有血有肉的完全女性的作家,而现代自然教牧师劳伦斯,似乎不能忍受女性的智性,他给所谓病态女性的开的药方是阳具拜膜:

"查泰莱夫人终于找到了宁静,因为她找到了真谛:她愿意放弃那曾使她疲惫不堪的、坚硬、璀璨的女性能量,将自己沉入生命的浴盆,沉入五脏六腑深深的内部--那里吟唱着一首无声的欢爱之歌。"

劳伦斯的小说 被波伏娃大致定性为"女性指南"。

拥挤的天空

在《翼论坛》上,诗人张祁曾经提过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为什么男性诗人常常以女性为灵感,为什么男诗人的"缪斯"常常是女性,而相反的情况却不成立。这个问题可以从女性在文化建筑中"他者"功用上找到部分答案。

女性在文化中的缄默使得她们获得风景的性质,她们成为想象慷慨的容器,而容器的美德在于空。相反,女性所面对的是言说之满,这个世界充满了关于她的想象、愿望与暗示。这个情形,套用北岛的一行诗(改动一个字〕来描述正合适:

"看吧,那镀金的天空中
飘满了"他者"弯曲的倒影。"

当年北岛的"我不相信"所反叛的具体时代内容已经变得暧昧不清,他一定想不到
他的诗会被一个女性主义者借来描述文化后来者的无奈。



战争结束才两年,巴黎解放时载歌载舞的喜悦心情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对法国而言,根本不存在萨特与波伏娃等待已久的"新起点",而是"一切照旧"。欧洲几乎马上就进入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分立对峙,萨特尴尬地站在法国共产党与以戴高乐为首的反共势力之间。这期间他投入大量精力阅读政治与经济,试图确立一种以存在主义为基础的政治立场,一种介入社会现实的方式:他希望找到一种既非苏联共产主义集权,又非美国资本主义的,某种社会主义的中间道路。波伏娃虽然自称对政治缺乏兴趣,她的自传还是用了大量篇幅记述了萨特与朋友们的文学、政治活动。《第二性》写作的细节,散落在人物众多,画面繁杂的历史资料之中。

1946年波伏娃与萨特有过一番对话:

"我想要写一写自己。第一个问题是:做一个女人对于我意味着什么?我以为我很快能把这个问题打发掉。我从来没感到低人一等;对自己的女性性别也不感到烦腻。我跟萨特说:"对我而言,你几乎可以说,这个无足轻重。"萨特说,"即便如此,你教养还是与假如你是一个男孩所能得到的很不同,你应该再往深处看看。"我看了,结果是一种醒悟:世界原来是一个男性世界,我的童年被男性编造的神话所滋养。"〖1〗

除开上面的谈话,自传中再没有两人有关这个命题的值得一提的讨论,可以说这本书是波伏娃在萨特轨道之外悄悄完成的一件课外作业。

" 我化了两年写这本书。我已经了解一些社会学和心理学。幸亏我的大学教育,我已经形成了一套有效工作的方法。我知道如何打点书籍,迅速地剥取其中有用的东西,如何拒绝另一些学舌之作或纯粹臆想。我列出在这个题目下所有的英文与法文的著作。这是一个已经引起大量的文献的题目,但是,如通常情况,只有少数研究是重要的。"〖1〗

她的书即将解散神话,令世界哗然,作者却并没有就这些"发现"向朋友们喋喋不休地宣扬,甚至不愿花费笔墨讨论思路的变迁。她与这本使她跻身于思想家行列的书始终保持一定的距离,这种冷淡令人费解。她后来提到写这本书与写小说很不同,没有那种创作时的痛苦挣扎,而是在思路明了之后,按部就班一气完成,关键在于找到时间来完成将文字诉诸纸张的体力劳动。她感到自己好象只是一个"执笔",因为那些研究,那些想法都已经存在,只等待有人将零散的工作组织起来。

这期间,波伏娃开始伴随萨特频繁地出访。她对观光有着超前的兴趣,常常徒步或骑自行车考察风情景物。1946年,他们到了意大利:

"萨特给了两个讲座;由于每一个法国作家都代表了我们民族的威仪,我们被呵护得很周到。平生第一次,我穿了件晚礼服,并不华丽,只是又黑又长,是从法国文化理事的妻子那儿借来的。"

她热衷于戏谑别人的言话,她笔下的牺牲品常常是熟人、朋友,如加谬,这一次是意大利的文人:

"Silone 的趣味相对不那么昂贵。站在Janiculum的屋顶上,任罗马在眼前展开,他思忖道:"你们怎么能指望我们把一切当真呢?那么多个世纪叠加在一起,每一个都与其他的相矛盾!罗马已经死了那么多次,又复活了那么多次!一个意大利人不可能相信绝对真理。"〖1〗

47-48年间波伏娃三次赴美国,第一次是去讲学,第二、三次是专程探望美国作家Nelson Algren。她的美国之行与热恋事件对这本书的形成有很大的作用:最初自我剖析的设想,一度转化为报导性的专题考察,最后才成为一本具有学术意义的专著。以剧作家和小说家的身份去讲学,她第一次离开以萨特为中心的小资产阶级文人圈子(圈子中的女朋友们多是情妇或没有孩子的少妇〕,一头扎进的美国文学界、学术界的饭局。可以想象,这位和男人们坐在一起侃侃而谈的 "萨特的女人"招来怎样的半带嘲笑的注视。在全新的环境中,美国女性给波伏娃留下一个非常退化的集体形象:在波伏娃眼里,美国女人似乎负有调养男人的责任:她们或者一手安排夫妇的娱乐消遣,或者完全担当起孩子们的教养,掌管着家庭运行的一切细节。"我亲眼看见美国女性是如何难堪甚至完全被忽视,当她们试图对谈话有所贡献时。"〖2〗

美国学术界的男性主导的局面至今也没有太大变化。我记得九十年代初在我的美国导师家的饭桌旁,我的师母谦逊腼腆,很少发起话题,后来我吃惊地发现,她居然是同一所大学心理系的教授。其实,在历史上,美国女性最早为争取平等的政治权力展开了运动、并最早取得了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五十年代是美国妇女运动的一个低谷,与出生率的高峰相重合。似乎在摧毁生命的战争之后,女人拥着失而复得的男人,忙着在郊区造人。另一方面,美国发达的资本主义运作方式渗透到各行各业,学术界也不例外,男人们需要卖身给"工作竞争",而女性则需要完全担当起维持家庭生活,织补社会道德神经的责任。战后,里奇与普拉斯,两位在学生时代就锋芒毕露的女诗人,都先后非常传统地结了婚,且各生了两三个孩子,过着蜗居生活。很难想象在她们之前,曾经有过好几代象摩尔,比肖普这样的独身女作家。有趣的是,文革之后的中国女性,也呈现同样的女权意识淡漠的倾向。至少我个人,对生育出奇地感兴趣,似乎在摧枯拉朽的"革命"之后,再没有比制造能够呼吸的小人儿更另人心醉神迷的事。当波伏娃以异乡人的眼光打量美国社会,女性做为一个"类"的问题就格外凸现出来。这个国度的女性力量要在《第二性》出版十数年后再度爆发。

波伏娃采访了形形色色的美国女性,打听她们的家庭生活,人生目标,七情六欲。她看起来和蔼,富于同情,鼓励她们吐露心声;她把成见深藏,也绝口不提自己的心事。事实上,就在飞美国之前,她苦心营造的生活堡垒几近坍塌:萨特第N次地动了与某女子结婚的心,她不得不又一次硬着头皮问他:"我与XX哪个更重要?"在她审视女性的生存状况时,她是否也将自己与萨特关系也放置其中?他们两人伟大的默契中有着不平衡的部分:她从来没有想让萨特问她同样的问题,从来没有想到要离开他。《第二性》的写作起始于自我分析的冲动,但三十九岁的波伏娃懂得她已经不能浪费时间写一本只与自身相关的书,萨特的工作是她的尺度。她把对女性的调查以文化比较的方式放在《美国手记》中发表,让更深的命题留在脑后继续提炼。

富于讽刺意味的是,"规范化的"、男性中心的美国,适时为她提供了一位重要的情人。1947年4月第一次从美国回来,朋友们惊讶地发现她带着一只银戒指,这只戒指她到死也没有摘下来。她与Nelson Algren 相互戏称"青蛙妻子"与"鳄鱼丈夫",但这不仅仅是玩话,他是她心中最有丈夫感觉的人。多年后,波伏娃写自传时,他们的缘分已尽,她对这段恋爱的回忆零星穿插在对萨特繁忙日程的追述之间,然而波伏娃对自己强烈的情感仍然直言不讳:

"人们向我议论他;他们说他不稳定,心绪阴沉,甚至神经质;我喜欢做唯一理解他的人。如果说他有时粗暴、直接,如人们所说,也是出于防卫。他具有那种人间最稀有的、我应该称作"好"的品质,如果这个词还没有遭到如此践踏。让我说,他真正关心人。"〖1〗

回到法国,波伏娃发现萨特的美国情人还呆在巴黎没走,她与萨特只好躲在郊区的小旅馆里。想念Nelson,她的情绪低落得常常在公共场合哭泣。下面这一段逼真地复合了那种被称为痛苦的东西:

" 我渡过了难受的两个月。重返芝加哥并非不可能,钱也不再是关键问题,然而放弃难道不更好?我焦燥地把自己问得发狂。为了镇静自己,我不得不吃药。很可能,这些哭泣是我向衰老及随后而来的终结投降之前最后的反抗:我仍然想要把阴暗从光明中分离出来。突然间,我在变成石头,而铁在踞开它:那真是地狱。" 〖1〗

同年九月她再度飞往芝加哥,拮据、仓促之中乘了一架老掉牙的飞机,中途发动机居然坏掉一个,一路上几经风险。她不远万里,辗转探望的究竟是谁? Nelson Algren 成长于芝加哥蓝领工人区,以写贫民窟为己任,据说是"男子气"的化身。"他简单地认为西蒙"棒极了",而且不象萨特,他毫不迟疑地让她知道,用轻轻的拥抱,厨房中的旋转,或自然而然地抓住她,把她带到卧室去。"〖2〗他坚持带她去见他的小偷、毒品贩子、妓女朋友,那些朝着毁灭加速的人,给她看美国不是表面上人人都奔向汽车洋房的那个国家。他跟她谈美国的种族问题,美国黑人的"他者"处境为她考察女性问题提供了的丰富借鉴。他推荐给她政治经济学家 Gunner Myrdal 的《美国的两难境地:黑人问题与现代民主》,她非常喜欢,这本书对她的写作具有深远影响,她的构想开始朝社会学方面打开。47年底回到法国后,她写信向 Algren要另一个 Myrdal的著作:

"能否给我寄一本Alva Myrdal 的 《国家与家庭》?" "我开始重新考虑一本已经开了头的关于女性的书。我希望这本书对女性象Myrdal 的书对黑人那么重要。"〖2〗

这一年间,萨特等因发表反戴高乐的广播演讲而结下了大量的敌人。他与波伏娃常常是漫画材料,穿高领衫、巴蕾舞鞋的男女青年成为存在主义的可笑符号。敌人的数目似乎与名声成正比,萨特的剧作《胜利者》,《红手套》相继上演。她在给Nelson Algren的信里,向情人描述了她在巴黎井然有秩的生活:八点到九点之间起床,走到 Deux Magots,喝咖啡,读报纸,在那里独自工作到1点。与母亲,俄国女友,或犹太女友一起吃午饭。之后她到Morel夫人的公寓里与萨特会合,下午的时间用来与萨特独处。晚上,根据萨特的需要,他们去参加政治或社会活动,或者回到她的房间,开着收音机,做各自的事。〖2〗我们发现,她奇特的生活方式的最大优点是别的成年女人最缺乏的--充裕的独处时间。她向情人解释说,她选择住在旅馆里,因为她从很小的年纪起,就知道自己绝不要母亲那种"家庭主妇"的生活--她不要做家务,"既不为别人做,也不为自己做"。她青年时代结交的一小批朋友,构成了她的大家庭,这些人多少给她提供了家庭式的支持以及情感支出的渠道。

这一年频繁的活动,及朋友们的种种需求,使得她无法集中精力做她最想做的两件事:一是写《第二性》,二是策划她与 Nelson的密西西比-南美之行。计划中四个月的假期给了两位情人很多盼头。Nelson不明白,为什么波伏娃和萨特,在身体上的热情完全消失之后,仍然认为彼此是首要的。他开始发问"为什么不能永远在瓦巴尼亚街留下来,当我的妻子,给我煮肉块,就着厨房的水龙头洗袜子?"波伏娃只能在信中保证无限美好的夏天。她很清楚她的生活已经完全定位于萨特与写作,但这并不意味着,她能够轻易割舍Nelson Algren。由于父亲的破产,她失去了所属阶级婚姻视为必需的嫁妆,从小就被告知"西蒙必须靠职业吃饭",但是,她有过与其他傻姑娘一样的青春期幻想。 Nelson的热情给了她莫大的心理满足。她在信中温情脉脉,以胆小听话的"青蛙妻子"自居,而且余生一直象征性地带着他赠送的戒指。波伏娃的传记作者认为,《第二性》以普遍的口吻,探论了波伏娃自己的面临问题--

并不存在所谓固定的、神秘地自动展开的女性命运,每一个生命都可以通过选择而改变自身的生存境况。

随着《第二性》的写作蓝图的日益清晰,她越来越离不开她所熟悉的图书馆和她的资料,萨特也时刻需要她充当私人评判与编辑。她突然宣布四个月的假期必须缩短为三星期,这使得她的情人在共度的最后几天里脸色阴沉。

1948 年5月,《第二性》头几章开始在萨特主办的《现代》杂志上连载,她得到了急需的初始反应。Levi-Strauss批评她关于原始社会那一部分不够准确。波伏娃化了好几天时间在他的实验室里读他的《原始家庭的结构》的手稿。在他的工作的基础上,她进一步将女性"他者"地位的起源推至最初的母系社会,与人的自然膜拜联系在一起。Levi-Strauss后来从人类学角度参与了结构主义的建筑。"他者"概念的运用以及对神话的分析使得《第二性》与后起的哲学思潮相接轨,也为新一代女性主义思想家的工作埋下了伏笔。

真正高强度的写作在7月份她从美国回来后才开始。为了完成庞大的写作的计划,她不时靠药物维持夜以继日的突击。酒和药影响了行文质量,读者发现她常常把差不多的话翻来覆去地周转。9月份她随萨特去阿尔及利亚,帮助他写《脏手》的电影脚本。要知道,这时候,波伏娃早已失去了教书的工作,靠萨特的资助及《现代》的稿酬度日,她把对萨特的帮助视为接受萨特支票的理由。写作的时间被占据,她心急如焚,因为这时候她刚刚涉足她始终不信任却认为不可回避的心理学。在对弗氏心理学的批判性陈述中,她再次揭示:生物、生理的因素不足以构成所谓"女性 ",社会秩序通过家庭结构间接地参与了对"女性"的心理轨道的复制。她的看法为后来的女性心理学开了一个头。

回到巴黎,她决定再开一个旁枝,读些"关于妇女的可笑书籍"。她与Algren的这一期间的书信充满了关于劳伦斯、思汤达的讨论。在文学著作中游走构成"五位作者笔下的女性"这一章。

" 有一天我照镜子,发现自己的样子很可怕:眼睛熬得血红,脸上长满了久违的粉刺,身体发胖,因酒精和不良食物而添了一个大肚子。这本书快把我整死了。" 1949年1月9日,她四十一岁生日,"阴天,伤感",她给自己一个"生日礼物"--把《第二性》的第一卷亲自送到了出版社。



十九世纪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引发了席卷全球、覆盖大半个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如今,这场运动接近尾声,失败几乎是它的定论。做为在革命浪潮中渡过了童年的人,我在青年时代坚决地回避任何谋求集体利益的学说。然而,近年来,现实生活使得我对自己的性别局限发生了兴趣,因此接触了一些女性主义理论。自然而然,我对女性主义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关联心存疑虑。两者都要求深刻的社会变革,而女性主义质疑"女性本质",它对生物秩序、人类"本性",乃至文化道德潜在的颠覆性,从表面上看比共产主义有过之而无不及。

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将天下大公的社会理想地打入了痴人梦话的冷宫,也给任何社会进化的物质决定论投上了怀疑的阴影。《资本论》将阶级压迫的根源追溯到有产阶级对剩余价值的占有,并将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原因归结为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中,生产过剩、通货膨胀之不可避免。在马克思看来,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痼疾的社会模式必定是公有制与计划经济。大半世纪的血腥历史,社会主义国家的普遍贫困通俗地证实了人的私欲之不可动摇;另一种看法是,这种理想社会或许有合理成分,将来,在人类共同面临某种共同的、严峻的制约时,它或许有卷土重来的可能性,它失败的原因在于,激烈的社会变革所豢养的国家机器走到了人的反面。

女性主义所要求的性别平等,在自然界,只在较低等的动物的鱼类、鸟类中近似存在。在哺乳动物中,漫长的孕育期与哺乳期使得雌性单独承担后代的养育,只有少数动物,如狮群,雄雌共同抚养后代。追溯女性问题的渊源,波伏娃在《第二性》中首先考查了生物意义上的性。她总结出,沿生物进化的阶梯,生命形式越是高级,越是要求雌性充当物种的牺牲品。而物种对雌性的禁锢在人类登峰造极:男女之间严格的社会分工,使得女性完全服务于人类的延续,而人类超越生物性存在的文明历史,似乎全部出自男性手笔。如果接受生物秩序为人类社会的基础,那么女性毫无前景可言。因此,女性主义之立论,有赖于人对生物性的超越;必须将女性解放视为人类文明进程的产物,这一目标从一开始就带有反自然的倾向。最早的女性主义思想出自理性主义的鼎盛时代,呼吁人的普遍尊严,人内心的平等"理念",带有着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

共产主义的鼻祖恩格斯意外地充当了女性主义理论家--他给男女平等的理念提供了某种历史唯物论的支点。在阐述私有制、家庭与国家起源的时,他指出,男女体力上的差异是狩猎时代男女分工的起因,而现代社会机器的介入将使得劳动者体力差异越来越不重要。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形态。由此看来,人类社会有趋向性别平等的物质机制,除非历史唯物论的描述,又在哪里遗漏了"人性"。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收纳了恩格斯的唯物史观,同时颇具远见地提出了批评意见--她认为很难把妇女的生育划入劳动范畴并予以估价,而且国家不可能规范男女之间的欲望。

西方妇女平权运动在理性主义的麾下拉开序幕,而共产主义运动内部
的女性解放又给了恩格斯的唯物女性主义以生动的演绎。当时,中国小规模地推行了一种不妨称之为国家女性主义的政策:恩格斯所遗漏的生养问题由国家出面调节。仰仗国家辅助,社会主义国家的男女工人在生产力的意义上大致达到平等;对女性劳动力的释放,是通过儿童的社会化来实现的。比如,在五、六、七十年代,国有的厂矿企业配备有幼儿园,许多研究所、大学甚至有一周六天,一天24小时的全托制式的幼儿园,另外,普遍的清贫大大简化了家庭生活,因此,女知识分子、女技术人员得以避免繁重的家务。(这样妇女政策的贯彻是局部的,相对的,极其有限的,受益者主要集中在城市,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被排除在国家优惠之外。)这样的体制,与西方女性主义中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分支有重合之处,后者也将儿童的社会化视为实现男女平等的必要社会手段。在历史上,古斯巴达军事城邦国的育儿制度可以说是国家女性主义的先例。

如几位中国的女性主义学者一再指出,中国男女平等的立法并不是通过女性的集体抗争、国民达成共识而取得的,它从属并服务于从"明治维新"以来的民族危机意识以及后来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随着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悄然退场,"男女平等",作为一个旧时代政治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成为一句过时的口号,而由于经济体制的转换,国家对女性的经济、法律保障逐渐沦为一纸空文。一个高压社会的逐渐松懈,也使得一贯被遮蔽的农民现实象脓疮一样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妓女装点着中国的门面,被遗弃的中国女婴正被全世界领养。社会主义妇女政策的硕果仅存的遗产是相当数量的职业女性;在经济转型期间,这一部分女性所受的冲击并不大,廉价农村保姆、独生子女的国策同时缓冲了她们的生活负担,使得"平等"的假定得以在精英阶层被舒适地沿用。中国女权的坠落是一种底层坍塌现象,被弃女婴与"白领丽人"似乎相隔万丈深渊。这里,又存在一个的迫切问题:个体与群体究竟怎样发生关联--一种既不矫情又不武断的关联?

女权伴随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的衰退,揭示了女性主义一个难言的隐患:它无法自立为一门完整的人生哲学,总要依附于更大的意识形态框架。国家女性主义在生产力的意义上实现了平等,然而,生产力究竟服务于什么目的?"男女平等"的理想可能被有着天壤之别的意识形态所包纳,被截然不同的社会机制所实现。正因如此,我们看到一个可悲的局面,不同意识形态阵营里的女性主义者相互不能沟通;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还没有进入全人类经验的视野,而西方女性主义的理论与政治斗争传统,一直被很多中国女性知识分子漠视。

在思想解放运动展开意识形态质疑时,中国女性也开始疏远权力,然而,她们文化消费并没有坠入意识形态的真空,而是悄悄落入了传统文化的窠臼。流行一时的寻根文学呼唤刚阳之气,其自然主义倾向与女性主义赖以存在的文明趋向背道相驰。在一片"人性回归"的呼声中,女人们迫不及待地拾回本色。(有趣的是,"即便在俄国,女人也还是女人"刚好是西蒙-德-波伏娃解构"女性本质"的开场引言。)当时取代马克思而占据中国读者的还有弗洛伊德。这位心理家企图以"性冲动"作为解析人性的一个隐秘的线索,他大概没有料到,自己的学说会与马克思主义一起分别成为二十世纪的大众文化与极权意识形态所绑架。八十年代的进口货色中不乏接受了弗氏学说、以制造性爱伊甸园为己任的若干西方男性作家。那时候阅读《第二性》译本的中国女性仅仅是幸运的少数。笔者一代人的性爱启蒙作者很有可能是H. D.劳伦斯。记得我当时只懵懂地感到这位大师对女性智力的敌意。其实,早在写《第二性》时波伏娃就指出,弗氏的性分析完全出自男性角度,而六十年代凯特-米雷特的《性别政治》又对劳伦斯与米勒小说中的反女性倾向进行了彻底的清算。我在青年时代与西方女性主义文化批判失之交臂,实在是不小的个人损失。有趣的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小小的摺撷,刚好覆盖了一个马列少年匆忙地将自己打造成贤妻良母的私人戏剧。

无论是共产主义运动,还是女性主义运动的失落,都容易被匆忙地宣告为"人性"的胜利,《第二性》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将所谓"人性"置于解析的显微镜下。男女生理的差异不足以解释女性整体数千年的附庸状况,因为个体的生物素质存在天然的涨落。波伏娃将所谓的"女性本质"归为父权社会的文化构建,继波伏娃而起的社会学、女性心理学则更进一步展示,男女两极分化是人类文明积淀而成的某种具有稳定性、能够自我复制的社会规范。"性别的文化构建说"具有深刻的革命性,它触动东、西方文明从语言乃至伦理道德的致密神经纤维,阐明了女性革命之艰巨--它不可能在一、两代人之间完成,不可能仅仅是"理念"层次上的革命,它需要长久的文化演变、文明积淀,也要求深刻而细微的社会重组。女性解放运动必定是一进三退,道路漫长。

波伏娃首先是一个作家,以研究微观的人为使命,她对宏观社会革命学说有着天然的疑惧。面对文化的恢恢天网,《第二性》给读者指出的是一条个人突围之路。从存在主义哲学出发,她认为,女性可以通过对价值的选择而改变自己的生存境况。具体而言,一个选择不结婚或不生育的女性,完全可以是新的一类人。对比宣扬社会变革的理论,波伏娃的建议有着令人眩晕的轻盈,好象最不具政治性,只关乎一个头脑清醒的女性的几个私人决定,既不需要为琐碎的家务与配偶日日争吵,也不需要成群结队到总统府前呼叫。它的战斗性是隐蔽的:它是一门以自我消减的方式进行扩张的艺术,类似于罢工、绝食斗争。应该庆幸波伏娃的书并没有能取代青春期爱情读物,否则,人类不仅仅是聪明到能自杀的动物,也是能自我灭绝的物种。

一本书不致于沦为喧嚣的、压迫性的意识形态,如果它足够全面、复杂,包涵了自我批判的钥匙。波伏娃的书不会导致人类的灭绝,因为,在延续与超越之间,人类难以抉择。在读波伏娃的书时,我敬慕她的许多建树,唯独不能分享她对"超越"的热情。首先,做为一个现代科学训练出来的狭隘技术人,我心中不存在平直地、无限延伸的永恒;在我看来,生命是宇宙中一个脆弱的偶然,至少据现有的知识,人类,乃至地球与太阳系都不具备永恒存在的可能性。人类能否延续到懂得如何超越大限?对这个问题,我们没有答案,只有希冀,因此,我认为延续与超越彼此互为前提。再者,存在主义所称的"有诚意"的"选择",并不意味着为所欲为,一意孤行,它要求个体对此身此地此时的进行严厉审度、由己及人地进行抉择,须不带有侥幸心理,这样的"选择"本身就是一种理想境界,因此不具有简单复制的可能性。在《第二性》出版后的五十年间,我们看到,女性主义依不同的价值取向分出众多流派。可以说,每一个女性,都有她私人的女性主义。女性主义做为一种骚动与反抗,其实践者难免不是一些逆流而上的、孤独、甚至不幸的个体,但如果它希冀一种能够延续、能够代代复制的社会秩序,就不可能只依靠女性对男性生存方式最大限度的模仿,而须寻求两性对延续与超越这两种使命的共同承当。

发生在中国的社会试验,代价沉重,不可重复,对此,女性的言说还远远不够,理性分析更是乏馈。生长于社会主义年代的人都记得母亲们早出晚归的疲倦身影,我们的母亲们被制度赐与的时间究竟用来成就了一些什么?有人指出,这段时间恰恰也是中国女性文学罕见的断流期。在特殊意识形态指导下成熟的那一批女性,她们的极限行为、心理图象,她们比以往时代更为深重的沉寂构成一系列的有待追究的命题。对亲情的淡化,从当今流行的价值系统看,是何等不人道!然而简单的价值批判遮蔽了急需的学术考察。长征途中许多女红军将新生儿送给农民,而社会主义年代,把幼儿交给千里之外的亲戚代养也曾经是极其普遍的做法,这些母亲的行为颠覆了传统"母性"观念。似乎在一种集体利他的意识形态下,女性在背弃传统角色的纠葛时动作要更轻松一些。社会主义时代的女性或许意外地为所谓"女性本质"提供了一些微妙的范例?

晚年的波伏娃在跟传记作者讨论《第二性》时,最看重的并不是在自己在文化批判上的贡献。她说"…如果重写这部书,我希望更唯物些…。"这时候,波伏娃考虑的已经不是自我的超越,而是女性的整体命运。"…似乎只有生产力的进步能够深刻地改变文明的面貌…"。老人似乎企图绕过世纪的墙角,看一看新世纪会有什么奇迹给女性带来大面积的便利,她悲哀地说"…我看不到根本性地解决问题的希望…"。八十年代中期,西方女性主义第二浪潮已呈衰势。在美国,一个九十年代的女大学毕业生很可能不知" 女性主义"为何物,她却能心安理得地同时筹划一生一世的婚姻与职业。一九九二年,美国妇女的产假立案终于进入法律,几代人的努力才从资本主义制度的虎口拔下这颗细齿。然而,法律也并非一劳永逸,如今,美国公众宗教意识的复兴,使得坠胎权面临严重挑战。

如果说写《第二性》时波伏娃只是一个存在主义者,七十岁的波伏娃则是一个自觉的女性主义者。而我,青年时代绝对的个人主义者,在生儿育女的过程中而领悟了几千年来女性所承受的身体的、空间、时间上的禁锢;通过女儿的眼睛眺望未来,我为她的负担预先感到窒息,因而更焦灼地想要创作、摸索。女性主义居然是我认可自身社会性的奇异路径。
小曾
作者小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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